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爱西柏坡
任远远
编者按：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西柏坡40周年前夕，我们发表任弼时同志的儿子任远远的回忆文章，以示纪念。
1948年3月在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告别了陕北，东渡黄河途经晋绥解放区，于4月到达晋察冀解放区。
我是跟随父母和党中央机关一起来到西柏坡的，那时我才7岁多。从延安撤出后，经过一年多的转战行军，来到西柏坡就像又回到了延安。
西柏坡是背依柏坡岭，面向滹沱河的一个小山村。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苇子地，散发出特有的苇香，纵横交错的大小水渠，哗啦啦的流着水，吱吱呀呀的水磨声把山村气息点缀得更加浓厚。
党中央、解放军总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5位同志都住在西柏坡的大院中。我们家是大院中一个南北狭长的小院。北房两间，其中东边是父亲的办公室，另外一间是父母的住房，两间房子有门相通。我住在西房，房中那只仅5瓦的电灯照耀着我童稚的年华，永远在我的记忆中闪亮。
我们家小院的东面，只隔一条小走道就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小院，与我们仅一墙之隔的西面是毛泽东主席的院子，再向西不远是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早来一年多的刘少奇同志和朱德总司令的院子（后来朱总司令搬到后面新盖的窑洞式房子）。他们的院子前面有一块麦地。
到西柏坡不久，我进入“西柏坡小学”，在这所只有一间房子的“学校”里，只有两位老师教着我们这群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十几个孩子。课堂上的情景是现在小学生所无法想象的。课余我们经常上山挖云母，因为听说云母可以制造肥皂盒，所以我们挖出的云母都装在纸盒中精心的保存着，这是我们小朋友的一大乐趣。有的还带到了北京。
当时我母亲患病，要动手术，西柏坡小学的涂老师把自己腌制的咸蛋送给母亲吃，母亲也送她一些东西表示感谢，那时党和人民的关系，真是鱼水情深。
朱总司令比我父亲大18岁，但在漫长的共同革命历程中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使他们亲如兄弟。星期天或晚饭后，他们经常去河边和山林垂钓、漫步。苇子地旁，水渠边，滹沱河畔都留下了这对老战友的足迹。康妈妈给我起了个外号：“小地主”，可能因为这是当时土地改革中最常用的名词吧。
徐特立老人身患重病，朱总司令和我父亲来到西柏坡附近朱壕徐老的床前，深切慰问这位在革命最困难时刻表现出最大决心和勇气的老战士，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亲眼看看新中国的诞生。
父亲在延安时就已发现患有高血压症。经过1年零5天的转战陕北，病情更趋严重了，为了他的健康，同志们劝他尽量节劳，适当休息。夏天，我们一家去东柏坡的小河旁歇息，河水浅浅的，有的地方只没过脚面，我们在河里趟水或坐在岸边，享受着大自然的美。
一天，我随同父亲去散步，走到一家农户房前，父亲钻进了矮小的房中，询问他家土地改革前后的生活情况，在那间小黑房子里和农民拉起了家常。我在外面都等急了，父亲出来后，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在那间又破又小又黑的房子里谈这么久？父亲沉思着回答：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我们这么大一个机关住在这里，他们把好房子全让给了我们。……他们的生活太苦啦。接着父亲又深有感触地自言自语：“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全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的日子……”
西柏坡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党中央书记处的5位同志在这里工作是极其繁忙的，特别是三大战役期间真是日理万机。毛主席习惯于夜间工作，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召集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周副主席和我父亲到他那开会，研究制订和指挥三大战役及筹备着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夏天他们围坐在毛主席前院的石磨旁，天冷时则在毛主席办公室里开会，一开就开到午夜以后。
在我重兵威慑下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时，傅作义将军也来过西柏坡。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之际，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与中共中央商谈建立新中国前后的有关事宜。毛主席和书记处的同志都和他进行了长谈，父亲休息的时候还带我到米高扬的住地看望他。米高扬随身携带的一台当时看来很小的收音机，他说性能很好，可以收到莫斯科的播音。
毛主席有时也到苇子地的清静处去休息，这时我也挤上车去，毛主席见到我就说：“小政治委员”也来了。
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
我在西柏坡经历了近一年的时光，许多事是难以忘却的，而其间有一件事印象尤为深刻。它的内容是30多年后我才知道的。
那是1948年10月，天气已经很冷了，晚上在西柏坡大院露天看电影要穿着棉衣，演的电影都是苏联译制片。那次看电影我们先去，周副主席在电影开始前才来，他刚坐下电影就开始了。突然机要科的一个同志匆匆走来将一份文件交到周副主席手中，在手电筒的光下周副主席简单看了一下，转头跟我父亲耳语了几句，然后两人起身就走了。电影演完我回到家中，只见周副主席和我父亲还在父亲的办公室商量着，他们一边查看着地图，一边扳着手指算着什么。我想问个究竟，但父亲让我去睡觉。从他们的表情和当时的气氛来看，他们是在研究和处理一桩很突然、也很重要的事情。
