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绿岸（报告文学）
彭雁华 彭雁平
1986年春，阳光依如往常一样明媚、温暖，融化了微山湖畔的残雪，唤醒了沉睡的鸟儿。泥土上拱出了嫩叶。从阴暗潮湿的棚子里钻出来的黄牛，朝着希望的田野走去。然而，微山县的一个村庄的小学里，却传出了孩子们的哭声，那哭声绝望、尖厉、悲哀，像一把利刃搅着父母们的心。原来，昨晚一场细小的春雨，淋塌了他们的破旧的教室。第二天清晨，孩子们背着书包像小鸟似地来到学校，眼前的一切使他们怔住了：往日的黑黄色的土坯屋子不见了，校院里是一片瓦砾。校长呆呆地站在院中，擦着头上的汗水，暗自庆幸倒塌事件发生在夜间，学生们无一伤亡。可孩子们心里明白，这也许将意味着他们的失学。
时隔不久，县里又有几座小学接连出现了校舍坍塌的事件。于是，一份份的情况汇报，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县教育局。教育局的领导同志一筹莫展，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装着一个可怕的数字：全县的小学校危房不是一处两处！而每年国家下拨的数量极少的教育经费，只够修修补补，至于建新校舍，是他们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回首解放后微山县的教育事业，使人们陷入痛苦的沉思：
1953年底建立微山县，当时与八个县搭界，结果素质较好的教师全部调到内地；
1957年，一场多年来罕见的大雨，使全县80％以上的校舍冲垮，当时80名教师被借调到邻县使用，大水退了，却不见老师回来；
1962年，教育战线整顿，大批“政治上不可靠”的教师被刷了下去；
1968年，一个“侯、王”建议，将360多名教师撵回原籍工作……。
微山人把这些日子镂刻在心底。
微山县夏镇殷庄管区党委书记朱金海，这位三十六岁的农民的儿子，长得熊腰虎背，两根胳膊足有碗口粗。但他粗中有细，近些日对学校危房倒坍有所耳闻，正要到学校看看，偏巧，县教育局来了一位领导，于是，他便带着双重使命来到了夏镇的“联小”。查及历史，这些房子建于清末年间，后来成了地主的宅子，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至今能把当时大门口两边哈叭狗张嘴兽描述得活灵活现，那个年月，堪称是最好的房子。解放后，这里当了学校。几十年过去了，村里挨家挨户的房子盖了拆，拆了盖，大都翻了好几遍，而这所学校却越来越陈旧。张嘴兽消失于何年何月，无从考证，但残留的教室已岌岌可危，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翻个——当年最好的房子成了最破的房子。
步入校园，县教育局里的那位领导来到院内惊愕了足足有二分钟，如果不是亲自到学校看看，他决不相信这竟是解放了三十多年的一所人民政府小学。狭小的校院，满地是砖头瓦片，年久失修的房屋，顶上残留的瓦已稀疏零落，教室的墙壁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窟窿，有的窟窿上接房檐下连地皮，似窗更像门。久之，窗门的功能合二为一。在院停了一会，他们悄悄走近了一间教室，还没等入门，讲课的老师不知在哪个“瞭望口”看见了诸位领导，突然一声号令：“起立！”孩子们站了起来。奇怪的是，他们个个弓着腰，像被地上一根无形的线牵着脖子，全是深鞠躬姿势。领导们大为不解，细细一看，才看出门道，原来孩子们双手都在压着自己垒起来的岌岌可危的课桌，以防倒塌。课桌用料五花八门：半头砖、土坯、青石板、棺材板……孩子们仰着一张张干瘦的小脸，睁着一双双眼睛看着来人。这位教育局的领导走上前，想说一句安慰的话，可被喉咙里的东西堵了回去，他把身子转过去，为了不让孩子们看到他那双潮红、湿润的眼。朱金海不忍看着孩子们难受的样儿，便喊了一声：“坐下吧”。只听“?哩哗啦”一阵坍塌声，是孩子们坐下时互相用腿和胳膊肘子碰倒了“桌子”。于是，他们只得赶忙用两只冻得像小蛤蟆似的手又重新垒了起来。
教育问题牵动了全县五十多万人民的心。
1986年冬末春初，微山县委会议室内，容纳着县里五大班子领导及各部门的负责人。此时，人们正在听着分管文教的副县长高广娥的汇报，这位平素粗声大气爱哈哈大笑的女人，此时的嗓音稳重而又略带激动。这是决战前的一次宣传，因而非同小可。请来了五大班子领导，这仅是她运筹的这场戏的第一步棋，当然高潮还在后面。会议将要结束时，县委书记胡广连猛地站了起来，把悬到半空的手掌朝下一砸，只听“啪”的一声，把所有在场人的心拍得热乎乎的。这是一声微山县人民翘首等了太久太久的“拍案”。随即，一个“奋战六十天，突击两改造”全县校舍的口号飞出县委大院，震动着1600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是微山县有史以来最宏伟、声势最大的一次工程。如果375所中、小学校全部得到改造，这将需要多少工？需要多少料？县里的几位“活电脑”手指头一拨啦，冒出来一长串惊人的“天文数字”：600万元！而这笔款如果单纯靠国家投资，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完成改造校舍的任务。
于是县委又作出新的决定：集资修建校舍。
第二天，县银行取款的人甩出了长龙。县委机关工作人员率先响应，多是几十元、几十元的朝集资办公室送，有位干部一人拿出了900元。
下面的乡镇呢？县委有五个字：集、捐、借、贷、补。乡镇、管区、村队层层包干，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料出料。
微山是个穷县。三年前，人均收入仅二三百元，群众常常为花一角钱合计半天。今天要从每人的口袋里一下子掏出十几元，这是个多么痛苦的现实。
夏镇殷庄管区是这次“两改”的重点。虽说偌大的管区，七个自然村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60％，仅有三处小学，且多是危房。每天，上课的钟声响过许久，教室还闲着一半，就是上了学的孩子也因担心害怕，不来上课。
