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当前社会心理主要特征
编者按：《社会》杂志第三期发表乔林《改革开放与社会心理》一文，现将该文论述当前社会心理主要特征的一节摘要于下。
当前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改革的变化。据中国社会调查系统最近在全国40个城市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透露，在被调查的人员中，有79.1％的人认为改革是有希望的；有59.8％的人认为改革以来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改革既然是一场革命，它就不会不遇到各种阻力，新旧观念在交替过程中也必然会发生激烈的心理碰撞。因此，当前形势下社会心理的主要特征就是呈现出各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首先，在政治心理上，表现为开拓创新意识与因循守旧心理的矛盾。作茧自缚、固步自封的封闭心理正为日益扩大的对外合作交流所冲破，墨守陈规、因循守旧的保守心理也正遭到改革实践的冲击，这是当前社会心理的主流。
其次，在经济心理上，表现为高期望值与低承受力的矛盾。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增强了人们的改革愿望和参与意识，而且也提高了人们追求高生产效益和高生活水平的欲望。想改革又不愿意冒风险；盼望高生产效益和高生活水平，又舍不得丢掉“大锅饭”、“铁饭碗”；或者当改革有可能影响到一部分人的眼前的局部利益时，就会出现惊慌失措的现象。这种积极支持改革并期望在改革中得到更多实惠的心理与求稳怕乱、怕冒风险的心理所构成的高期望值与低承受力的矛盾，使当前的改革陷于两难境地。
第三，在伦理心理上，表现为商品意识与传统道德观念的矛盾。事实表明，商品经济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社会道德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有碍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健康发展的因素，并带来道德方面的某些退步现象。这几年，在道义原则和利益原则的关系上，出现了一种重利轻义的思潮，从而否定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也出现了一种个人至上的思潮，主张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等等。这说明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社会不道德心理正在毒害着人们的灵魂，引起人们社会心理的失调。
这些矛盾的社会心理现象，如不妥善地加以引导，便会变成改革的心理障碍。任何重大的改革都必然要引起人们经济利益的调整，从而必然引起整个社会心理系统的振荡。如果我们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能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振荡，解决矛盾，就能防止可能出现的社会结构性的失调，以求得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严家其谈写《首脑论》的动机
我写《首脑论》的最初动机是要证明首脑这个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不能研究或不敢研究的问题是可以研究的。《首脑论》作为一本书，本来是应该既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又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的。对后者更应加强研究。我在这本书里力图揭示人的不完美性。像首脑这样杰出的人都是不完美的，有各种缺点，所以我们要用制度来约束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我很高兴的是邓小平先生最早提出了这种思想，他说：制度同人相比，制度更重要，而且要用制度来约束人。（摘自4月1日《联合时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戒烟在我国为何收效甚微
我国的戒烟运动为何成效甚微，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国家对烟草行业并不加限制。报载，湖南桂阳县，解放初期试种烟草，面积200亩，产量400担；而到1987年，湖南一省种烤烟达98万亩，产量超过200万担，面积增长4900倍，产量增长1万倍。烟草是经济作物，烟农、烟厂和供销都能发财。
第二、戒烟宣传缺乏各方面的实际支持，光讲科学道理有的反而引起逆反心理反应。
吸烟破财论的逆反——“不吸烟的我没见他发财，吸烟的我没见他穷倒。”
吸烟有害健康论的逆反——“我没见吸烟生大病的，也没见不吸烟不生病的。”
吸烟减寿论的逆反——“不吸烟也有短命的，吸烟也有长寿的。”
吸烟影响他人健康论的逆反——“现在是80年代——各人顾各人。”
吸烟影响子女健康论的逆反——“我从小就是在我父亲的烟雾中过来的，没见不良影响。”
执上述看法当然不正确，但是大有人在，他们也在做反宣传。
第三、戒烟流于形式，执行措施不力。要使戒烟宣传收到成效，首先要对烟进行立法，不仅要有烟草种植的立法，生产的立法，经销的立法，吸烟的也要立法。要改变吸烟的无限自由性。现在很多禁烟措施，也只是在微乎其微的空间里加以限制，禁烟措施何不改为吸烟规定，把有限的禁烟空间改为有限的吸烟空间，设置专门吸烟场所，非吸烟场所一律禁止吸烟。这样，既可以使广大不吸烟的人免受其害，又可以防止很多火灾。
