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克服脱离实际倾向 迎接现实严峻挑战
上海理论界全力投入紧迫问题研究
市委努力为理论工作者参与决策提供更多条件和机会
本报上海电 记者章世鸿报道：上海理论界正在行动起来，面对现实的严峻挑战，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理论脱离实际倾向，全力投入当前紧迫问题的研究。上海市委领导大力支持理论界，并努力为之创造一个民主的良好的学术环境。
当前上海理论界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当前最重要的理论建设工作；二是围绕改革和开放，对上海实现外向型经济进行战略和对策研究。这两大题目，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需要研究。这些问题是紧迫的，又是无法回避的。回答这些问题，是时代赋予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对上海理论界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近几个月来，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多次小型会议，听取理论界的意见，最近又召开了全市理论工作座谈会。市委书记江泽民同理论界进行了大型对话。他针对理论界的意见，坦率地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说，他在上海的实际工作中感受到一些困惑不解的问题，希望向理论界请教。这个讲话得到理论界一致好评，认为是一次亲切、平等、富有启发性的对话。
当前，在一部分理论工作者中确实有轻视实际的倾向，例如，在评定学术成果时，往往把一些绕开现实问题、搞一些生僻冷门的研究捧为学术价值高，而对敢于联系实际，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却重视不足。这种状况需要改变。
但是，大家认为，在理论联系实际上，确有不少顾虑，主要是“心有余悸”，或者“心有预悸”，可见，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离开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解放思想便无从谈起。江泽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明确地指出：“理论只有在争鸣中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历史已经证明，搞所谓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必然是钳制人口，万马齐喑，窒息思想，其结果，只能导致理论的枯萎。因而，要贯彻‘双百’方针，必须结束过去那种在理论研究中‘定于一尊’的局面，破除封建意识、倡导学术民主和理论民主。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再次重申：“正如允许改革的实践有失误一样，我们同样也应该允许理论探索有失误。对理论探索的失误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装袋子，不把理论是非与政治立场相混淆。当然，我们也要对那些确实偏离十三大精神的同志，该提醒的提醒，该打招呼的打招呼，使他们更好地掌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克服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少理论工作者指出，保证“双百方针”实行，应该有法律的依据，否则将随时会受到冲击。
许多理论工作者认为，也要解决实际工作者轻视理论的倾向。不少实际工作者并不欢迎理论工作者，热心肠遇到冷面孔，他们向理论界封闭信息，似乎理论工作者在“自作多情”，多此一举。这说明，实际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干部，迫切需要从轻视理论，依靠拍脑袋、凭老经验办事的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充分认识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针对这种状况，市委领导强调实际工作者要同理论工作者合作，建立交流咨询的制度，虚心向理论界学习，并为理论工作者参与决策提供更多的条件与机会。
新形势正在推动上海理论工作者攀登新高峰。上海理论界出现团结、和谐、奋进的新气氛。市社会科学“七五”计划中确定的121个重点课题，绝大部分进展顺利，不少课题取得新成果，有的已基本完成，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和重视，对振兴上海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今年将根据新形势增补一些新课题。这些课题仍将采取分开招标的办法让有志者承担，以发挥理论界的主动精神。上海有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人才济济。市委将把各路大军的力量充分组织起来，形成有机的整体，协调作战，充分发挥其战斗力。当务之急是要制定各种制度、措施来解决理论研究中许多实际困难，创造一个更为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
第1版(要闻)
专栏：
国务院原则批准
福建进行综合改革加快经济发展
金融、经贸、计划、价格、劳动、工资、财政、企业、科技、教育、房地产等方面改革配套展开
本报福州4月17日电 记者张铭清报道：国务院于4月上旬原则批准福建省《关于进行综合改革，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请示》。福建将进行金融、经贸、计划、价格、劳动、工资、财政、企业、科技、教育和房地产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在改革开放中继续先行一步，以加快全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
国务院批准的福建金融改革包括信贷资金从今年起实行“切块”管理，发展金融市场；允许福建按照外汇自求平衡、自担风险的原则，编制对外借款和发行债券计划；批准福建筹建区域性、股份制的金融机构；改革银行财务管理体制，加快专业银行、保险公司企业化的步伐。
为使福建对外经贸工作发展得更快一些，国务院扩大了福建利用外资项目审批权。福建省审批项目的权限为3000万美元，外商办独资企业可由省审批。扩大出口管理和经营自主权，放宽进口审批和经营权。省可批准把来料、进料加工及外贸业务的成交权下放给有条件的企业。
在计划改革方面，国务院同意福建按全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计划要求，制定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省内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综合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固定投资项目总额在二亿元以下的，由省自行审批。
