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要闻)
专栏：
再造民魂 重振雄风
——范曾在七届政协一次会议大会上的发言
据英国《独立报》3月26日报道，“当李鹏昨天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作报告时，各位代表手头都有一份他的讲演稿，每当代表们翻过一页讲演稿，坐在人民大会堂楼上的外国外交官、记者和解放军军乐队都能感到一阵风”。同志们，我想，这是一阵起于青苹之末的微风，它正通过无数的信息传播工具磅礴于全中国、全世界，它必然成为我们时代的浩然雄风。每当我们翻开一页讲稿的时候，我以为这是在打开历史新的篇章，一种历史的使命感、民族命运的沉重感，就会深深地扣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弦。
同志们，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已不是孤立的存在，我们和世界各国共同生活于一个星球之上，大气、海洋、森林、沙漠对不同制度的国家一视同仁，由于军备无休止的竞赛，能源无节制的开采，大气和海洋的严重污染、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使我们的地球，这一叶在银河的孤舟，已是“漏船载酒泛中流”，全世界的危机感正笼罩着人类。
当今之世，一个绝对利己主义的人，将是国家的公害；而一个绝对利已主义的国家，将是世界的公害，每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和人民，都对世界有无可推诿的责任，而对于中国，这种责任就更其重大，50年代杜鲁门曾不承认有一个红色的中国，这已成了历史的笑料，载入了世界的《笑林广记》。
作为人类的成员，我们对世界已有了危机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中国、对中华民族也应该有危机感，由于地大物博，自以为有吃不完的家底；由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万物皆备于我；由于闭关自守，关起门来作皇帝；由于历史的惰性；由于内忧外患；由于民性的消沉，使我们可爱的祖国曾经遍体鳞伤，疮痍满目。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忧患意识的优良传统，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警世危言，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一个缺乏自信心的民族，只有深刻地剖析自己的缺陷，才能寻找到重新前进的起点，一个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真正卓越的艺术家，必定是桑梓之地的崇拜者，对故国土地深沉、执着的眷恋，使他们产生忧患难忘的情怀，为着这片土地，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鲁迅为它直面人生，闻一多为它洒尽鲜血。50年前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并未过时，我们的祖国离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还十分遥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重点的转移，根本的是为了克服民族危机，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因此，今天，清茶一杯，小菜三碟，使我们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感到物质和精神上双重的欣慰，中国是一个钟鸣鼎食惯了的国家，我们今天应当提倡的不是暴食豪饮，而是卧薪尝胆。倒爷的富足，不能使我们看到民族的希望。我们整个民族还很清贫，离小康也还十分遥远。
在美国纽约，一位富可敌国的豪富，指着华尔街、百老汇、五十七街，问我观感如何？我内心一阵难言的隐痛，我不想指出那灯火辉煌的水晶世界之下的危机和丑恶，我只想快快赶回故国，赶回我祖祖辈辈为之歌、为之哭、为之生、为之死的土地，我深深感到紧迫，“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我要乘着自己年华方壮、鹈鳺未鸣的岁月，为祖国的振兴，竭尽我的绵力。
在新的时代，知识分子仅有忧思之情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更加积极的参与、奉献意识，作为一个画家，我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本领，然而属于我的是一腔热血，一杆秃笔，最近，我已完成为建造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捐款300万元的工作，这笔款项对于中国的建设固然是沧海之一粟，微乎其微，而对于我个人，则实巳罄其所有，我不惜拿出了自己多年珍藏的作品，对此，有人说范曾是百万富翁，我不禁哑然失笑，别以为我是挥金陌上郎，我依然是一介寒士，物质对于我实在如烟云过眼，不具有过大的诱惑力。有人说，范曾收名买节，我看重视名节，本来是知识分子的美德，而美德大体是收买不到的；然而，国家和人民理解我，有一位街头陌生的工人在汽车上讲：“这次范曾可是来真格的啦”，这句评价，胜过给我一只大奖杯。
我经常扪心自问，对得起这个祖国和民族吗？当我们坐在辉煌的人大会堂，畅谈国是的时候，在云南前线猫耳洞中那些不到20岁的可爱战士正准备时刻为祖国捐躯，奉献他们宝贵的、还没有享受过人生欢乐的青春。1985年老山英雄报告团的战士们到南开大学作报告，当我将“青山不老，碧血长新”的大字送给英雄，并与他们拥抱的时候，全场为之感动，在那时，我深感民魂不死，几千人共同跳动着一颗热烈的爱国之心。有一位连指导员从云南前线寄来一封信，说他非常喜爱我的作品，我很快托人给他捎去一幅画，此事在他所在部队的3万官兵中传遍，一位师的政委给我带回一根铜手杖，那是由战士们用高射机枪的弹壳精心磨制而成的，也许他们以为我是位老画家吧，这一片拳拳的赤子之情，使我很多天心情无法平静，这根手杖至今悬挂在我的画室，教我清醒，催我有为，激我奋起，成了我灵魂的导师，愿天下父母之心，都深深地怀恋他们，这，才是民族的脊梁，民魂之所在。
什么是新时代的民魂，是失落感吗？是消极颓丧吗？是孤独寂寞吗？是自暴自弃、痛苦沉沦吗？是人生无常，及时行乐吗？我的朋友刘再复称这一切都是世纪末的感情。其实这些作为人类历史上精神上消极的尘垢，多次为中国的先贤先哲们所抛弃，鲁迅先生在他的名篇《孤独者》一文中描写的魏连殳（音书）由于政治与道德的沦丧，最后成为一个变态而丑陋的孤独者，他哀号、哭泣、宛如永夜中的狼嚎。我们决不要以腐朽为神奇，以为举起了什么“新潮”的旗帜，其实这朽烂的破旗正在时代的雄风中飘零为碎片。
