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微服与新闻
夏雨
读小学的孙子开始能看报，我可不得清静了。他总爱寻根究底，直问得人理屈词穷。
他说：“真稀奇，当官的穿小人衣服。”我问：“听谁说的？”他说：“报上看到的，您看，这不是吗？”原来是市长微服查物价的新闻。他指着微服二字，“这不是市长穿小人衣服吗？”
这个词，已不属现代汉语。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而改穿平民的服装之谓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
孩子又问，“当官的和老百姓的衣服有什么不同？”我说，“古时候是不一样，现在没什么不同。”“为什么现在还要微服呢？”我说，“这是因为当干部的成天忙于开会，看文件，不大出门，偶尔出来，怕别人认出来，不大方便。所以要隐藏自己的身份。这就叫微服。”
这么对孩子解答，真叫做您不说还好，您越说越糊涂了。连我已保持多年的“见怪不怪”的世故老人心境，都因此被搅乱了。市长、书记、省长、县长一类人物，微服查物价，微服乘公共汽车，微服逛百货大楼这类新闻，我看了从不以为怪。而我孙子却见怪叫怪了。这些省长、市长、书记、县长，难道连一般柴米油盐的价格一概不知，是不食人间烟火？否则，天天都可接触到的事情，何待微服查访？至于城市乘车难，只要上街，随处可见，即是坐在小车里，也不难看到。
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写在史书上，可见是罕事，是新闻。时间流逝了两千六百多年，已由封建时代跨入社会主义，这类事仍属新闻。我国的有些事情，其生命力之顽强，实在惊人。
晋惠帝居于深宫，听说天下饥荒，百姓饿死时，竟说“何不食肉糜”；史书上明明写着，他患的痴呆症。那时，即是官员没有这类毛病，从深宅大院出来一游，也确实不容易。鸣锣开道、肃静回避之类，无怪乎“诸侯出朝，地动山摇。”当今，这类玩意儿都没有了。现代“公仆”，可免去“清道”一类麻烦了，衣服也不分几品几级，出入深院没有任何不方便之处。如果连最起码的世情也不甚了了，岂能免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偶然挤次公共汽车，逛逛市场之类，竟成了新闻。把这类事冠之曰“微服查访”，堂而皇之地写出来，登在报纸上，未免有点滑稽！不过，记者是正经为之的，正因为正经，反给人以严肃喜剧之感。
“什么时候这些事才失去新闻价值呢？记者同志！”也许这是问错了对象，那么，我又该问谁呢？
第8版(副刊)
专栏：
彩虹桥上
陈玲
我时常翻阅我那本从国外带回来的厚厚的照相簿，其中有一张照片特别引人注目。照片中的她：美丽端庄，大约三十二三岁，高高向后梳起的头发下托出一张前额饱满的瓜子脸。她的左边是我的学生、独舞演员小王，右边是我，再过去是她的丈夫——台北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我们四人紧紧地靠在一起，似是一见如故的朋友，更像久别重逢的同乡，大家有谁会想到这是北京、台湾两地艺术家在异国他乡的巧遇呢？
那是温哥华8月的一个夜晚，我们作为客人，被加拿大著名芭蕾舞教授格兰德·斯缀邀请去参加宴会，这是各国艺术家的一次聚会。客人们三三两两、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交谈着艺术、歌唱和舞蹈。在一大群外国朋友中，我忽然看到了这位黑头发、黑眼珠、具有东方魅力的她；她也正用目光追随着我们，好象是一股神奇的力量吸引我们走到一起。她用标准的普通话问我们：“你们好！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吗？”“您是从台湾来的吗？”在国外长时间的生活使我知道，在这里，只有两个地方来的人会讲普通话，一是北京（大陆）一是台湾，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到一起。
