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政协委员与李先念畅谈国是
大家开诚布公摆问题提批评出主意
本报北京3月31日讯 记者徐建中、高新庆报道：时隔一天，今日上午中南海第4会议室再次充满亲切、坦率、民主、和谐的参政议政气氛。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李先念和其他常务主席一道，就如何开好政协会议、做好政协工作，进一步发扬民主，以及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等问题，虚心听取出席全国七届政协一次会议的36名委员的意见。
香港中文大学市场与国际企业系主任闵建蜀抢先发言。他说，教育和人才投资是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现在教育经费、教师待遇偏低的状况应该加以改变。闵建蜀认为，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兼职要有限制，否则可能影响本职工作。谈到教师地位这一问题时，闵建蜀说，小学和中学教师社会地位不高，造成很多有才干的人不愿当教师。
李先念风趣地插话说：你们记不记得，过去有“天地君亲师”，师嘛就是老师，现在把这个“师”字给丢了。
来自云南昆明市盘龙区华北小学的女校长丁懋萱说，现在小学教师有很多甘苦，许多家长只关心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当硕士当博士，不大关心孩子的全面成长。现在儿童电影片和书籍都很少。丁懋萱在发言中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关心孩子的教育，关心孩子的成长。
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严东生认为，中国科技力量相当雄厚，引进国外技术应该和发挥国内科技力量结合起来，真正提高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田麦久对政协工作报告没有提到体育问题提出了批评。他说，这几年体育工作有很大发展，但问题仍不少。许多中小学严重缺乏体育教师，体育经费往往没有保证。田麦久说，根据抽样调查，近五年来，中老年知识分子死亡的平均年龄是56.1岁，比1982年人口普查预测的平均死亡年龄68岁相差12岁。他说，中高级知识分子英年早逝使人十分忧虑。
李先念插话：“电影《人到中年》我看不错，我们要关心中年知识分子。”
坐在康大姐旁边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青年数学家杨乐说，当前因政策和待遇问题未能解决，致使部分搞基础理论研究的人专搞应用科学研究，而搞应用科学的人又一窝蜂地去开办公司，搞微机赚钱，令人不安。杨乐认为中国科学院有一大批优秀人才，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李先念说：“中国人并不傻，我们是有志气的，卫星、原子弹不都上天了吗？这不是靠外国吧！外国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当然，我们也应该不失时机，认真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原农业部副部长刘培植委员说，我们有忽视农业、放松领导的倾向。农业的主要问题是投资逐年减少，致使化肥、农药、薄膜等全面紧张。如不增加农业投入，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更不用说上台阶了。
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孙执中委员要求采取坚决措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坚决限制宾馆招待所的建设。他还建议提高高档消费品的价格，不给投机倒把者以可乘之机。很多委员对消费品价格有失控制的上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宋希濂说，台湾近期变化使和平统一出现了新的希望，应该重视台湾新生力量的发展，促进双向往来，扩大文化、学术、体育、贸易等方面的交往。
十一时半，还有很多委员没有来得及发言，王任重宣布明日下午三时将在中南海继续座谈。
参加座谈会的各界人士还有：陈秉权、屠由瑞、张素我、王亚夫、徐能光、谢晋、张庚、胡絜青、陈能宽、李昌、林华、方强、肖鹏、黄辛白、吕敬先、苏星、宋汝良、黄量、黄世明、高锡朋、刘树生、巴岱、王汉杰、沈遐熙、金熙英、石生荣、王黎之、刘海清。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方毅、谷牧、杨静仁、康克清、帕巴拉·格列朗杰、胡子昂、周培源、王光英、邓兆祥、赵朴初、马文瑞、刘靖基、钱学森、钱伟长、胡绳、孙晓村、程思远、钱正英、苏步青，秘书长周绍铮等，出席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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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会
审议宪法修正案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草案
听取几个法案议案说明和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听取几个法案、议案的说明和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下午3时，大会执行主席荣毅仁宣布开会。
经中共中央建议、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今天正式提请大会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个别条款的建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两个文件，会前已印发给代表们，今天的大会上宣读了这两个文件。
经过近年来较长时间的酝酿、调查、试点之后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今天正式提请大会审议。这个8章68条的法律草案经过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后五次会议的审议，并曾在各报上公开发表征求全民意见，征得各方面对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1800多条。今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根据全国人民的讨论情况，进行审议修改，形成了提交这次大会审议的草案。