“两改”开始了，朱金海凭他性急的脾气，恨不得一夜之间把新房子盖起来。滂沱的大雨，他开着自己的拖拉机到外地拉水泥、钢筋。一路上他归心似箭，货物超长超载，加上连连轧倒了三棵小树，外带一头猪，一合计，罚款费、赔偿费足足90元。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掏腰包认罚。料备得差不多了，钱也花光了，于是，他背着家人把自己的拖拉机开到集上卖啦。便宜货出手，自然速度快得惊人。一转手12000元又变成了料。
几十天的点火工程，新学校总算是盖完了。乡亲们看着那宽敞整洁的校院和两层米黄色的教学楼，还有那高大的围墙、浅灰色的大门，谁不眼热。新校开学了，天还不亮，大人们就领着自己的孩子拥挤在大门口，生怕报不上名。原先请都请不来，现在家里能送的都送来了。朱金海看着孩子们一张张欢笑的脸，看着在新学校上空飘动的那面红旗，眼眶里渐渐变得温热起来。竖起这面旗多不容易呀！它是在先辈鲜血浸染的土地上竖立起来的。
是的，这里曾是一片染血的土地……
微山湖上那丛丛芦苇被风吹得发出“呜呜”声响，好像一个老人的絮语，向人们描述当年那一幅幅悲壮的场景：
铁道游击队夜袭微山岛；
智送刘少奇、陈毅同志过湖；
开辟了湖上一条通往革命圣地延安的水上交通线……
始建于1908年的昭阳乡红星小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曾一度为鲁西南地区的一座著名的抗日小学。1931年微山就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那一颗颗红色的火种撒向了微山的泥土湖泊，而红星小学从此成了一支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他们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印发革命宣传品，有力地配合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但在血雨腥风的年代，他们也不得不与敌人周旋。日本鬼子来了，他们就拿出日伪的书，鬼子走了，他们就学习革命的书籍，在这样的条件下，这所学校为革命培养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就有一百多。
时间向后推移了几十年……
让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红星小学的课堂上来吧。一位老师正站在一块斑斑驳驳的黑板前讲课，他时而回过头，踮起脚尖在一团发黑的地方写字。也许这块黑板以前有一张席这么大，而今天，却只残留下一块巴掌大小可以写字的“书面”，更不用说那残破的土屋了。
课间铃响了，孩子们像发了疯，不顾一切地从小黑屋子跳出来，向校园一隅仅有的一间厕所冲刺，眨眼工夫，一条长龙阵分别从男女厕所豁豁牙牙的小门里甩了出来，上课的铃声落下一大会儿了，厕所门口的队伍还不见消失。五个村的四百多个农民的后代，挤在一块仅有3亩地大小的地盘上。狭窄的校园，封住了学生们的视野，禁锢了学生们的心理场。
县里要搞“两改”了，春雨浇到了这块干涸已久的土地上。为了改善学校面貌，曾8次上书县领导的全校教职员工高兴地相互捶肩膀。刻不容缓，他们分几路出兵，有的搞集资，有的看地皮，有的跑建材……
两个月后，一面鲜艳的旗帜在一块宽坦的校园里升起来了！这是历尽艰辛、备受磨难的旗帜，是被多少人血汗浸染的旗帜。开学了，教室里里外外，一切的一切都是新的，而唯独老师盒子里的粉笔头是旧的。孩子们哪里知道，老师们要从指头缝里一分分地抠回建校的耗资。粉笔头短的再也捏不住了，老师们就用食指摁住写，那崭新的黑板上，一笔笔、一笔笔留下了老师手指上的血迹……
微山呵，你一副失血的面孔，你的血不能再流了！
一年前一个炎热的日子，一支由省委、省府主要领导同志率领的省委、省政府的现场办公队伍来到了微山县。他们在微山的日日夜夜，深入现场、深入群众，像一个个精明的医生，为微山疾病诊断，排除了“再障性贫血”说法，结论为“缺铁性贫血”，把教育问题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了。最后确定的调子不是“扶贫”，而是开发。
是的，微山自古素有“日出斗金”之称，这里的经济资源非常丰富，那180多万亩的微山湖，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是绝妙的水上天衢，湖内生长着七十多种鱼，湖面上荷花下的野生藕是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前不久探明的地下储量为27亿吨的优质煤，以及可供广泛用于各个领域的高品位的稀土……
大自然赐给人类的那一份丰厚的礼物，在地层深处昏昏沉睡了多少年代？难道以智慧勤劳著称的微山人民，在今天走向现代化社会的途中停步了吗？
春雷滚动在微山县的上空。它在呼唤，呼唤着知识和人才……
“两改”了，全县家家户户好像都有了喜事，大人小孩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可是，两城乡北箔东村的女支书李呈英却为了两改而落了泪。这位年近六十的支书，还是黄毛丫头的时候，就当上了六十多人的“姊妹团”指导员，她清楚地记得，当年，在青纱帐里，石板当本子，滑石当笔，跟着两个姓李的先生学了一百多个字，后来，随着游击队东跑西颠，枪杆子消灭了敌人，可岁月也无情地消化了她肚子里的那点少得可怜的墨水。她盼着革命胜利后，革命的后代能安安心心读书。但几十年了，她每到学校一次就伤一次心，那一间间破庙似的教室，四周布满了窟窿，没有一间囫囵的。她暗暗在心里骂娘发誓，不让学校变样死也不瞑目。“两改”开始后，上面计划着合班并校，有人传信给她，东村的小学要并到别的村去。她着急了，人家是穷村，俺也是穷村，为啥人家都办学校，俺不能！她天天往管区跑。学校跑下来了，她的脚脖子却肿得老粗。第二天，她一瘸一拐地为新学校选地址。突击性的工程就要在一片翠绿的苹果园旁边建成，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短料窝工，再无钱购料。冷落的工地上，只有李呈英独自一人蹲在这里，滚烫的泪水在眼窝子里打了个旋，继而溢了出来。战争年代，母亲失明，她没哭过；饥饿过度，她没哭过；……今天，感情的大坝决了堤，她像一个孩子似的失声大哭起来。
