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寿良说：
改革必须端正政风严肃政纪
在改革中端正政风，是我们政府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政风不好，改革和建设是不可能搞好的。目前，政风不正的主要表现：一、存在不少腐败作风。少数国家工作人员以及领导干部搞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行贿受贿，还有丧失国格人格的，而且手段五花八门。二、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很多事情，由于采取官僚主义态度，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出现工作上的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如铁路连续出现重大车祸事故，就是纪律松弛、管理不严所造成的。撤换责任者是应该的，但单靠撤职是不解决问题的。不下大决心从政纪政风上来一个大的转变，是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的。三、严重缺乏为基层服务的思想。不少政府部门要群众尽义务，提供服务，动不动就向工厂、农民进行摊派。还有的是行政命令多，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的少。四、严重缺乏艰苦深入、扎扎实实地干工作的作风。各级政府领导干部中，确实存在这类现象：喊口号的多，深入实际、干实事的少；停留在报告上、规划上的多，切实落实的少；往上跑的多，走下去的少。五、不少基层组织涣散。改革在上面是轰轰烈烈，到下面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基层干部的改革观念还没有树立起来，加上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实际问题，得不到上面的支持解决。所以，他们缺乏工作积极性，该管的不去管，该做的不去做。这些问题，如果长此下去，不仅严重影响人民政府同人民的关系，而且还会影响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基础的巩固。端正政风，首先要建立健全制度，从体制上加以改革。其次，要从国务院各部门做起，从各级人民政府做起。再就是对那些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毫不留情地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再旺说：
任用干部要考核法制观念
在法制建设方面，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问题。建议从中央到地方考核、任用干部时，把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政绩作为重要标准。同时要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完善法律监督制度。建议尽快制定《行政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其次要加强执法、司法队伍的建设。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说：
在战略发展中找出自己的位置
这就是以各自不同的省情、市情为依据，进行建设与改革。近一个时期，我们江西有11个地、市主动决策，分区突破，各显其能。根据中央的精神，省委和省政府在赣南搞了经济改革实验区，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江西相对于兄弟省，基础较差，但也有农业资源、矿产资源丰富等优势，扬长避短，才能形成一个全省范围内的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各具特色的经济网络，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接受发展战略中所遇到的种种挑战。为此，我们强调发展乡镇企业，发展替代产业，跟紧和挤占沿海地区空出的领域和让出的市场。
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局长冯兴义说：
按价值规律加快森林工业改革
黑龙江省是全国重点国有林区、最大的木材生产基地。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森林资源危机，企业经济危困，两者相互影响，恶性循环。现在国家决定在三年之内把过伐的产量减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随着产量大幅度下调，企业经济收益大幅度下降，将造成全行业严重亏损。因此，要求国家按照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原则，加快森林工业改革步伐，在调减产量的同时，相应调整经济政策。建议：一，按总产量给企业留成10％的木材，加工增值，扩大收入。二，统配木材仍由国家按计划上调，价格实行双轨制。每年放开20％执行市场价格，逐年增加，以弥补减产造成的亏损；或按每年调减的产量，实行等量放开，即调减多少，放开多少。三，胶合板等加工产品不作为指令性计划，全部放开。四，森林培育周期长，投入多，产出慢。因此，森林工业所得利润，除弥补亏损外，全部用来以林养林，彻底改变重取轻予、重采轻造、竭泽而渔的政策，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湖北省宜昌市市长罗清泉说：
应重视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
长江流域有3亿人口，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40％左右，水运方便，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农业基础好。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大江大河流域的经济很有发展前途。国家应在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重视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一是加强对长江流域经济的规划，有计划地安排一些大中项目的建设；二是允许沿江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开放口岸，开关开港，船只出港；三是有计划地整治长江。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章瑞英说：