带着好奇，我询问她：“台湾现在好吗？”她告诉我，台湾好，风景美极了。我接过话题：“我知道，那里有美丽的日月潭、引人入胜的阿里山……”她文静的脸庞显出激动的神情，抢着说：“我知道中山陵、北海、长城……”。她出生在台湾，现在台北一所中学任教，可祖籍是陕西汉中。“咱们是老乡呀！”家在西安的小王高兴地用憨厚耿直的陕西方言和她谈话。她微皱眉头认真听着，不一会儿她微笑着点头说：“虽然有好些话我听不大懂，但乡音还是亲切的。”她试着学陕西方言，把“我”，念成“饿”。她那认真而吃力的样子，把我们都逗乐了，谈话变得更热烈、活跃。我们向她讲起古城西安的风貌、黄帝陵的古柏、汉中的拜将亭、临潼的兵马俑、古长安的乐舞、武则天的陵墓……她听得那样入神，吸引她的丈夫也急步来到我们中间。于是话题又转到美术、舞蹈、教学和演出这些方面。
事有凑巧，一个月前我们看到过台北青年访问团在温哥华的演出，虽然舞蹈的技巧并不算很高，但二十几个年轻人表演时的火辣辣的热情，敏捷灵活的动作，感动了我。舞蹈内容分为几个部分：（甲）锦绣中华。包含敦煌传说以及从殷商至民国初期的中国历代服装演示；（乙）龙的庆典。表现中国传统的民俗民情（春节、灯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等）；（丙）：今日台北。这个舞蹈演出团是以台北艺术专科学校学生为主组成的。现在有机会向这位校长表达了我的感情，同时也忍不住地告诉他：为什么把赫哲族民歌《乌苏里船歌》误认为新疆民歌印在节目单上，并编成新疆舞蹈演出呢？还有少数民族舞蹈的风格和动作还不太对……。这位搞美术出身的校长很遗憾地低下了头。我担心会挫伤他的自尊心，可他立刻抬起头，真诚地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希望有机会能再次请教你们，我们明天要飞往美国了。请送我一份你们在加拿大演出的节目单和照片吧！”我说，“我相信会有机会见面的，希望是在北京！”年轻的小王快活地说：“也许是在台北。”主人格兰德教授走了过来，风趣地说：“哦！你们谈得这样亲热，我的客人要嫉妒啦！”我们四人互相看了一眼，情不自禁地笑了。格兰德教授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
分手时，我曾向他们说过“再见”。我心里在等待海峡两岸架起彩虹的那一天。
第8版(副刊)
专栏：诗画配
朋友是老夏的——×机关见闻
亚群 诗 江帆画
朋友是老夏的
热情是大家的
话题是随手拣的
随手拣来又随手扔掉
谁也不觉得可惜
阳光是宇宙的
窗子是大楼的
阳光从窗子进来
再从窗子出去
谁也没在意
局长是上边的
领导是大家的
大家都在
局长很欢喜
局长欢喜
大家自然也不生气
朋友是老夏的
老夏是同事的
有“智者”曰
时间是公家的
公家的时间长在大家脸上
“智者”又曰
“老化”是自己的
第8版(副刊)
专栏：
历史小说真实性刍议
黄侯兴
黄秋耘与刘斯奋二作家的通信（1987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第八版），针对当前某些历史小说创作存在的“随便虚构，无中生有”的情况，把遵循历史真实的创作原则，又重新提了出来，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读后颇受教益。不过，有些意见，我以为仍有进一步切磋讨论的必要。
历史和历史小说不同。小说家取材史实从事创作，既要考虑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又要分清二者之间的界限。诚然，小说家选取历史题材写小说，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不能脱离历史而任意臆造，否则就不称其为历史小说。但是小说家与史学家毕竟不同，这是艺术与科学之别。小说创作要有情节、冲突，要有艺术概括，要强调艺术效果，不能不有艺术上的虚构。所谓“历史小说的真实性”，我们只能要求相对的真实、本质的真实；对于“历史人物的功罪是非”，只要翻得合理，也应该允许文艺家去翻历史的陈案。曹操的功罪是非，不一定只按照《三国志》去写，允许白脸奸臣的曹操形象（《三国演义》），也允许有为的政治家的曹操形象（郭沫若《蔡文姬》）。
历史小说不是过去历史的记录，它不必也不可能具有历史文献的真实价值。过去有的评论文章把历史文学当作“历史教科书”看待，要求它是“历史的忠实记录”，成为一面“历史镜子”。刘斯奋同志也强调历史小说“承担着传播历史的媒介作用”，“不管作者愿意不愿意，一般读者往往是通过作品去了解和认识历史事件及其人物的”。这些说法，都是把历史小说等同于历史文献的缘故。
