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原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振中说：
政法部门和行政机关应严格执法
没有法制，要搞好改革是不可能的。近几年在立法上做了不少工作，现在主要问题是执法不严。这个问题在行政机关、政法部门更为严重，带有普遍性。一些执法单位怕麻烦，还有一些单位为了本单位多得奖金，一些应严办的案件就自作主张从宽处理，不严格执法。几年来，四川工商管理部门查出投机倒把案件4000多起，仅送司法部门300多起，不到10％。合同法公布后，不少皮包公司都是在一无资金，二无场地的情况下申请成立的。工商部门只要谁交够登记费就发给许可证，结果行骗被骗的事件屡屡发生，国家经济损失严重。农村基层干部违法犯法案件也相当突出，四川去年发生2700多起，最突出的是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上。对此，应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知法、用法。
民盟中央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王铁崖说：
加强法制建设培养法律人才
这几年制订了不少法律，但经济方面的一些重大法律还没订出来。现在订出的法也很混乱，彼此重复、矛盾的地方很多，如，国务院、各省都在制定有关法规性的文件，有的与人大通过的法有矛盾之处。现在提党政分开，那么法院的党政如何分开？如何改变过去党委判案子的状况？现在有了律师制度，可以进行双方辩护，有利于法官的判案，但我国搞的还只是官办律师制度。要促进法制建设，就要把律师制度搞好，这就像把新闻搞好一样，新闻舆论对领导决策有好处，律师对法制有好处。
现在法律人才太缺。近年来大批转业军人进法院工作，一些人法律知识水平低、素质差。建议改革一下学校制度，在北大、人大、政法大学等开一些法律班。
全国工商联会务局委员吴鑫说：
注意克服政协工作中的随意性
现在，中共中央在进行重大决策之前，总是先征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意见。对我们提出的意见，中共中央也是尽量吸取，使决策更加完善。记得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征求意见稿）时，原稿的题目不是这样，听取了工商联领导人的意见后，才改成现在的题目。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较起来说，全国政协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差距，可以把协商于决策之前的工作，做得更主动一些，更好一些。地方政协的民主协商工作，在执行中有随意性，协商与否，是真商量还是走过场，没有一套制度。为此建议：1．重大方针政策，在决策前通过政协的渠道征求意见，应定为工作制度；遇有来不及充分协商的情况，应通报决策的经过情况，以便在民主监督中进一步完善。2．委员在大会小会上的发言，要改变过去随兴之所至，只是委员发言委员听的情况。政协应组织力量，把这些意见分类整理出来，交有关部门认真落实，要有回音。3．认真调查才有发言权，才能避免随意性，要认真改进考察工作。可以先看资料，选择题目，然后深入下去，才能真正知情，并且节省时间和费用。
民盟中央委员、南京化工学院教授戴树和说：
对决策失误造成浪费的领导要惩罚
目前，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还做得不好。我到四川了解到，那里已引进了两个大化肥厂，由于天然气供量不足，这两个厂开工也不足，可是四川还在两个地区新建两座年产30万吨的合成氨厂。为此，我呼吁，要先调查研究，而后进行决策，避免造成浪费。我建议，为杜绝浪费要立法，特别对决策失误所造成浪费的领导要给予惩罚。目前，我国不少化工机械厂已取得A S M E证书，产品符合国际标准，中央也要求重视国产化。但还有许多工厂不用国产件而向国外购买。据我知道，有个工厂仅购垫片一年就花费一两百万元，为什么不把这笔钱用来研究制造垫片？希望有关部门严格把关。
香港立明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演雄说：
关键是改革干部制度
中国有很多老大难问题还未解决，如在旅游业中，民航交通、食宿、通讯、卫生等问题，外国游客反应很大，提了多少年意见，始终没有解决。什么原因，是人的因素。干部制度改革应搞“公务员条例”，对那些工作不得力，总不能解决老大难问题的干部，国家应让他辞职，换真正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上去。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秉权说：
社会矛盾必须及时协调解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1％的城镇居民家庭实际收入水平下降。但根据工会系统的调查分析，有30％—40％的城镇职工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这是个大问题，不能掉以轻心。改革中出现的社会矛盾不及时协调解决，对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会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
原教育部副部长高沂说：
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灵魂。中国人在长期受压迫下形成了两种性格，一种是反抗性格，以鲁迅、共产党人为代表。另一种是奴才性格。我们要大力提倡前一种性格，反对后一种性格。
老一代人要做出榜样。我国还不如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家，它们在战争年代牺牲了那么多人，想办法搞有形纪念，如修烈士墓。我亲眼看到保加利亚的年轻人结婚和节日到烈士墓献花。我国为革命牺牲了千千万万人，怎么就不能采取像苏联等国的有形教育方式。
另外，对于民族耻辱这本账，要给青少年讲，不要让他们忘记。前年，“九·一八”纪念日，电视播出黄河大合唱，很好。可大合唱一播完，就立即出现了“卡西欧”广告，很扫兴。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副盟长吴守贵说：
应给少数民族教育吃点偏饭
