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革命军事题材戏剧创作的新丰收
——话剧《决战淮海》座谈会纪要
最近，总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话剧《决战淮海》，经过修改后再度与首都观众见面，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该剧正面描写了“淮海战役”这一我党我军历史上的重大决战，塑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姿丰采以及许多可歌可泣的我军普通指战员和支前民工的艺术形象，是新时期革命军事题材戏剧创作的新丰收。3月22日，《解放军报》文化处和本报文艺部联合召开座谈会，畅谈剧作的成绩和某些不足。罗应怀、王宏坤、徐深吉、张加洛、马少波、乔羽、黄宗江、王愿坚、李瑛、徐怀中、马也、王少岩、所云平等出席了座谈会。下面是座谈会发言的摘要。
罗应怀（原北京军区副政委）：
我是盼望很久能有一部描写“淮海战役”的电影出现，现在话剧先出现了，我很高兴。我认为这出戏的指导思想和整个布局都很好，主要矛盾都抓住了。“淮海战役”时我在东线。这个战役是冬天打的，冰天雪地，十分艰苦。敌人困难，我们也困难，这么多部队没有住房，都在雪地作战。“淮海战役”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要完全表现出这样大的场面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是大情节符合当时情况就行了。这出戏突出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突出了总前委的领导，剧本总的布局是好的，写得好，演员演得也好，但如果能演得更气派一些就更好了。
王宏坤（原海军政委）：
我和大家一样，都盼望着早日把“淮海战役”写出来、演出来。从总的方面讲这个剧本写得很不容易，写到这个程度很不错了，突出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总前委的领导，总布局是对的，但觉得还不过瘾。我又想了一下，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限制，也只有抓住主要问题摆开，对观众来讲教育还是很深的。希望今后如拍电视剧的时候能写得更详细一些，情节更生动一些。
徐深吉（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作为一个打过仗的人来看这出戏，我觉得是满意的。好的地方有几点：1、真正写出了历史大决战的气派。三大战役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决战，其中“淮海战役”又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战役。这出戏敌我双方最高统帅部、战役的主要指挥员都出场了，敌人一场，我们一场。这种多场次的形式运用得也较好，很活泼，安排得也较得体。2、话剧打破了过去有些军事题材的作品总是把敌人写成傻瓜，把我军指挥员写成是神的模式，写得较符合实际。敌人有他的决策，我们有我们的决策，兵力上我们并不占优势，要吃掉他几十万人是很艰苦的。我们的指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敌人的部署变了，我们也要随之改变。改变部署在当时从总前委到中央都是有分歧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剧作在这方面写得比较成功。3、写出了人民对战争的支持。“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敌人的失败不完全是他们的无能，真正的关键是敌人脱离了群众，话剧在这方面点到了战争的本质。4、写出了我们军队的团结。在“淮海战役”中，我们部队不像国民党那样，他们是下命令叫上都不上，只知保存实力，这也是敌人的本质。我们的部队都是自己主动承担任务，哪里艰苦哪里上。剧作在这方面写得很生动。演出的缺点是有些台词听不清楚，影响了效果。
张加洛（原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决战淮海》这出戏，我看很好，很有意义。在军事题材的创作上有突破意义。我们的文艺创作应该思想更解放一些，要鼓励创新和探索。不同的作家对同一事件可以有不同的写法。“淮海战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可以写几十个、几百个剧本，《决战淮海》只是一种写法。我看这种写法也很好，很有新意，当然也可以有另外的写法。剧中的人物都是我们所了解所熟悉的人，但一写到剧中，就不一定要同原来的一样，可以进行艺术加工，使其更加典型化，不能在一个细节上苛求。最近看了电影《红高粱》，我的感受就很深，比如“颠轿”这场戏，当时的情况未必如此，但一上升到艺术就有了美感。这场戏看十次也不会生厌，我愿意再看它十次。这说明艺术处理上，不一定处处和原型一个模样。总之，我认为艺术上思想应该再解放一些。
马少波（北京市剧协副主席）：