尽快制订《企业安全生产法》
1984年以来，全国每年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有三四百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恶性事故有四五十起，并且接连发生了特大火灾、爆炸、空难和客车颠覆、相撞等历史上罕见的恶性事故。如果把生产、火灾、交通等各类事故加在一起，去年全国事故死亡达8万多人，经济损失约50亿元。在深化改革中，安全生产是个突出问题。现在，“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落实不好。一些领导对安全法制观念淡薄，很多企业的承包方案中没有安全措施。结果安全管理削弱，纪律松弛，甚至出现不顾安全条件片面追求产量、拚设备的短期行为。重大事故中98％是责任事故，但很多事故不能依法查处，普遍存在“领导犯罪层层保”的现象，一些严重玩忽职守、渎职犯罪者不能依法惩戒。为了在安全生产上有法可依、加强法制，依法查处重大事故责任者，建议七届人大尽快制订《企业安全生产法》。
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于彦夫说：
电影要适应改革大潮的需要
我谈三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电影如何适应改革大潮的需要？我觉得广播电影电视部缺少这方面的规划，大家对改革时期的电影事业怎么发展不那么明确。《红高粱》、《老井》是不错的影片，在艺术上很有特色，在国际上获了奖，这是件大好事。外国人往往出于猎奇心理看中国，我们应该冷静地做些具体分析。中国的电影按哪个方向走，哪些影片打入国际市场，哪些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电影指导机关应该有个明确的看法。我们应立足于10亿人民，搞出雅俗共赏的影片，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也能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这个问题好说，落实相当难。现在电影厂同企业一样纳税，而且税率也一样。电影厂厂长要解决几千人的吃饭问题，为了挣钱，就不得不去迎合票房的需要。
第三是电影厂归属问题。我感到电影归广播电影电视部利少弊多，事实上是上合下不合。广播电视主要是宣传，而电影不是简单的宣传，如果说有利于二者的互相交流，而事实上又没有这样做。我的看法，电影还是归文化部或者成立电影委员会。
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员马兰说：
应下放文艺对外交流管理权
中央提出文艺团体实行双轨制，很必要，希望尽快提出改革的具体方案。
文艺团体的经费十分困难，国家的钱仅够人头费，演员的奖金等都要靠演出收入来负担，实际上承受不了。有些文艺单位的条件还维持在70年代水平。
文化艺术对外交流，应该像经济贸易交流那样，分权分档次。我国的戏剧剧种很多，由中央统包对外不行。京剧能推向国外，黄梅戏为什么不行呢？文艺对外交流的管理权限应下放，给省里一些权力，采取两条腿走路。
山西省文联主席马烽说：
作家要投身到改革开放中去
李鹏代总理在谈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讲了这样一段话：“作家艺术家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反映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潮流，鼓舞人民志气和民族奋进精神，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我非常拥护这一主张。
打倒“四人帮”之后，迎来了文艺的春天，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称道，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近些年来，在文艺界也刮起了一小股歪风。首先就是不再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了。甚至有的人提倡要与生活保持距离，要远离当前的政治。他们口头上也拥护改革开放，也赞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就是不真正投身到改革开放的火热斗争中去，而是坐在家里去写那些与广大群众无关痛痒的题材，在所谓技巧上玩花样，更有甚者是专门挑捡人民群众中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一些现象加以渲染，以取悦外国人。如果谁要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就送你一顶“老左”的帽子。这种现象虽然在文艺界并不占统治地位，但这种错误的主张是极其有害的。如果任其泛滥，不仅不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而且极有可能将会断送掉一批有才华的作家。
我认为李鹏代总理在报告中所讲的这一段话，不仅切中时弊，而且是对全体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正当要求，也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今后应努力实现的光荣任务！
四川省重庆市作协副主席梁上泉说：
文艺出版首先要坚持社会效益
《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出版事业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我很赞同。就以文艺出版来说，过去确实出了不少好书，给读者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精神食粮。可是现在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完成上面下达的经济指标，确定选题就要以赚钱为原则；加之经济任务是落实到编辑头上的，在这种压力下，一些有价值的文艺理论著作和诗歌、散文、小说等纯文学作品，就很难出书。要出书，就得由作者自己拿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或者由作者自己购销到保本印数万册以上，谁有这个财力呢？
