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在京开幕
邓颖超应邀到会各界人士五百多人出席
新华社北京三月四日电 （记者徐心华、邹爱国）今年三月五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日。人们用“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伟人。今天，第一次全国性的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首都各界人士和来自全国各地理论界、史学界及有关部门的同志共五百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大家在发言中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感情和心愿：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他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从不宣传自己，是一个“从不希望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但是，他的形象和业绩已经深深地刻在十亿人民的心里。深入研究周恩来同志的一生，对于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是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邓颖超同志应邀到会与大家见面。她在讲话中认为，举办这样的学术讨论会很好，很有意义，她表示祝贺。她说，我因为身体的关系，不能到会听各位的论文，但我是会拜读的。她走下主席台，同许多同志亲切握手，致以问候。大家向邓大姐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的深切怀念，并衷心地祝愿邓大姐健康长寿。
宋平、肖克、段君毅、黄华、黄镇、王任重、荣毅仁、杨静仁、康克清、杨成武、吕正操、周培源、屈武、钱学森等领导同志以及各界知名人士李强、冯文彬、郭洪涛、李葆华、荣高棠、周子健、高扬、钱正英、杨波、罗青长、黄鼎臣、侯镜如、孙起孟、爱新觉罗·溥杰、曹禺、魏巍、胡絜青、钱三强、王淦昌、汪德昭、张文裕、朱光亚、吴冷西、梅益、刘大年、马海德、吴蔚然、傅学文等出席了开幕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他参与过党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决策，领导过多方面的工作。像他这样在中央工作时间之长，工作方面之广，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中间也是少有的。他一生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
李琦在追述周恩来一生的丰功伟绩后说，在六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在中国革命那种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同志不知经历了多少惊涛骇浪，一直置身于斗争漩涡的中心，经过千锤百炼，形成他那对人们有着特殊吸引力的思想、品格和魅力。人们赞美他无私奉献的精神，过人的智慧，渊博的知识，精力充沛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惊人的工作效率，聪明机智的谈吐，谦逊平等的待人态度。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国界，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许多政治家的尊敬。
李琦说，周恩来同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他和他的战友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举世公认的。研究他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杰出的人物；研究他如何在中国这块国土上，和他同时代的先进分子一起，寻求真理，改造社会，在这个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复杂而棘手的问题，他们是怎样思考和处理这些问题的，为什么他们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又为什么会出现某些失误；研究他的品德情操、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总之，深入研究周恩来同志的一生，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国情，对于增长我们的智慧，对于我们思考如何在前人走过的道路上进一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途径，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
谈到研究工作时，李琦说，加强对周恩来的研究是长期的任务，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无论对他的文稿的编辑出版，或是对他生平和思想的深入研究，都有大量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只有努力去做，我们才能无愧于自己的先辈，并且也将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精神养料。
童小鹏、章文晋、薛暮桥、周培源、陈荒煤，在开幕式上分别就周恩来在统一战线、外交、经济、科技和文教等方面的思想和活动作了专题发言。屈武作了书面发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逄先知主持了今天的开幕式。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这次学术讨论会共收到论文八十五篇，反映了全国研究周恩来思想与生平的新成果。在一百零五名作者中，既有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又有理论、史学工作者，还有一些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这次讨论会将于三月七日结束。
（附图片）
邓颖超在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和与会的各界人士交谈。
新华社记者 胥志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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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定3月15日召开十三届二中全会
同意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在二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
同意政治局推荐国家机构全国政协领导人的人选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3日至4日在北京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3月15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讨论同意赵紫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讨论同意中央政治局向七届全国人大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名单和向七届全国政协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名单，决定就上述名单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和有关人民团体协商，并提请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审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5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中央政治局委员2人因公缺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主持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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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
讨论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
谷牧强调要有紧迫感既不能丧失良机也不能一哄而起