30多年后，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才知道，原来周副主席和我父亲那次是在合计如何对付蒋介石准备偷袭党中央的十万火急的大事。当时，蒋介石眼看辽沈战役接近尾声，在东北即遭覆灭，为扭转战局想乘我军在冀中空虚之机调集两个军的兵力偷袭西柏坡中共中央住地。这个阴谋及时为我党地下情报系统获悉，并立即报告了党中央。周副主席和我父亲研究的正是这个刚刚收到的绝密情报，随后中央迅速作出周密部署，赶调部队并紧急动员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将来犯敌军从定县以南赶回保定以北，敌人的阴谋遂告破产。
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历史长河呼啸奔腾而去。西柏坡的时代距今才40年，延安时代距今也不过50载，无疑这些光辉的历史是需要珍惜的。
尽管离开西柏坡已40年之久，我已适应了繁华而嘈杂的京都生活；尽管历史又增添了许多悲喜交加的章节，时代又经历了有待后人去评说的变迁；尽管有些历史还需要归真反璞恢复其本来的面目，但这一切从未淡漠我对西柏坡的深沉眷恋和美好记忆。
在这里我仿佛看见祖国已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我们的人民则过着精神和物质都十分丰富的生活。
我爱延安，因为我出生在那里，那里的山河与人民养育了我；我爱西柏坡，因为它和延安一样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期。
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是延安人，我是西柏坡人……
（附图片）
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左二）、大女儿任志远（左一）、儿子任远远（右一）在西柏坡留影。
选自《纪念任弼时》图册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怀念邓洁同志
杨波 纪锦章 谢邦选
原第二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的“五大”、“七大”、“八大”代表，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邓洁同志（曾用名邓鹤皋），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老干部。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十年动乱中，他惨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不幸于1979年7月逝世。我们对这位久经考验的模范党员表示深切的怀念。
（一）
邓洁，1902年生于湖南省安乡县一个地主的家庭。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在长沙兑泽中学读书时，作为学校的代表参加了毛泽东同志组织和领导的学生联合会。中学毕业后，家中要他回去继承家业，维系封建门庭，但他毅然决定同家庭脱离关系，投身共产主义运动。1922年在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共青团北京地委委员，兼任共产党西城支部书记。从此便在李大钊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北京，在革命的激流中战斗。
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赵世炎同志的领导下，北京10余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会后组织了2000多人的请愿团到段祺瑞政府请愿。当请愿群众进入执政府大门后，段祺瑞竟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进行血腥屠杀。当时邓洁机智跳墙脱身，到沙滩找到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夏秀峰，弄到救护车辆，开回铁狮子胡同抢救受伤群众，送往医院。第二天他又派人为牺牲者拍照，组织了北大三院为死难烈士举行的追悼会。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卫戍司令部发出通缉令，邓洁被列入通缉的黑名单。他无所畏惧，继续英勇奋斗。当时李大钊曾赠给邓洁一首诗，开头两句是：“邓生今杰士，英名天下闻。”
1926年，大连日商“满洲福岛株式会社”（简称福纺纱厂）的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惊全国的“四·二七”大罢工。日本殖民当局采取利诱、开除工人和逮捕工人领袖等手段，进行破坏和镇压。在罢工斗争处于十分艰难的时刻，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派邓洁去大连，担任特别支部书记，加强党的领导。邓洁一到大连，就在警探密布的环境下，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按北方区委的指示，不断分析形势，研究罢工策略，当发现日本资本家和殖民当局有让步的趋向时，便当机立断，作出复工决定，使坚持整整100天声势浩大的福纺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锻炼了工人阶级，提高了党的威信。同年，邓洁去上海向党中央周恩来和王若飞汇报工作，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大连地方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邓洁任书记。
1927年4月，邓洁参加了我党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五大”职工委员会秘书长，协助起草职工运动报告等工作。“五大”期间，中央决定建立满洲省委，任命邓洁为满洲省委书记。邓洁回到大连，正紧张地忙于省委筹建工作的时候，由于叛徒出卖，被日本帝国主义当局逮捕入狱。