受国务院委托，国家经委主任吕东今天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的说明。他介绍了这个草案的起草过程、立法宗旨和指导思想、草案的基本内容。
自1980年开始起草、经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25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草案，今天也正式提请大会审议。草案共28条。
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受国务院委托，向大会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草案的起草过程和起草时着重考虑的几个问题。
会上宣读了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草案。这个草案连同彭冲在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上关于这个决定草案的说明已在今天的大会前发给代表们，请代表们审议。
关于设立海南省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两项议案，今天也提请大会审议。
1987年8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提请设立海南省的议案，决定将这一议案提请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同时授权国务院成立海南建省筹备组。现在海南建省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今天民政部长崔乃夫受国务院委托向大会作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的说明。
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是今年3月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向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这个议案建议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这项议案，决定提请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国务委员谷牧今天在会上代表国务院就这一议案作了说明。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受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彭真委员长委托，今天向大会作了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他说，5年来，常委会在彭真委员长的主持下，在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支持下，严肃认真地履行宪法所赋予的职责，坚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充分发扬民主，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在上届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基础上，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更有效地发挥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促进和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还有赛福鼎·艾则孜、叶飞、王汉斌、王光中、甘苦、田富达、朱世保、刘延东、许勤、李吉林、杨白冰、何郝炬、张再旺、陆文夫、陈锦华、罗天、胡传治、贾志杰、陶大镛、章文晋、霍英东。（附图片）
3月31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图为大会会场。
本报记者 沈进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我军有关方面负责人
披露南沙中越武装冲突真相
越军首先开火我海军舰船被迫自卫还击
战斗持续28分钟击沉击伤越方三艘舰船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记者黄彩虹、郭殿成）连日来，越南方面就3月14日发生在中国南沙群岛赤瓜礁海域的武装冲突，不断制造谎言，歪曲事实真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予驳斥。记者特就此走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方面负责人，请他介绍这次事件的始末经过。
这位负责人首先指出，这次武装冲突，完全是越南方面一手挑起的。3月13日，中国海军舰船来到南沙群岛的九章群礁海域对部分岛礁进行考察。下午2时25分，我海军舰船在赤瓜礁附近海区停泊抛锚。随后，组织人员登上赤瓜礁考察，并建立观察点。
3月14日6时25分，越南海军604、605运输船和505登陆舰突然窜到我赤瓜礁海区进行挑衅活动。他们派出43名武装人员携带轻机枪、冲锋枪，强行登上赤瓜礁。我考察人员立即向登礁越军喊话，声明这里是中国领土，越南武装人员必须离开。越南武装人员不仅不撤离赤瓜礁，反而在14日8时47分首先使用冲锋枪向我礁上人员开枪，打伤我考察人员杨志亮。与此同时，越南海军604运输船上的多艇轻机枪也一齐向我礁上和舰船人员射击。随即，越南海军的其它舰船也使用舰炮向停泊在赤瓜礁附近海区的我海军舰船开炮。在这种情况下，我海军舰船才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
战斗持续28分钟，越方604运输船被我击沉，605运输船和505登陆舰被击成重伤。我方舰船未再追击。事件发生后，我海军舰船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营救、打捞越方落水人员；同时，允许越南船只悬挂红十会旗帜，前来营救。