“淮海战役”是一场扭转乾坤的伟大战役，也是以少胜多的战例。这样一个重大的战役能在两个多小时的舞台空间里正面表现出来，我由衷地佩服创作者的胆识和才能。剧作写了我方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领袖人物，也写了敌方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的统帅，都写得较有个性，既不神化革命领袖人物，也不丑化敌方将领，是现实主义创造方法的深化。作者以勾勒的手法和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众多的各级指战员和蒋军官兵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勾勒了老农民父女和3个青年妯娌一门忠烈的艺术形象，表现了解放区人民不怕牺牲，不畏艰苦，为全国解放献身的决心和军民的鱼水深情，观众无不为之动容。戏中所描写的事件和某些细节做到了既尊重事实又有合情合理的必要的虚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是做得较好的。特别使我感到亲切的是戏中所描写的革命领袖们实事求是、团结民主、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这恰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所着力继承发扬的。
乔羽（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
我祝贺《决战淮海》演出获得成功。这出戏准确、真实地表现了我们的历史和战争，为新时期军事题材话剧创作提供了新鲜的经验。由于各方面的局限，我们过去写历史，写战争真实准确方面做得很不够，往往侧重于事件叙述而不大注意历史上活生生的人，不能生动真实地表现生活中我们感受最强烈、最深刻的东西。这出戏是一次突破，会对我们将来写重大的历史、重大的战役产生积极的影响；会有人继续突破，在更深更广的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如果让我提意见，我觉得戏有点过于朴素，缺乏辉煌的史诗的味道。编导应该更大胆一些使戏浪漫起来，更生发一些艺术想象力，使戏能从更高的角度上来把握这个题材。
马也（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副研究员）：
看了演出，我是很受感动的。这出戏再现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的伟大时刻，写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生命力以及人民敢于牺牲的精神，有很强的历史精神。戏中很多人物是活生生的，我感觉到像毛泽东、陈毅、邓小平，以及蒋经国都写得很好，都很生动。作为场次来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支前这场戏，看出剧作家、导演的功力，结构的功力。写了3个寡妇一门忠烈，这一笔非常精采，点出了我们胜利的根本保障。作为艺术离不开历史真实，如果艺术能把真正历史发展之中潜藏的动因写出来，这种艺术肯定具有历史品格。相形之下我对表演上有些地方不是很满意，演员的造型，选演员局限性很大，个别演员的造型是不是应该再推敲一下。这出戏的导演也略显得平了一点，能不能增加一些更吸引人的地方，例如用电影手法、声像材料、字幕等纪实性的因素，使戏的气氛、气势能够烘托起来，能够有些重大转折，多一些使人震惊的地方。
黄宗江（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
看了戏，深受感动、深受教育。列宁有句话：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应该有这样的戏来感召观众。整个演出给我的感觉是一部了不起的史诗剧。我一直在渴望着看到从中国的历史中出现很多的史诗剧，这个戏我感觉到了，当然还不够辉煌。这个史诗剧是一个长卷，好像是浮雕似的，就像咱们的历史纪念碑。戏中的人物恰到好处，既写了人物同时又不是繁琐的。那3位寡妇是真而又有其实啊。刚才乔羽同志提到“辉煌”二字，这意思很多，也许不是指场面，它指的是要求更有历史高度和现实高度。我体会问题还是出在人物身上，就是人物还不够深刻，应更细致、更形似、更神似一些，可这也许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王愿坚（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艺术系主任）：
我想就《决战淮海》这出戏从革命历史题材的军事文学的发展上说一点感受。多少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梦，希望有那么一天出一个“淮海战役”的电影或戏剧，使我们的军事文学出现一个新的突破。令人高兴的是现在这个梦确确实实变成了现实。我认为，《决战淮海》是一个艺术品，当然还可以对它提出更高的要求，使它成为更为精美、壮阔、史诗性的艺术品，但现在看，它已经具备艺术品的品格，使历史变成了艺术。这里面的经验很值得总结，很令人深思。这出戏所以能取得成功，我感到作者站到了历史的高度和时代的高度，来俯瞰历史、回顾历史、洞察历史。过去我们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时候，常常是跪着来看历史或历史人物，不是跪着也是仰视，顶多是平视，我在搞影片《四渡赤水》时，曾努力想使自己平视，可那时思想还是受到很多局限，我还是仰着脸来看我们的领袖和统帅，看那些把胜利安排停当了的指挥员。