本报北京3月4日讯 记者计泓赓、冯霄报道：如何贯彻十三大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精神，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是国务院今天在北京召开的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
国务委员谷牧在会上讲了话。他首先回顾了9年来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走过的历程。他说：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即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格局，为沿海地区转向外向型经济，参加国际大循环，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对外开放不但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增添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扩大了我国的对外影响。现在来访的外宾，一般都要到深圳、厦门和沿海开放城市看看，从那里了解我国的现状，预测我国的发展。对外开放也增强了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其作用不可低估。
1979年对外开放之初，我国对于如何同国际资本打交道，知之极少，现在知之渐多了。谷牧谈到，如果说，五十年代我们在如何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上，实现了一次经济思想的飞跃的话，那么，这9年可说是在如何把国内建设与国际经济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实现了经济思想的飞跃，而且后者比前者意义更大。经济思想的更新，国际经贸知识的普及，一支宏大的对外经济活动干部队伍的成长，为贯彻执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参加国际大循环，很不简单，谷牧说，要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各有关方面对此要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强烈的紧迫感，既不能松松垮垮，丧失良机，也不能急于求成，一哄而起，要做好通盘规划，制订有力措施，扎扎实实地办实事。
为了贯彻落实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设想，谷牧强调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对已经投产和运营的40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每一家都是我国投资环境的一个“橱窗”，要切实帮助它们办好，获得好的效益，使外商有钱可赚。上海、天津等大中工业城市和经济特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要走在前头。在政策上，国家准备进一步给予支持，包括扩大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权限，放宽外汇调剂范围，设立保税仓库，简化人员、货物进出手续，搞活金融市场，还有深圳、厦门实行计划单列，珠海特区的范围作点调整等等。
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主持了今天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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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
——忆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片断
聂荣臻
周恩来同志是现代史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留法勤工俭学时期起，我们就一起共事。1988年3月，是他90周年诞辰，特以本文寄托我的缅怀之情。
（一）
本世纪20年代，中国青年学生中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恩来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1920年12月，恩来到达法国。他在勤工俭学生中有很大影响，我早闻其名。
恩来到法国后，没有做过工，主要是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记者身份给天津《益世报》写通信，靠稿费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他可以说是位职业革命家。早在国内，他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其它进步学生运动，已经成为有强烈社会革命愿望的青年领袖。所以他到欧洲后，与一般勤工俭学生不一样。他对我说，不进工厂做工，可以扩大接触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恩来以记者身份出现，行动方便。在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他可以到处活动，与华工、勤工俭学生、外国工人、学生等广为接触，了解了许多情况，这对他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大有好处。
据资料记载，1921年3月到1922年3月，他给国内写了50多篇通信，共20多万字。这些通信，详尽报道了欧洲的政治形势，工人运动状况，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生活、斗争等情况，在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2年3月以后，恩来与赵世炎等同志一起，致力于建党建团活动。他是位讲求实际的人，对任何事情决不盲从，在欧洲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各种社会思潮作了反复比较。经过比较，觉得只有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榜样，才能解决人类和中国求解放的问题。1921年，他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天，他在德国与几位同志商量，勤工俭学生绝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许多人革命热情很高，有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基础，从团结教育青年方面讲，也有这个必要。于是，他们就写信给赵世炎同志，请他出面筹备。在世炎、恩来等努力下，1922年6月，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
在“少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赵世炎为书记，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1923年2月，由于世炎要去莫斯科学习，恩来接替他任书记。从此，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旅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的党团活动，是我党初期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来在这方面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
恩来领导党团员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了坚决斗争。因为我们组织得好，人数较多，又握有真理，这些斗争都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
1922年8月，旅欧“少共”创办了《少年》月刊（后改名《赤光》）。恩来是主要领导人和撰稿人。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说服力强，论战中常使对方无言以对。
因为无政府主义在青年中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第一个论战的目标，就对准了无政府主义派。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等文章中，都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说，离开了阶级斗争，高唱真善美，要求绝对自由，反对一切组织和纪律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根本行不通，对青年毒害很大，要革命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除了写文章而外，他还经常作为团组织的代表，与无政府主义派进行面对面的辩论。