内蒙古现有16所大学，由于缺少教师和宿舍，每年招生只有1万名左右，录取的分数线比北京、上海、天津都高，一些本来可以上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也上不了。特别是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本来就没有文字，学生们用汉文或蒙文念完小学念中学，费了很大劲，而考大学时却同有文字的蒙古族学生一样，只照顾10分。因此，相比之下，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能够上大学的学生更少。不难理解，没有文字的民族最需要有文化的人，希望在受教育上能更多地吃点偏饭。
香港世界贸易中心会常务董事伍淑清说：
合资企业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我在内地投资办企业八年，企业的经济效益是好的，但深感在内地办事很不容易。有些干部只看到合资企业赚钱，没有看到这对国家也有好处。我们遇到一些问题，他们的答复往往因人而异，使我们办事左右为难。内地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卡得太厉害。合资企业要招聘某种人才，原单位就是卡着不放。我们在内地办企业，不只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加强与内地的交流和沟通。希望政府能设立一个部门，专门管理和帮助合资企业解决问题，创造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李容光说：
企业承包要体现全员承包
《企业法》讲企业承包，怎样体现全员承包？就是要让全员来担当风险，使全员都做到责、权、利相结合。我不相信凭几个领导人把企业包下来就能搞好企业，还要依靠职工群众。几个领导担当风险是相对的，实质的风险是职工群众担的。因此，承包要层层落实到每个职工头上。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原则，就是既要保证企业经营者能独立自主行使经营权，具有管理权威，又要保证工人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发挥主人翁作用。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安金槐说：
要把钱用来修缮真文物
这次来京开会前，我曾到宋代古都开封考察。在那里，北宋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很多，如铁塔和繁塔等。但这些真文物都没有得到很好修缮，却花费很多钱去新建规模庞大的宋城一条街和包公祠等假文物。在修建时，还扒了一些可能是清代遗留下来的房舍。
类似现象，在全国其他地方并不罕见。如武松斗杀西门庆的狮子楼，只见于小说的描写和民间传说，算不得文物古迹，有关部门也花了不少钱去修建，这是极大的浪费。目前全国各地有不少重要文物古迹急待修葺，国家财力又有限，更应注意精打细算，把钱用在刀刃上。具体地说，就是要把钱用来修葺真文物，而不要乱造假文物。
原浙江省政协主席王家扬说：
建议制订劳动模范管理条例
自60年代初期以来，20多年没有召开一次全国劳模大会，现在劳动模范的荣誉感不强，在社会上的实际地位不高。建议国家制订劳动模范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劳模的评定、称号、待遇，并将五年召开一次全国劳模大会作为一项制度定下来。
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主任王照华说：
全社会都要重视老龄问题
目前，我国老年人已有8900多万，到2000年‘预计可达1.3亿人。人口迅速老龄化，已成为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战略问题，应当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当前，最重要的是解决老年人的老有所为、老有所养问题。政协也要把老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按照自己的业务范围加以研究，研究对策。参照某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建议在国家机关内部指定一个部门作为统管老龄工作的机构，全面负责老龄问题调查研究，综合治理，组织协调，督促检查。老龄委员会则作为社会团体，起辅助作用。
原纺织工业部生产司顾问茅祖枃说：
纺织工业亟待解决三个问题
纺织工业是我国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当前由于原料价格不断上涨与供应不足，影响到企业利润。1987年总共减少利润27亿元，1988年，预计将减少30亿元。不断加重的负担，使企业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建议：
1．请国务院立即组织有关部门，从速研究筹建化纤原料单体装置，争取在2000年前投入生产。2．请农牧部门在试点的基础上，切实改善牧场条件，培育优良羊种，提高羊毛产量和羊毛质量，以适应毛纺工业需要。3．请纺织部门积极组织力量，从速研究试制纯化纤的仿毛产品与混纺产品，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第3版(要闻)
专栏：
心声
——几位知识分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话
本报记者 柏生
人们说，这次七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知识分子的人数显著增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参政议政中发挥了作用。但知识分子的内心中究竟还有些什么话呢？请听一下他们的心声。
新当选的人大代表、51岁的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训诂学家许嘉璐教授开门见山地说，我是知识界、教育界的代表，三句话不离本行，当前教育战线困难很多，教育经费短缺。那么，在现有物质条件下，怎么发展好教育事业呢？许嘉璐认为：表面看来，当前是资金短缺，技术与设备短缺，实际上，如果把智力素质也作为财富的话，真正短缺的应该说是高素质的劳动者。那么，整个教育战线就应以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为目标。所谓高素质的劳动者，包括上至学部委员，下至售货员、服务员和农民等各个层次的劳动者。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才观问题。过去总认为，只有升大学，成为科学家才是人才。这个观念不改变，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片面追求升学率就不可避免。