民魂何在？是在孔子的“礼”吗？是在老子的“道”吗？是在释迦牟尼的“悟”吗？在这其中寻找真谛的，代有其人，也的确有不少积极的内容，早已化入我们民族心灵的底层，成为精神宝库中的瑰宝，然而，任何一种哲学、一种精神、一种魂魄，不经过时代的再造，就会失去它们的生命，因为新的时代在我们面前提出的课题是史所未见的、崭新的课题。我们无法直接找到现成的答案，我们全民族都面临着深刻的思考和选择，而且，我们终能用最精粹的语言概括出我们希求再造的民魂是什么？鲁迅先生曾力图唤醒民魂，他曾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新的时代必须用新的现代意识来武装我们全民族，譬如，我们应该在探求真理之中，提倡思辨和怀疑，反对盲从和迷信；譬如我们应用竞争的观念取代中庸的观念，在全社会的心态上应该歌颂强者、激励弱者、鞭答怠惰者；譬如我们应当提倡对真理的忠诚，唯真理是从；譬如我们应树立官为民仆，民为国主的思想；提倡和实现全民的、普遍的、深入生活一切领域的法制观念；提倡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意识；人际关系上提倡以爱取代恨，允许不同的世界观、信仰、思维方式、行动方式的并行不悖，以不逾越法律之雷池为准则，我们知道，要实现以上的每一条，都将费尽移山心力，足见民魂的再造和造山运动一样的艰难，唯其艰难，我们才必须努力去作。
同志们，今天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缺乏浪漫主义气质，利己实用的民族，是衰败凋谢、可悲的民族，我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信心，诸位在座的委员们，你们自身辉煌的业绩，给了我坚定的信心和无穷的力量，中华大地，对我们是一片崇高的圣址，这儿埋藏着中国人祖祖辈辈的欢乐和悲哀；也埋藏着我们少小时所心爱的一切，青年时的追求与梦想，忘掉这一切，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新时代的历史需要大家亲手去缔造，政治的透明度使每一个中国人有了参政议政的主体意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弃权票、反对票竟有历史上未见的破记录的69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正是人民的代表们对自身价值的进一步认识，我坚信一个由人民信赖、理解、监督的政权机构，将使中国在东方的大地上真正屹立，毫无愧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那起于青苹之末的雄风，浩浩荡荡地刮吧，让十亿人共同写一篇惊风雨、泣鬼神、动天地、震人寰的“雄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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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人物
独立行使审判权 提高执法透明度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重任在肩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具有长期实践经验的我国法律专家任建新，昨天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任建新表示，他将努力加强法院的职能，使各级法院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还将进一步健全公开审判制度，逐步建立法院发言人制度，提高法院工作的“透明度”。
他说，高级法官培训中心也将举办起来，以便尽快地为我国造就一批能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级法官。
任建新在国内外法律界享有声誉。他在70年代主持制定的《北京规则》（即《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共同海损理算暂行规则》）已为国内外海运界所接受。他提出的并经周恩来总理同意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三原则，即：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贯彻平等互利的政策，参照国际习惯做法，已被国内外法律界承认。他自1985年担任“通过法律维护世界和平中心”执委会委员兼亚洲组主席以来做出的努力，也为国内外法律界人士所称道。
1959年至1983年，任建新曾先后担任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海事仲裁委员会秘书长、贸促会副主任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办理了为数众多的涉外经济、贸易、海事、海商仲裁案件，为国内外有关部门提供了对外经济贸易法律咨询，参加起草了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专利法》等一批重要涉外法律。
从1983年到现在，任建新一直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委员。
任建新1925年生于山西省襄汾县，1946年进入北京大学攻读化学工程。现在，他兼任着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国际工业产权保护协会中国分会会长、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主席、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高级顾问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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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人物
新任外交部长钱其琛
已积多年经验再展外交才能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在主管苏联、东欧和联合国事务6年之后，今天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钱其琛的外交生涯始于50年代。1954年至1974年，他一直同苏联打交道，其中有10年是在苏联度过。
