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影视窗
中国女性的精神丰碑
——影片《八女投江》观后
曾镇南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
看完影片《八女投江》（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杨光远导演），我想起了鲁迅对中国女性的温情和勇毅的礼赞。如果鲁迅能够知道在他逝世一周年后发生的八女投江的惨剧，他会写出怎样的血痕鲜浓的文字呢！高峻的河岸上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骑兵列成线阵，没有生路的八个抗联女战士沉勇决绝地向波涛汹涌的江心走去……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永存于中华民族的史册上。这样严峻的史事，是值得电影艺术家呕心沥血，一次又一次将它熔铸成艺术的丰碑的。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艰难的艺术课题。
不仅因为确凿的史事升华为伟美的艺术形象本身特有的困难；也不仅因为50年代拍摄的以八女投江为本事的《中华女儿》已有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和平的日子里，在改革、开放带来的更加驳杂、活跃的社会心理基础上，怎样找到远去了的严峻史事与当代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情绪的连接点。
真正的艺术家都是独具慧眼，知难而上的。在人们视为畏途的地方，《八女投江》的编、导、演以集体的艺术创造，完成了这一中国女性的伟大丰碑的建造。
我听到几位女性带着一种心灵的颤动，向杨光远导演表示她们的感激，感激他对中国女性的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影片紧紧地抓住了中国女性在抗日战争中的命运，非常细腻地贴近了女性特殊的体魄，特殊的生理、心理，特殊的困难和危险，流露出了对女性的浓郁的温情和纯洁的敬意。这种对战争中的女性的同情、理解和敬意，是一种流贯影片的感情的牵引力，既牵引着影片的镜头去贴近一个个特殊的女性性格，贴近她们的心灵世界，又牵引着80年代的观众的情绪，使他们沉入了酷烈的史事的深处。
在八个女性中，冷云、胡秀芝、杨贵珍这三个形象的艺术处理最见特色。
冷云是个知识女性，她的感情比较细腻，然而命运给她安排的感情的折磨也特别严酷。她的丈夫是伪警长，她却是个抗联战士，而且腹中还怀着丈夫的孩子。在民族大义和儿女私情之间，她毅然趋奉前者。但是在丈夫和孩子的死面前，她又不能没有内心的微颤。在要不要留下孩子的那一场戏里，爱与仇的冲突在冷云自己的内心进行得非常强烈。令人感动的是，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抗联这个集体比她自己还深地理解她。这是对伟大的母性的理解。像这样充满人性内容的理解，在我们的队伍中却曾一度失落净尽，这个女性的命运可以触发我们深沉的历史思索。
和冷云相比，胡秀芝的灵魂要算比较粗糙的了。她的生硬、粗暴和近于男性化的外形都是严酷的战争特有的产物。这个形象，如果肤浅地处理，很容易伤害她。但我感到了导演用温爱的灵指轻轻地照拂着她，从那性格外观的粗砺中发掘她作为女性的质直、率真和可爱。她对王皮袄的爱表现得含蓄而有特色。她对幼女王惠民的母亲般的爱护、关照里，含着补偿自己失落的爱的潜意识。在这些地方，这个形象又是细腻的。
杨贵珍这个形象也令人难忘。她怀着对被杀害的丈夫的深沉的爱走入抗联。她是一个得到过幸福爱情的、美丽而活泼的年轻女性。她的洋溢着的生命力和对青春的美的追寻，和抗联的严格纪律和严酷环境发生了矛盾。她任性，她犯纪律，她赌气，她几乎开了小差，但她那种女性特有的美和活力却照耀着银幕。
这是一部充满着庄严的、神圣的感情的影片。在看片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逐渐被从世俗生活所造成的精神麻痹中震醒，体验了一种久违了淡忘了的、崇高的、舍生取义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不仅仅由理性的刚硬的信条构筑而成，而且充满了感性的魅力，具有丰富的人性内容。