关于价格改革，国务院要求福建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改革价格管理体制，逐步理顺主要商品价格。
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福建实行“划分收支，定额补助，五年不变”的财政大包干体制。
对福建人事、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国务院允许福建有计划地试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开放劳务市场，逐步实行劳动合同制，把用人权交给企业，把择业权交给劳动者。国家对福建工资总额的增长采取与全省经济增长综合指标挂钩浮动的办法，进行总的控制。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实行与经济效益挂钩，由企业自主分配，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允许根据经济发展、企业工资水平及物价变动相应调整。
关于科技、教育改革，福建将全面推行科技攻关项目的招标、投标制，推行科技成果商品化，扩大市场交换。根据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办学的可能，福建可自行调整省属高校招生计划和专业设置。
从今年起，福建拟用3至5年分期分批进行住房改革，实行新房租体制，推行住宅商品化，鼓励私人建房、买房，开拓房地产市场，实行国有土地有偿转让制度。
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福建将相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近期内，要加快转变政府机构职能，减少层次、简政放权，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决策、执行、监督、咨询、信息系统，建立有效的政府运行机制，以提高办事效率。
刚参加过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福建省党政领导同志在得知国务院批准福建的改革请示后兴奋地说，我们一定要精心筹划，坚决组织实施，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以赴，力求初战必胜。我们有信心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充分利用福建面对台湾、邻近港澳、华侨众多、信息灵敏、劳力资源丰富等有利条件，发挥厦门特区和各开放地区的作用，山海协作，优势互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与内地加强经济联合，加快全省经济发展，积极支持内地建设。
第1版(要闻)
专栏：
效率高了吸引力才大
本报评论员
创造条件更好地吸引外资，使外商办好他们直接投资的企业，是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但还不能尽如人意。距赵紫阳同志提出的要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这个目标，还有不少差距。为什么要讲国际惯例呢？这是因为：既然我们吸收的是国际资金，参与的是国际交换，就要按国际惯例行事。这和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就需要按国际规则来打球是一个道理。
外国投资者目前对我们不够满意的主要还是，我方办事效率低，关卡多，扯皮多。不久前，一个大城市的市长严厉批评了这样一件事：郊区县申办一个规模不大的中外合资企业，手续办了一年多，跑了14个委办19个局，图章盖了126个，居然还没有办完。
办事效率低是一种“综合症”，既有观念、作风问题，又有体制、机构、规章等问题。“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喊了多年，已初见成效，但对某些人来讲，恐怕未必已领会其真谛。我国长期受产品经济、自然经济的影响，一些人习惯于慢慢吞吞，拖拖拉拉地办事，商品经济的意识、竞争的意识不浓。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体制、机构、有关规章制度中还存在着种种弊端。体制、机构、规章制度这类上层建筑，本应为经济基础服务，应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可是有些机构不是予人方便而是等人来求，处处作梗，甚至要人“烧香磕头”。到这些地方办事，过不尽的关卡，盖不完的图章！哪个外商经得起旷日持久的折腾！凡此种种，说明一点：欲除积习，必须改革。只有深化改革，精简机构，更新观念，才能克服官僚主义，变慢动作为快节奏。
办事效率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税收优惠更重要。常常可以见到，某些国家征税比我们高得多，但外国投资者还愿意去，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必须深切认识到，提高办事效率，简化手续，减少层次，不拖拉，不扯皮，是当前优化我国投资软环境的重要一环，不可等闲视之。
天津市以提高办事效率为重点，全方位地改善投资环境，创造了不少经验（详见昨日本报一版）。其中重要一点是，一个窗口对外，一揽子解决问题。请看一外国投资服务中心，客户一到，各方齐来提供咨询、会商，能拍板的当场拍板，需要回去盖章的也全由“中心”代办，多利索。
当然，也不是几个机构的人往一块儿一凑，办事效率自然就高了。自国务院公布鼓励外商投资的22条规定以来，不少地方也先后实行联合办公，一个窗口对外，但外商还是有意见，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徒具形式，而无实效，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联合办公、“一揽子”解决问题的精神，不仅要体现于立项、签约、动工等环节，而且要体现于企业建成投产后，一些老问题如水、电供应不足，原材料供应渠道不畅，进口生产所需零配件、设备等手续繁杂，企业的合法自主权得不到保障等等，都需要我们对企业一帮到底，有什么问题帮助解决什么问题。
天津市不但使“中心”真正起到作用，而且上至市长亲自抓，与外方经理对话，下至各路人马登门服务，这样的办事效率、服务精神，岂能不受外商的欢迎！类似做得好的在其他地方也有。足见，只要真正把工作抓起来，做到家，人家的观感是会改变的。
当前我国还处在新旧体制交替之中。要做到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还要作相当努力。国务院公布的22条及一系列实施细则，就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又参照了国际惯例制订出来的，切切实实逐条落实，全面兑现，言必信，行必果，那么我们的投资环境就会比较接近于国际惯例所要求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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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 生产技术贸易一条龙
北工大开拓高校办实业新路
电子厂收益激增为改善师生工作学习条件作出贡献