这位负责人说，越南方面采用制造谎言的惯用伎俩，在国内外大肆进行歪曲事实真相的宣传。他们污蔑中国海军舰船首先打伤了他们的运输船，枪杀落水人员，并阻挠他们营救，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值得指出的是，营救活动结束后，越南舰船依然打着救援的旗号，千方百计地继续对我方在南沙海域的正常活动进行侦察、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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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会议已收到提案三百多件
反映的问题大部分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
据新华社北京三月三十一日电 （记者张宿堂）截至三十日晚，出席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的委员向大会提交的提案已达三百五十九件。据大会提案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提案反映的问题大部分是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的，提案质量普遍比以往有提高。
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提案占总提案数的三分之一。委员们在提案中呼吁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控制物价，调整税收政策，改进外贸工作。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动员全社会办学，是科教文卫方面提案中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些委员建议修改宪法，增加多党合作的内容，进一步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些委员对不正之风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们建议制定党员干部违法渎职的审理法律程序，制定《惩治干部违纪和违法条例》，坚决揭露和惩罚搞不正之风的国家干部。据了解，这些提案已交有关承办部门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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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丕显向七届人大会议作报告
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开展工作
立法监督完善选举制等取得新进展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陈丕显今天向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报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时说，在过去5年中，六届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在立法、加强监督、改进和完善选举制度、办理代表议案和建议、开展议会外交活动、加强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建设和工作机构建设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
陈丕显说，六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期5年内，审议通过了37件法律，10件补充修改法律的决定，16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共63件。其中有52件是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同时，常委会还经过认真审议，决定将宪法修正案草案以及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两个法律草案提请这次大会审议。立法工作的重大进展，使我国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有法可依，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陈丕显说，几年来常委会在抓紧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监督的同时，逐步扩大了工作监督，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改进。常委会在决定重大问题和实行监督中，始终注意了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最大多数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为标准。他指出，在行使监督权方面，这几年常委会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距宪法的规定、人民的期望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常委会工作中还是一个薄弱环节。需要认真总结经验，使监督工作逐步制度化、规范化。
在谈到改进和完善选举制度时，陈丕显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进行了重要补充和修改，使我国在改进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提高选举的民主程度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对于各级人大代表和地方国家领导机关组成人员，依法实行差额选举，让选民选出自己比较满意的代表或领导成员。我们的选举制度有了较大改进，但还不够完善，应继续加以改进和完善，进一步提高选举的民主程度。
陈丕显说，常委会在加强同代表的联系、同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联系，办理代表议案、建议方面，做了许多工作。5年来，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共提出议案830件，各种建议、批评和意见14215件，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有关方面对这些议案进行了认真处理，采纳了许多重要意见，有的已由常委会通过了相应的法律或决定。对于代表提出的建议，许多单位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作了研究办理。