邓洁在大连工作期间，党的组织得到发展和巩固。到他被捕的1927年7月，党支部发展到23个，党员220多人。不仅在工人中有党支部，还在农民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建立了两个地下联络站。党的活动范围扩大到营口、瓦房店、奉天（今沈阳）、抚顺。大连党的工作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邓洁被捕后，在狱中受尽百般折磨，但他坚贞不屈，巧与应对，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真情，保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他在敌人监狱被关了7年零2个月。于1934年9月刑满释放。
邓洁出狱后，几经周折，于1934年10月到了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先在“左联”和“文总”工作，后任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书记。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我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上海“临委”根据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领导抗日救亡工作，先后建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各行各业的救国会，推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
1936年4—5月间，在“临委”领导下，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生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形成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后来上海的同志到延安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上海这段工作时，少奇同志高度赞扬说上海红旗不倒。
（二）
邓洁于1937年初从上海去延安，参加了同年5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党校高干班主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等职。1940年他担任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处长，正是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陕甘宁边区、延安军民生活十分困难之时，邓洁又担任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长和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的职务。从此他把全部精力和智慧贡献给解决中央机关全体人员的穿衣吃饭问题，保障从毛主席起到每一个干部、战士的工作和战斗的需要。在这个艰苦而崇高的岗位上，他被中央领导同志诙谐地称为“叫化子头”。毛主席曾找邓洁谈过话，要他做好杨家岭（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的行政工作，并说：杨家岭不仅是延安的杨家岭，而且是全国的杨家岭。你们的工作做得好与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向你们学习。邓洁在自己的工作中没有辜负这个希望。他曾陪朱德总司令最早视察了南泥湾，选中了这块地方。中央直属机关和边区政府所属机关先派人在那里开荒种地。第二年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把那里开辟成万顷良田的陕北江南。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杨家岭带头发动了人人动手、种粮、种菜和纺毛纺线的生产劳动，实现了丰衣足食。杨家岭机关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邓洁荣获特等模范的奖状。
1945年4月，邓洁同志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他率领中直机关的后勤人员，在延安仅有的条件下，为大会提供了出色的服务，赢得来自全国的“七大”代表们的好评。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纵队，杨尚昆任司令员，邓洁任副司令员。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邓洁和纵队司令部其它领导同志一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使中央机关安全转移。
1948年3月，邓洁参加护送毛主席东渡黄河，经晋西北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三）
全国解放后，建国初期他担任中央直属经济建设部部长、新中国建设总公司经理、政务院财委机关企业管理局局长。在短短两三年里，他潜心研究经济，总结实践经验，写了《摸索》一书，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从1952年起，邓洁任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副主任，分管手工业工作。此后在长期担任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副主任、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的工作中，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于手工业合作化事业上。随着合作化的迅猛发展，邓洁经过调查研究，在第三、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强调手工业合作社要坚持“四服务”的方向，即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为基本建设和国营大工业的协作生产服务，为出口需要服务。这个方针成为此后相当长期间手工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方针，并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