李呈英不知哭了多久，太阳就要衔山的时辰，她踟蹰朝家走去。拐了一个弯，她透过浮肿的眼帘见家门口站着一个人，近了才知是本村八十六岁的五保老人赵殿堂。这时老人也眯着眼睛认出了李呈英，便微微颤颤地迎了上来。
“呈英，俺等你半天咧……”说着，五保老人把攥在手心的一捆钱颤微微伸了过来。
等李呈英反映过来时，那一捆被老人攥得热乎乎的200元钱已到了她手里。
“赵大爷，你没儿没女的……”李呈英说着又要掉泪。
“呈英呵，孩子们要搬进新大楼里念书了，俺心里多高兴……可俺听说钱不宽绰，这几个子，就算俺对村里后生们尽点心意吧！”说着，老人脸上的皱纹在微微抖动。
“学校还缺个看料的是吧，从明天起，俺来顶这个活儿……”
微山初夏的夜晚，阴而冷。赵殿堂老人拎一个小板凳，守在工地。独山湖上，窜起的一阵阵西北风，撩着他那单薄的衣衫。向老人频频偷袭的还有个头特别大的蚊子。他嘴里叼的那根细长的烟袋锅子，在夜色中若明若暗，好像银河系里一颗遥远的星星。
学校总算全部竣工了。末了，只剩厕所差根木料，是李呈英急中生智，借了邻居一根锄头把。当这根锄把庄严地挑起了厕所斜梁时，才算了结了她一生最大的心事。
学校升旗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吵吵嚷嚷地都在学校聚集了。透过稠密的人群，李呈英在茫茫人群中寻着赵殿堂老人的身影。后来，她才听说，老人病倒了……
1986年5月，微山县教育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那“前十年想做的和后十年要做”的事情仅在几十天之内就完成了。全县375所中小学，全部消灭了黑危房、土台子，新建校舍1891间，改建1707间，新打木质课桌凳3758单人套……这一串串多么枯躁的数字，却在微山人的心里注入新的含义……
教育改革的熏风，将一颗颗蒲公英的种子带到了黄河下游这块广袤的土地上。
齐鲁大地不愧为孔老夫子的故乡，从省领导到普通农民，都投入了教育改革的大潮。率先在全国完成了农村校舍的改造任务，使90％的农村中小学实现了六配套，一千多万名农民的后生坐进了明亮、宽敞的教室，向黑屋子、土台子作了永久的告别。
再说北箔东村。李呈英听说赵殿堂大爷病了，她使出吃奶的劲，东挪西借凑够了200元钱。晚上，李呈英把200元钱叠齐、包好，心里琢磨着，赶明儿一大早带上钱，看望老人，说啥也让老人到学校瞅瞅，假如老人还能走路，就扶他去，要是腿脚不灵便，俺就用小车子推他去……想着想着，她忍不住噗嗤笑出声来。
子夜，天空一颗流星划破夜空，陨落在美丽的独山湖畔，桃花山麓……
赵殿堂老人没有跨越死亡的海，在这个不平凡的夏夜，默默地告别了人间。
为老人出殡这天，李呈英亲自请来了一班吹打队，还在路的两旁安放了地炮。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极为隆重的葬礼。赵殿堂老人虽没有一个子女，但村里所有的人好像接到了命令，纷纷来到了大街上。往日横贯村庄的大道显得狭窄了。人们簇拥着老人的灵棺，在街上一步一步地挪动着。沉重的炮声，悠哀的唢呐声，以及人们悲恸的哭泣声汇合在一起。大地在微微颤动……
噩耗传到了学校。此时，孩子们正在明亮崭新的教室里上课，课桌前无一虚席。起初，先是讲课的老师喉咙哽咽了，话音越来越小，听不到了声音。他背过脸，面向黑板，掩饰着自己的泪水，渐渐地孩子们也都捧起了书本，遮住了面孔，小嘴在激烈地搐动着。突然，一个孩子低声喊了个“赵爷爷……”旋即，六百多名学生的校园里，传出了孩子们嘶心裂肺的哭嚎。他们坐不住，一齐涌出教室，加入了送葬的行列……
几天后，一座新的小土坟隆起在独山湖畔，在诸多的坟墓群中，显得极为普通，不大不小、不高不矮，不同处，坟头上没栽一颗葱，散乱在周围的，是一只只用纸扎出来的素花。看得出，这些祭奠之物是出自孩子们嫩稚的小手……
与此遥遥相望，是一座四周用青条砖垒砌的古老建筑——伏羲陵。这是流传在民间一个最远古、最动人的神话。相传，伏羲氏与女娲氏就在这里相婚而造就了人，从此产生了新的奇特的人类智慧星系。而人类的智慧不是先天就有的，必须靠后天的培养与教育。微山人所花的这一番心血，不正是深知此理，期冀他们的后代渡到智慧的绿岸么。（附图片）
雷猛 插图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在顺德糖厂〔外一首〕
邹荻帆
我穿走在那些车间
这儿机器声嗡嗡
好似蜜蜂酿蜜
流风里也是甜丝丝
我见到甘蔗在这儿净化、升华
贡献出它的精髓
结晶为洁白的糖
让人们都来忆苦思甜吧
忘不了甘蔗林的劳动青纱帐起
忘不了工人们的温暖的手指
这儿是特种花色
结出的甜蜜果实
从老设备日产一千吨
到引进改造日产六千吨
飞腾得那么神速
仿佛白云山顶望珠海日出
而群群喜鹊正鼓动翅翼
以糖为主多种经营
还要甘蔗屑出产洁白如糖的纸张
还要制成纤维合成板
一块块如温软的大理石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挖掘一切潜力……”
我懂得了墙上的标语是这样的具体
这是蜂房在酿蜜啊
工人都是小股东（注）
虽是那股金微微
而也是象征：工人当家做主
小小数目的红利也是寒暑表
会刻下工厂的冻霜寒雨、风和日丽
我只尝了你一块榴花方糖
不要说：吃了人的嘴软
“甘受和，白受彩”
我引《礼记》的古话赞美你
你有调味着色的美丽、神奇
（注）这里工人都有一千五百元入股。
三水鱼塘
“水哉，水哉！
何所取于水也？”
我站在三水鱼塘边
思绪在翔飞
那鱼塘边
有绿羽毛的香蕉林
有柑橙的黄绿点