现在有些文艺出版部门，迫于完成经济定额，只好硬着头皮翻印一些外版畅销书，出一些武打、言情、侦破之类的通俗文学读物，有的只能聊作消遣，有的内容还不健康。我有个熟悉的老编辑自愧地说：这真是“逼良为娼”，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呵！再这样，将来是要受到历史谴责的！
陕西科技出版社副总编辑马大谋说：
改变哪种书赚钱出哪种的局面
我建议：将现有的出版社改为事业型和企业型两类，前者由国家投资，旨在出版各类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必须出但印数少的某些专著；对后者，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可放开出书范围，鼓励竞争，并按不同的出书种类征收不同的税率。否则，哪种书能赚钱就出哪种书的局面改变不了。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克华说：
计划生育国策应严格执行
实行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是严格执行还是放任自流，两者差异之大令人震惊。当前，我省农村人口增长出现了迥异不同的两种趋势：以陕南勉县段家坎乡为代表的先进地区，严格执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把出生率控制在14‰；以陕北子长县安定乡和关中渭南市固市镇为代表的后进地区，人口生育、增长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态，出生率分别高达40.8‰和31.2‰。
各级政府务必加强领导，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千万不可马虎大意。对那些不敢管、贯彻这一国策不力的县乡领导干部，不能让他们得到好处。
安徽省立医院主任医师高玉华说：
公费医疗不能再吃大锅饭
公费医疗制度急需改革，不能再吃大锅饭，目前这种“一大二公三包四统”的形式，国家财政承受不了。今后国家要包一部分，个人也要承担一部分。
第3版(要闻)
专栏：
西部的对策 西部的希望
——西部省区人大代表谈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本报记者 王谨
我国地域辽阔，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1986年我国东部地带11个省、市、自治区创造工农业产值8562亿元，中部地区9个省和自治区的工农业产值为4436亿元，处于西部地带的9个省和自治区的工农业产值则为2126亿元。
东、西部的差距是明显的。
李鹏代总理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不失时机地加快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这对沿海地区的人们来说是个鼓舞。那么，西部地区对实施沿海这一战略持什么态度？日前，记者采访了在京西宾馆下榻的部分西部省、区的人大代表。
3月28日晚，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白立忱放弃观看排球赛，早早地在房间等着记者。
他把实施这个战略比喻成“一幕即将出台的话剧”。他说：“在这个战略的帷幕拉开之时，出现在前台的‘主角’当然是沿海地区。我们西部地区应甘当‘配角’和后备力量。走向国际市场，积极参加国际交换和竞争，沿海地区先行，符合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何况，任何发展战略决不是局部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对内地同样有辐射作用。我们宁夏愿意真心实意地支持沿海地区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
青海省省长宋瑞祥认为，实施这一战略，一方面可能给西部带来新的机遇，也是对西部地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西部地区没有新的对策，将会使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拉大。
“面对这一新的发展战略，青海有什么对策？”记者问。
“从近期来说，我们将及早从两个方面做好准备：一是继续加强地质勘探，列出优先开发的资源项目，做好全面开发的前期工作；二是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积累资金，培训人才，准备接受沿海地区转让、扩散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宋瑞祥回答。
甘肃省省长贾志杰在人大代表分组讨论时，谈了自己的一番见解。他说：“首先，我们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大搞深度加工增殖，提高本省产品在省内外市场所占的份额；或者以出顶进，搞出口替代，卖给沿海地区换取外汇，引进本省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设备。其次，应该利用国际市场产、供、销关系波动和原材料紧缺的现状所提供的资源开发的机遇，对沿海地区实行全面开放，允许在甘肃独资或者合资建立原料供应基地。第三，甘肃有剩余劳动力230余万，要充分利用沿海劳务市场提供的机遇，发展劳务输出，拓宽扶贫开发、劳动力转移的门路。”
新疆在西部地区来说是一个“富户”，1986年人均国民收入达714元，居西部地区之首，但较之发达的沿海地区则未免“逊色”。谈到实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黄宝璋说：“新疆的资源非常丰富，地上盛产长绒棉、瓜果、葡萄，地下拥有多种矿产，还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在支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新疆还将利用地处内陆边境、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能动地多方位地对外开放，既向国外开放，也对沿海开放，还对西部、中部开放，从而促进新疆经济的发展，缩小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