许嘉璐说：目前，国家开始对农村教育作战略性转移。确定中小城市以下学校的任务是为农村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样就免得千军万马涌向升大学这一座独木桥。在发展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等大气候，必须自己努力创造小气候。换句话说，在各条战线、各个层次的学校工作的同志，都要有这点精神，把小气候创造好，反过来影响大气候。比如，现在几乎大、中、小、幼的教育经费都很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有作为，需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要继续呼吁增加教育经费，提高各级领导对教育的认识；另一方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就不要等，要自己去创造条件。比如，我们有几千万中小学生，有那么多学校、那么多老师，目前，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改善教学条件，改善教师生活，现在国家拿出这点钱，也不能像撒芝麻一样，搞个“满天星”，每个学校给一点，这样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我以为，钱不应平均使用，而应拿出一部分资金搞一些关键环节。现在师资水平恶性循环，逐步下降。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转化为良性循环，使教育质量得到提高，我看，关键在于办好师范。
记者又提问，知识分子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热点”，您对此有何见解呢？
许嘉璐说，应该说知识分子问题是个全面性、长远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人民的心目中，知识占什么地位，我们这个民族渴望求知的迫切性如何，我认为，知识是一切事业的后劲问题。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关键在于“观念”，不光是全民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在于领导的“观念”。“初级阶段”脑力劳动、复杂劳动的报酬本身就应该大于和高于体力劳动、简单劳动。“国穷”不是“初级阶段”的唯一特征，不能成为知识分子待遇低的借口。要让知识分子有起码的工作条件，不为柴米油盐发愁。我们应该把切实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问题列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紧迫感。
人大代表、在土壤农业化学领域颇有成就、曾获国际水稻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称号的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李金培说，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工作者，不要忘记10亿人民的吃饭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李金培认为，农业科技教育工作者，为发展我国农业科技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他们中许多人，无论是长年战斗在教学第一线，还是战斗在生产第一线，都是很辛苦的。目前他们的生活待遇却十分艰苦，农业教育科研经费一年比一年少，实验、实习经费不足，非常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现在报考高等院校的考生都不愿考农林，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不愿留在农林口工作，有一个“顺口溜”，说的是“跟着农业部，只能流汗水；跟着教育部，只能流泪水”。而老一辈的教授，由于缺乏助手、经费，工作、生活条件差，对专业也有“淡化”思想。
李金培说：目前，农业生产常受自然灾害影响，总产量经常有波动，而在品种和加工储藏等方面又很落后，如国家不重视对农业知识分子待遇条件的改善，不进行重点投资，农业教育科研的发展不仅落后于生产，更无法与国际竞争。
祖国大地哺育了李金培成长，李金培更加眷恋这块神圣的土地。他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工作期间，国外同行曾对李金培说：“中国条件差，像你这样有才华的科研人员到国外去，肯定会更有成就，更有前途。”对此，李金培回答说：“从个人来讲，到先进国家搞专业工作，生活条件可能会好一些，但是，我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生，我应该为这块土地而献身。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科研是发展农业的关键，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农业的后劲在科学。我要在改革开放中为我国开发性农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政协委员、北京钢铁学院物理系教授、钢铁学院应用物理所副所长陈难先是曾获美国技术发明奖的优秀中年科学家。他说，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和怎么对待教育、科学、民主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过去，我们在对待科学与民主问题上，做过一些蠢事。现在呢，党和政府一再表示重视知识分子，但是，由于观念上不够全面，有些方法不对头，有时使问题适得其反。现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谈到这里，陈难先说，有人讲“观念”的不对头，有两种错误倾向，一叫“官本位观”，把知识分子的级别和行政干部套在一起，官总是少数，物以稀为贵，结果知识分子的复杂劳动被否定了；再一点叫“钱本位观”，现在对知识分子政策确实放宽了，在业余可以另谋生计，提高生活水平。但我认为，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脑力劳动的进一步否定，因为有些人以为知识分子的业余时间是在休息，脑力劳动是按钟点上下班的，实际大多数教学人员和基础科学工作者并不如此。分散精力将大大降低脑力劳动的质量。其实，你给知识分子多大官、多少钱，如果国家民主制度不健全起来，科学与教育事业得不到发展，知识分子问题都不算解决好了。因此，我认为，国家与人民的事业是第一位的，只有搞好国家与人民的事业，知识分子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好。