本报讯 记者陈兴贵、周庆报道：北京工业大学利用本校科技优势，使该校一个仅有20万元固定资产，6万元流动资金的县办小厂，变成了一个拥有496万元固定资产，800万元流动资金，800万元企业资金，蜚声首都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腾出全校2％的人力，为改善全体师生的工作学习条件做贡献。
1981年，一名香港商人带来一个单板机（微电脑），不巧这个单板机坏了，便送给北京工业大学。其时，单板机在首都数十所高等院校中还是绝无仅有的“珍品”，连清华大学也没有。学校宣布：谁能修好，单板机就归谁用。该校刚刚提升为讲师的吴定荣老师接过了任务。经过检修，单板机不仅能用了，他还在检修过程中发现了单板机构造中的不合理部分，经过修正，开发出了新的功能。这种新的单板机，本打算造出后供教学用，后发现不仅国内急需，而且在香港也很畅销。北工大遂以该校的电子工厂为基地，和那位香港商人合作，北工大出技术，香港商人供元件，生产单板机。
以后，根据我国国情，北工大电子厂研制出以低档微型机为主的TP系列微机产品。随着市场的需要，在北工大校内形成了以生产外经处（管理部门）、微型机应用研究所（研制部门）、校办电子厂（生产部门）为主体，并有有关系、专业参加的新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对外，以北京为大本营，在香港、蛇口特区建立研制开发基地，形成了首都—特区—香港一条线的联合体系。香港是世界各大电子集团代理人的集中地，可以及时得到各种最新的信息、资料和技术；和香港毗邻的蛇口特区，提供了试制新产品的许多优越条件；在北京，电子厂与系、教研室、研究所密切配合，充分发挥了多科性理工科大学的人才优势和科技潜力。上述几个方面配合，生产、技术、贸易一条龙，形成了电子厂发展良好的循环机制与环境。加之在管理上，他们又实行了生产制造、销售服务、教育培训、维修负责一体化，大受用户欢迎。从1981年6月到1987年6月，他们共制造出各种电器产品达10.5万多台，用户遍及全国各个省市，涉及工业、国防、交通、科研、教学、医疗等各行各业。销售额达1.2亿元，上缴国家利税6000多万元，为学校增加收入2700多万元，相当同一时期国家所拨教育经费的40％以上。
该电子厂还充分发挥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的作用。该校广大教师从中增长了才干，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更新和充实了教学内容。学校所有的实验室都配置了微机系统，为全校师生的教学、科研、设计提供了微机服务；全校22个专业全部开设了计算机基础知识、计算机语言等课程。在计算机训练和使用上，提供了别的高等院校无法与之相比的优越条件。此间，电子厂还为社会培养了1.2万名计算机应用方面的人才，许多教授、副教授就是在这里学得了计算机的应用技术。为了普及计算机知识和为用户提供方便，他们还出版了100多种计500万册的各种计算机应用教材和资料。
这个电子厂已今非昔比。厂房已从600米扩大至3600米。职工素质有了明显提高。目前，这个厂共130人。研制开发、生产、经营三部分人各占1／3，其中受过高等、中等和普通教育的各占1／3。面对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快，竞争十分激烈的形势，他们正在迎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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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绳谈社会科学研究主要任务
总结十年来改革开放和建设经验
深化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记者赵卫）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今天在这里说，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科学地研究总结近10年来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各种经验，并加以理论上的升华，进而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胡绳在刚开幕的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上就社会科学研究目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
胡绳说，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实现了研究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变，同时解放了思想，打破了许许多多的禁锢，并从封闭转向了开放状态。这一时期是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最快，思想最活跃，成果最多的时期。尽管理论研究还不能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但是不能因此得出悲观的结论。
胡绳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从贫困向小康，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转折时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变化，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都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
他指出，目前我们已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近10年的经验，要对这些经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总结，使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对今后的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胡绳说，近10年来的经验十分丰富，理论工作者应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真正进行科学的论证和总结。他指出，真正科学的理论只能产生于实践，超前的理论推断也是建立在对过去事物规律性总结的基础上。
胡绳在讲话中还谈到了正确看待西方各种思潮涌入，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同时注意保护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和新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等问题。