恩来立场坚定，才思过人，口才雄辩，说理透彻。我多次见到他把对方批驳得哑口无言，甚至有的还为他的演说鼓掌。由于恩来的领导和大家的努力，到1923年底，我们终于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其中一部分人还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像陈延年、陈乔年同志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
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以后，恩来紧接着领导我们向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展开进攻。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恩来在文章中，在说理斗争中，反复举例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支持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为了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他说，我们的第一步，是搞革命的三民主义，“打破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完前面第一步以后的问题，像人走路一样，没有走完第一步，是不可能走第二步的。恩来的上述论点，驳得国家主义派理屈词穷，其中有些人有所觉悟，改变了立场。
（二）
大革命时期，我与恩来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一起工作。
我到黄埔军校，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恩来指示我，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他还向我介绍了左派“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情况，要我们积极指导“青年军人联合会”。我和鲁易、熊雄等同志根据恩来的指示精神工作。
当时的黄埔军校，为北伐培养了大批军官。这其中，恩来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对我们党施展了第一个大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恩来和大家在一起议论，都非常气愤，一致主张给蒋介石以反击。恩来作了具体分析。我们都同意恩来的分析。恩来说，究竟怎么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我们在紧张中等待党中央的决策。过了几天，恩来向军委的几个同志传达，说陈独秀决定向蒋介石让步。于是，我们被迫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无疑是我们党的一次重大挫折。但恩来在这一事件中的头脑是清醒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按他的意见办，那当时的中国革命，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
“中山舰事件”后，恩来被免去了在第一军的职务，我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在恩来领导下，专门从事区党委军委的工作。不久，军委以主要精力为北伐战争作准备。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为进行北伐途经广州，恩来要我跟他一起去独立团，召开了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会上，恩来讲话，分析了形势，指明了任务，他要求共产党员应身先士卒，使独立团完成好北伐先锋的光荣使命，并且用“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鼓励大家。这期间，恩来还常召集各部队的共产党员布置北伐任务。他作为区党委军委负责人，协助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制定了北伐蓝图。
恩来没有直接参加北伐，但他为北伐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对北伐的胜利，同样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1927年3月，恩来与赵世炎、罗亦农同志等一起，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恩来起草了致中央的意见书，建议中央推动武汉国民政府令北伐军东征讨蒋。可惜这个意见未被有关各方重视，中国革命再次失去了胜利的机会。
（三）
1927年5月，我与恩来由上海同赴武汉。7月中旬，在一次中央常委会议后，恩来回军委连夜召集我们开会。他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5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据此，结合当前的形势，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武装起义。恩来说，为使起义能顺利进行，做好准备工作很重要，决定由贺昌、颜昌颐同志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先到九江做起义的准备工作，通知部队中连以上党员干部，做好起义的思想和行动准备。什么时候行动，要等中央最后通知。他说话时态度严肃，语调坚定，给人以强烈的紧迫感。7月26日，恩来到达九江，对我说，中央已经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由他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起义总责。在恩来等领导下，8月1日南昌起义取得了伟大胜利。
南昌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一路上与钱大钧、黄绍竑、薛岳等军阀部队打了几仗，其中最激烈的是第一次会昌战斗和后来的汤坑战斗，敌我伤亡都很大。汤坑受挫后，我和叶挺赶到流沙，找到革命委员会，见到了恩来。他当时正在发高烧，昏迷中，仍在高喊“冲啊！冲啊！”他那高昂的革命精神实在感人。我们正在开会，敌人冲来，把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冲散了。恩来病重，我和叶挺两人只有一支手枪，紧紧护卫着他。我们不会讲当地话，又不熟悉情况，我找到杨石魂同志，要他一定负责，护送我们去香港。杨石魂找来一副担架抬恩来，先把我们隐蔽在老乡家里，后来又找到一条小船，恩来、叶挺和我，就由杨石魂护送到了香港。
南昌起义最后失败了，这里面有历史的和主客观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恩来在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中，有坚定的武装斗争思想，向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勇敢地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这是很宝贵的。南下途中某些指挥上的失误和三河坝分兵，主要的责任不在他，事后他向中央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负主要责任，这种精神同样是十分可贵的。
（四）
1928年到1931年，我从事了4年艰险异常的白区斗争，又数度在恩来领导下工作，有几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1928年初，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李立三同志错误地处分了大批参加起义领导工作的同志。引起大家强烈不满。三四月间，恩来代表中央到香港重新作结论，实事求是地从主客观方面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做法，得到同志们拥护，我也是衷心赞同的。
1930年5月，我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恩来当时正在苏联。8月，他回到上海，立即为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而紧张地工作。不久，我又调军委作恩来的助手。9月下旬，他与瞿秋白同志一起，主持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作出决议，批评了李立三要组织全国总起义，以及集中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我列席了这次会议。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
