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朋友
荒煤
大概上了年纪的人都喜欢“怀旧”，怀念与自己有过交往、自己得过教益的朋友。每到春天，我不由得想起一位伟人，一位常常以朋友的态度来对待文艺界的老人。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已故总理周恩来同志。
我清楚地记得周恩来同志多次谈到：他是文艺界的一个朋友。每想及此，我们文艺工作者都感到欣慰、自豪和幸福。
我从延安时代到建国17年间和周总理有过多次的接触，受过他多次朋友般的教诲。我现在回忆起许多经历，也仍然感到有一股热流涌上心头。这的确是一种真挚的友情，像无尽的暖流浸透我的身心。
我不能忘却1959年4月23日的一个上午。当时，周总理因为痣疮流血需要打针并卧床休息一天。正是这一天，我却接到通知，他约我和沈浮、赵丹、张瑞芳、陈鲤庭、郑君里几位电影界人士、全国政协委员去病房里会见、谈话。
一见面，周总理就微笑着对我们说，他最近想到一些问题要和我们谈谈心。他一面说，一面从枕头底下掏出一张纸条来。
君里高兴地笑道：“我们早想听听总理的指示了。”
总理却把纸条攥在手掌里，微笑而严肃地看了我们一眼，说道：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你们都是重庆时代就认识了，荒煤是我回到延安之后才认识的。如果把我叫作领导，要我作什么指示，我就不讲了，把我当作一个朋友，我倒愿意讲点心里话。”
于是君里连连道歉，赵丹急着埋怨君里，两个人又急着央求总理讲，他们那种像大孩子似的还有些顽皮的笑容，的确叫我笑了；但我也的确是感到这是出自友情的流露，甚至可以说对这种友情的一种得意的享受和陶醉。连那位护士长也笑着看着他们，但又流露了一种难以理解的神情，她恐怕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吧！然而，这正是周总理的为人。
后来，总理才打开条子，给我们讲了12条意见。根据现在幸而保存下来的瑞芳同志据笔记整理的记录来看，这就是后来5月3日在紫光阁向在京部分文艺工作者谈关于两条腿走路的讲话的最早的基础——只是针对看电影献礼片的情况多说了两点。
这也是1961年周总理在新侨会议讲话中提到的那次讲话：“使我难过的，讲了以后得不到反映，打入冷宫，这就不免叫人有点情绪了。”现在我重读这段话，重读这个谈话的记录，回忆当时的情景，仍然不能不感到异常激动！
我想，作为一位近十亿人口大国的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政务中，因病住院仅仅休息一天，却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以朋友的身分邀请几位同志到病房里去谈心，提出那么多宝贵的意见，如关心艺术家们的健康，要求注意他们的劳逸结合，要我们注意艺术家独自的风格，还特别指出：“鲤庭、沈浮、君里都应该有自己的风格。还赞扬石凌鹤把江西弋阳腔的《昭君出塞》改编得成功。再三指出，不要追求数量，要努力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等等。难道这不是一种真诚的友谊么？
直到我们快走出病房时，总理还又一次坚定、恳切地嘱咐我：“荒煤，你不要再打电话催电影厂交任务了，只要是年底以前生产的好片子，都应该算是献礼片。”
周总理提出这些意见，是经过反复思考，也是作了调查研究的。例如他和我们谈话的时候就问上海电影厂的同志，上海规定要拍8部献礼片，还要和新疆合拍《绿州凯歌》，是否太多了？还指出：“艺术不能和工农业一样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能勉强。不要粗制滥造，还是精细一些好。”
周总理以朋友态度对待文艺界，我还记得不少类似的例子。
1958年，我一时头脑发热，提倡“纪录性艺术片”，违背了总理的原意：是要创作者到生活中拍些艺术性纪录片而积累生活。当时总理并没有直接批评过我。后来与苏联合拍《风从东方来》，总理在接见苏联一位制片人的时候，就详细问到苏联过去是否也拍过一些所谓纪录性艺术片，是什么形式和性质，现在是否还拍这样的影片等等，我才知道总理对我提出的纪录性艺术片是有怀疑的。
1961年新侨会议期间，总理两次亲自找夏衍和我去向他谈情况，又让我必须把当天会议的简报送到他那里，看到简报中讲导演王家乙在拍摄《达吉和她的父亲》的时候，“如在万丈深渊中跑马”，怕万一不慎，
“坠入修正主义深渊！”于是向我们要去小说，调看了影片，谈了看法。他不仅邀请一些编导、演员到家里座谈，举行便宴，谈笑风生地听取大家的意见，还有一天晚上亲自到新侨饭店去和同志们谈天。因此他在新侨会议讲话中谈到的领导作风以至一些创作中的问题都有生动的事例，非常有针对性。