1977年至1982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期间，钱其琛提出了外交部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议，并担任了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发言人。
1982年10月中苏两国开始举行政治磋商，钱其琛受命任中国政府特使，开始同苏联谈判。这一磋商已进行了11轮。去年中苏两国恢复边界谈判，钱其琛又出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
钱其琛还主管联合国事务。在去年3月召开的联合国裁军区域讨论会和8月举行的联合国裁军和发展会议上，钱其琛都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对裁军问题的立场。他还同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的政府官员进行裁军磋商，并多次率团出席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年会。1985年，钱其琛陪同赵紫阳总理出席联合国成立40周年大会。
钱其琛精力充沛，勤于钻研政策，特别注意研究国际形势新动向。
他通晓英语和俄语。对谈判有丰富经验。他在新闻发布会上从容镇定、机智得体，给记者们留下良好印象。
钱其琛1928年生于天津，1942年入党，曾任职上海大公报，并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工作。1953年以后，在共青团中央和高教部工作。1954年至1955年，他到苏联中央团校学习，此后在驻苏联大使馆任二等秘书、参赞等职。
钱其琛是中共十二届和十三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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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人物
竭尽全力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决心秉公执法
新华社北京四月十一日电 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新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刘复之今天对记者说：“我衷心感谢代表们的信任。我一定要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正确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竭尽全力。”
刘复之说，检察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他表示上任后要坚持党的领导，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他在谈到目前检察工作的任务时说，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维护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改革开放服务，这是检察机关长期的重要任务。他强调，打击经济犯罪要把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作为重点，特别要严肃处理政府公务员的犯罪案件，以保证我们的政府是廉洁的政府。
刘复之表示，他还将全力抓好提高检察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工作，建立一支忠于职守、秉公执法的检察队伍。他认为，这是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组织保证。
今年七十一岁的刘复之出身于原籍广东梅县的华侨世家。他从一九四一年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锄奸部科长时开始了他的公安司法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过有名的上党战役和解放区的土改工作。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刘复之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在这十几年中，他参与领导和组织了对国民党和日本战犯的改造和特赦工作。一九八○年以后，刘复之曾任重建的司法部部长，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部长兼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法律界人士认为，刘复之对法学和犯罪学深有研究。是一位刚正不阿的执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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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星相聚的时刻
本报记者 卢小飞
世界真是不大。当56个民族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聚在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人们都有这种感受。
我们似曾相识，在一首歌里唱过……
他戴一顶金丝绒绣花小帽，胖墩墩地挤上电梯。我们相互盯住对方胸前的证件。“库尔班大叔！”我冲他笑笑。“你们小学课本上有吧？”他的汉语半生不熟。“不光课本上有，歌里还唱过呢！”我轻声哼起那首《库尔班大叔你上哪》。他笑得眉毛胡子翘起来，像父亲一样抚着我的肩头。
马木托夫·库尔班（维吾尔族）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显然不是我们曾经熟悉的库尔班·吐鲁木。那天围绕《企业法》草案进行的小组讨论出乎意料的热烈。作为小组召集人，“库尔班大叔”也对《企业法》草案提出6条意见。
这种时刻，会使你强烈意识到：祖国大家庭中有56个民族的儿女，他们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使人吃惊并转而理解、同情的是，无论是聚居稠密的民族还是散杂居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呼吁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不少少数民族代表对我说，55个少数民族加起来才占全国人口的6.7％，我们在总体上是“弱者”，难道不该保护“弱者”的利益吗？
