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社会主义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内在统一的剖析
王珏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质的界定
长期以来，形成了这样一种似乎难以改变的看法：计划调节代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市场调节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两者是相互对立不可调和的。显然，不澄清这种看法，就无法加快改革，深化改革。
计划调节的本质在于控制。这种控制的特征是，控制机构根据被调节的经济系统的信息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反馈联系，使用这些信息，把它们输出给被调节的经济系统，以达到调节经济系统运行，使之符合控制系统期望值的目的。
计划调节产生的客观经济条件，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而不论这些社会化大生产是产品经济还是商品经济。计划调节的对象，是由社会化分工形成的各种经济元素互为因果关联的运行系统。不论控制系统的社会性质如何，它总有一定的需要或目的。控制系统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就需要平衡经济系统运行的实际值与所欲实现的目标值的偏离，这种平衡偏差的方法或手段就是计划调节。
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一定的计划调节。例如，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费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以及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都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运行的认识，他们分别奉这些理论为圭臬，主张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施以“需求管理”、“供给管理”或“货币供给管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作为控制系统，依据对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运行信息的认识，建立一定的手段，去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运行，以求实现控制系统的预期值，这就表现为一定的计划调节。1972年9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委员会在控制论专家的帮助下，使用最优控制方法拟定出涉及失业、通货膨胀交替换位的控制政策，以调节美国的经济，就是计划调节的一种表现。
总之，计划调节是一种控制手段，是一种方法，不仅它本身不是生产关系，而且它的产生，也与生产关系的特定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
市场，是价值规律作用实现的一种场所或一种经济过程。市场调节，是价值规律使经济系统实现平衡的运动。例如：供求元素的相互作用引起竞争，竞争又引起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种价格波动的信息被市场参与者接受，据以调整自己的供给或需求，从而建立起供给和需求彼此适应的市场平衡系统。因此，市场调节也是一种调节经济系统运行的方式或方法。
市场和市场调节是商品经济的必然结果。历史上迄今出现过三种商品经济形式，即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它们既表明商品经济有不同的历史形式，又表明不同历史形式的商品经济有共同的根源。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商品经济本身的产生是与特定的生产关系没有必然联系的。商品经济根源于由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造成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根源于有特殊经济利益的个别劳动和由这种个别劳动构成的社会劳动的分工体系。社会主义所以仍然存在商品经济，也是因为决定具有特殊经济利益的个别劳动和由它构成的社会劳动的分工体系的生产力条件还存在，只是因为所有制变了，个别劳动的历史形式才发生了新的变化，采取了局部联合劳动的形式，社会劳动则取得了整体联合劳动的形式。
计划调节根源于社会化的大生产，而不论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是在怎样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市场调节根源于商品经济，而不论商品经济是在怎样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因此，商品生产的社会化，或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决定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计划调节的行动主体，是社会经济大系统中的控制系统或控制机构，市场调节的行动主体是市场活动的参与者。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即在某种目的规定的期望值指引下，如何配置资源，或如何在各部门之间分配社会总劳动。
商品生产的社会化，说明了市场调节不是狭隘的某一孤立的区域、孤立的子系统、孤立的经济要素的市场调节，而是各个区域、各个系统、各种经济要素互为因果联系的市场调节，因此它的状态的好坏，有赖于经济系统的控制和调节。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调节是以计划调节为其必要条件的市场调节。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也说明了，这种计划调节不能脱离商品经济和市场而存在，它是以商品经济和市场为其必要条件的计划调节。它赖以发挥作用的手段也要依赖商品经济，必须利用一系列价值范畴如价格、税率、利率、汇率、工资、货币供应量等等，才能有计划地调节商品经济的运行。
可见，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分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它们看作是彼此对立的传统观念，是不对的。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内在统一性
以上说明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不是对立的，但还没有说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已经具有了内在的统一性。这种内在统一性在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互相转化，在于经济系统的控制机构按某一目的规定的期望值所做出的资源配置，和市场参与者在某一目的规定的期望值下所做出的资源配置，能够互相转化，殊途同归。
应该看到，这两种资源配置的要求是可能不一致乃至相悖的；它们能否互相转化，从而实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内在统一，就取决于这个社会化商品经济社会的生产关系性质，或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社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但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有制基础不同，一个是私有制，一个是公有制。由于存在这一本质区别，因此，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相互关系的状态，以及这种状态对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及其后果，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是根本不同的。
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作为商品经济基础的个别劳动，采取了剥削他人劳动的私人劳动或资本化的个别劳动的形式。这种私人劳动构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系统的基础，支配着资源的配置。资本化的个别劳动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由这个目的规定的期望值，是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这种个别劳动在市场上要考虑的，就是如何配置自己可以支配的资源以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但是，个别劳动的资本化性质，决定了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必然伴随着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是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超出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会有一部分难以实现；二是伴随各个资本化个别劳动之间无政府状态运动而来的资源浪费。所以，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运行，要以资源的大量浪费为代价。这种状态显然对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目的不利，这就迫切需要有一个控制机构能控制、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运行。但是，资本主义计划调节的目标，并不是要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只是要缓和由这个制度造成的后果，如控制失业，缓和危机。因此这种计划调节既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危机与资源浪费，无法从根本上克服不平衡的经济运行，也不能从根本上满足资本化的个别劳动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要求。