（摘自3月29日《健康报》陈宪春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汉赋延续的主要原因
今年第一期《文学遗产》刊登了曾宪祝的文章：从我国古代作家队伍的结构来考察古代文学的发展情况。
文章说：我国的作家文学始于屈原，正式形成作家队伍则是在统一的封建帝国建立之后。汉代文人作家创作的主要形式是辞赋。汉赋从西汉武帝到东汉中叶，在停滞定型状态中维持200多年。国家经历了盛衰兴替，而作品的题材、体制、构思、风格却无明显的变化。政局兴衰与作家个性对文学的影响，在汉赋中几乎被湮没了。
仅从国力强盛、统治者提倡、前代文学创作经验的积累等角度来解释是不够的。以上诸项因素唐代都具备，但唐诗的发展却与汉赋发展几乎相反。
汉赋对社会变化反应迟钝却能维持长期的繁荣局面，唐诗在相似的社会条件下走上了几乎相反的发展道路。
解释以上现象，要从汉代作家队伍的构成以及他们带共性的命运和创作思想上寻求答案。汉代作家队伍控制在帝王贵族手中，其主要成员出身于中下层知识分子。汉代作家出仕率高。然而，入仕后的身份则是“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司马迁《报任安书》），职业则是“在左右，诙啁而已”（《汉书·东方朔传》）。
他们不满于“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的处境，要求表现自身的价值，但不能改变整个文学创作的状况，也不能从
“言语侍从之臣”中分化出一支新的队伍。其所以如此，就是作家们摆脱不了对帝王贵族的依附。
唐宋以后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已掌握一定的用人权，而汉代用士的权柄、文学创作的出路则完全在帝王贵族的直接掌握中，“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
作家有较宽广的出仕途径而被限制到“言语侍从”的狭窄范围，文学创作受到提倡又被仅看作职业，文学受到外力强制而难摆脱。以上因素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因素结合，造成西汉到东汉中叶200多年以辞赋为主体的文学对政局变化反应迟钝而又持续繁荣的局面。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关于设立“科学节”的倡议
我国的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面临着光荣而繁巨的任务。我国的科学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世界人民。在科学与人民之间，应当架起科学理解的桥梁——科学节。通过这座科学理解的桥梁，似可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检阅科学技术成绩；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探索未来科学技术的新趋势；奖励优秀的科学技术成果；表彰杰出的科学技术专家；密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开展中外科学与技术的广泛交流。
诚然，科学的传播工作不是一日之事。但可断言，如果我们中国设立科学节，每年围绕中国科学活动，唤起全民族重视科学、关心科学、热爱科学和科技人才，将会日新月异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从而有利于科学事业得到更快的发展，也有助于科学技术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世界历史上未见资料表明哪个国家有科学节。在新中国，我们有劳动节和其他节日，也应有科学节。今年3月18日，恰是中国科学大会召开10周年。因此，我倡议，将3月18日定为中国科学节。 （摘自3月17日《光明日报》阎崇年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国画市场刍议
中国近、现代的绘画大师作品的价格远远低于外国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然而就艺术价值而论，我以为中国的画家在世界艺坛上是可以虎步龙翔、傲视群雄的。
中国画界的有志之士不可忽视历史和现状对我们的教训。中国100多年来的积贫积弱，使我们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不能厕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国画作为廉价的商品，所从来远矣。其次，开放以来，像潮水一样涌向世界的劣作赝品，也起到自坏“教门”的作用。中国画在世界各地的泛洪，使它完全成了薄利多销的低级商品。而管理者的急功近利和伪造者的寡廉鲜耻，使不少最杰出的画家也处境狼狈，无可奈何。
艺术家的自重、自爱、自尊和崇高的理想主义的追求，将帮助我们保持艺术创作时心灵的纯净，而唯有这样竭智尽虑的创造，所花费的艰苦复杂的社会劳动，才可能使艺术作品保持着高贵的价值。我们要为中国画的声誉以及在世界市场上价值的不断提高而奋斗。
我的作品自1979年第一次在日本展出，10年来价值增长10倍，在国内则增长30倍，然而，摹仿我的赝品、伪作也已成为世界性的现象。
1988年度我供国内各画店的全部作品限数为30幅，并印有图录，编号出售。
我目的有四：一、维护中国画的尊严；二、维护国家与个人的权益；三、保持我艺术的崇高声誉；四、打击并最终杜绝泛滥的伪作、赝品。
（摘自4月3日《中国文化报》范曾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国医节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对中国疯狂地进行经济文化掠夺。中华之国粹——中医药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们企图彻底铲除中国医药学。