1931年4月，发生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严重事件。我得悉钱壮飞同志报告的消息后，深知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我见到了邓颖超同志，把情况告诉了她。当天，恩来与陈云同志商定了对策，就领导军委和特科的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几位同志，分工负责，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机关和负责同志的住处都搬了家。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顾顺章指引特务来上海搜捕时，一一扑空。
1931年春天，我们陆续发现各苏区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到处在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所谓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我们向恩来作了汇报。他同意大家的看法，并向中央写信，建议予以纠正。中央接受了恩来的意见，通知各苏区注意。此后，各地逐步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2年1月，恩来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对中央苏区在这方面的错误，再次提出了批评。恩来善于听取意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由此可见。
在我党历史性转折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起了关键性作用。会后，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此后，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具体化为周密的军事部署，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
全国解放后，我抓科学技术，抓突破“两弹”的工作。这方面，在毛泽东同志的决策下，恩来直接领导，他坚决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国的导弹、原子弹，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所以能够迅速研制出来，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恩来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公认，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50多年来，我耳闻目睹，恩来的革命品德，感人至深。他无限忠于革命事业，几十年如一日，总是夜以继日，不顾疲劳，不顾安危，兢兢业业地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功盖日月，但从不居功自傲，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总是谦虚豁达，从善如流。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既讲策略，原则又十分坚定。恩来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无论国际国内，许许多多复杂棘手的重大问题，艰险异常的困难环境，他都能应付自如，处理得恰到好处，深受国内外政界领袖人物的好评，甚至连许多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对他的才华赞叹不已。他善于团结同志，热情关怀，从不粗暴待人，与他接触，大家都倍感亲切，受到衷心拥戴，成为党内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
（原载《不尽的思念》一书，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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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政协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会
审议七届全国政协人选名单草案
阎明复说经反复协商确定委员总人数为2070名左右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下午在政协礼堂举行全体会议，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名单草案。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会上就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草案和有关问题作了说明。
阎明复说，人民政协是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为使七届政协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有关人民团体，经过反复协商，共同确定了这次政协委员提名的原则：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为2070名左右，仍维持六届一次会议的规模；界别设置仍维持六届的31个。
阎明复说，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是这次政协人事安排的基本方针。七届政协委员的名单草案，是根据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兼顾党内外、民族、地域、界别、性别、年龄、历史等情况，从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有利于巩固和促进安定团结，有利于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利于推动统一祖国的事业出发，经统盘考虑而提出的。
阎明复介绍说，这个名单草案，比六届一次会议的实际人数略有增加，其中，六届委员留任的约占60％，新提名的约占39％，中共党员约占40％，民主党派成员及其它各界的非共产党人士占60％，妇女和少数民族委员人数比六届有不少增加。
阎明复在谈到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草案特点时说，这个名单草案，从整体格局看，体现了党的十三大精神，进一步强化了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地位，委员的代表性更加广泛，委员的地区分布更趋合理。他说，在名单草案所列的2000多名委员中，新提名的有800多名，他们平均年龄不到60岁；整个七届政协委员的平均年龄也比上届委员的平均年龄有所降低。这标志着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今天的常委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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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亲王致函邓颖超表达对周恩来最诚挚悼念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在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诞辰90周年之际，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于3月3日在这里致函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
西哈努克在信中以柬埔寨人民、民柬联合政府、他本人及他夫人莫尼克公主的名义向周恩来致以最诚挚的悼念。
西哈努克在信中高度评价周恩来和邓颖超为伟大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并赞扬周恩来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十项原则的最好榜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热爱。
西哈努克在信中说，柬埔寨人民和他本人都为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作为最伟大、最忠诚的朋友而感到特别幸运和荣幸。他在信中写道：“作为我们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友谊、团结和多种形式合作的缔造者，周恩来的名字将不可磨灭地铭刻在柬埔寨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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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会见美中友协会长
