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
方之光
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初期农民与地主两个对立的阶级发起的前后衔接的两次运动。
对于这两次运动的关系，史学界传统的看法是：洋务运动是镇压太平天国的“罪恶产物”，它们是“完全联系不起来”“根本不同的两码事，没有共同之处”。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欠妥当的，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必要。在这篇短文中，笔者试图从当时历史条件的具体史实出发，对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的关系作一重新探讨，以求正于史学界同志。
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都是在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从政治上看，它们之间无疑存在着对立的一面。
太平天国运动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原有矛盾激化的产物。尽管它基本上还是古代农民战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却明显地带有近代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太平天国农民领袖继承古代农民起义的优秀传统，于1853年颁布了以平分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天朝田亩制度》，把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推向一个高峰；又顺应了历史潮流，于1859年颁布了近代史上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政治纲领——《资政新篇》，揭开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序幕。
洋务运动比太平天国整整晚十年。它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开始时，它主要是为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需要而产生的，明显地具有对内镇压革命、对外妥协投降的性质。事实上，洋务派不仅是“借洋兵助剿”镇压革命的始作俑者，而且在开始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靖内寇”。因此，否认它们之间在阶级内容上有对立的一面，甚至把它们都视为爱国运动，显然是不正确的。
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除了镇压革命的一面外，确实也包含着“御外侮”，即抵御外国侵略的另一面。当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洋务派一方面继续推行“联各国之好”的妥协的对外方针，另一方面则加快了“资取西洋长技”、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步伐，使中国“军实渐强，人材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能战，转贫弱而为富强”（《洋务运动》第1册，第54页），以达到抵御侵略的“自强”目的，可见，洋务派“御外侮”的目的日益明显。因此，完全否认当时洋务派与侵略者之间还存在着矛盾的客观事实，也不能认为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除了在政治上有对立的一面外，从经济上看，也明显地存在着内在联系和若干共同之处。这种联系和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师夷长技”和“御外侮”两个方面。这可以从《资政新篇》与洋务运动的比较中加以说明。
《资政新篇》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建立资本主义雇佣的生产关系，并“要向西邦学习邦法”——政治制度，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以达到与“番人并雄”的目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个近代化救国方案。它不仅远远超过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而且比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类似方案还要早二十年。事实上，1860年，太平天国攻占苏、浙两省后，洪仁玕曾计划在上海购买20艘外国轮船。李秀成也买过轮船、洋枪、洋炮。太平军还在吴淞办了一个铸造厂，仿造洋枪洋炮。这说明太平天国后期在战争环境里，已经开始购制洋枪、洋炮和轮船的军事近代化活动，把《资政新篇》的部分内容付之于行动。这与洋务运动开始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几乎是同时的。可见，在中国实现军事近代化道路上，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是殊途同归，具有明显的共同之处。只是洋务派镇压了这场革命，致使太平天国较全面地实现《资政新篇》中的近代化计划遭到了扼杀。但是，《资政新篇》对洋务派乃至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深远影响，还是十分明显地存在的。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第一个提出“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口号，魏源加以系统化，把这一口号概括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反对，这个口号并未付诸行动。经过太平天国对封建势力的扫荡，洋务派借此登上历史舞台，把“师夷长技”的口号付之于实践，以挽救和维护封建统治。太平天国主张向西方学习，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封建统治，这与洋务派的目的是互相对立的。但是，在向西方学习、使中国逐步近代化方面，两者无疑存在着明显的共同之处。
太平天国向西方学习“长技”，还用于反侵略的斗争。在太平天国后期，当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革命时，洪秀全就号召太平军“当人人奋勇与敌人及其番鬼同盟作战”（《华北先驱报》第671号），顽强地展开了反侵略斗争。1 864年天京失陷，李秀成在被俘后写的《自述》，还建议曾国藩在香港、广东购买西方枪炮，要他“防鬼反为先”。对此，曾国藩批了“此条可采”四字，表示接受。这充分说明：洋务派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确具有“御外侮”的目的。事实上，早在1862年，曾国藩曾抵制“常胜军”进攻天京的建议，以致英国公使普鲁斯心怀忌恨地说：“在中国，曾国藩可能是本世纪内我们的一个可怕而又有力的对手。”（《普鲁斯致罗塞尔》，1862年7月24日）左宗棠更具有强烈的“御外侮”思想，正是基于这个思想的指导，他才创办福建船政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运用购制的西洋武器，粉碎了沙俄吞并新疆的罪恶阴谋，收复了祖国的神圣领土。李鸿章虽然对外一味妥协，但他在1862年也说：“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朋僚函稿》第4册，第17页）。1875年他筹建中国近代海军，目的“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洋务运动》第2册，第498页）。洋务派不同程度上都具有“御外侮”的思想和行动，这是无法完全否认的客观历史事实。