而《决战淮海》是从历史的高度俯瞰这段历史，然后获得了历史的总体感。在总体的感受、总体的把握之后让历史为我的艺术品服务，既尊重了历史，又尊重了艺术的创造。作者大胆地把历史的过程推到了后景，而是选择了历史的一些关键之点，选择了一些能够让人看到历史的真正精髓和历史内在意蕴的那些艺术的要素，抓住了这个东西来取之舍之。艺术不是历史的教课书，作者非常聪明的把史的任务融到了发掘历史内涵那个诗的创造劳动上去，所以它取得了高度，同时也取得了深度，也取得了广度。今天看来这个戏历史的面貌也还是清楚的，你说它缺着什么，也缺着什么，但总体上就是这样，腾出手，腾出笔墨来描写那些属于诗的部分，属于戏的部分，属于艺术的部分，这一个艺术的经验非常重要。在这个前提下，领导和被领导、上和下、全局和局部、虚和实，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作者都能妥善加以解决。既写到了我们决策的领导人又写到了下层指战员，而且把这两者浑然连成一体。由于作者获得了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所以在描绘人这点上也就前进了。它不着眼于人的外在形态、不着眼于历史的外在形态、战争的进程，它着眼于内在的时候，一定要在人上下功夫。写人整个的来讲，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来磨练，但总体上讲，在描写战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也就是说写领袖形象这个问题上，也有所突破和开拓，包括敌人，蒋介石跟儿子见面那场戏，在我们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和文学里也是第一次见到。通过外在来表现内在，通过一些看得见的形象去表现那看不见的人物的内在情感，这也是艺术上一个成功之点。还有一点是作者的创作主体和客体融合得比较好。任何一个作家艺术家，他在写某一个战争的时候，都是在写他自己所感受到的战争。作者把自己所感受的，自己对战争的理解放到里头去了。那个3个寡妇支前的那场戏，就是所云平自己对战争感受、战争体验的一个凝聚，他就敢于写成那个样子，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堪设想的，但现在写了，笔到了意也到了，好多观众是在这场戏掉了泪。
王少岩（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
看到这样一个好戏，振奋人心。我感到编剧导演和所有创作人员是怀着浓烈的情愫进行创造的。“淮海战役”已是40年前的历史了，这段历史是伟大的历史长河中举世闻名的重要片断，是用鲜血谱写的光辉篇章，今天编导演用极大的热情，怀着时代的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将它搬上舞台，奉献给正在四化建设道路上迅跑着的人们，是有着特殊意义的。编导对这个历史题材的处理是具有当代意识的，适应了当代观众审美的要求。为了将这场战争规模、气氛和重要性、艰巨性表现出来，编导采取了多场次多空间多手段的设计，并运用了有纪实、有虚拟、有夸张、有寓意等多种手法，直接地或折射地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反映出来。在表现我方统帅部队庄严谋划决策场面上，导演用了朴素无华的调度和外松内紧的节奏，呈现出创作人员的内心不平静，也引起了观众的激动。特别是那场敌我双方领袖对话的场面，导演用带有浪漫色彩和招贴画式的大写意的风格，鲜明幽默地揭示了其深刻的内涵。两个营垒的领袖，两种立场，两种前途，两个结局，留下了许多余地使观众联想。希望今后在演出中能进一步增加气势，加强气氛，加强力度，增加亮度，将各种艺术手段、各种音符都纳入史诗总谱之中。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抒写时代的大趋势
——简论李延国的报告文学
谭健
要在一群小说作家中识别出他们各自的创作个性，似乎不是一件难事；但是，想从一堆报告文学作家中寻找独特的“这一个”，却不容易。这不仅是因为报告文学在题材的选择上具有某种单一的指向——写为社会急迫关注的人或事；更由于这种体裁排斥了最能表现和高扬个性的两大因素——虚构和想象。这就使得报告文学作家很难在同行中与众不同。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我国当前活跃的报告文学作家群中，一眼分辨出一身戎装的李延国。
1980年李延国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报告文学《敢立军令状》。这篇作品由于及时地塑造了一个处于变革时期的人们渴望的力量型改革人物，以及在艺术结构上的精织巧编，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兴趣。尔后《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和《在这片国土上》，连续两届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农民大趋势》也赢得了人们的赞许。