有一次，关于一部影片的女主角是否选张瑞芳的问题，总理征求夏衍和我的意见，我们都觉得瑞芳年纪大了一些，恐怕不适宜演这样比较年轻的女孩子。不久之后总理转给我一封信，是赵蕴如同志写的。她主张还是让瑞芳主演这部影片，应当着重于气质和演技方面来考虑问题，年龄不是主要的。总理只是在电话上讲了几句，说这封信只供参考，最后怎么决定，还是由你们自己考虑。他之所以转这封信，是觉得赵蕴如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让我们了解一下这种情况。后来我又和导演君里研究，采纳了这个意见，仍然让瑞芳担任主要的角色。
周总理在许多场合下，他和我们相处之间，没有什么隔膜，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想的问题也正是我们思考或正需要想的问题，他要讲的话也正是我们想讲，或者还一时想不清楚，甚至不敢讲的话。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在总理面前敢于讲，也愿意讲真话。即使确实讲错了，受到了批评，也从来不会产生什么隔膜。因为总理确实作为文艺界的一个朋友，出自真情地理解、爱护和思考我们工作中的艰苦和困难，支持我们，鼓舞我们，热情地称赞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鼓励我们解放思想，努力探索和创新。同时，也的确经常检查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和缺点，能够直率地提出切实的批评；也确实为我们着想，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还为我们承担责任。
春天来了，总理那炯炯闪亮的眼睛、亲切的笑容，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我仿佛又来到了周总理的身边……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红薯的身价
孙荪
豫东有一句俗话：“狗肉上不了席面。”我对此常感费解。这样好吃的东西为何遭人冷遇，问诸乡贤长者，都说不大清楚。针对这一旧俗，我有一次发牢骚：“真正难上席面的，怕该是红薯。”
我说这话是积几十年之“经验”的。
我的老家豫东的穷苦，只要引一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就知道了：“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远的不说，从本世纪初以至前几年，大抵是这样。每年从十月以后，一天三餐离不了红薯，直到第二年吃上新麦，红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充当主食。那真是吃得人们鼻子眼里都是红薯，叫人烦透了。
因为有这痛苦的经验，前些年河南文坛议论自己的群体风格追求时，有人仿照山药蛋派提出创立红薯派，我就坚决不愿附和。红薯，它太粗陋，太俗了！我实在想像不出它怎样能长出艺术，长出美来？我但愿此生再也不要吃到这种常常令人胃酸、厌腻的食物。
但近来我发现这想法太偏激了。这几年，开封的宴会上出了一道名菜：红薯泥。我第一次吃它时，心里先嘀咕一番，不论怎么调制，终究是红薯。但一尝之后，却留不住嘴，巴不得大吃一通。也的确是妙。那颜色，是理想的引逗食欲的姜黄或紫红，闪着自然的光泽；那形如蛋羹，若静若动；一进口，就有人喊“甜香”，有人则呼“香甜”，口感极好，醇厚而爽快。我时而听到食客的啧咂之声，看到和感到一种奇异的兴奋。“这是红薯做的？”每次都有人问。“是的，完全是红薯做的。”有了第一次经验，我再去开封，总盼着再吃到“红薯泥”。
最普通最便宜的红薯一下子身价大增，这其中颇有意趣。要是几年以前，锅里碗里都是红薯，断不会拿它上席面。看来，审美感觉和人的肚子有关。当红薯作为主食，人们只是拿它来填饱肚子的时候，实用和功利吞掉了它的美。现在吃饱了饭，它作为品尝对象了，从眼到舌到胃，全部感觉超越了实用，变成了审美。于是，在粗朴中生长出清雅来，在平凡中生长着奇异来，在熟悉中生长出陌生来。吃红薯泥好像在吃一种美，吃一种艺术。食品和食客都今非昔比了。
要是这样，我为什么反对红薯泥呢？不过，我略去了红薯泥的制作过程。据说，做此道“菜”的都是高手，中餐高手也通西餐，否则做不来。我在郑州也碰上过不少宴会，始终未遇见它。可见，由红薯到红薯泥，中间有一个不简单的文化过程。没有这工夫，还是“该死的”红薯。
还有一层。红薯泥再好，也只应是宴会上的一道菜。要是满桌全是红薯所做，那一定要倒胃口，要掉价了。因为红薯不同于鱼、鸡，也不同于白面，不宜做全鱼、百鸡、全素席面。红薯的价值因时因人而不同，但不会无限大。
由红薯身价的提高，我想到，它对艺术品的制作是否也有一些启发呢！
第8版(副刊)
专栏：
《天上人间》