太平天国失败后不久，随着西方列强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加剧了对中国边疆的侵略，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洋务派由“昔以靖内变为先务”，转而采取“今以御外侮为要图”（薛福成《出使奏疏》，上，第52页），是合乎历史发展的逻辑的。
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为什么会有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呢。我认为这是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起，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开始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产者按照自己的面貌，强迫中国“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就必须“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两个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代表人物，势必要在言论和行动上回答这个时代提出的严峻课题。他们在设计挽救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时，不约而同地都把后者，即不同程度上“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作为解救民族危亡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林则徐、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与洪秀全、洪仁玕等，都把向西方学习“长技”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急务。由此可见，中国走资本主义的近代化道路，已经成为那时不以任何阶级和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的趋向各有不同，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这就构成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共同之处。
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客观上为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扫除了障碍。洋务派引进西方近代生产力，主观上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挽救与维持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是，它在客观上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近代工业的序幕。这就是相反相成的历史辩证法。从发展生产力角度看，洋务运动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和正当性。当然，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诞生并要求发展时，洋务派仍然固守“中体西用”的桎梏，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其丧失了前期的若干历史进步性，向反面转化，最终陷入必然失败的命运。
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时，曾两次揭示了他和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即“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我认为，这个思想也适用于太平天国与洋务运动。时代赋予太平天国的历史任务是反封建反侵略，为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准备条件。这个历史任务没有完成就被洋务派绞杀了。绞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洋务派，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客观上则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资政新篇》的部分内容，不自觉地充当了太平天国遗嘱的执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正是通过洋务运动部分地歪曲地反映出来的。我肯定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近代生产力方面的历史正当性与进步性，也正是为了肯定太平天国打击和改造封建统治者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当然，对洋务派对内血腥镇压革命、对外妥协投降的历史事实，也没有必要为它们进行辩护。
第5版(理论)
专栏：
一本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学术专著
——读《台湾30年（1949—1979）》
万灵
茅家琦教授主编的《台湾30年（1949—1979）》一书，最近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这是茅家琦教授和他的青年助手们最近的研究成果，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当代台湾史的学术专著。该书以1949—1979年30年的台湾历史发展为纵线，从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教育科技、思想文化、电影文艺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扼要系统的论述。全书共分五章，33万字。
以爱国主义为台湾研究定位是该书的第一个特点。近年来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台湾这个小岛已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研究对象，欧美、日本的研究人员都从各自的立场和需要出发，出现了台湾研究热。而台湾的研究工作者则大都以台湾为本位，宣传台湾的“成就”，而掩盖其存在的问题。《台湾30年》一书以爱国主义为出发点，实事求是地叙述了当代台湾的现状，从民族利益、民族感情的角度出发，对所谓“中华民国法统”条分缕析，希望台湾当局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做出明智的抉择，以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把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开拓创新的精神紧密结合。作者尽可能地收集了大陆所能见到的有关资料，力避主观臆断，将台湾30年来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一片混乱时期（1949—1952）”、“走向稳定时期（1953—1963）”、“经济‘起飞’时期（1964—1973）”和“经济调整时期（1974—1979）”等四个时期，让事实说话，加以入情入理的分析评论，使读者耳目一新。例如对于大陆上鲜为人知的台湾土地改革问题，作者认为台湾的土地改革虽有一定局限性，但毕竟基本上消灭了封建主义势力，成功地使台湾的农业迅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并带动了台湾工业经济的恢复，在农村建立了新的政治结构，为台湾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又如对李敖和《文星》杂志被封问题，作者严正指出国民党当局以荒唐的罪名拘押李敖，充分暴露了台湾当局口称民主、实则专制独裁的一面。