如孔雀开屏的羽尾
这池塘里有多少种鲜鱼啊
鳗鱼、白鲳、鳜鱼、齐白石的虾
我觉得这地上是绿宝藏
而水晶里有活动的白银矿
这些小精灵的鱼儿啊
是儿童彩色蜡笔下
画的鱼儿长上翅膀
会飞到海外去
又会化成黄鹤飞回故乡
以粮为纲曾一网打尽
划地为牢的时候
聪明人也会成为傻子和奴才
不敢干也不敢想
三江水也曾是祸水
冲走了丰收粮食的期望
如今以水为财
这透明的土地上
有采掘不尽的白银矿
三江之水是健力宝（注）
那就是思想解放
加上脚上溅起的泥浆
（注）健力宝是三水产的著名饮料。
第5版(理论)
专栏：
卢森堡公园漫步
——对现代西方文化某些方面的历史考察札记
赵复三
秋天的巴黎仿佛特别适宜于独自思索。在卢森堡公园的幽静树丛中，到处是法国历史人物的雕像。在一个雕像前伫立再漫步到另一个雕像，不禁要思索。而且，每天的漫步似乎也推动着思索一步步前行。
从雕像转眼望周围的人们。法国人有一种自豪感，认为法国在古老的高卢文化的基础上，继承了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又由于地处西欧中心而吸收了欧洲各国的文化。从法国想到中国。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一些同仁对当代西方各种思潮作了不少介绍工作。在与西方世界隔绝多年之后，进行这种介绍是有意义的，但不免感到有所不足。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引进是否能采取“瞎子吃虾只只鲜”的态度呢？现在，我们是否应该对五光十色的西方精神文化有一些系统的了解和分析呢？为此还需要对现代西方文化“寻根”，作一点探本求源的历史的考察。
这次来巴黎，正好身边带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教授艾伦·布鲁姆的新著《封闭中的美国思想》。这位老教授从古希腊思想传统探索思考20世纪美国文化思想，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两个月来，布鲁姆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成为我散步时的陪伴。断断续续缀成此文，因是思想漫步，自然谈不上全面深入，只是就自己过去的浅见再作一点思考，以求对现代西方文化增加一点了解，并就正于学术界同仁。
近代西方文化思想的发展无疑是受到了社会矛盾的推动，它反过来又影响了政治。霍布斯、洛克、卢梭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的关系足以说明这一点。霍布斯首先把个人作为孤立的主体，提出人拥有人权的主张；他感到社会中充满了卑鄙、可厌、残忍，把这些归之于人性，认为文明社会的任务不应是发展人的天性，而应是依靠法律规范人的行为。洛克继霍布斯之后，把这种思想进一步政治理论化，认为人的天性中没有关心公共之善的因素，人人为了自我，追求一种“开明的自我利益”，这是个人的权利，这样就客观上成全了“社会的善”。卢梭同意霍布斯和洛克所主张的“兽性的人”，但他认为两人的理论并不彻底，因为“开明的自我利益”并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始终是矛盾的。
从霍布斯到卢梭的人性论丢掉了西方基督教关于人类始祖生活在伊甸乐园中的神话，认为：地上没有乐园，人从自然界得到的天性就是兽性，自然并不关心正义，神既不关心人，也不惩罚人，善恶都没有果报，人的一切靠自己。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冷静的理性主义之上，它们把过去世世代代欧洲人们的憧憬无情地打碎了，但同时也消除了人们的恐惧，使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人们从上帝的管教之中，从君主、贵族、祭司们历来所宣称的“君权神授”思想之中，从自己的“良心谴责”之中，彻底地得到解放，仿佛发现了一个精神的“新大陆”。新兴的资产阶级感到可以自由地掌握思想，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制订政治制度，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一切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理论天地，一些哲学家把这一切新经验变成理论上的永恒真理，首先是把个人绝对化，强调个人拥有天赋的人权，拥有追求自我利益的自由，社会的意义就在于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这种政治哲学是近代西方的产物。由于洛克等人认为人的本性是只顾自己，所以他们在社会政治理论上也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个人利益的总和就是社会公利。但这个理论有它的矛盾。第一，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总和，社会成员由于与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而形成不同的集团。各个集团间的利益矛盾难以调和；第二，个人与社会、与其他个人之间也不可能没有矛盾，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欲望与义务相冲突。这就是说，洛克的人性论与他的社会政治观是矛盾的。