谈话到最后，陈难先说，我觉得一个人生活的价值在于奉献。当前，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把他的智力优势在改革开放中充分显示出来，创造性地工作。有了主观上的努力，客观条件上某些不利也可以转化为我们进取的催化剂。我认为，没有困难，就没有真正的成就和事业上的乐趣。
第3版(要闻)
专栏：
呼唤文艺体制改革的春天
——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专题座谈侧记
本报记者 魏亚南 张大农
香山，玉兰花盛开，春意正浓。住在这里的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却在呼唤另一个春天——文艺体制改革的春天。
这里记述的就是有部分委员参加的一次专题座谈会。
会上，李默然第一个慷慨陈辞，毫不隐讳地把谈锋指向文化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弊端。他说：“有些剧场打着‘多功能’的幌子，实际上只剩下一种赚钱的功能了，挤得话剧、歌剧、儿童剧等没了地盘。有的艺术团体也将演出证出租，坐收渔利……”李默然对此种种现象表示疑虑之后，着意强调：对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要允许人们有不同观点，发表不同看法，不该动不动就扣上“阻碍改革”、“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者”的帽子。
身为“儿艺”院长的方掬芬，曾经遇到许多新矛盾。所幸的是，改革已初步使她从“山重水复”中得以解脱。这两年，儿童艺术剧院在演好儿童戏的同时，举办轻音乐会，以副养主。她的体会是：“改革不能坐等良辰美景，而应根据剧团实际尽力而为。”
程派艺术传人、中国京剧院演员李世济，近年来时常组班到外埠演出。在许多艺术表演团体厮守大都市、甘受观众冷落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不失为改革之举，然而却饱经了“一切向钱看”的苦恼。她说：“每次巡回演出，交费之高，交费之多难以想象。交了租场费，还要交电费、清洁费，连喝碗白水都要另行收费，加上旅费、运费，剧团可图之利不多，有时演出越多越赔钱。这种状况，不改怎么能行？”
李世济的发言，引起了老一辈文艺家陈荒煤对艺术人才的爱怜之心。他说：“文艺演出搞承包我不反对，但要注意爱护尖子人才，真正体现按劳取酬的原则。现在，一些剧团的承包主要靠名角、尖子卖座，把他们当成了摇钱树，一场接一场；不要说难以提高艺术水平，最后还会把我们的尖子人才身体搞垮。没有尖子人才，就没有高水平的艺术，为了挣钱，忽视爱护人才和培养人才，艺术就会毁灭。另外，承包也要体现多劳多得，主要演员应得到较高的报酬。”
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近来，一些歌星、影星外出组合演出，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少议论。对此，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她说：“本来在我们团是有规定的，演员要保证一年在团内演出90场。但是，团里的规定顶不住社会的引诱力，演员出外演出已经到了影响本团演出的地步，这就提出文艺改革要配套的问题。建议对社会组合演出加强管理，订出相应的制度和规定，迅速改变目前无人管理的状况。同时，还要制订演员聘任和流动制度，使演出团体有权辞退不信守合同的演员。”
邹德华，中央歌舞剧院的艺术指导，这位当年美国朱莉娅音乐学院毕业的歌剧艺术家，深谙国外剧院经营管理的奥秘。她呼吁有关方面将剧院经营管理视为一项专门职能，剧院的艺术领导、行政管理部门应各司其职。同时，剧院领导组成也应采用董事会的办法，实行任期制，并接受有关部门监督。虽然歌剧属于“阳春白雪”艺术，但她却说：“不要提这个团由国家包，那个不包。如果完全依赖国家，不搞竞争，是不利于多出戏、出好戏的。”
芭蕾舞演员白淑湘赞同道：“即使需要国家扶持的剧团，也要消除观念上的错觉，寻找自我发展的道路。”
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陈汝斌统率着一个百十号人的演员剧团，对于文艺团体过于臃肿问题感触良多。他说：“吃大锅饭，机构庞杂，人浮于事，成了长影发展的包袱。改革要对演出团体的旧体制大胆做手术，第一刀就要消肿，割掉痈疽。”
文化部老领导周巍峙负疚地说：“国家办艺术团体是50年代形成的，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也不发达。现在这个包袱越背越大，我们很抱歉。我建议借改革之机，狠狠地把这个历史包袱卸掉，以便轻装前进。”
会议主持人、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对于文艺改革似乎胸有成竹。他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积极推进文化团体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改革。我想，最重要的是改革‘一大（剧团规模过大）、二公（吃公家大锅饭）、三统（国家统管）、四包（国家统包）’的旧文艺体制。改革宜采取分散决策，从试点开始，逐步推开，务必做到积极、审慎、稳妥，不能搞‘一刀切’，不要一窝蜂，也不能搞一律化，依靠文艺团体从实际出发改起。不能把改革的目的误认为国家省几个钱，而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起来，促进文艺生产力的发展。”
第3版(要闻)
专栏：