用一支饱蘸激情，凝聚着庄严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笔，写那些为大众所关心的主题，并从宏观上对这个主题进行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现代的开掘，从而把握社会发展变革的走向与脉搏，勾画时代的轮廓；与之相伴的是艺术形式上的不断创新，这就是李延国报告文学的基本特点。
文学要借助情感方式把握生活，以情运文便成为每个作家的必备素质。但是，不同的报告文学作家感受生活、表现生活的情感方式却是不同的。李延国的情感方式是以整个身心拥抱生活，融进自我。他的叙述方式，他的议论方式，他摹写人物的方式，他点染的一切人物事件，无不奔涌着一股情感之流，以致于我们每每读李延国的作品，几乎都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一个蹙眉扼腕的沉思之士的面影。那些正面褒扬英雄的作品，激荡在作品中对于祖国和人民的挚爱，是滚烫灼人。1983年，他在引滦入津工地上以一种“像在一只注满激情的大缸里浸泡过，脉管鼓胀着”的情感，向读者呈献出一轴新时代的人物画卷——《在这片国土上》，那一组具有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我献身精神的英雄群像，睹之莫不令人怦然心动。当我们看到那跳夹缝的战士腾起的一瞬，看到沉浸在“热土”中南团汀父老跪别祖坟，举村迁徙的时候，看到那亘古未闻的两地婚礼的场面，我们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情感流从作者的笔底涌入我们心中。至于那些揭露性的作品如《江海情》、《虎年通缉令》等，我们在“责之亦苛”后面看到的是“爱之愈切”。李延国报告文学的这种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具有一种道义上的力量，这在其他报告文学作家的笔下是很难看到的。
选择性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它也最能反映作家的创作个性。李延国报告文学的取材范围并不广泛，但正是这种狭窄性促成了李延国的报告文学呈露出一种区别于其他报告文学作家的个性特点——难得的本色。李延国写过工人、农民、干部、军人、知识分子，我们注意到，只有当他描写农民或农家子弟出身的军人时，他的那支笔才显得那般如鱼得水。一部《中国农民大趋势》引人瞩目，正是因为在取材上得其所哉，从而使他的思想和艺术之光在这篇作品中得以闪耀。农家出身的李延国，从小就熟睹农民为温饱奔波的艰辛。那回忆过去岁月的“姥姥的故事”、“最后的晚餐”、“寒冬的梦”，是那样铭心刻骨地印在他童年的记忆里，以致于农民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他都要从这幅褪色的画中比较出新绿的亮色。不同于往常的是，李延国这一次没有留步于比较的表象，而是通过发生在农民身上的真实故事，描绘出了中国当代农民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由生活逐渐富足引发的思想、观念、文化、心理、素质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轨迹，从而为我们勾勒出中国农民大趋势。
读李延国的作品，我们常常能很快感受到一种叙事风格上的个性。刚刚应“中国潮”征文推出的《走出神农架》，虽然主要写的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发展史，但它辐射了我国整个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而且是将之放在世界工业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透视的。这样便从宏观上为我们勾画出一幅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兴衰图。
李延国的报告文学在艺术结构上常有变化。《敢立军令状》运用的编年式结构；《在这片国土上》开全景式报告文学之先河；《中国农民大趋势》是最早运用集合式结构的作品之一；在《走出神农架》中，他又亮出了卡片式的旗帜。似乎可以这样说，李延国总是引报告文学结构的新潮流。他认为作品的结构是一张力量的弓，有了一张硬弓，才能把你的思想情意之箭射出去。
作家是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出发选择题材，安排材料的。要寻求到这种吻合，须得顺着从生活到艺术的逻辑，选择包容生活的适当结构。李延国是那类意识到历史的责任感而操笔的作家，他的早熟的人生体验使他懂得，世态万相是怎样意味深长地相互纠缠维系在一起。因此，当他拥着对生活的深透理解寻求与之相适的结构方式时，作品的结构方式常常为生活所范，千变万化的生活也因此给文学带来各种新颖别致的结构形式。
当然，李延国的报告文学并非乏疵可陈，由于他的情感世界如此博大，在主题的开掘上，有时过于强调从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上寻根究由，因此，他的作品常常偏重抒情化，而缺少一种静观默察式的冷峻。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贴近现实的文体，缺少冷静，就难以沉入哲理的深层，也会因此影响作品的主题思想的深度开掘。其次，把报告文学写成报告大文学，也有大而不当，顾此失彼的不周，这都有待作者进一步在探索中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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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话剧改革题材新作研讨会