这个矛盾被卢梭抓住了。他指出：“人作为人，与人作为公民，不可能分割。……他只能成为当今的一个法国人、英国人、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他分析了“资产阶级的人”经常处于天性与社会、欲望与义务、爱自己与爱他人、真诚与虚伪的矛盾之中，也就是说，人格是分裂的。洛克等人以为他们的政治理论可以弥合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而卢梭则恰恰相反，他认为人如果完全从自私的利益出发，决不可能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鼓励个人追求私利的自由只能扩大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艾伦·布鲁姆教授在《封闭中的美国思想》中指出，卢梭的论辩具有事实和逻辑的说服力，这使启蒙运动甚至在它胜利的日子里也丧失了自信。
近三个世纪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一些西方思想家继承了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思想遗产，他们致力于探求“自我”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这种探求使“自我”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它的含义却越来越不可捉摸。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人相信上帝，相信人有灵魂，照艾伦·布鲁姆的看法，近现代的西方人只不过是用对自我的信仰代替了对上帝和灵魂的信仰。
记得1986年夏在罗马访问罗马大学哲学系教授戴尔·诺齐夫妇时，我问道：“现在哲学系学生们喜欢读谁的书？保罗·萨特还盛行吗？”诺齐夫人回答说：“那已经过时了。”我接着又问了葛兰西、克罗齐、雅克·马利坦和法兰克福学派等，诺齐夫人都回答“过时了”，“被人遗忘了”。“那末，学生们爱读谁的书呢？”诺齐夫人想了一下回答说：“尼采”。这番谈话引起我不断的思索。我相信诺齐夫人是在作严肃的观察，虽然我无从判断它是否全面。即使只是一个方面，也使我感到有点震惊；仔细想来，又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产生尼采的时代与思潮在西方还没有结束，尼采思想作为一个文化思潮的代表，它对西方的影响或许还会有发展。
任何人的思想仔细分析起来，往往十分复杂，何况像尼采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哲学家。如果要对尼采思想作全面的评价，将是一番巨大的工作，这里只谈它引发我思索的一些方面。尼采曾在《一种愉快的科学》中写道：“人类终极的真理是什么呢？——那就是人类的种种无法辩解的谬误。”对于人的命运，他认为“不论他如何判断、如何行动，他总是错的。这就是人的命运”。在尼采看来，人类唯一能把握的真理就是人类自身的谬误，永远谬误就是人间唯一的真理。这样，尼采就把西方从古希腊以降3000年文化包括探求真理的理性主义传统一笔勾销了。尼采说：“不能以事物的无理性来反对它的存在，无宁说，事物的无理性正是存在的条件。”他认为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死了，“新的类型的哲学家正在出现”，这种新哲学家要“创造新价值”，“要为自己创造自由，包括宣布拒不接受责任的神圣自由”。在尼采眼中，“新价值就是要否定理性”，而代之以个人的“生存感觉”。这就是说，是非善恶用不着理性去判断，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全取决于主观的感觉。尼采还说：“新哲学家身上……没有一点不是个人的东西”，“这种意志自由的理论是统治阶级的发明”。对19世纪以后的近代西方个人主义者来说，既失去了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又苦恼于在社会中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尼采的唯意志论正好成为精神上的慰藉依托，或更进而被看作反对现实、个人奋斗的精神武器，这是不难理解的。
以尼采集大成的这种思想，以后分别由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弗洛依德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继承下来（当然，尼采思想影响所及，并不限于此，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也同样受尼采思想的影响）。如果说弗洛依德继承了尼采关于个人的思想，那末韦伯则继承了尼采关于社会的思想，他们又都做出了自己的发展。全面评价两人的思想是另一番巨大的工作，这里也只谈他们引起我思索的一些观点。
从西方思想的发展看，弗洛依德用潜意识理论来发挥尼采的反理性思想，使洛克所主张的“兽性的人”更具有现代形态。弗洛依德从研究梦入手，追踪人们自幼时起的经历，把意识活动比作露出水面的冰山，它的浮游运动决定于水面之下的潜意识。这个潜意识被性冲动所推动，由于性冲动受到社会习俗的压制而上升到意识领域，表现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活动。因此，理性只是人在性冲动支配下行动的一种自我解释，文化只是人的性冲动受压抑而升华时的一种矫揉造作，无论政治、经济、科学、艺术活动本身都没有任何内在的意义。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以释梦的方式（这是弗洛依德理论的实证医学基础），发挥了尼采的反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就方法论来说，它是以任意调查方式进行归纳的，并不能看作是科学的普遍性结论，只能作为心理学、精神病学的研究参考。就理论本身来说，如果性冲动决定思想意识之说能成立，那末按照弗洛依德的理论来检验他自己，他的理论活动本身也只是在欲望受压抑时的一种矫揉造作，因而也难以作为一种严肃的科学理论来对待。令人奇怪的是，在长时间里，西方学术界竟有如此多的人拜倒在弗洛依德脚下，以致忘记了他的理论也是对其自身科学性的否定。