穿着节日盛装的少数民族人大代表，正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本报记者 沈进摄
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政治决议（一九八八年四月十日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88年3月24日至4月10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全国各族人民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进一步深化与加快改革的形势下召开的。来自我国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各方面的委员们，怀着高度的责任感，积极参政议政，共商国家大事，对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对不正之风和物价、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改进政协工作提出了意见。会议始终充满民主、团结、奋发、活跃的气氛。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同意钱学森同志代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认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在邓颖超同志主持下，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基本职能，广泛团结各方面人士，积极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为促进祖国统一和发展对外友好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为七届政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会议赞同李鹏代总理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认为，李鹏代总理的报告，对过去5年政府工作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提出的今后5年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方针与任务是切实可行的。会议指出，坚定不移地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以改革总揽全局，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完成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义至为重大。
会议希望国务院充分重视委员们提出的物价、社会风气、教育、知识分子待遇、农业、民族和妇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三、会议要求人民政协的各级组织，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与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不懈的努力。
（1）要紧密联系政协工作的实际，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三大精神，进一步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始终不渝地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切实履行人民政协的基本职能，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和人民团体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要建立与完善各种必要的制度和规则，逐步实现对国家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重大问题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制度化。
（2）要把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活动搞得更加深入，更有实效。全国政协常委会对本次会议上提出的重要问题，要认真调查研究，向中央党政领导机关提出积极的建议，推动尽快解决。
（3）要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发展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促进海峡两岸人民的联系与交往，争取早日按“一国两制”原则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4）要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社会协商对话重要渠道的作用，及时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方面人士的要求和呼声，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5）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发扬优良传统，改进工作作风，调整组织机构，提高机关干部的素质，以适应新形势下政协工作发展的需要。
（6）全国政协要进一步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增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为维护世界和平，创造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条件作出贡献。
