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监察部副部长冯梯云说：
经济越繁荣政府官员越要廉洁
经济越是发达繁荣，官员越要廉洁。这是规律。不然，经济繁荣也持久不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面临的任务很重，需要进行综合治理。我认为，一、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进行约束；二、要提高干部的素质；三、要进行有效的监督；四、要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待遇。党纪、政纪、法纪都要加强。做监察工作的干部要守职尽责，既要有正气，又要有勇气，刚正不阿，严格按规定办事。上海电影局顾问柯灵说：
考察政绩应看领导负不负责任
评价政府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是对人民疾苦的关心程度。最近几次大的事故，对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损失是很大的。以前我们的报纸对一些重大的事故是不刊登的；现在见报了，增加了透明度。但事故本身说明，肯定存在官僚主义、玩忽职守等不正之风问题。这些怎么向人民交待？
上海“甲肝”疫情现在控制住了，很不容易。一个城市发生这样的事情，政府却没有站出来负责任。我们有一个习惯，什么事情都没有人负责任，没有人出来讲话。我们考察政绩，最重要的是看领导同志是不是负责任。
民建中央副主席万国权说：
应安排党外人士参加政府工作
《政府工作报告》对统一战线工作讲得不够。我国的统一战线的主要形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这是我国政治体制的特色。统一战线工作不只是统战部门的任务，而是全党的任务，是政府各个部门的任务。今后统一战线工作还应进一步体现多党合作制度，从国务院、各部委到各级人民政府，都应注意安排党外人士参加工作。
河北师大中文系副教授陈慧说：
准确数据是决策的根据
准确数据是决策的根据。过去，我们公布的许多数字，人为的因素很多，统计计划生育数字的弹性就很大。数字应实事求是，要讲究数字的科学性、法律性，对有意制造虚假数字的人，应绳之以法。数字问题，除有关统计部门外，建议人大、政协成立相应的监察机构，予以监督。
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光英说：
吸引外资政策不能朝令夕改
党和国家给我办好光大公司的任务。公司成立后，一年比一年办得好，年年给国家赚钱，而且一年比一年多。但由于经济体制还没有彻底改革，思想还不够解放，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包括我们民建、工商联许多有本事的人的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吸引外资不能只拿国内各个地方作比较，而要放宽视野，同世界其他国家比，比投资环境，比劳动生产率，比经营管理水平。对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不能朝令夕改，不要搞土政策。
光大在南京有一个生产卡普隆（即尼龙6）的项目，总投资八亿多人民币。我们光大公司投资占18％。中央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实际投资和注册资本是4∶1，后来照顾了这个大项目，按6∶1登记注册的。这次光大公司到漳州投资玻壳项目，中央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却改了规定，要3∶1，规定这么高的比例，人家就不来了。
上海市工商联常委荣仁本说：
我们应向技术国产化努力
李鹏代总理在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创新，发展进口替代，加快国产化进程”。现在的问题是对国产化如何理解。拿彩电行业来讲，我们现在的国产化目标，就是用国产的彩电零件替代进口的零件，普遍认为只要我们可以生产整机所需全部的零件，就是国产化了。我认为，这只是低层次的理解，还只能说是零部件的国产化。从技术引进角度来说，我们应向技术的国产化方向努力，创造出更新的技术。否则，花了相当大的物力和人力，充其量也不过是模仿得更像一些罢了。
北京航空学院名誉院长沈元说：
交通投资要超前于经济发展
目前我国交通问题十分突出，今年以来不断出现大的恶性事故。去年，不少专家就提出警告，我国交通发展很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投资不足，又要追求经济效益，于是吃老本，超负荷运载，检修不严格，果然今年就连续出现大事故。
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又必须处于先行的地位。要开发一个地区，首先交通要上去。交通建设周期长，它的投资要超前于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对这些缺乏足够的认识。虽然从1985年起交通投资有所增加，年投资额是六五期间年平均额的2倍，但由于过去欠账过多，现在的投资过几年才发挥作用，因此缓和不了当前商品经济发展给交通带来的压力。这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
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董幼娴说：
发挥民主党派作用解决物价问题
物价和工资的确是应该考虑的大问题。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点不假。老太婆摆茶叶蛋摊每个月能赚三、五百元，而教授工资却降低到200多元。贡献大的赚小钱，贡献小的赚大钱。这样的问题长期不解决，后患无穷。解放上海时，提出要“磁器店里打老鼠”，结果打跑了老鼠，保住了上海。后来为争取金融好转，经济恢复时期依靠各方面人士，也顺利渡过了难关。那两件事都靠发动群众，包括我们民主党派人士，取得了成功。现在我们遇到物价问题，为什么不能再依靠群众、发挥民主党派人士的作用呢？
福州师大教授刘文湖说：
工资制度要进一步改革