黄宝璋告诉记者，为加快开放步伐，在国家优惠政策支持下，新疆正在加紧进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记者从西部的对策中，看到了西部的希望。
第3版(要闻)
专栏：
按国际惯例开发海南
——人大代表、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谈话实录
本报记者 王楚
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人大代表人手一份。此时，新当选为人大代表的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在思考什么呢？31日中午，记者采访了他。
记者：您如何看待设立海南省？
霍英东（以下简称霍）：以后，海南岛的改革、开放、搞建设，可以减少一个管理层次，直接与中央对话，把问题反映上去。另外，海南岛面积与台湾差不多。这些年，台湾经济发展比较快，通过设经济特区的办法，把海南岛经济尽快搞起来，证明我们也有这个能力。
记者：您对国内形成的海南“热”怎么看？
霍：“热”，本身只反映了人们的希望。不过，光靠这种热情，不是一下子就能把起点比较低的海南经济搞起来的。因为，海南岛交通不便，通讯条件也不好。
记者：海南岛先天不足，那么开发海南的“突破口”应选在哪里？
霍：开工厂也好，搞加工也好，办旅游也好，能源、交通、通讯就成了最基础的问题。海南岛的的确确是广东省发展比较慢的一个地方。尽管三五天就可以在岛上走一圈，但交通不便，人觉得很累、很紧张。因此，要先抓交通。
记者：开发海南，贯穿始终应注意一个什么问题？
霍：应按国际通用的习惯办一切事务。也就是说，从开发之日起，从体制上、管理上，就要有这么一个习惯。搞经济建设，不像搞别的，不是写一本书，做一篇文章。比如像搞建筑，在香港、东南亚、日本，都承包、投标，都是在一个世界通用的、大家熟悉的习惯下进行的。在特区内办事，也必须按国际办事惯例进行，不能让外商来适应你，更不能人为限制别人。如办一件事，要盖多少多少个图章。
记者：海南岛特区的经济建设，能否后来居上？
霍：上海、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在历史上就有开放的习惯，基础比较好。像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靠近港澳，交通、能源、通讯已经过七八年的建设。别人已跑到前面，海南岛现在才起步，应好好总结别的经济特区的发展经验。不过，海南岛有铁矿、天然气、橡胶、热带作物、海洋水产资源，如果建立一个与外向型经济相适应的体制，人们真正解放思想，再加上中央对海南的政策，三者齐备，海南经济发展有希望。
记者：开发海南的措施能吸引外商投资吗？
霍：我看，要人家来投资，关键是看你的投资环境能否吸引他们。外商到一个地方投资，很重要一条，就看能否把人家留下。留人要留心。你看，过去外国人在上海、天津、青岛、厦门经商，把住的地方搞得好好的，不能让人天天住宾馆。现在，很多人早上去海南，第二天就想走。人家也不是要一个很豪华的休息地方，只要有一个能休息好的地方。
记者：您去海南考察过，能否告诉一下您开发海南的打算？
霍：牙龙湾条件好，我去过两次。那里海水清澈，海岸长，沙滩宽，沙质洁白细腻，可开发一个在国内外引人注目、富有热带风情的海滨旅游度假胜地。一旦吃、住、行等都解决了，相信在东南亚和香港的100多万海南岛同乡，是会回来看看的。
第3版(要闻)
专栏：
限制吸烟也应立法
——访人大代表王工
本报记者 宋斌
3月30日，七届人大安徽省代表团来电，谈起他们读了当天本报第5版刊载的有关提倡戒烟的文章后，准备提交一份控制吸烟的议案。为此，记者采访了这项议案的发起人、律师王工。
记者问这位代表吸不吸烟，他说：“我曾经是一个‘瘾君子’，从十几岁开始抽烟，烟瘾越来越大，熬夜需要抽烟，想睡好觉也得通过烟来调节。后来，我下决心戒了烟。当律师接触很多人，人们都把敬烟当成一种礼遇，我则不受吸引。”
“你怎么想到要提交控制吸烟的议案？”
“我一直觉得吸烟对个人和社会有害，虽然烟草的税收很高，但我们不能只见近利而忽视远忧。看到《人民日报》用很大篇幅呼吁控制吸烟，我很有同感。把提交控制吸烟议案的想法告诉大家后，一些代表很赞同。尽管有的代表是吸烟者，但他们也觉得应通过立法来限制。”
“你们的议案有哪些主要内容？”
“我们倡议制订《控制吸烟法》：一、严禁在公共场所、办公室吸烟；二、严禁未成年者吸烟；三、严禁进口香烟和用公款买烟送礼；四、分别规定罚则，颁布厉行。”
第3版(要闻)
专栏：
两眼要盯着病人，不能盯着钱
——人大代表周礼荣的呼吁
本报记者 李杰
趁着星期天大会休会，记者访问了荣获“人民的好医生”称号的七届人大代表周礼荣。
30年前，周礼荣从上海第一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河南省郸城县医院当医生。他一心一意为病人的医德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近年来，他做了406例断臂断指再植手术和100多例肢体游离移植手术，成功率都在93％以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谈到现在有些医院两眼紧紧盯着病人钱包的现象，周礼荣深情地说，作为一个医生，他最大的幸福是看到病人在自己的治疗下恢复健康，最大的痛苦和耻辱是在病人面前束手无策。他说，现在医疗体制的改革为医务工作者提供了贡献才智的优越条件，给我国的医疗事业带来了较大的发展。可是不能不看到，在新旧体制交替之时，有的人忘记了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宗旨，看病不是千方百计为病人解除疾苦，而是两眼向钱看，开大方、开人情方，小病大治，本来是几角钱能治好的病，却给人家开几元、十几元，甚至上百元的处方，造成病人多花钱，并浪费药品。有的甚至帮助坏人推销假药和劣质药，造成严重后果，失去了一个医生应有的社会主义医德。他说，这个问题，已直接影响了医疗工作改革的顺利进行。
周礼荣呼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民医生，两眼应盯着病人，而不能盯着金钱。对那些违背社会主义医德、造成恶果者，应给予严肃处理。
第3版(要闻)
专栏：
3月29日，出席政协会议的委员刘海粟（右一）、王光美（右二）和六龄童（章宗义）（左一）等在一起。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