会议号召各级政协组织和委员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各族人民，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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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简介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李先念今天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前几任主席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邓颖超。
贫农的儿子李先念1909年生于湖北黄安县。走上革命道路时还是一个木匠，当时他17岁。1927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了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1928年他参加游击队。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他逐渐成长为一个著名的军事家。1931年开始，他先后担任红军团、师、军政治委员，参加指挥了许多重要战役，为建立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时，他是红军主力之一——红四方面军一个军的政治委员。1935年6月，为了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他率领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从岷江地区出发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胜利实现了两军的会师。他在长征中历尽千辛万苦，曾三次穿越川甘青交界处荒无人烟、布满泥潭的草地。
1936年秋，两万多红军奉命在甘肃靖远县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李先念是这支队伍的一个军的政治委员。这支部队在河西走廊转战半年多，最后遭强大敌军的围追堵截，绝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和失散。李先念率余部忍着饥渴寒冷浴血奋战，穿越祁连山和戈壁滩，长途跋涉，1937年转战到新疆，为革命保存了一批精英。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李先念历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共鄂豫边区委书记，建立了拥有两千多万人口、6万武装部队的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日本投降后，担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的李先念为了配合全国各解放区的作战，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遭到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十分危险的情况下，他率部胜利突围，转危为安。后来，他的部队在湖北、河南、陕西等省的广大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牵制了国民党的大批兵力，配合解放军在华北、华东作战，并在人民解放军开始反攻时，率部再次回到中原地区。
湖北省是李先念的家乡，是他投身革命的地方，也是他开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兼市长、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54年李先念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他由于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而受到批判，但仍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经济工作，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
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他积极支持邓小平同志的工作。当邓小平同志再次受到打击，他也被迫退出了政府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和叶剑英同志等一起，力主邓小平同志早日恢复工作。接着他又积极支持邓小平等同志的提议，恢复陈云同志在中央的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参加了调整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工作。
1983年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60多年的革命风雨染白了他的双鬓，但他清晨仍步行锻炼，坚持不懈。健康的体魄使他能够在担任国家主席的5年中频频视察各地，出访各国，担负繁重的日常工作和外交事务。
李先念从1945年中共七大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为历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第3版(要闻)
专栏：
同“娘家人”谈心
——人大解放军代表团与民政部负责人座谈
张砚 高潮
在4月6日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人大解放军代表团的代表听完民政部副部长范宝俊关于优抚和安置军人的情况介绍，纷纷发言，称赞民政部门是部队的“娘家人”。
从1979年以来，拥军优属成绩有目共睹。范副部长提供了一连串数字，代表们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近9年，国家优抚开支9.6亿元，比1978年以前的2.7亿元增加了两倍多，加上地方财政用了优抚的8.2亿元，计17.8亿元。
说到这里，范宝俊副部长话题一转，坦率地告诉各位代表：优抚待遇普遍偏低，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已将优抚对象的现状和解决办法，向中央作了报告。