该书的第三个特点是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提供了科学的历史依据，为社会科学研究如何为四化建设的现实服务提供了经验。由于种种政治原因，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人民音信隔绝，难以全面正确地了解对方实情，这方面知识的真空状态是与同胞们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强烈愿望不相适应的。《台湾30年》一书为填补大陆同胞对台湾知识的空缺做出了贡献。该书的年代下限定于1 979年，故对80年代以后的台湾没有专章论述，但是，作者在“结语”中指出，和平统一祖国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也反映了台湾人民的利益，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排除阻力，做出正确的历史抉择。
由于30年来政治隔绝，资料收集不易，使本书对某些专题的研究尚付阙如，如台湾军方力量对台湾各方面的影响及军队本身的诸多问题等；对于台湾社会各种问题的深层剖析也嫌单薄，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尽管如此，《台湾30年》一书诚如匡亚明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既有助于大陆同胞对近30年台湾情况的了解，更有助于台湾同胞了解大陆同胞对他们的关心。”海峡两岸，携手合作，振兴中华，这不仅是该书作者的愿望，更是大陆同胞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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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人口的几个问题
邬沧萍 杜亚军
我国国情的重要内容
人口问题是十三大报告的重要内容。报告不仅论及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性，还论述了人口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的转移，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目前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并存；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在重新认识我国国情中，把人口多、素质低、人口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口地区状况差异很大等人口特征作为我国国情的重要特点，无疑是准确而深刻的。只有认识中国人口的各种特征，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国情，才能有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正确理论和战略。
计划生育工作丝毫不能放松
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宏伟战略，同时也严肃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加倍努力，我们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上就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但是离开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就不可能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不可能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保持目前的温饱水平，更谈不上向小康以至更高水平前进。十三大报告对人口问题的这种论述，说明大力控制人口乃国家民族命运之所系，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控制人口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人口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三个生育高峰。在这个生育高峰中，每年进入婚育期的人数估计有2000多万，而且这次生育高峰将持续15年左右。如果我们现在放松对人口数量的控制，那就很可能会在20—30年以后导致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为了减弱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不使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重现，为了在经济发展战略第二步结束时，使我们调整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工作基本就绪，为经济发展战略第三步准备好人口条件，我们必须在本世纪内严格控制人口。另外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已经非常脆弱，如果因人口过快增长而继续增加生态系统的压力，后果将非常严重。最后，我们已经失去了在50年代和60年代调整人口变量的时机，现在是历史上给我们又一次调整机会。因此，到本世纪末，在第三次生育高峰还未过去之前，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决不能放松对人口增长的控制。
对于人口老化问题要未雨绸缪
根据国内外大量数字估计，在下世纪30—40年代使我国人口达到零增长是可行的。这样，我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低速老化，急剧老化，老化稳定。急剧老化将发生于2010—2035年之间，而且我国的劳动力老化将先于人口老化而出现。这是由于50年代、60年代两个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发展成为老年人口高峰的必然趋势，是过去忽视计划生育的结果。人口老化是具有深刻社会、经济含义的人口现象。人口老化对社会劳动生产率，新科学技术的应用，工作人口的负担，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使用，以及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医疗卫生事业和一个社会的养老体系等一系列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的家底很薄，人口老化带来的问题比发达国家更复杂。