这次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将讨论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有关方针政策，社会科学体制的改革，交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情况，商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情调查等问题。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一些计划单列市社科院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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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警总部颁布武警部队行政管理条例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武警总部最近颁布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行政管理条例》。这一条例是1985年9月开始试行的，总部根据试行的情况，根据公安部和解放军三总部的有关规定精神，对试行条例又作了339处修改和补充。这个条例是武警部队建设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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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致电悼念杰哈德被害
本报北京4月17日讯 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发去唁电，悼念16日凌晨被恐怖分子枪杀的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副总司令阿布·杰哈德。
唁电全文如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
拉法特阁下：
惊悉“法塔赫”中央委员、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副总指挥阿布·杰哈德惨遭杀害，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向阿布·杰哈德的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这种罪恶的暗杀行径。
阿布·杰哈德是巴勒斯坦卓越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为巴勒斯坦民族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深受巴勒斯坦战士和人民的爱戴，并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他的牺牲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巨大损失。我们深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必将化悲痛为力量，加强团结，坚持斗争，直到自己崇高的民族事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
1988年4月1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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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基本法草案草稿即将公布
咨委会讨论通过咨询工作计划
本报香港4月16日电 记者邢凤炳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草稿）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讨论即将公诸于众征询意见，特别将广泛征求香港市民的意见。今天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通过了基本法草案（草稿）公布后的咨询工作计划，决定在香港进行为期6个月分3个时期5个阶段的咨询工作。
基本法草案（草稿）的公布标志着起草和咨询工作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确保咨询工作顺利进行，香港咨委会拟定4项原则：一、由于基本法是宪制文件，这次收集意见时应以针对初稿条文的整体性、原则性意见为主，同时收集有关个别问题、技术性问题的意见；二、充分发挥咨委会委员在咨询过程中的作用，同时通过各委员与其所属界别或团体的关系，展开广泛的咨询活动；三、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推广、收集意见的工作；四、基本法内容较为复杂，咨询各阶段应有不同的重点，由浅入深地展开。
这次征询意见工作分推广、咨询、整理3个时期，时间为5月到10月。第二个时期咨询期间将按基本法的专题分为5个阶段，即中央与地方关系、居民权利与义务、政制、经济和文教。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讨论时过于集中在一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上，而延误了整个基本法的讨论。咨询过程中，内地起草委员将分两批到香港直接听取咨委会委员和市民的意见。咨委会也将派出交流团到北京与草委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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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胞可向大陆亲友直接寄信
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信件
新华社香港4月17日电 台北消息：台湾民众18日开始可以向大陆亲友直接寄信，但信件将通过台湾红十字会专门信箱，由红十字会在香港的代办人在香港投寄。
台湾红十字会16日在台北的记者会上表示，基于民众的实际需要以及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台湾“邮政总局”和红十字会研究出了这套两岸“通信不通邮”的办法。台湾红十字会规定台湾民众寄往大陆的信件须在写明大陆地址的信封外，另加一个信封寄到“台北邮政信箱50000号”，贴3台元的邮票，信封内再附10台元邮票一张。写有大陆地址的信封上，不能写寄信人的台湾地址，而且只能写“香港内详”字样。信件将由红十字会归到一起，以邮政包裹方式寄到香港，再由香港代办人拆去外信套邮寄大陆。
台湾红十字会还规定，邮寄大陆的信件以航空平信为限，重量不能超过20克，不收寄挂号邮件，不接受邮件查询，也不收寄现钞或支票、汇票等。如果发生大陆收信人地址变更而无法投递时，信件无法退回，红十字会也不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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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针织路小学结合儿童好动、新奇的特点，开设了雕刻、泥塑、刺绣等兴趣小组，寓教于乐，受到学生及家长的欢迎。图为“泥人张”第四代雕塑家、中央工艺美院副教授张全昌来校给孩子们讲民间彩塑知识并作表演。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