他说，5年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接待了66个国家的议会代表团来访，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了60个国家。从1984年起，全国人大参加了各国议会联盟，还积极参加了亚洲议员人口与发展论坛的活动。
陈丕显说，经过5年的摸索，常委会初步形成了一套既有利于发扬民主，又注意提高效率的工作制度，全国人大机关的工作机构的建设正在逐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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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特写
众“议”所归
——人大陕西代表联组会纪实
本报记者 景险峰 张砚
3月31日上午9时，陕西代表团联组会一开始，主持人侯宗宾省长请陕西老领导、本省选出的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习仲勋先讲话，代表们鼓掌欢迎。习仲勋摆了摆手笑道：“什么老领导，咱们是老同志、老战友。人代会上，大家一律平等，你们是代表，我也是代表。”这时，国务委员、财政部长王丙乾匆匆地赶到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列席联组会。习仲勋指着身边的空沙发，请他入座。会场上又响起了一阵掌声。
习仲勋接着说：“这次人代会，民主气氛很浓，代表们敢讲话，敢提批评意见，说明大家民主意识增强了。我上次参加小组讨论，又看了一些简报和报纸，感到咱们陕西团，似乎没有别的一些代表团活跃。今天我来，主要是听听大家不同的意见。要发扬民主，没有民主不行。不要一听到不同意见就大发雷霆。从省里到乡镇的领导，都要欢迎批评。人家在你面前指着鼻子骂一通，也要听得进。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我们要学会这个本事。要把工作做好，全凭这一条。”
“老领导”有言在先，“财神爷”近在眼前。经济落后、财政拮据的陕西省的人大代表，看到会场这个阵势，感到机会难得，来自基层的普通代表纷纷抢着发言。
“两盆糊糊汤”
来自西安秦川机械厂的磨工夏根旺走到座位前排，拿起话筒率先发言。他对这次人代会总结了“3个满意”，最满意的是，李鹏代总理年富力强，站着作报告，一连讲了两个半小时。这位32年前从上海支援大西北的老工人说：“人大不是‘橡皮图章’，当代表不能作‘举手机器’。我们工人对物价和社会治安最关心。调整物价，我们想得通，但无限制地涨价，工人就受不了。”
“西安如今已成为国际旅游城市，去年接待国外和港澳地区游客突破30万，安全和卫生问题都需引起重视。例如，陕西人喜爱凉粉、饸饹小吃，那些摆小摊的很不讲卫生，吃过的碗涮来涮去，两盆水用一天，最后都成了糊糊汤。”
作为陕西人的习仲勋，一听就懂。他马上插话：“这关系到人民的健康。我不愿意把咱们陕西说得那么落后，这类事不注意，出了问题就说不过去了。”
“上面开口子，我们没票子”
38岁的丹凤县女副县长高立满的发言，一下把话题转到“财政问题”。这个县26万人口，22万亩耕地，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04元，是陕西省贫困县之一。她说：“现在的财政政策是穷富不分，‘一刀切’。财政‘分灶吃饭’以后，上面不断地开口子，让县里用超收自留部分解决。可是穷县每年超收少，上面的定额补贴又不增加，弄得县里无法执行，只能‘以不变应万变’。因此，我们那里流传这么一句顺口溜：‘中央英明，省上照行，地区欢迎，县长发愁’。”
提到“钱”，渭南地区行署专员王双锡没等女副县长说完，就急着插话，从3个方面对现行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杀猪宰羊等税收少的税种划在下面，电费等税收多的划在上面，这不合理；行政经费包干基数按干部人头平均，地、县比中央和省级相差一半，弄得我们除了发工资，所剩无几，连公安人员破案都缺少经费。“上面开口子，下面发票子”的事太多，今年第一季度上面开的4个口子，包括给中小学教师长工资，机关事业单位提高奖金额，城镇居民增加肉食补贴，旅差费调到国家规定标准，渭南地区共需1700万元，都要靠地方财政超收来解决，造成财政赤字逐年增加。
“每人发言不准超过5分钟”
陕南、陕北占陕西省总面积的75％，占总人口的41％。这两块地方，大多数是革命老区，历史上对中国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然而，今天却成了陕西经济腾飞的“沉重翅膀”。讨论中，王丙乾从新形势下如何发扬延安精神，说到陕南、陕北经济的开发，这时代表们十分关注，争先恐后地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看举手的代表太多，只好临时宣布一条规定：“每人发言不准超过5分钟”。
——延安地区行署专员王巨才开门见山讲交通。他说：“陕西目前已规划好西安至延安、西安至安康、陕北神府至山西朔县三条铁路。修成之后，将会形成一条南北贯通的大动脉。西安到延安这条铁路由地方投资已修好62公里，还有55公里资金无着落。希望国家大力扶持，把这三条铁路的规划真正变成现实”。同时他大声疾呼，国务院新组建的运输部、能源部要同陕南、陕北挂钩，加强对口支援。还要给陕南、陕北放宽政策。
——宁强县科委副主任王铭强调发展山区经济，建议将陕南秦巴山区同陕北一样，也列为经济发展重点扶持区。他说：“目前，最要紧是把已经拖了9年、装机容量为80万千瓦的安康水电站，尽快建成投产，以解决发展乡镇企业和农田灌溉用电之急需。”
——长期在陕北体验生活的西安美院副院长刘文西，以“半个延安代表”的身份发言。他说：“如今延安地区川道的农村变化大，山沟沟的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艰难。从中央工农红军到陕北，他们解放50多年了。政府如果不下决心，像发展沿海经济开放区那样采取一些更特殊政策，那里的老百姓，就别想有‘第二次解放’”。
“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蛋的”
在谈到教育、知识分子待遇时，刘文西形象地说：“现在，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他的话引起代表们哄堂大笑。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郑修麟告诉大家：会前，他们作过一次调查，看到中小学教师住房困难，待遇普遍偏低。西安市六中一位有25年教龄的骨干教师，全家住房只有7平方米。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佘树声说：“知识分子问题我只讲一句话，提倡有偿服务我不反对，但不能用‘业余创收’来代替提高知识分子应有的待遇。”