指出发展中美友好关系还需要有民间渠道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记者虞家复）国务院代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美中友协会长弗雷德·普塔什尼等客人，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李鹏说，不久将要举行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将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将总结过去5年的政府工作，提出今后的工作任务。会议还将根据党的十三大关于改革政府工作机构的精神，审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通过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使一些管理经济的部门由直接管理企业转向间接管理企业。此外，大会还将审议企业法，使企业的各种改革措施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利于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李鹏说，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总的来说是好的，比较平稳，这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中美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并不妨碍两国人民友好相处。
他说，两国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美国一小部分人总想干涉中国的内政。如果有人想从中来影响中国的社会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中美两国只有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相互间的友好关系。
他说，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光有官方的渠道还不够，还需要有民间的渠道，这样两国关系才有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美中友协是美国最大的民间对华友好组织，1974年成立以来，曾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做过大量工作。普塔什尼等美国朋友多年来一直是美中友协的积极分子和地方分会领导人，并于去年9月在美中友协第十一届年会上当选为全国领导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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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台胞代表会议闭幕
通过台联章程和理事会工作报告决议
致信台湾父老兄弟姐妹希望敦促当局允许大陆台胞返乡探亲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记者长征）第三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闭幕。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章程》（全文另发）和《第三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关于全国台联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台联三年来认真贯彻中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努力体现“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精神，为推动海峡两岸民间接触、沟通，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决议说，目前形势正在向着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今后海峡两岸的交往会越来越多，台联要以奉献的精神为乡亲们服务。
决议号召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以党的“十三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广泛团结联络岛内、海外台湾同胞，为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增进台湾人民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在今天的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致台湾父老兄弟姐妹信》。
今天的会议由全国台联副会长朱天顺主持。新当选的副会长梁泰平致闭幕词。他说，目前已有大批台湾乡亲回到祖国大陆探亲和旅游观光，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台胞回来。我们相信，海峡两岸人民相互交往的增加，一定能够增进相互间的了解，有利于消除隔阂并最终促使祖国统一的早日实现。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第三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今天一致通过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殷切希望台湾各界人士和社团，同心协力敦促台湾当局弘扬人道，尊从民意，为大陆的台湾同胞返乡探亲提供必要的方便条件，期待着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信中说，1981年末，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代表聚集在北京，宣告了“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的诞生，至今六年过去了。在这六年中，我们的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0亿中华儿女，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正放射着夺目的光芒，我们民族的再崛起令世界惊叹。台湾岛内的乡亲们要求实行“三通”、渴望祖国和平统一的舆论进一步高涨。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实现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前景越来越光明。
近年来，到大陆探亲访友、旅游观光、洽谈贸易及进行学术文化交流的台湾乡亲日益增多。在这样一个令人欣喜、令人兴奋的形势下，我们又相聚到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
信中指出，台湾当局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已经4个多月了，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台湾乡亲那有如波涛汹涌般的返乡探亲激情，因为我们生活在祖国大陆的27000台湾同胞，也一样忍受了40年的分离之苦，哪一个不深切地思念家乡，急切地期待着返乡探亲。台湾的老兵“想家”，第一个外省人返乡探亲团夙愿已遂，大陆尚存的1000多当年被国民党胁迫到大陆的台湾省籍老兵，也同样“想家”，也渴望着回台湾探亲，但依然返乡无门，夙愿难酬。既然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为什么还要设置不对等的条件？为什么还要有地域的限制？
信中说，当我们看到台湾的外省籍同胞一批批归来，与年迈的父母和不知如何长大的儿女抱头痛哭、幸福相聚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祝福他们，但也更加触发了怀乡思亲之痛。我们蓄了40年的眼泪不能尽情地为自己的父母兄妹挥洒；我们积了40年的乡愁不能向故乡的小桥流水排遣；我们走过千山万水已经僵硬的双腿却始终走不到自家的厝内。台湾与大陆是那么的相近，仿佛只有盈盈一尺间，台湾与大陆又是那么的遥远，遥远得40年的时间尚难于丈量。我们中的老一代人，生于台湾，长于台湾，尔今黑发已苍，明眸已花，他们已被迫为不孝的儿女，不愿再留下老死不得归故乡的遗恨。他们等待的时间已经有限了！
信中说，台湾的乡亲们可还记得，1987年春节给你们的贺信中，我们曾再次倡议“两岸对应组织探亲团”。在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今天，大陆台胞赴台探亲的要求更为迫切。我们回台湾探亲，是天赋的亲情和自由，不应该受到不合情理的限制和阻挠。我们希望国民党新的领导人顺应大势，迈出新的步子，允许海峡两岸同胞自由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