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华夏出版社将出版一本怀念这位伟人的散文集：《天上人间》（周明、刘茵编）。收录的文章共六十余篇，多出自名作家之手，如巴金、曹禺、冰心、曹靖华、荒煤、冯亦代、袁鹰、黄宗英等。散文表达了作者们深深的思念之情，仿佛天上人间依然心心相连。
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作家冰心为这部散文集作序，她深情地写到：
我深深地知道这本集子里的每一篇文章，不论用的是什么文学形式，都是用血和泪写出他们最虔诚最真挚的呼号和呜咽。
因为这些文章所歌颂哀悼的人物是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是我国二十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肖阳）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使者
美国的乡村音乐
田润民
最近，美国的乡村音乐演奏团来我国访问演出，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特有的美国乡土文化：质朴、清新，有浓烈的大众生活气息。
美国乡村音乐最早产生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一带的乡村。当时这里的人们基本上与世隔绝，工业化和都市化还没有来到这块落后偏僻的地区，现代的文明和文化娱乐也没有波及到这里。农民们的消遣是吟唱他们的移民祖先流传下来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民谣，弹着自制的乐器，歌词大多是和他们自身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事情：贫困的生活、庄稼、家庭、上帝等。他们在自己的音乐中诉说世道的不平，抒发心中的郁闷，寻找寄托和安慰，结交朋友。
第一支有记载的乡村音乐是1922年由一个名叫艾克·罗伯森的小提琴手演唱的。1925年，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广播电台开始每星期现场直播由乡村音乐歌手和小提琴手所举办的音乐会。纳什维尔因此而成为美国乡村音乐的中心。在40年代以前，美国乡村音乐的观众主要集中在美国南部和西南部，以后逐渐增加。50年代末期，摇滚乐的兴起向乡村音乐提出了挑战。而乡村音乐也不甘落后，一个叫切特·阿特金的吉他手，在录音时增加了伴唱和弦乐，去掉了原来乡村音乐中浓厚的南方土音即鼻音，创造了一种被称之为纳什维尔的声音。“纳什维尔之声”赢得了一大批新观众，成为50年代和60年代的乡村音乐的主流派。
“纳什维尔之声”虽然商业化味道浓了一些，但表现了谋求生计、寻找伙伴、忍受不幸的艰难，和原始乡村音乐是相同的。但“纳什维尔之声”中不自然的装饰较多，于是有些歌手试图冲破“纳什维尔风格”的束缚，使其更加接近原始的面貌。这样，在70年代又产生了“乡村音乐反叛运动”，其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歌手韦里·奈尔逊、韦龙·杰宁斯和查理·丹尼斯。到了80年代，美国乡村音乐又出现了一种“新传统主义”思潮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小汉克·威廉姆斯、朱伊斯·纽顿和阿拉巴马为首的一批新歌星。“新传统主义”的宗旨，是“清洗”各种现代时髦音乐对乡村音乐的“浸染”，使其摆脱好莱坞的花哨，恢复本来面目。
美国乡村音乐从阿巴拉契亚山区农村登上今天美国最大的电台、电视台以至最豪华的剧院、最大的广场，其间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流派和风格，而且为了自身发展，还吸收了如爵士乐、摇滚乐的一些因素。尽管流派纷呈，各不相同，但大都唱出了人的真实情感，使这种音乐在美国拥有大量的听众和观众。
美国文化并不完全等于西方文化。交响乐、芭蕾、歌剧的故乡在欧洲，是由欧洲移民带到北美新大陆上去的。美国乡村音乐才是真正的美国文化的产物。它虽然植根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民谣，但它是在美利坚合众国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结合了这里的宗教音乐、黑人歌曲、民歌等，成为一种表现美国生活的美国音乐。
第8版(副刊)
专栏：
法国哑剧艺术家布拉戴尔二月下旬在北京演出《爱的悲伤》。
田京辉摄
第8版(副刊)
专栏：
深深的怀念 （中国画） 李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