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消灭了剥削，整体联合劳动与各局部联合劳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从根本上说，社会生产目的与企业的生产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局部联合劳动组织与社会经济系统的控制机构，在这个共同目的规定下的期望值，都是必要价值（净产值）的最大化。因此，总的说来，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能够互相转化的，即控制系统做出的资源配置，能实现局部联合劳动组织的目的，局部联合劳动组织做出的资源配置，能够符合控制机构的要求或期望。当然，社会主义经济系统的控制机构所处的宏观地位，决定它要从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着眼来配置资源，从而在既定资源的分配中，它与局部联合劳动组织的近期利益，与劳动者个人的利益，也会发生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处理不当也会形成对资源最优化配置的干扰。不过这种矛盾不具有冲突性，只要处理方法得当，就能得到解决。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统一的形式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相互转化中，社会经济系统控制机构作为宏观经济的行动主体，和作为市场参与者的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相互沟通的媒介是市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内在统一，一方面是计划调节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它必须而且能够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另一方面，市场调节必须而且能够在计划调节指导下活动，并从而实现计划调节。换言之，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内在统一，具有宏观行为主体与微观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以市场为媒介而统一的形式，我把这种具有内在统一的形式称之为计划市场模式。
在计划市场模式中，经济系统控制机构的调节对象，是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总量和重大宏观比例关系。控制调节的中心，是国民收入的分配。通过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以控制社会需求总量及其结构，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在量上、结构上的平衡，调节产业结构，调节经济系统运行的方向和速度，调节国家和微观行动主体的利益关系。控制机构对微观行动主体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自觉运用一系列价值范畴，如价格、税率、利率、汇率、工资、货币供应量等等，造成必要的市场压力和诱导，造成有利于生产者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造成有利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促使市场参与者的微观决策与国家宏观目标相衔接。通过这种调节，作为微观行动主体的企业建立微观的个量平衡，最优化地配置自己的资源，努力实现必要价值的最大化。因此，在总的控制特征上，控制机构对市场参与者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间接的控制方式，同时也不放弃必要的直接控制，如对市场参与者下达某些指令性指标等等，其目的在于弥补市场力量不足的缺陷，防止市场机制作用的某些消极后果。在市场还不完善和计划调节手段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尤其不能轻易放弃必要的直接控制。
可见，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统一的形式，具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形式，具有国家——市场——企业的结构特征。在这样的结构形式中，国家经由一系列经济参数的建立和市场环境的创造，通过调节、协调宏观与微观的经济利益关系，引导整个社会经济系统顺利地运行。
我国原有的计划调节模式，是以排斥市场调节，而以指令性实物性的计划调节为其特征的。从这种计划调节模式向计划市场的目标模式转换，必然要克服重重困难，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其间还会出现过渡性的或中间模式。我们既要力求减轻改革过程中的震荡，更要坚定不移地依靠加快改革、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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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书林》月刊发表系列文章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书林》月刊在今年第二期上发表多篇评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章。文章编者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本在苏联、在中国、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产生过广泛而重大影响的书，该书在一个时期内对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起过积极作用，但无论是在理论或史实方面都有若干缺陷。
这家刊物在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和今年第一期上先后发表了《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几点看法》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个人崇拜》两文，引起了读者的关注。《书林》杂志还将陆续发表国内十几位苏联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专家学者，就该书的各个侧面所作的评论性文章。第二期已经发表的文章有：《一部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历史书》、《矫正歪曲历史而产生的被歪曲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等等。
（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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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唯物史观应成为一门“人类学”
韩民青在《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举办的“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专题讨论会上说，依我看，马克思一生中的研究有两大转变。第一次转变，是由唯物史观的创立到埋头研究经济学。第二次转变，是由经济学的研究转向人类学。这第二次转变，没有导致巨大的成就，原因主要是《资本论》的写作和马克思身体的多病及早逝。对马克思研究人类学，许多人不理解。其实，马克思已感到唯物史观有大力发展之必要，唯物史观应成为一门“人类学”，一门关于人类存在及发展的全面的“人类观”。这项工作的进行，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而中断了一个世纪。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终于又把这项工作提到了当代思想家的面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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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改进司法工作必须更新观念
周树根在《羊城晚报》（三月二十三日）上撰文指出，为了更好地落实十三大提出的要“改善执法活动”的精神，司法部门必须变革那些不适应商品经济的过时和陈旧的观念。具体包括：（一）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判断一切事物的极“左”观念，树立生产力标准的是非观；（二）改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的观念，树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观念；（三）改变狭隘的地域观念，树立法无地界的观念；（四）改变“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不能当被告”的封建特权思想，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五）改变单纯坐堂办案的旧法观念，树立主动上门及时办案的观念；（六）改变重刑事、轻民事，重政治性案件、轻经济案件的传统观念，树立司法工作必须为发展商品经济服务，保护改革、开放的全面法治观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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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金融市场》
S·克里·库珀 唐纳德·R·弗雷泽著
朱田顺译 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美国金融体系为背景，论述了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构成的金融体系，简明地介绍了资本主义主要经济学派和金融学派的基本论点，历史地论述了美国金融发展变化的主要事件及发展趋势，指出：电子资金传输系统的发展可能减少公众对货币的需求，并进一步冲淡作为货币使用的不同流动资产的区别；金融机构的性质可能发生惹人注目的变化；在竞争加剧的金融机构环境中，失败可能更为常见，特别是较小的金融机构；竞争的结果将是独立金融机构的数量大为减少。本书有助于深入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如实物市场交易和金融市场交易的分离与畸形发展、企业所有权（股票）的分化、金融的国际化等。 （顾葆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