第8版(副刊)
专栏：
红枣
李纳
到过延安的人，我敢说，十有八九对红枣有情。
小时候，常见乡下人挑来枣儿叫卖，用大碗当秤，每碗只要一枚铜元。它个儿小，肉薄核大，甜味更谈不上。所以虽没有多种水果可供选择，却也不稀罕枣儿。
想不到，后来竟和红枣结下不解之缘；因为它一出场，不是和友谊结伴，就是与欢乐联侣。
我到延安的第二天，一位女同志对我说：“我带你上桃林。”她比我先到不几天，力图向我表现她是一位“老延安”。桃林，这是延安唯一的“公园”，此时，桃花盛开，也还相当好看。她选座于一株桃树下，要了一壶茶，几个小碟，有瓜子、花生。其中有一碟红枣。它个儿圆大，红而发光，样子很诱人。这种枣儿我见过，和中药包在一起，祖父叫它“陕枣”。他说这枣只可做药引，是上好的补品。如今却出现在普通的食物群中，我顿时兴奋起来，立即挑一只送入口内，感到肉质肥厚，甜而不腻，顷刻之间，都转移到肠胃里。
后来，我发现，每有隆重的聚会，在食物堆中，红枣总是挂头牌的。至于举行婚礼，更是少不得的珍品。假若节日会餐，有一盆子红枣炖肉，必然是领衔的菜。日子长起来，我更发现，红枣还可以当糖，当调料，做糕点，有那心灵手巧的，还拿它做月饼馅儿。
延安的冬夜很难消磨，每个窑洞按月发一斤煤油点灯，这点油，只够铺床时一用，从天黑到睡眠，时间还长着呢。怎么打发这段时间呢，最令人难忘的就是煮红枣。
这时候，大搪瓷缸出足了风头。在它周围，绕着众多的少男少女；在它的怀抱里，火红的枣儿像一群淘气的姑娘，互相拥挤，旋转，翻腾；瓷缸下，又有火苗助兴，欢呼，每个人的心灵都似乎听到呼唤，想要回答什么。真实是美的姊妹，你会发现，每个人都非凡的美丽，才智如激流迸发，妙语滚滚而来。可惜当时竟不曾想起拿枝笔，将那些充满灵气的语言记录下来。就在这短短的时光里，播种着友谊，也许还悄悄地播种着爱情。
多么令人怀念的冬夜。
我们的学校，就在延河边上的一座教堂里，夕阳西下之前，景色绝美。大家喜欢在这儿散步，有时，还顺便到附近的小街溜达。小街上有小馆，卖点酒菜，但和我们无缘。1941年冬，生活苦得很，每天喝两顿麦麸粥，有时加个高粱馍，多么想吃块枣饼枣糕。几个女友从街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走到东头，眼睛直瞅着一堆枣饼枣糕，谁也拿不出一个枣饼的钱，只好望饼兴叹，怅然而归。后来，一位陕北女同学突然把我们领到小铺前，“我请你们吃饼，想吃多少吃多少。”我们被突如其来的邀请惊得发呆，没一个人敢伸手。她笑了，从枣饼堆里拿起几个，每人塞一个。问她是哪来的钱，她笑而不答。这一顿，扫荡了不少枣饼枣糕。在回校的路上，才发现女同学从家里带来的漂亮棉鞋不见了，换上棉袜和草鞋。后来又发现，那双漂亮棉鞋已搬了家，搬到小铺老板娘的脚上。
我们这班粗心大意的人啊！天这么冷，正是严冬！
想到与枣有关的事，只要一闭眼，便纷纷接踵而至，但不能件件都写。别的暂且搁下，一位老大娘的情意却不能不着一笔。
抗战胜利之后，我们急行军于大西北黄土地上，为的是赶到沦陷14年的东北。此时正是夏末秋初，一段急行军过后，在一个小山村休整。我正生病，躺在一位大娘的炕上，从窗户中，窥见一棵枝叶茂密的枣树，最美丽的果实正在成熟。大娘走进来，拉着我的手，闺女长闺女短地问我许多话，并问我想吃什么。我什么都不想，却想要树上那红透的枣儿，又不好意思开口。善解人意的大娘，不但送来刚摘下的枣，还带来缀满果实的一枝，这些果实，新鲜得令人感动，令人心乱。我说不明白是感激大娘的情意，还是感激红枣的多情，眼睛热辣辣的。那枝枣，我放在枕边，在匆匆离开这个村时，又特意将它包起来，珍藏在行军包里，一直带到东北。
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足供挑选的东西很多，红枣失去它的价值了。但，只要看见，我还是情不自禁地伫立在它面前，温柔地注视很久，心中生起茫然若失的感情。
我曾经有过痴想，举行一次红枣会，请来当年的伙伴，但终于没有做。倒不是怕麻烦，而是想，经过人事沧桑，那失去的再也呼唤不回来了。即使经过努力，勉强唤回，也是瞬息即逝，难以持久。永远默默地保留这份神圣感情，也许更好。我想。
第8版(副刊)
专栏：
三月雨