为了进一步推动改革题材话剧创作的发展，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剧协广东分会共同举办的全国话剧改革题材新作研讨会最近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家、剧作家和编辑共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讨论了由《剧本》月刊推荐的《行星启事》、《搭积木》、《人间喜剧》、《幽灵在黎明前聚会》、《吕家大院》、《喧闹的夏天》、《冰棍败火》、《弄潮》和《赤脚外交馆》9部话剧新作，并围绕着如何继续解放思想写好改革题材话剧作品、创作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意见。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研讨会借鉴了美国奥尼尔戏剧中心的办法，邀请女导演陈坪、娄乃鸣执导，在中山大学业余话剧队、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和广东省话剧院的大力支持下，将《行星启事》和《搭积木》两部不同风格的新剧本搬上舞台，通过简排，供与会者研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走出了讨论剧本的新路子。
胡可、张颖、王正、颜振奋、李钦、李门、陈仕元、赵寰等出席了会议。（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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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军事题材“优秀长篇小说奖”揭晓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举办的首届“优秀长篇小说奖”（1977—1986年度）最近揭晓。《最后一个冬天》（马云鹏著）、《两代风流》（刘亚洲著）获特别奖；《山菊花》上下集（冯德英著）、《战将陈赓》（寒风著）、《幕，在硝烟中拉开》（欧阳文彬、费金三著）、《绿血》（严歌苓著）、《大风口》（肖玉著）获优秀奖。（啸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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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传奇文学座谈会
河南省文联4月10日在北京举行传奇文学座谈会，就如何发展传奇文学创作和进一步办好传奇文学刊物的问题，向首都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人士请教。
与会同志认为，新时期以来，传奇文学得到蓬勃发展，出现了一些在群众中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赢得了数以千万计的读者。这一文学品类值得重视，值得研究。我们的文学应当面向群众，文学家应当进入这块阵地，开拓这块阵地。传奇文学应当贴近时代，反映改革，坚持民族化、群众化，给广大读者提供更丰硕的精神食粮。
著名作家评论家陈荒煤、贺敬之、于黑丁、高占祥、葛洛、马识途、韶华、柯岩、刘绍棠、谢永旺等出席了座谈会。
（袁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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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讨论会
最近，由鲁迅博物馆等单位召开的题为“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的讨论会在北京举行。近三十位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围绕鲁迅与梁实秋、林语堂、陈西滢等人的关系，坦诚地交换了看法。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曾与不少人进行过论争或笔战，这是构成现代文艺思潮的重要内容。如何客观而科学地评价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不少人对以往学术界曾一度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感慨颇深，认为历史评价应该有其独立的标准，不能简单地以鲁迅针对性很强的具体言辞代替盖棺之论。一些同志指出，新时期学术研究的危险也存在着实用主义。大家认为应维护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纯洁性，不能把科学研究与统战工作混为一谈。（纪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