小说家创作历史小说如何对待史实，鲁迅说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种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他认为前者“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后者
“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如果我们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应该允许这两种创作原则和方法并存。刘斯奋同志主张以“真实”为主要特征，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取“更审慎”、“更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应该说只是历史小说创作的一种，不可取代全部。
至于鲁迅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虽然是“汇古今中外于一炉”，但从各篇主要人物和事件来看，鲁迅是严格地根据历史文献来加以描写的。鲁迅把《故事新编》说成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鲁迅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明“演义”是比“言必有据”的写法更能揭示历史的本质，它所提供的丰富经验，对于当今作家创作历史小说倒是有启迪的。
末了，黄秋耘同志提到的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问题似乎也不那么简单。由于人们的审美意识与艺术趣味存在着差异，对莎翁历史剧的评价也迥然不同。俄国列·托尔斯泰批判莎剧“是很糟的粗制滥造之作”，“所有人物的生活、思想和行动，跟时间和地点是全不适合的”，“不本乎自然进程和人物本性的环境之出于臆造”，人物语言“没有节制”，充满“浮夸的废话”等。法国雨果则相反。他认为在莎剧中“你觉得讨厌或古怪的东西都有一种内部存在的理由”，这也说明，对待历史小说或历史剧如何处理史实问题，我们不能只用现实主义这一把尺子去衡量，对它加以规范和钳制。只有这样，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里，才有望真正出现一个争奇斗妍、百花齐放的局面。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偶感录
在文艺理论的舞台上，最早上场，抢先到达的评论家，有热情及时的肯定，但也往往有一些“捧角儿”的聪明人物。
严肃的、比较深刻的批评者，常是姗姗来迟的客人。
×××
财富可以为人创造幸福。但财富过于集中而用之不当时则将化为桎梏。给财富的拥有者带来无穷的痛苦。
权力本应为群众造福，但过于集中的权力而用之不当会造成专断与灾难。
×××
政治家不喜欢回首往事。乃常作“向前看”的动员与鼓励。
艺术家则依靠咀嚼记忆始能生活和创作。因而有建立“文章博物馆”一类倡议。
他们都是正确的，各有各的道理。王大海
第8版(副刊)
专栏：
疼痛与诊病
据说一位遭到酷刑折磨的人痛苦不堪，恨恨地想到：要是没有这神经该多好！人在痛极的时候，是会抱怨神经的。要是真正没有了神经，没有了痛痒的感觉，事情就更麻烦了。神经的功用之一，就是报警。感到了痛楚，就是说，警铃响了，提醒你快点设法摆脱危险：伤害或者疾病。要是没有这个灵敏的报警系统，比方说，火烧着了也不觉得烫，岂不完蛋了吗？为了健康，为了安全，就不要怕痛。有一点痛痒的感觉，是正常的，是必要的，是好事。
社会也是一个机体，也会遇到疾病，遇到伤害的。有些报告文学作品写出这些，有人看了，觉得痛，于是就抱怨社会的神经——这一篇作品的作者。正如鲁迅说的，“现在有几位批评家很说写实主义可厌了，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鲁迅全集》卷十，第一百七十三页）。
诊病查体温也是一种常用的手段。谁发烧了，一支尽职的体温计如实地告诉他：三十八摄氏度，三十九摄氏度，无可通融。这当然是使人不高兴的数字。可是，如果不去设法治病，却责备体温计不该提供这样的数字，恐怕病还会重下去。
朱正
第8版(副刊)
专栏：
海边（中国画） ——选自“汕头侨乡美展”
杜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