徐振武夜听三月雨，如歌如泣……企盼曾重重叠叠，像一群小鸟，栖弯了翠绿纷披的树枝；荒草牵动轰鸣，山月的呼唤震颤心扉；记忆印着寒冬艰难的面容，蓄满沉甸甸的眼泪。夜听三月雨，如歌如泣……飘逸告别沉重，凝固的思维化作奔放的溪流。一个湿漉漉的梦幻，网住季节的歌吟。杜鹃花将跃入光的浴泉，布谷鸟不再寻找古老的诗篇。希望的纤绳飘下千条万条，烟雨中，春天驶进江南……夜听三月雨，如歌如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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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品书札记
艺术理论与“艺术性”
膺坤
新近出版的《王朝闻曲艺文选》（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集中展示了王朝闻先生对于曲艺艺术的见解。该书所体现的王朝闻艺术理论的独特“路数”，也使人想到关于艺术理论的艺术性问题。
“艺术性”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却不像作品中的“材料”和“技术”等成分那样“实在”，那样易于从“客观属性”上去对之进行各种分析。王朝闻艺术理论的作法则恰恰不是抛开具体的审美感受，而是对由作品所唤起的种种体验予以高度的信任和重视，径直从欣赏者——常常就是理论家“我”——之是否“动心”、是否“感觉有趣”和“产生审美愉快”出发，来对作品处理在艺术上的得失进行直率的评断和论说。
曲艺由于所含种类繁多，形式变化很大，因而其艺术效果的具体体现方式和途径又另有灵活之处。王朝闻艺术理论对于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则有一种“以活对活”的特点。理论家审视具体作品的眼光总是异常灵动而不拘一格的，其主观“镜头”随时在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心态、作品的表现方式、艺术家的创作（包括“二度创作”表演）、观（听）众的欣赏心理、与作品有关的世态人情……之间转动不已。对评弹、相声、二人转、四川评书等曲种的一些作品的重点分析，也不是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事论事，而是广泛联系曲艺其它曲种的许多作品，以及戏曲、诗歌、小说、寓言、雕塑、漫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大量作品，在多方参照对比中深入发掘作品艺术处理的个中幽微，并时时把具体的作品处理上升到各种理论高度来作更广泛的认识。这样很容易把人带入到对作品艺术性“心领神会”的境地之中，从而给人以切实的启迪。
由于艺术性主要是从作品对于特定内容的表现方式（即“如何表现”）上显现出来的，因而注重探讨艺术性问题的王朝闻艺术理论，在“活”的基础上又往往把思考的重心放在作品的艺术表现手法上，这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对具体作品的情节构思、人物性格和心理刻画、语言运用、噱头和“卖关子”之类的处理、表演的分寸、评与述的结合、醒木和扇子等道具的用法、风格的把握等各方面问题的考察中，在对作品中笔法的繁简、粗细、虚实、明暗、平陂、擒纵、直接描写与间接描写、确定与不确定、完整与不完整等各种变化的探究中，都贯串着一个中心意旨，即揣摩作品如何以生动巧妙的方式去表达特定内容，以求达到引人入胜和耐人寻味的境界。同时针对着曲艺的形式简便、灵活等特点，理论家还十分重视对富于曲艺特色的“以少胜多、以小见大、虚中见实”等创作手法的研究。
《王朝闻曲艺文选》虽然主要谈的是曲艺，但其对于作品艺术性的重视和具体探索方式，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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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云是位台湾同胞，四十年代末来到祖国大陆，现在她十分思念故乡。歌词是她和儿子黄林合写的。
第8版(副刊)
专栏：
龙 武中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