韦伯在方法论上要比弗洛依德严谨一些，但在反理性这一点上，与弗洛依德同样师承尼采。他在《科学作为事业》中说：“虽然人们对科学还持有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认为它是通往快乐的道路，但我相信由于尼采对‘最后的人’‘发现了快乐’已作的毁灭性批判，这个问题已可以略而不谈。”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认为启蒙运动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只落得个“幼稚的”失败。这样，理性不可能成为任何价值的基础，指望它成为价值的基础只不过是愚蠢的幻想。
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韦伯进而发挥他关于政治的理论。他认为政治只是人们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去争夺控制个人与社会。政治信念虽然出自理性，但由于人性而导致政治狂热，这种狂热压倒了理性，导致过激的行动。因此，本来出自理性的政治行动并不能达到它的价值目标，更不用说个人取得政治权力后的放纵。对于政治组织，他认为这是必需的，但任何政治组织出于理性的考虑，不能不有科层组织，科层组织必定导致官僚主义，对人冷漠无情，压制个人。在韦伯看来，理性和科学都是主观的价值信念，其价值是人赋予的，它们本身没有内在的意义。人们的行动离不开一种价值观的引导，而人们行动的结果又达不到这个价值目标，理智和道德都没有驾驭人们行动的力量，感觉和感情更是只能导致放纵。这样一种悲观的人性论和历史观成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说的基础。
当前在西方的一些大学里，尼采、弗洛依德、韦伯的理论几乎成为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在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提出用理性改造社会，以求解决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树立起一面推动时代前进的旗帜。今天，尼采等人的理论反映了对西方社会的不满，因此受到一些青年学生的欢迎，但问题是这种不满把社会推往什么方向？如果对任何社会和人类命运从本质上采取反理性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就很难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积极力量。尼采、弗洛依德、韦伯的理论在西方思想界是一种积极的现象抑或消极的现象呢？这个问题在当前西方思想界已经引起人们的思索。特别是当他们的理论日益渗入到西方一部分青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娱乐中去的时候，不少西方人士正为此而深感担忧。
艾伦·布鲁姆教授认为，以尼采为代表的“对后期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理论本身就是后期资本主义最隐蔽、又最粗暴的表现”。他在书末的简短结语中没有给读者留下乐观的结论，他认为西方人的敏感性和力量已经衰退了，“唯一的希望是余烬不要熄灭”。“未来将就这个时刻对我们进行永远的审判。……我们的使命是巨大而又沉重的，未来将怎样就此审判我们，只能是未定之天”。这个结论未免过于悲观。西方文化不仅有它的优秀的历史传统，就是近一个世纪，在逻辑学、科学哲学、历史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也是有成就的。整个历史的发展中，有各种力量潮流互相激荡，会有曲折。文化的发展也一样。对前途失去信心似可不必，但正视它的发展，严肃地分析却是必要的。
回顾二次大战以后40年来西方思想界的演变，战后初期，普遍有一股批判过去的思潮；与此同时，在重建国家的过程中，文化怎样重新建设，始终是摆在西方各国面前的一大课题。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有较大发展，但健康的文化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自动到来。在一部分青年中，过去被视为神圣的“民族”、“国家”、“理想”、“道德”等等，渐渐失去了往日激动人心的力量，代之而起的是自我中心，追求个人欲望，追求与理性脱节的个人自由，结果是深深地陷入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思想泥潭。这已经使西方政界、思想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他们正在为挽救西方思想的颓势而作出努力。近年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都在致力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因而非常重视发掘德国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遗产。民主德国对马丁·路德的隆重纪念只是其中一例。在法国参议院的议事圆厅里，议长背后立着五座塑像，他们都是帝制时代的名臣，位在正中间的是路易14世的首相柯贝尔。这引起我的思索。波旁王朝是被法国大革命推翻的，但波旁王朝的历代名臣却还受到法兰西共和国议会的尊敬，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这次在巴黎滞留，从电视节目中，看到了介绍法国古典美术、建筑、音乐和考古成果的电视片，质量很高，堪与英国广播电视台克拉克主持的古典文化节目相媲美。