1956年合作化高潮中，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了。为了办好合作社，邓洁亲自组织、制订了《手工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并在以后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加强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发展手工业生产的问题。他从我国手工业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发，强调“手工业组织起来后，要保持原有的经营特点”，“要防止不顾具体条件，机械地搬用大工业的一套管理办法。”他根据我国手工业行业复杂，有制造，有修理，有固定的小作坊，也有游街串乡、流动服务等群众称便的形式，要求合作化以后，组织形式也要多种多样，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可以配合协作，大社、小社、小组、供销户应该并存；并强调民主办社的原则，在经营方式上，要尽量恢复传统的产销关系；在发扬手工业原有优良传统的同时，逐步改造其落后的方面，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邓洁强调手工业生产的技术改造要按照“循序渐进”的方针，由手工操作向半机械化、机械化发展；告诫不能依靠国家调拨设备、资金和技术力量，要自力更生，用“培养母鸡，母鸡下蛋”的办法，自己武装自己，从“小改小革”做起，走出一条结合实际的手工业机械化的路子来。邓洁倡导的这一套办法的实践结果，显著地改变了我国手工业生产的落后面貌。
在50年代后期，邓洁总结了从事手工业合作化的经验，写成《中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总结》一书，此书曾受到刘少奇同志的好评，说：“想不到手工业十年还写出了这本书噢！”1961年，党中央确定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左”倾错误。在中央领导同志主持下，邓洁参与了《关于城市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规定（试行草案）》，即简称为“手工业三十五条”的制定工作，并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这一方针，使手工业生产在纠正“左”的错误中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
邓洁在长期负责手工业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对手工业工作的许多指导思想，对我们今天办好城乡集体企业仍有借鉴的价值。
邓洁对开创和发展新中国的工艺美术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热爱我国丰富多采的工艺美术，把它看成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他在工作中坚决贯彻“保护、提高、发展”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使一些在旧中国为生活所迫而改行的老艺人归队，使不少濒于失传的著名工艺美术品恢复生产并得到发展。
1956年，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是邓洁一手筹办，他同美术界的专家共同商榷制定教学方针，并亲自担任院长的一所培养工艺美术人才的高等学校。每年的教学计划他都亲自过问，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学以致用。他从手工业合作总社资金中拨出专款给学院建立实验工厂，常常亲自选购名画佳作，作为教学资料。他为教授、专家提供创作和编写教材的条件，聘请老艺人到院讲课。学院成立的第一个十年中，为国家培养了700多名本科毕业生，他们今天已经成为我国工艺美术事业的骨干力量。
1963年，中央决定调邓洁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那时，他已年过花甲，为当好“石油新兵”，甘愿从头学起。11月1日上午报到，下午他就乘火车去大庆参加石油部召开的现场会议。会议结束后，他留在寒风刺骨、冰雪交加的祖国北疆，每天参观油田管理、地宫、工厂，请工程师讲解石油和石油开采的知识，认真做笔记。在将近两个月的参观学习中，他走遍了大庆的远远近近，还写了一册《萨尔图颂》（大庆战歌）诗集，满腔热情地歌颂大庆人的英雄业绩。石油部党委把它铅印发至各油田，受到了广大职工的欢迎。
在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颠倒历史事实，捏造罪名，大批地陷害老干部。邓洁同志也被他们陷害、关押。在8年多的监狱生活中，邓洁同志受尽了非人的折磨，被打掉了牙齿，打聋了耳朵，全身伤痕斑斑。但他的革命信念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即使在流放到陕西汉阴县的漫长而阴暗的日子里，他仍旧关心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想念着轻工业的发展，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继续为国家贡献力量。但是终因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下被摧残成疾，医治无效，于1979年7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直接关怀下，林彪、“四人帮”强加给邓洁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已全部推倒，沉冤得到昭雪。
邓洁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对党忠心耿耿、忘我工作的精神，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永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