我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创造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它既不是单纯的地方自治，也不是单纯的民族自治，而是把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结合起来。目前，我国已建立了包括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和民族乡在内的1 40个民族自治地方。代表、委员们的呼吁令人深思：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绝不仅仅是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的事。
“富饶的贫困”，是民族地区的写照，为扭转这个悖论，他们已付诸行动
我和他也是在电梯上认识的。“班玛丹增”，我读出代表证上的名字。他朝我点点头。“您是哪个省的？”“青海。”“在什么部门工作？”“省政府。”“做什么工作？”“一个小小的副省长。”他的幽默使人捧腹大笑。
班玛丹增（藏族）是医务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深知人的素质对民族振兴至关重要。他说：“经济上的翻身归根结底是文化上的翻身，要让人民享受文明时代给予人民的文明，必须实实在在地把教育放在首位，必须下决心、花大力气造就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那种急功近利的作法是不可取的。”
面对沿海地区的经济步伐加快，东西部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边疆、内陆的民族地区怎么办？
“交通是我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云南省省长和志强（纳西族）因重任在肩而显得沉重。“云南是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西部，而铁路干线都在东部。从历史上看，铁路修到哪里，科学文化就带到哪里，把铁路干线从昆明向西延伸，将有利于打破西部的封闭状态。从全省发展战略着眼，交通也是最大制约因素。”
他在小组讨论中谈到云南的发展战略时说：云南可以利用资源优势与沿海地区实行联合，同时利用市场间隙在边际产品上大做文章。
参加内蒙古代表团的小组讨论，同样可以触到兄弟民族的脉搏。“请您谈谈加速民族地区发展的紧迫问题”——我把这张条子递给坐在前面的自治区政府主席布赫（蒙古族），他看了看，随即在纸条背面“唰唰”地写起来：“我想以下几个问题应逐步解决：1、政策要放宽，使各少数民族地区有较好的投资环境；2、加强基础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素质；3、加快这些地区地上地下资源的开发，国家要在资金技术人才上予以支援；4、农牧产品、原材料、初加工产品的价格要进行必要的调整，解决现在原材料与最终产品比价不合理的问题；5、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调动各少数民族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6、国家要经常组织有关部门的同志检查党的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有问题及时解决。”
写有布赫同志清秀小字的这张条子完好地保存在我这里。我之所以一字都没“贪污”地照录在上，是因为它反映了所有民族地区人民的心声。
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3月30日，李鹏来到新疆代表团，在联组会上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团结的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这也是国家统一，长期保持稳定，能够兴旺发达的一项根本保证。中国的56个民族中，有的民族人口多一些，有的民族人口少一些，但是无论民族大小，无论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怎样，在政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汉族在我国是一个多数民族，但是它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
在这前一天，班禅副委员长在西藏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阐述各民族的共性与个性时说：“对各民族的特点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注意，如不尊重、不注意，民族遇到民族就会发生矛盾。”这是有深刻教训的。
4月7日，国家民委和本报邀请部分少数民族人大代表座谈。壮族代表韦继松、李兆焯、土家族代表李辉轩、彝族代表普联和、禄智明、苗族代表张荣、石玉珍、回族代表纳长麟、达斡尔族代表毅赫、基诺族代表何贵纷纷抢着发言，对民族地区的落后现状忧心忡忡，对不利民族团结的现象提出严厉批评。
莫怪他们火气大，应为这种参政意识而鼓舞。诚然，宪法规定各民族在政治上平等。但经济文化不平衡使之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不能无视这种现状。何况，地域文化赋予他们豪放、热情、粗犷、坦诚。唯其如此，就更要珍惜他们的每一句话，爱护他们纯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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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立法迫在眉睫
本报记者 段存章
电视观众熟悉的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杜宪，在七届政协小组讨论会上说：“李鹏代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我们新闻工作者迫切希望新闻法尽快制定，以便有法可依。”
她进一步说：“目前，中央电视台新闻时常不能及时向观众传递最新信息，问题之一在于新闻审查太繁琐。有些领导对新闻舆论监督作用的认识不深，总是顾虑重重，因而出现灾害或事故的消息必须等到有领导到现场核实时才能得到报道。舆论工具不能正常地引导人们的视听，那么发挥它的监督作用也就是一句空话。”
“新闻法亟待制定，现在新闻报道基本上还是不活”。出席七届人大、政协会议的许多新闻工作者发出了急切的呼吁。