就我十分肤浅的了解，许多国家的知识界都在考虑本国文化的重建问题。在日本，战后到60年代末风行的也是对本国过去的批判，而从70年代以后，日本思想界日益重视本国文化的特点和本国文化的发展。这种趋势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也一样。1984年访问印度，当时英蒂拉·甘地还在世，从《印度斯坦时报》上读到她专门接见了向她赠送一部印度哲学史新著的作者，并就此发表了一篇讲话。印度学者编著的印度哲学史早已出版过不止一种，为什么印度总理还专门接见这部新著的作者，以表示对本国哲学的重视呢？这也很令人深思。
由外国的经验很自然地联想到我们自己。从“五四”运动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深刻的政治、经济、思想变化，我们在文化思想上的基本倾向不能不是对过去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有时候容易否定过去的一切，包括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在内。最近一个时期，在十年内乱、长期与外界隔绝之后，一旦对外开放，国外各种哲学社会思潮、生活方式蜂拥而入，人们一时抱有一种新奇感，难免以为只要发光的就是金子，容易不加分析地接受外来的一切，这种倾向在一部分青年朋友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是难免的时代特点。现在，十年过去了，是否已经到了可以冷静下来深思一下的时候了？我们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时，似乎需要想一下要把握的中心问题。看来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才能解决好个人与社会、理性、自由与公民责任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这是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民族文化、每一种社会制度都在不断作出回答的一个中心问题。在今日我国，怎样处理好这些关系，似乎不仅是文化教育工作者的事情。事实上，每一个部门的工作，每一项政策都在起着塑造人的作用，而且往往比文化教育起着更大的作用。我们是否应该发扬我国和外国文化在这方面的优良传统，并吸取我国和外国文化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呢？正确地解答这方面的问题，对于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中华民族今后长时期的健康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关键时期，我们在文化思想上怎样建设，才能无愧于先辈，不怍于后人，这是未来对我们的时代，首先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化思想工作者提出的、等待我们回答的一个严肃问题。
（全文约两万字，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8年第二期，这里刊载的是此文的摘要。）
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争鸣
关于地产经营的一个建议
佐牧
从调查中了解到，有的沿海开放城市将建成的商品楼宇出卖给香港和海外人士时，采取了“绝卖”形式。办公楼、厂房和住宅小楼的所有权永远归购买者所有，并规定了房屋占有的土地面积和界址，使购买房产的人实际上获得了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合同规定土地所有权属国家，但无偿划拨给房产开发部门使用，使用期25年，期满后可以继续申请使用。这样，由于国家的土地所有权没有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使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成了名义上的所有权。
这是一个疏漏。以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的房地产经营与香港的房地产经营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出问题的重要性。港英政府以出租的形式，将土地的占用权租让给承租人，租期有期限。承租人从政府租到土地后进行投资，建成商业楼宇、宿舍、办公用房等等。法律规定承租人拥有对土地和建筑物的占用权，在土地租用期间可以转租、抵押或继承，但土地租用满期以后，土地连同其上面的一切建筑物一并无条件交给政府。如果承租人要求续约，政府可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续约或不续约以及续约的条件。
香港房地产经营的特点可以说是“房地产合一，房产从属于地产”。租期届满以后，土地及其上面的建筑物无偿收回。其根据是，房产经过几十年，已经全部折旧，政府重新布局，不应再出拆迁费。租让土地是港英当局的一个重要财源。从1976到1985年，港英政府的土地收入平均占政府总收入的16.4％，最高的1977—1978年占37％。据调查，新加坡出租土地的期限99年，租期满后，房产由政府无偿收回。这些都说明，到一定时期将建筑物无偿收回，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已成为惯例。