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工资改革已经搞过一次了，但只做到职务和工资挂钩，谈不上理顺和合理，要进一步改革。1956年，老教授工资比现在高，新提的副教授月工资122元、教授160元，还不如一个理发的或补鞋的收入多。因此，有“教授贬值”之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工资倒挂的现象，影响深远。现在，新的“知识无用论”不但在流行，而且在泛滥。很多孩子不上学，去挣钱。大学生学习积极性也不高，因为毕业后挣得工资就那么一点。
中国日报原总编辑冯锡良说：
不可忽视新闻媒介的作用
《政府工作报告》谈到新闻出版工作，话虽不多，我却认为很重要。因为它对新闻工作的职能和作用有了新的提法，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报告》中用了“新闻媒介”这个名词。过去人们习惯地把新闻单位称作“宣传工具”。这就给某些人造成一种错觉，因为它是工具，谁都可以使用。各部门似乎都有权，可以指挥它登什么，不登什么。作为“新闻媒介”，它的主要职能是传播信息，这一条应该明确了。报告中还指出新闻媒介有舆论监督作用，还鼓励我们对官僚主义、腐败现象进行公开批评和揭露。这本来是新闻媒介应有的权利，指出这一点也很值得欢迎的。这也是理顺关系。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方掬芬说：
增加文化事业投资注重儿童美育
目前国家财政困难，应当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资也应该增加。我参加过北京实验一小的活动。实验一小与孟加拉国的学校有联系。在那里，我了解到我们国家的教育经费占经济预算的比例还不如孟加拉国的多。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精神文明建设如果跟不上，将会后患无穷。所以，国家再困难，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资也应增加。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尤其应注重儿童的美育，让每个家长、教师都认识到美育的重要。去年12月，我们去哈尔滨演出，当时正临近考试，许多教师要求我们别演了，怕影响学生成绩。但孩子们很感兴趣。现在学生的负担太重，课外活动的时间太少，分数几乎压垮了所有人，包括学生、家长和老师。近来还发生了母亲打死儿子的惨剧。这说明教育要改革，应该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把孩子们的美育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做不到这一点，提高民族素质将是一句空话。
民盟中央常委王丹凤说：
要重视儿童教育关心退休老人
我要为孩子们呼吁。我们的儿童往往看不到儿童影片，就看大人影片，尤其是国外的电视片。小小年纪就模仿谈恋爱，学武打，说谁是谁的第一丈夫、第二丈夫。这与我们的电影文化宣传不重视儿童教育有很大关系。我看到许多儿童不讲礼貌，不尊重老人，这可不得了。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儿童的教育，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接班人，关系到祖国未来的大问题。我更要为老人呼吁。现在，在职人员有奖金和其它的补助，尚且感到由于物价上涨造成的困难。退休人员既不加工资，又无奖金和其它补助，怎么能经受得住物价上涨的冲击而安度晚年呢？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贡献的同志可以给予享受离休待遇，为什么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出贡献的同志不能够给予同样的待遇？
民建中央副主席陈铭珊说：
切实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政策
30多年来，物价成倍增长，大多数原工商业者，包括“三小”，退休后工资折扣大，生活有困难。
据了解，原私营企业的职工，包括官僚资本企业的职工，工作年限已从1949年算起改为从解放前实际参加工作年月算起。现在原工商业者95％以上已经退休，而且从1949年开始即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目前还在为四化和祖国统一出力。我们认为有必要妥善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希望对原工商业者的工作年限，从1956年改为从1949年算起。
民盟中央副主席马大猷说：
政协委员意见被采纳比例不大
常委工作报告中提到，政协委员在政协各种活动中发表的见解和意见都应受到保护；报告中又提到五年来政协各工作组做了大量工作，有些已被采纳。据我所知，我们的建议被采纳的所占比例并不大。做了大量工作，收效不大，是因为做错了，还是观点有问题？我们不清楚。这对参加这些工作的委员是十分不公道的。我建议把工作组提出的调查报告、意见和建议拿出来让大家评论：哪些提对了，哪些提错了。现在不是讲政治上要有透明度吗？那么我们就要透明一下。
我建议进一步检查政协所起的作用。对于政协会议屡次提出的要重视教育的问题，大家都十分赞成。但现在学校里教师不愿教书，宁愿去作买卖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第3版(要闻)
专栏：
经济学家说物价
——与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的对话
本报记者 刘学渊
厉以宁，1930年生，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七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教授。3月30日上午，在湖南省代表团驻地，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物价问题是当前群众议论的热点，作为经济学家，你有何评价？
厉以宁：物价上涨幅度偏大，是当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在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在以企业深化改革为中心的改革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物价的基本稳定。拿承包制来说，如果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生产成本上升，对承包经营是不利的，这会影响企业改革深化；而群众的生活负担加重，也会挫伤他们的改革热情。