赵超构（《新民晚报》社社长）说：“没有新闻法，‘透明’到什么程度无把握。六届人大就开始搞新闻法，为什么现在又停了？连《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提了。”
刘尊祺（原《中国日报》总编辑）说：“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新闻法是干什么的？新闻自由应不应该作为新闻法的主要内容？对‘新闻自由’看法很不一致。等到统一了对新闻自由概念的认识后，再搞新闻法不迟。否则，有了新闻法不是多了一点自由，很可能是多一点限制。”
爱泼斯坦（《中国建设》杂志社总编辑）说：“对新闻自由应该有个保护，新闻法应该有。《政府工作报告》中列举了一些不正之风，新闻法就应该规定可以揭露。新闻界作为一个行业本身也应有一个守则，谁不遵守就应受到指责。”
杜导正（新闻出版署署长）说：“新闻法是新闻界的大法，正式出台需要较长时间。因此目前迫切要求制定一个记者工作暂行条例（或叫暂行规定），重点解决记者的资格和权利、义务等急迫的问题。”
对此，有记者问，在“记者工作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只有第一段第一句提到新闻自由，其它内容都是限制和管理记者的，请就这个问题说明一下。杜导正回答说：“‘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对记者规定的义务和有关管理条文多了一些，而保障记者权利的内容少。我们将认真听取这些意见。”
胡绩伟（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说：“遗憾的是，中国社科院新闻法研究室还没有起草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新闻法草案。两年多的起草工作并不顺利。一个是到底要不要制定新闻法，一个是制定新闻法的主要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原则问题，统一不了就很难具体开展工作。”
胡绩伟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新闻法就是新闻自由的保护法。目前我国新闻自由还不充分，应当根据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制定新闻法来保护和发展新闻自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们制定新闻法主要是对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者的管理法。
胡绩伟还说：“制定新闻法要保障的不仅仅是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自由，而是保障全国人民的新闻自由。新闻工作者的民主权利，如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监督权和人身权等，实质上是人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具体化。保障新闻工作者的这些权利，为的是使作为信息传播机关、社会舆论机关、社会监督机关的新闻工具，能够更充分有效地发挥其传播信息、反映舆论和实行舆论监督的职能。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全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使人民更充分有效地行使应有的知情权、参政权、议政权和监督权。人民的种种民主权利的切实行使与新闻自由的真正实现密切相关。
各界人士关心新闻立法，提出新闻报道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七届政协委员王瑶（民盟中央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说：“我们的新闻报道缺乏个性，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制定新闻法，对敢于讲真话的人要给予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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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冷西委员会后议政
政协工作应改革
本报讯 记者王钟人报道：七届政协常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吴冷西日前对记者说：政协工作也应进行改革，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题目。
今年六十九岁的吴冷西曾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广播电视部部长，在新闻界久负盛名，但参加政协工作却是第一次。
他认为改革政协工作一要解放思想，二要立法。他说，要解放思想，就是要通盘考虑政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占什么地位。例如，政协委员外出只能说“参观学习”，为什么不可以说视察？这里，不是说向人大争权，而是说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个大问题，就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样，既要解放思想，又要把这个好传统变成制度，要立法。民主政治不能流于形式，流于空谈，要靠制度，要靠法制。对主要问题，如教育、知识分子、农业等问题，怎么搞，政协应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研究，提出意见。《政府工作报告》把农业放在第一位，这是个进步。可是，是否就解决了？我们国家穷，人民还不富裕，包袱多，欠账多，都得逐一解决，不能甩掉不管，顾此失彼。但钱怎么用，要很好地统筹安排。吴冷西认为像大酒店、高尔夫球场、游乐场这样的设施可以缓办、少办，钱要用在刀刃上。现在浪费太多。
会前，吴冷西去过香港和广东，并在广东对中小学教育问题进行过调查研究。在政协会议上他就如何办好教育问题，提出了切合实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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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河南开封市县街小学教师张兆瑞（右）带着“改革在我心中”少先队系列活动的一封信，请与会代表为少先队员写勉励话。
本报记者 沈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