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
难忘的启迪
高梁
这是多么珍贵的一封信，我一边读着它，一边默默地想着，心中涌起对周恩来同志的无限思念和缅怀。
他写这封信时仅46岁，我仿佛看见中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正在延安的窑洞里，在油灯下，以极大的热忱提笔写着这封信，日期是在1944年8月6日。
这封信是写给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同志的，信写：“空中飞来你的书信，高兴得很。这一关打通了，以后当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
信中所说的“这一关打通了”是指的什么呢？写此信的历史背景又是什么呢？在我去看望并请教德高望重的王炳南同志时，他曾向我谈了当时的情景。
1943年7月，长期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为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从重庆暂时回到延安，但他每天仍十分关注着南方局的工作和形势的发展。王炳南同志经常托人带信向他汇报外事工作进展的情况，这封信就是周恩来同志给他的一封回信。
1944年，这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又即将显露曙光的年代。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日军在华中、华南战场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一天天壮大，抗战实力日益发展，牵制和抗击了大部敌军，影响不断扩大。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美、英政府，这时更加关注太平洋战场，为了争取世界大战特别是对日战争的胜利，它们急需了解和利用中国抗战军民的实力，同我党中央建立直接的联系。
但是，国民党当局一直严密地封锁着陕甘宁边区，而且对我方竭尽造谣污蔑的能事，国内外很难同延安建立联系，也很难直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敌后根据地的实况。因此，打破国民党当局对延安的封锁，成了当时国内外舆论最普遍而强烈的要求。
为了开展对外交往、打破封锁，周恩来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非常艰险的环境里，克服了层层阻挠与破坏，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和宣传活动。他把外交、宣传、交友三者结合起来，通过宣传结交了大批外国记者、作家、外交官、军人等；他还不断介绍许多人到延安参观访问，他们回来后做了真实介绍，使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得到鼓舞。
由于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同志们在新闻、外交两个方面进行的大量工作，形势在逐渐发生变化。1944年3月，先是三名驻重庆的美国记者提出到延安采访的要求，接着又有许多中外记者响应。在中外舆论的支持下，他们挫败了重重障碍，终于组成了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于6月到达了延安。
毛泽东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热情地接受了记者团的采访；周恩来同志为记者团的参观采访做了具体周到的安排。对这次访问，中外记者都作了大量报道或写了书，向国内外介绍了他们耳闻目睹的实况，这不仅大大澄清了长期散布的欺骗宣传，而且第一次使国内外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巨大希望。正如参加记者团的爱泼斯坦当时所说：已经打开的隙缝，今后再把它强制地关闭起来是不可能的了。美国著名评论员李普曼也在美国著文指出，中国敌后根据地得到世界的好评，这是同外国记者的报道分不开的。
就在记者团在延安访问的前后，美国政府要求派军事组去延安。国民党政府竭力加以阻挠。但在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努力下，先由华莱士副总统提出，后经罗斯福总统敦促，国民党政府终于不得不表示同意。因此，一个由18人组成的“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8月7日到达了延安。这就是周恩来同志在他信中所说的“这一关打通了”的含义。可以想见，他写信时是多么欢欣喜悦，充满信心。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解放日报》8月15日发表了社论，认为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指出由于记者团和观察组的到来，国民党当局再想一手遮天欺骗国内外舆论已经困难了。党中央8月18日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更强调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局面已经打开，接着急需的是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政策以及敌后根据地的实况更多、更准确、更具体地向全国和世界人民如实地介绍。周恩来同志认为这就需要一批从事对外交往、对外宣传的胜任的干部队伍，其中首先需要解决和培养外文翻译人才。因此他在同一信中特别指出：“现在延安也有同性质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够，尤其熟习英文的人不多，望你们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储备人才。”