记者：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造成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喊了几年，为什么老是解决不了呢？
厉以宁：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不是最近几年才形成的，而是30多年产业结构不协调，基础设施薄弱，原材料供应短缺，主要农产品生产后劲不足所造成的。基建规模之所以增加，有些正是想解决这些问题。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带有补偿、还账的性质。所以，要想在短期内完全消除这两个问题是不现实的，只能使它逐步缓和。基建规模中现在的问题在于不分轻重缓急，不该上的上了，可以缓上的提前了。要压缩，应当主要压缩这些。消费基金增长过快，主要又和不合理的工资、奖金攀比联系在一起。如果消费基金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就不会形成问题。总的说来，物价上涨既是需求过大，又是供应不足引起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纯采取紧缩需求的办法，必须象李鹏代总理讲的，从增加供给和抑制需求两方面入手。
记者：“一放就活，一活就多，一多就廉”，这个说法为什么在有的地方灵，而在有的地方却不灵，甚至出现放开后价格猛涨的情况呢？
厉以宁：这要区分完全的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的竞争市场。在完全竞争市场上，通过市场调节确实可以使供求趋于平衡，当然也需要时间，比如说，农业有个生产周期，工业有个生产能力的形成过程。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主要受到垄断因素的限制，信息不完备的限制，还要受到资源供给有限的限制。所以，价格放开后，并不一定能使任何产品的产量都迅速增加。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上升容易下降难，也就是说价格具有刚性。因此，过分迷信市场，容易使政策制定发生偏差。
记者：你是否主张现在采取坚决措施冻结物价？
厉以宁：不主张。我并不赞成现在物价上涨，而希望物价上涨率尽可能放慢。物价基本稳定的概念，大致上是指每年上升2％—4％左右。这是比较现实的。只要居民的实际收入的增长不低于这个数字就行。要使物价绝对稳定是不可能的，而且你怎样才能使它绝对稳定呢？无非是搬出冻结、配给那一套。到那时，表面上看物价不变，但生产者不愿再提供商品，于是会出现商品短缺的局面。一旦商品短缺，就会出现黑市。当人们对市场供应失去信心的时候，就有可能提取存款抢购商品，整个改革就要受到冲击。
记者：那你主张怎样才能使物价上涨率降低，达到你所说的物价基本稳定呢？
厉以宁：我认为，除了压缩那些可缓办的、不必要的基建，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以外，关键在于增加生产，疏通流通渠道，减少中间环节，以及把一部分消费基金导向生产领域。这比简单紧缩要有效得多。因此，还是应该抓好企业承包，因为承包可以增加产量。对农业问题，我们还要做更长远的考虑。要实行土地的有偿转让使用，发展集约化的规模经营，建立社会主义的家庭农场，扩大粮食和副食品的生产，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供求矛盾。相对于家庭联产承包制而言，我把土地的有偿转让使用和建立规模经营称作“农业的第二次革命”。
记者：现在有一种现象，“养猪的不如杀猪的，喂鸡的不如卖蛋的”，这该如何解释？
厉以宁：现在商业工作跟不上，中间环节太多，农民没有供销合作这方面的组织。他们在价格上得到一些好处，但没有得到很多的好处。家庭联产承包制，只注意到了农业生产阶段，而产前和产后两个阶段没有注意到。我认为，在下一步改革中，要突破联产承包制，实行规模经营和建立社会主义家庭农场。这包含着在产前和产后两个阶段在内，由家庭农场主自愿以集资方式组织各种供、运、销的合作，或者叫经济联合体。价格方面的好处让农业生产者真正得到了，更有利于促进生产。
记者：能谈谈你对副食品补贴的看法吗？
厉以宁：我认为“明补”比“暗补”好。虽然“明补”也不理想，但至少在目前还是一种可行的措施。“明补”之所以还不理想，是因为它没有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即对农业的支持。即使在发达国家，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也是不可缺少的。按照我的设想，将来“明补”也应当取消。我再强调一下，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支持不可缺少。
记者：你对1988年物价形势有何估计？
厉以宁：只要我们在承包方面取得进展，企业收益增加，同时对于基建规模和消费基金进行适当的和合理的抑制，对物价也加强管理，是可以把物价上涨率降低的。如果今年物价上涨率下降为5％，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经济学家应当实事求是。再经过一年努力，降到3％—4％左右就很不错了。最好是“有增长而无膨胀”，但这要通过几年的努力才能达到。
记者：好，希望明年人代会上能听到物价上涨幅度降低的好消息。
第3版(要闻)
专栏：
“难度大，潜力也大”
——人大代表、河南省省长程维高一席谈
本报记者 李杰
李鹏代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到本世纪末，我国粮食生产必须争取达到5000亿公斤。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的河南省省长、人大代表程维高听后心情很不平静。他深深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晚饭后，与记者交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要实现这一任务有“二大”：一是难度大，二是潜力也大。