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西安仪表厂幼儿园主任于小文说，教育是战略重点，要有战略措施来保证。否则，增加教育经费，年年喊，年年解决不了。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国家拿更多的钱投资教育，这不现实。大量实践证明，由社会集资来弥补教育经费不足，是个成功的经验。据了解，山东省近8年共集资23亿多元，解决了中小学的“一无二有”。1983年西安市集资7000万，但国家每年基建投资才300万。如果全靠国家，就需要20多年时间。建议国家尽快制定集资办学条例，使基层有章可循。
王丙乾说“要防止‘水土流失’”
离散会的时间只差十几分钟了，会议主持人请王丙乾同志讲话，了解全局的这位国务委员，以财政部长特有的缜密思维说：“我今天来，专门听取陕西各位代表的意见。陕西工业、军工基础好，人才潜力大，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把经济搞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不少代表提出，现在国家整个形势很好，为什么财政紧张，有赤字，数字还不小呢。这个问题，说起来复杂，其实也很简单。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嘛，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正因为太多，收入不够支出，就出现了赤字。有赤字，并不意味着经济萎缩，这与60年代初期的困难时期不一样。”
“解决财政问题出路何在？总的来说要靠改革，把各方面关系理顺，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具体办法就是，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堵塞漏洞，挖潜节流。黄土高原不是在治理水土流失嘛。财政上，现在也有一个防止‘水土流失’的问题。严肃财经纪律，把节余下来的经费集中起来，就可以办成几件事情。”
“陕西是个财政补贴省，国家充分理解陕南、陕北贫困地区的困难。你们要发展关中，扶植贫困，培植原有财源，开辟新的财源。关中搞好了，就能更多地支援和带动陕南、陕北。国家财政，我们尽力支持，帮少了勿嫌少。大家共同努力，再过几年，国家财力充裕了，许多事情就好办了。”
散会后，陕西的人大代表三五成群，拉着习仲勋等领导同志，在陕西厅延安宝塔山巨幅国画前，分批合影留念。众“议”所归一句话：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开拓，团结奋进的延安精神，兴陕富民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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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手记
加强儒学研究 促进祖国统一
我是第六届政协委员，现在又参加第七届。参加这届政协会议，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确实比上一届还要振奋。
依我看现在政协委员是一届比一届更“难当”了，因为随着我国现阶段的民主开放的进程加快，人们对政协委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了。这表现在人民不仅仅是要求委员们敢讲真话，还要求讲出的话要有“质量”有分量。
随着进一步的民主开放，炎黄子孙对统一祖国的呼声愈来愈高。我作为儒学奠基人孔子的第77代嫡孙女，又是“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副会长，倍感加强儒学研究的重要性。儒家学说，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延续中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所提倡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对民族大融合与国家的统一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文革”期间，我们对待儒学是一棍子打死，带着一种“敌对”的情绪看待儒家的全部学说。记得当年“四人帮”在全国大搞“批林批孔”运动时，梁漱溟老先生就说过：“批林”可以，“批孔”我不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儒学的研究逐步走上正轨，无论在规模上或是学术研究的深度上，都超过文革前的17年。但我觉得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够的。儒学在世界上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日本、东南亚、南朝鲜等地都有专门研究儒学和孔子的专家。台湾方面也非常重视对儒学的研究，对《论语》的研究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论语学》。写到这里我自然想起我的同胞弟弟孔德成。我们在孔府一起长大，在孔府一起读书。如今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湾。姐弟分离已有40多年了。最近，台湾当局准许同胞回大陆探亲，但终不见弟弟回来。像这样的骨肉分离之苦又何止是我们在“品尝”呢？我相信这种局面正在突破。
我感到欣慰的是曲阜地方政府对孔府、孔庙、孔林保护得很好，1979年春回大地的时候，我回到阔别40年的故乡——曲阜。乡亲们热情地欢迎我，一些老人闻声赶来看我，我还见到了小时的伙伴“三元”和“妈妈妮”，他们都已是两鬓斑白、儿孙满堂了。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来到童年住地——前皇林，真没想到这里的布置陈设基本照旧，我们姐弟住过的暖阁、生母王氏房间东墙上挂着她的照片、母亲用过的梳妆台、瓷鼓坐凳还摆放在原处。我想远在台湾的小弟弟，如果能看到这些该是多么的欣慰呀。
孔德懋
本文作者孔德懋为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第77代嫡孙女、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