他在信中还满怀热情地一一问起他在武汉、重庆结交的外国记者、作家和友人，表示对他们的想念和关怀。他要外事组代他回答他们的来信，并且“时时与他们保持联络”。他提到的朋友中有斯诺、史沫特莱、贝尔登等人。早在1936年，当斯诺作为第一个外国记者进入陕北根据地时，周恩来同志就结识了他；抗战初期，他在武汉又多次同斯诺、史沫特莱、贝尔登交往，成为知心朋友。斯诺不仅客观公正地向世界人民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业绩，还亲自向罗斯福总统介绍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44年6月，他还写了题为《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一文，向美国和世界指出中国游击队在反攻日本的战略中所具有的巨大潜在重要性。卡尔逊是周恩来同志在武汉结识的一位美国军官。他到华北敌后根据地参观后，高度赞扬八路军的游击战略和战术，从此一贯热情地宣扬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战的力量。信中提到的范宣德是美国国务院中国司司长，当时在美国驻重庆大使馆任参赞，他为推动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起到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同志还在信中十分关切地问到新西兰记者贝特兰。贝特兰写了许多关于中国抗战的真实报道，后来他去到香港协助宋庆龄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日军占领香港后，他被关进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才被释放。像这样的朋友，周恩来同志怎么能不悬念他啊！我们党和人民始终不忘任何帮助过我们的外国友人。
周恩来同志写信的时间距今已经44年了，然而这封信的意义是深长的，它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迪。在我们坚持对外开放、加快开放步伐的今天，我们多么需要周恩来同志那样的精神和魄力；多么需要打开对外开放的局面，为此需要加强我们外事队伍和对外宣传队伍的培养，同当年一样，我们也多么需要广泛地争取结识各国朋友，十分珍惜一切外国友人的帮助和支持。我一边读着这封信，一边这样地想着……
（附图片）
1963年，周恩来同志在飞机上。 新华社发
第7版(国际)
专栏：
日本各界人士集会纪念周恩来九十诞辰
竹下登首相向集会致电盛赞周恩来伟大一生
新华社东京3月2日电 （记者朱荣根、谈建荣）包括49名国会议员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250人今晚在东京新大谷饭店集会，纪念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90诞辰。
日本首相竹下登向这次集会发了贺电。他在贺电中说：“周恩来总理至今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我国仍然深受敬爱。他是一位世界性的伟大政治家。”
竹下说：“今年正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0周年，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年，日中双方计划为此开展各种纪念活动。今天的集会兼有纪念条约签订10周年的意义，这是喜上加喜。”
竹下在贺电中表示要与日本各界人士一起，继续缅怀周总理丰功伟绩，以新的决心为日中友好合作关系新发展而竭尽全力。
集会开始后，与会者为周总理默哀。接着，日本纪念周恩来先生会会长水上达三和干事长大谷竹山、众议院议员小坂善太郎、国策研究会会长法眼晋作以及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等分别在会上发了言。他们表示要为继续发展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贡献。他们表示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周总理的遗愿，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中国驻日大使章曙出席集会，并发表了讲话。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副首相兼大藏大臣宫泽喜一、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美智雄、外务大臣宇野宗佑等向这次集会送了花篮。
苏联驻日大使索罗维约夫和美国驻日使馆临时代办安德森也应邀参加了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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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恩来同志1944年8月6日致王炳南同志的信达
尼同志：
空中飞来你的书信，高兴得很。这一关打通了，以后当不难来往，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家康回，知道这一年的经过，偏劳了你们。现在延安也有同性质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够，尤其熟习英文的人不多，望你们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储备人材。
这次送去很多书报，有空时，也可选择一二，送往美印发表。参座报告，英文稿，夏南汉神父带出一份，如要不到，可另译送人。有可能，包上校已抄好一份送史迪威总部。
在美诸友来信，均望你们代为回答。对史诺、史沫特勒、卡尔逊、范宣德、白尔登诸友，望时时与他们保持联络。白特兰在港集中营有消息传出否？
你们出版的英文小册子，望各拣三份，于下次航机带来。这一年的工作报告，则托林老带来为妥。
华莱士来华，闻送了政府一种特效药，名为peuicillin，你们有法弄到一些吗？因为王家（稼）祥同志急需此药医治也。
其他各事，已见致龚澎信中，不再及。祝
你及安娜好，黎明好。
各同志好！周恩来
超附笔
八月六日
注：信中史诺、史沫特勒、白尔登、白特兰现通译为斯诺、史沫特莱、贝尔登、贝特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