“所谓难度大就是实现这一任务有很多现实困难。”程维高说：“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国家对河南在粮食生产上寄托的希望很大，但是目前的水平还比较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比较差，抗灾能力弱，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粮食上台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到本世纪末实现粮食总产5000亿公斤的任务是否就无法实现了呢？程维高以河南为例，举了粮食上台阶的可能性和潜力。他说：“这几年，河南一些地方忽视秋粮生产，致使秋粮产量水平较低。原来，山东与河南秋粮种植面积基本相同，产量也接近。但近几年差距拉开了，河南秋粮产量每年比山东少50多亿公斤。我认为，这50多亿公斤的差距，就是河南粮食生产的一个很大潜力。潜力之二，河南有74个县处在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区域之内，耕地面积大约有7000万亩。经过改造，以每亩增产100公斤计算，就是70亿公斤。”
基于这样的分析，程维高说，今年1月份，河南省七届人大会议提出：到1990年，粮食总产量由现在的285亿公斤，提高到325亿公斤，也就是每年递增10多亿公斤。因此说，李鹏代总理提出的每年全国增产80亿公斤的目标，是有根据的。
接着，程维高向记者谈了河南实现粮食上台阶的措施：
一、加强水利和农田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利投资，在原来每年一个亿的基础上，从今年起每年递增6000万元。苦干4年，使旱涝保收田由现在的3000多万亩增加到5000万亩。同时，在不适于搞水利的地方，大力发展稳产高产旱作农业，逐渐解决“靠天收”的问题。
二、投资7亿元（包括投工），开发黄淮海平原低产田。现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和省地县农业科研单位的上千名中高级科技人员，都已到位，开始工作。
三、转变重视夏粮、轻视秋粮生产的观念。从今年起，每个地、市都要建立一个秋粮高产示范县，每个县也要建立秋粮高产示范乡，以推动秋粮生产的发展。
第3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请提一笔家庭教育
听了李鹏同志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很受鼓舞。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应该提而没有提，这就是家庭教育问题。
近几年来，家庭教育由点到面，从城市到农村逐步展开，初步打开了局面。家庭教育对于预防青少年犯罪问题，巩固计划生育成果，促进建设两个文明和社会的综合治理，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据河北省统计，仅1986年上半年，就有11万名干部和专家参加家庭教育咨询活动，接待家长118万人次。全省基层办了近万所家长学校，参加学习的家长达83万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家庭教育正是这个国家之本的根基。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教育问题讲得比较突出。主要内容是学校教育，这是对的。可是，要知道学校教育离开家庭教育是不行的。去年教师节前夕，一位教师对记者说，最难的是学生不好好学，而家长又溺爱。这位老师说的是心里话。如果家庭不注意教育，会给学校和社会带来麻烦。
这几年家庭教育工作主要由妇联来抓，自然，社会各方面都出了力。然而，政府却管得不多，还没有列入议事日程，连教育部门也没有当作自己的任务来管。家庭教育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全局的事情，没有理由不提上一笔。
河北师范学院副教授
赵英
第3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台胞希望见到大熊猫
我有几位同事和朋友在美国、香港几家轮船公司的船上当船员。最近他们先后从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地给我来信说，前不久，他们驾船到台湾基隆港期间，由基隆、台北两市的海员工会出面，组织近七十名大陆船员乘车前往台北市参观游览。游览观光之后，海员工会和有关方面还设便宴热情招待大陆船员，互相赠送了礼品。
两岸同胞在接触过程中可以看出，骨肉同胞情意重，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
来信中还特别提到，在召开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的时候，向大会转达他们的一个共同心愿，建议北京动物园向台北动物园赠一只大熊猫。他们在游览台北动物园时，观赏到了许多珍贵动物，就是未见到大熊猫。台湾的动物园里没有大熊猫，台胞非常渴望能早日见到真的大熊猫。
这虽然是几个船员的心愿，我想也是广大船员的心声，希望能得到北京动物园和有关方面的支持。
天津远洋运输公司宣传处
郭海龙
第3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人民代表要代表人民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开幕了。我衷心渴望人民代表要代表人民，把人民心底的话说出来。
人民代表：人民将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听您、看您是怎么代表人民的。代表大会结束后，希望您直接同人民见面或通过新闻媒介，向您代表的人民汇报您是怎么代表人民的，争取人民给您打好分数。
北京 罗声
第3版(要闻)
专栏：
新疆代表团副团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玛依努尔·哈斯木（左二）和妇女代表一起起草《保护妇女法》提案。 楼望皓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