话音刚落，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蔡仁山说：“民政部为部队排忧解难，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很感激。”接着，他开门见山地向在座的民政部三位负责人反映现职军人在住房、安置等方面的困难。
北京军区某集团军政委张明春说：一些单位“重男轻女”，女职工同男职工分房不能享受同等待遇。部队干部结婚后，女方单位不分配住房，有了孩子也不按条件分房。所以，不少干部、战士回家探亲，只好住旅馆，有的甚至用高价在外面租私房。这时，一位代表插话，老山前线某团的59名城镇干部，有36户家属的住房至今还没解决。
军队干部分房难，安置更难。这几年，一些地方随意规定，安置一名转业干部，部队要向当地交付数千元甚至万元以上的“安置费”；有的军队干部子女转到地方上学，也要交一笔可观的“教育费”。国防科工委某核试验基地政委杜郁说：“我们成年累月在‘天上无飞鸟，地上无棵草，风暴刮起来，满地石头跑’的大漠里工作。许多知识分子为国防现代化奉献了几十年。他们现在老了，离休后却找不到退路。部队派人到内地联系，地方不接收，更谈不上安家落户。”他大声疾呼：国家对为国防事业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应制定统一的政策，妥善地安置他们的晚年生活。
空军某军军长张景芬说：“我们飞行员上天，不允许有任何杂念干扰，否则会影响任务的完成。要真正做好每个飞行员的思想工作，关键是要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但这不是我们部队单方面能完成的，需要地方通力合作。”
听了代表们的意见后，范副部长说：“这些问题所以存在，与全民国防观念淡薄有关。《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提高全民国防观念，很有针对性，对进一步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也有指导意义。安排好军人家属住房和安置好转业干部的工作，是直接影响军心是否稳定的大问题，已引起我们的重视。”他告诉各位代表，民政部门已在调查基础上，着手研究解决办法，并欢迎大家今后多给民政部工作提意见，同“娘家”保持经常的联系。
第3版(要闻)
专栏：
揭开新的一页
本报记者 段存章
4月10日下午，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举行闭幕式。
18天的会议，紧张，热烈。想说的话都说了，要提的意见都提了，没有想到会议开得这么好，民主气氛这么浓。10日上午选举了新一届政协的领导人，委员们的精神放松了，清理文件，结算伙食费，有的已经开始话别了。
会议临近尾声，不会再有什么新闻了。当天下午的大会通过政协政治决议，主持会议的王任重问：“大家有没有意见”，话音刚落，民革成员林南园委员就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说：邓颖超同志主持六届政协工作贡献大，我建议在决议中增写几句，以表示我们对邓大姐的感谢与致敬！
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交通部工作的老红军梅盛伟委员接着发言，他说：“决议要强调老少边地区的工作，特别是那里的卫生工作要加强！”他的话说出了许多来自老少边地区委员的心意，引起一片掌声。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孙家琇也坐不住了。她发言说，决议中不应漏掉我们妇女，要增写妇女工作的重要。会场上又是一片掌声。
临近尾声的这些即席发言，活跃了政协的闭幕式，再一次振奋了委员们参政议政的精神。
大会闭幕了。
“咱敢说心里话，敢讲刺耳言，参政议政有力了！”
春寒乍暖。舒心的环境为委员提供了参政议政的民主舞台。去年记者曾参加六届政协五次会议，那个时候民主空气有点不畅，采访“小心谨慎”，以“不出问题”、
“安全第一”自勉。今年却大不相同，上边放权，下边放胆，减少“统”字号，增加竞争活力，一上手，笔头、镜头就瞄准那个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透明度”。
记者观察，政协的民主监督与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会议开放推动了新闻报道的改革，新闻报道的改革进一步推动了政协民主监督的进程。这样的结果，在深化改革中推进民主，民主又推动了改革。
第3版(要闻)
专栏：
不期而遇的采访
本报记者 毕全忠
七届全国政协的最后一次大会马上就要举行了。人民大会堂一楼的休息厅里坐满了人。
两位中年男子走了过来，就在我面前这张桌子边坐下。我认出穿深蓝色西服的是王锡爵，另一位穿浅咖啡色西服，年岁较大，却不认识。他一坐下，便向旁边那张桌子招呼：“大维，过来坐！”旁桌穿深灰色条纹西服的李大维走了过来。他们三人亲热地交谈起来了。这时，我看到了穿浅咖啡色衣服那位委员胸前出席证上的名字：韦大卫。
我冒昧地打断了他们的交谈，作了自我介绍后说：“请问你们都在航空界工作吧？”韦大卫说：“我和王锡爵在民航工作”。李大维说：“我在空军工作”，他指着韦大卫说：“他1956年就回来了。”我转向韦大卫：“韦先生，您最早回来，可是很少听到您的消息呀！”他说：“我除在民航任职外，现在主要在民革中央工作，担任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我年纪大了，主要靠他们。”他指指王、李二位。我问他们：“这次会开得怎样？”韦大卫说：“我是第一次参加政协，感到这次会很民主。民主建设也要一步一步来，不能太着急。”我转向李大维：“青联组更活跃吧？”他说：“很活跃，畅所欲言。”
李大维坐不住，被别人叫走了。我问王锡爵：“王先生，您看民航的工作怎样？”他用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回答说：“我们民航最大的优点是安全，几十年来很少出事，这在全世界是少有的。虽然今年初西南航空公司掉了一架飞机，但整个来说，跟国外比，跟火车、汽车等交通比，我们民航是最安全的。”谈到存在的问题，他说：“主要是钱不够，配套设备更新跟不上。”谈到管理体制，他说：“管理体制太死，缺乏商业经营思想，下面自主权太小。现在开始改革了，情况有变化”……
第3版(要闻)
专栏：
“不可忘记基础”
——人大四川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侧记
周仲述 李家寻