如果我们过早地实现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这就意味着连续几代人的总和生育率都要低于更替水平。换言之，连续几代人都要有半数左右的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这样，有朝一日9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总人口的40％，如此高的老化程度，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上都会使社会难以承受。这样做，一旦引起人口下降的惯性，那时再想把人口稳定住或使其回升就很困难了。目前西方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欧国家的政治家、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面对其人口的负增长忧心忡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因此，在促进我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必须顾及人口迅速老龄化的趋势，不要造成人口过分老化。继续坚持控制人口的做法，对于人口老化问题，从现在起就要未雨绸缪，有所准备，采取正确的措施。
努力实现人口产业结构的战略转变
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口产业结构的转变，是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方面。
十三大报告把人口产业结构的转变作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措施和实现现代化的标志。从绝大多数国家经济现代化的经验来看，没有大批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人口的转移，就谈不上生产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也谈不上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说，中国的人口问题决不是单纯地少生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孤立地看待和解决人口问题，也不可能设想不解决人口问题而实现现代化，而只能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去解决人口问题。
我国目前存在的现代工业和传统工业同时存在、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及贫困地区同时存在的局面，无疑与我国劳动力数量过多有关，但也与我国人口素质低、经济效益低以及社会主义劳务市场不发达有密切的关系。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会减少未来劳动力的供给，但对于现有人口规模大等问题，则必须依靠其它经济、社会手段来解决。
众所周知，在我国传统经济部门中，多为简单劳动，劳动者素质低，生产效率低，主要靠简单劳动的大量投入而使产量有所增加。现代工业部门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有相当高的要求。因此，要实现人口产业结构的战略转移，消除我国目前存在的隐性待业，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向现代部门源源不断地输送大批合格的高质量劳动者。可见，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批合格人才的培养是完成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任务的中心环节之一。必须一方面按实际需要，改善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保证新生劳动人口的文化素质符合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在职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和在职继续教育，为他们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创造有利的条件。
要完成人口产业结构的转移，还必须进一步开放劳务市场，促进劳动力的流动，达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事实证明：在以行政干预为主的计划体制下，很难做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只有引进竞争机制，开放劳务市场，才能促进劳动人口素质的提高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达到人口产业结构的战略转移。为此，人口迁移、城镇流动人口问题必须受到重视。
要完成人口产业结构的转移，还必须改革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以企业为单位负担的一种保障制度，享受保障的人口有限，保障内容不健全。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利于应付人口迅速老化的挑战。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些缺陷，是开放劳务市场的障碍，亟待加以改革，我国人口学界、经济学界以及有关部门应继续抓紧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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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评介
杨焕章
许征帆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一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贯穿本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自己学说的基本态度。
作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既有普遍真理部分（即基本原理），也有依据自己面临的某一历史特点和某一国度具体实践特点作出的具体结论部分。同时，人的认识总要受到历史条件以及个人知识水平的限制，这种局限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不例外。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某些认识的局限性会显现出来，某些具体结论会陈旧过时。即使普遍真理部分本身也不是教条，也不是空洞的、脱离实际的抽象。它不仅要与当代的实践相结合，而且要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从而具有当代的和各个国家的具体特色、具体模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世界形势最新发展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最基本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是理论创新的过程，是在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不断展开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自己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全面性。
本书作者认为，由于当代重大历史事件连绵不断，当代社会生活变动迅速深刻，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层出无穷，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实践中的发展，不能不带有开拓性、探索性。其主要表现：（1）理论的构架正在实现由破坏旧世界到建设新世界的引人注目的转换。（2）理论内容实现了理论原则与具体科学的紧密结合。
（3）马克思主义正在不断探索着新问题，扩大着理论的包含面，力求使自己在指导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