1914年，袁世凯就配合西方列强干起消灭中医的勾当。在全国人民的咒骂声中，他才不得不中止实行“废止中医之议”。
192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申请把中医课程列入教育规程，而汪精卫不但不批准，反而公开发表演说：“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毫无根据，不但国医一律不准营业，即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限期歇业。”汪精卫及其追随者还提出了6条办法，主要是中医登记法，限至1930年底止，要求明令禁止报纸登载介绍中医药广告和禁止办中医学校，令全国中医院改成医室等。1929年3月17日，全国各地中医药界组织联合会，发表“保存国粹，维护中医中药”的宣言，并向反动政府请愿，要求取消消灭中医的提案。海外800万侨胞也随之发出通电响应。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前项荒谬决议，不得不宣告无效。
当时，中医药界同仁为激发振兴中医事业，纪念斗争历史，曾把“三·一七”定为国医节。
（摘自《中国医药报》第338期何学法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十年史学的成绩与不足
近十年史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成绩斐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由于解放思想，从以往“左”的思潮的羁绊中走出来，因而对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与探索，受到重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对如何从宏观上理解与把握历史的进程给人们以启迪。中西比较研究受到应有的注意，也开拓了视野，从而对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认识与理解也较以往有所深化。
（二）史学的微观研究，也就是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更为显著，近年来这方面问世的论著最多。
（三）以往研究较薄弱的某些断代史，其进展相当突出。例如清史就是如此。其成果之多，所涉及问题之广泛，在不少问题上的步步深入，都是过去不能比拟的。
（四）由于党中央的开放政策，近年来史学的国际交流颇为活跃，这是前所未有的。
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史学危机”。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
其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从事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建设。史学的社会功能在精神生活方面，难于与社会物质生活直接相连。而且，影响人们精神面貌的也不仅仅是史学，还有其他众多的社会学科。明乎此，史学的社会需求有一定的限度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二，建国以来，史学研究的成果无论在形式与文字表述方面都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多数历史著作缺乏生动性与可读性，这就大大影响了读者面，以致印数越来越小。
（摘自4月6日《光明日报》王思治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古代印度佛教建筑的由来及其现状
古代印度人信婆罗门教。他们慑于大自然雷鸣电闪、洪水猛兽的威力，把许多东西和现象奉为神灵。当时人们造不起大殿堂，往往在大树下供上石头念经祈祷，这就是露天祭台。
公元前六世纪，印度兴起了佛教。佛陀涅槃后，八位国王把他的舍利（佛骨）分而埋之，供奉舍利的建筑就是佛塔，我国音译为窣堵波。它是半圆形馒头状的建筑，用未烧的砖头砌成，外涂胶泥。过了200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推崇佛教，把塔中的舍利挖出来，分送到各地建起许多塔。建的塔比较讲究。
现在保留下来的最壮观的塔是山契大佛塔，直径约37米，高18米，绕塔有两条环形道，底部石墙的四等分处是四座精美的石雕牌坊。据考证，塔的核心部分是阿育王时代的建筑，四座牌楼则是公元前73年时所建，牌上雕有莲花卷涡纹和天鹅、孔雀、大象等，组成佛平生故事。
阿育王时代的建筑，还有著名的阿育王柱。阿育王为了宣扬佛法，曾在各地树起石柱，上刻他的诰文，说：“每个人都是我的儿子。愿我的子女在今世及来世得享各种繁荣。我平等地关怀所有的佛教沙门、婆罗门和耆那教徒。”这反映了他的宗教思想和治国方策。现在保留下来的阿育王柱最有名的是立在鹿野苑的柱子。柱身已倾颓，但柱头珍藏在博物馆，柱头底部是倒垂莲花，上面是线盘和饰带，刻有大象、奔马、牛、虎各一头，有象征佛法的轮宝隔开，它们之上是四头雄狮。
公元13世纪，印度佛教衰落，庙宇全被伊斯兰教焚毁。古寺虽不复存，始凿于公元前二世纪的阿旃陀石窟还基本完好。佛门弟子一到雨季就找个僻静地方读经参禅，先是找天然山洞，后来就在石岩上凿出僧房佛殿。阿旃陀就是用了几百年凿出来的，其规模之宏大，雕刻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摘自《环球》第2期詹得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