参加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的四川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热烈讨论农业问题。集中反映了一个意愿：必须迅速打破粮食生产徘徊、停滞的状态。
关键是要端正指导思想
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刘诗白代表说，《政府工作报告》把发展农业问题提到今后十项主要任务的首要位置，抓住了根本。我们对农业的地位作用应有充分的认识。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后，乡镇企业增多了，农民开始抓钱，有的土地荒芜。有的地区工业上去了，但农业不同程度地下降，吃的东西相当贵。农民收入上升，不是农产品增多，而是物价上涨了，职工收入相应减少。所以，加强农业的观念要加深，认识要正确。
来自川西北山区的广元市市长郝振贤代表说，近年来我国农业上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波动很大。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指导思想树立得不牢靠。当农业减产的时候，大家都很重视农业；一旦农业形势好了，人们又放松了农业生产。
成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德功代表说，年年讲农业是基础，问题是不落实。从全国讲，这两年对农业是重视不够的，领导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投资不是增加，而是一年比一年减少。现在，物价问题说到底还是农业问题。农业投入少，粮食上不去，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到整个经济的稳定。所以农业是基础，这个认识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金钥匙”
当前，影响农业生产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代表中的理论工作者、科技人员和实际工作者都一致认为：是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了压抑。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而当前突出的是要按价值规律办事。
四川省省长张皓若代表说，我们正处在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过程。因此，应该按照价值规律来指导农业生产，有计划地理顺农产品的价格体系。当然，这个问题复杂，涉及面很广，但势在必行。
遂宁市市长席义方代表说，目前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按价值规律指导农业生产，调整农副产品的价格。实践证明，采用行政手段控制农副产品的价格，结果是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而有步骤地放开价格，既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也不一定会造成大的波动。去年四川猪肉价格放开，已经证实这一点。
缺少投入如何产出
著名理论家熊复代表把我国现有的农业生产条件同世界几个大国作了对比分析，指出：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有资金、物资和技术的投入，但这些年来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逐年减少，1986年的农业投资仅占国家总支出的3％，地方和集体对农业的投资也在大幅度下降，而农民个人对农业投资更缺乏兴趣。因此，要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就应当考虑采取一系列配套的经济措施：增加国家和地方对农业的投资；从金融、信贷、税收、价格等方面为农民创造良好的投入环境；加强支农工业的建设；严格控制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有系统地降低用于向农民交换农产品的日用消费品价格；有计划地增加农村智力开发和技术力量。这些政策措施，都应视为农村深化改革的范畴。
四川省水利电力厅续俊海代表说，这几年，一方面农业投入逐年减少，另一方面原有的基础设施又遭到严重破坏。四川省“六五”期间大中型水利建设投资，比“五五”期间减少55％；小型水利和水土保持的投资减少42％。加之水利多年失修，灌溉渠系淤塞，农业抗灾能力很弱。农业要发展，粮食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就必须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林世铮代表接着说，除此之外，应当重视农业智力的投入和智力资源的保护。目前农业战线的科学技术力量不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建国以来全国培养的近100万中级以上的农业技术人员，已有近60万人离开了农业战线。各级党政领导，应当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困难与希望
四川的农业正处在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过程，面临的困难还很多。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省人民的努力下，四川已成为全国粮食和大宗经济作物的重要基地，农林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因此，代表们说，我们既要重视困难，也要看到巨大的潜力，只要以改革总揽全局，从本省实际出发，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巩固和发展农村改革成果，切实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责任制，促进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优化结合，推进以集约经营为标志的适度规模经营，四川的农业是大有希望的。
第3版(要闻)
专栏：
邵宇 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