我国有的沿海开放城市目前采用的办法，是地产与房产分离，地产从属于房产。地产虽然要征税，但纳税是居民应尽的义务，不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土地实际上是无偿使用的。国家财政望房兴叹，难以动作。而且房产权永远归属外人或个人，也会给后代留下难题。
据此建议，在我国沿海开放城市，都要使房地产经营结合起来，使房产从属于地产。房屋也可以采取长期租赁方式。如工厂厂房和办公用房等可以定为30年到40年，这是国际上公认的折旧期。住宅可以定为60年到70年。从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看，这是市场所能够接受的。前此已经卖绝的房产，仍按老办法执行，但可以增收土地增值税。
这种办法同样可以应用到内地的城市土地经营中来，城市的房产商品化要和地产的经营相统一。政府批给开发公司用于建筑房产的土地，都要通过招标或报批的办法，在拆迁费以外收取一定的租金，哪怕是象征性地收取一点也好。除国防、政府机关等特殊性用地以外，几十年以后无偿收回土地和建筑物，也可以续约有偿使用。住房可以采用出售和长期租赁等不同方式。出售的房屋，若干年后也要无偿收回。这样做，才能使国家对城市的土地所有权落到实处，既能为财政开辟一个新的财源，又有助于克服滥征乱用土地的现象。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简介
韩志国
由刘国光等著、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以下简称《发展》）汇集了作者在1982—1985年间所写的五篇很有影响的研究报告。
《发展》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改革。作者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所有制结构、经济决策结构、经济调节结构、利益结构、组织结构等方面，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主要内容，并探讨了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换问题。
作者指出，经济改革是由一种经济模式过渡到另一种经济模式，而不是局限于原有模式的基本框架内，只对某些细节作局部改良。为了从根本上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研究和设计改革的目标模式，以便正确地把握改革方向，防止盲目性；同时要注意把各项改革措施配起套来，保证经济改革有计划、有秩序、有步骤地向目标模式推进。
作者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中，不仅需要解决经济运行机制中的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等关系问题，而且必须解决这种经济运行机制赖以存在的所有制结构和内涵的问题。在我国，要建立一个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理体制，不仅取决于宏观经济管理机制是否科学合理、改革措施是否得当，而且取决于微观经济单位能否对宏观间接控制措施作出及时和灵活的反应，能否有一个合理的行为方式。因此，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约束，就成为既使微观搞活，又使宏观间接控制产生应有的效应的基点和关键。
作者指出，在改革采取逐步推进方式的情况下，双重体制在一个时期中并存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在双重体制下，虽然在某些场合不得不采用并强化直接的控制手段，但不要忘了这只是在为向间接的宏观控制手段为主过渡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决不可以积习成瘾，妨碍改革前进。
改革和开放，必须紧密地结合起来。《发展》指出，过去我国主要实行进口替代型的发展战略，今后很有必要逐步向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转换，把鼓励出口放在对外经济关系和组织外汇收支平衡的首位。必须以扩大出口来支持进口。同时，要有计划地推进出口替代。为此，必须改革外贸体制，改善工业、税收、银行、内贸等方面同外贸的关系，以利于由主要出口原料性的初级产品逐步向主要出口制成品转变，由主要出口粗加工制成品向主要出口精加工制成品转变。
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发展》指出，经济发展有它的系统性，不仅仅是一个速度问题，还有比例、结构、质量、效益等问题，它们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从以速度为中心到以效益为中心的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核心。在经济体制没有完成改革前，发展战略也不可能完成其转变。因此，应当坚定地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使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紧密结合，以促进新的发展战略的彻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