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让“鸟儿”飞向天空
——长江三角洲发展外向型经济考察印象之四
本报记者 蒋亚平 吕网大
无锡人的一个故事和“捆绑体制”
无锡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籍贯无锡的香港商人，为家乡联系了一批数量大、收益高的汗衫加工业务，急匆匆赶到南京，找到省外贸公司。到时天色已晚，省公司接待者生气地说，你们怎么晚上来了，明天谈吧。明天到了，又说要配额。这个商人经过努力，从其他省弄来了配额。再到南京，又说不是定点厂不行。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生意没做成，港商气得一扭头走了，说再也不到大陆来做生意了。
类似这种令人遗憾的故事，记者每到一地，总要听到一些。
企业在联系进出口业务时的被动、无权地位，已经成为人们考虑发展外向型经济时一大忧虑。只要涉及到实质性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大权都结结实实紧握在远在省城和京城的分公司和总公司手里。
一种由无可奈何而生的幽默，形象而又深刻地概括出绝大部分企业所面临的无权处境：企业像是残疾人工厂，又瞎又聋又哑：瞎——看不见国际市场；聋——听不到有关信息；哑——没有发言权。
有人把无所不管的大一统外贸体制，称之为“捆绑体制”。近年来，“三来一补”业务在长江三角洲几无进展，原因很简单，有权承接业务的外贸部门对此兴味索然，对这类业务有兴趣的企业却又无权。地方一些外贸部门，往往只是按照上面的货单收购产品，左手“一把刀”，多了砍；右手“一根鞭”，少了赶。经营方式上，“大利统，小利煞，无利拔腿走”。生产者对此无所适从，称之为“多不得，少不得，早不得，晚不得”。结论当然是“干不得”。
延续30多年的旧的外贸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一个找靠山”和“一个找地盘”
从整个外贸体制改革看，长江三角洲还说不上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这几年出口创汇增长较快，外贸部门是有功劳的。工贸、农贸联营的迅速发展，初步改变了以前外贸和企业、生产者完全脱节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把两者的利益捆在一起。就企业来说，面临着越来越挤的国内市场和变幻莫测、可望不可及的国际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靠山，现有体制下，这个靠山非外贸莫属；从外贸部门来说，面临着行业包干、地方包干的新形势，需要为自己找“地盘”，找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作伙伴。一方找靠山，一方找地盘，工贸、农贸联营在此基础上迅速发展了。这虽然比过去两张皮不相干的体制有所进步，但也带来一些新问题。
问题之一：外贸部门把有限的订单、原料、配额都配到自己的“地盘”上（这些企业毕竟是少数），其他有出口生产能力的企业，机会岂不就少了。
问题之二：目前的联营，是在企业多、货源少的情况下形成的，联合的双方能不能平等相处呢？
在苏州市某县，记者采访了某服装厂。这个厂1983年开始生产出口产品，1987年创汇400万美元。1985年同外贸联营，省公司投入一笔资金。按合同规定，外贸每年分得该厂利润的1／5（但其投资只占1／9），10年后收回投资（其实外贸3年得利差不多就相当于投资额）。厂方深感吃亏，要求修订合同，开了几次“马拉松”会，外贸才口头答应返回所分的50％利润，但拒绝立下字据。1988年，这个厂资金短缺，省公司表示愿意再投一些资，这个厂坚决不答应，宁可用高利率贷款。
矛盾不仅仅在这种不大平等的投资、分配方式上。外商到南京谈业务，公司许多时候弄不清哪些订单能接，哪些不能接，仍得叫厂家去人。工厂为此在南京安两个业务员，另外安两人来回送货样。因为按照规定，工厂和外商之间不得互寄货样和资料，双方联系必须经过外贸部门。
厂长委曲地对记者说：“我们也是中国人，却不能同客商直接见面，不知是什么理？”
工贸合营虽然给企业带来了较稳定的订单，同时也被捆得更死，即使没活干，也不能接外口岸的业务。上海口岸离这个厂只有3小时的路，一次厂里没活了，找到上海，任务单下了，客户也来看了，正准备提面料，被南京的公司知道了，用电话把厂长召去训了一顿。
1987年11月，赵紫阳总书记巡视该厂，问到工贸联营的情况，厂长大讲好处，别的只字不提。记者问他为什么隐瞒实情，厂长一脸苦笑，说：“我哪敢讲。几句话痛快，让省公司知道了，1千多人的饭碗就砸了。”
比起以前，外贸的“捆绑体制”毕竟有所松动，放了一些权。但长江三角洲的人们谓之为有放有不放：“如放新（客户）不放老，放亏不放盈，放近（洋）不放远，放业务不放实权。实际上，企业仍在捆绑之中，难以动弹。
现在，包括外贸部门自身，都认定老的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但是，改什么，怎样改，放什么权，放多少，真正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耳聪目敏，反应灵敏，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打开鸟笼”的改革和种种担心
记者在三角洲采访期间，各县市正在讨论外贸体制改革方案。有趣的是，外贸部门觉得这个方案迈步甚大，地方和企业却认为很不解渴。比如方案允许出口创汇在1亿美元以上的县市才有进出口权，如果这样，整个长江三角洲，大概只有出口丝绸多、换汇成本低的吴江县勉强够格。
有这样一个比喻：国外市场是一片汪洋大海，国内市场是又一片汪洋大海，目前在两片大海当中，却只连接着一根管子——旧体制下的外贸机构。即使这根管子畅通无阻，也难以满足两片大海之间沟通的需要，何况这管子还常常堵塞呢。
结论应该是：变一根管道为多个渠道，变一条绳为一张网，变一家办为社会多家办。
经营多年的外贸部门会不会因此遭到冷落呢？不会。一旦现有外贸公司变成不吃大锅饭、不依赖行政权力的经济实体，凭其多年积累的人才、经验、客户，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企业有没有能力同外商去打交道呢？其实，一些工厂一直在静悄悄为此做各种准备。如苏州某县一位厂长告诉记者，他们厂已经培训了两个外语人员，一个外经人员，两个报关员。只要给权，经过一段时间熟悉，一定能自己去闯国际市场。
企业成千上万，不可能都去直接同外商打交道吧？是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已见端倪，苏州市已经出现了一批乡级外贸公司，它们有可能成为新体制中的重要组织，代表所在地区企业开展外贸、外经活动。
现有外贸体制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外贸部门为降低换汇成本，尽可能压低出口商品收购价，加之国内需求旺盛，使企业外销不如内销，出口创汇积极性不高。给各地下达出口商品收购计划的老办法，已日见失灵。湖州市统计，1986年国家控制的开展外贸产品收购只增长20％，而由市直接经营的产品收购却增长7倍。
没有万全之计。一切都只能在比较中看出优劣，作出选择。地方和企业一旦有权直接从事外贸、外经活动，很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科学规划，加强管理，这些都不难解决。而不让企业跨进国际市场经风雨，见世面，企业就永远不会有发展外向型经济所必需的经验、人才。
耽误的时间已经够多了。及时地打开鸟笼，让千千万万的鸟儿——企业，在外向型经济的宽阔天空上飞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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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国际市场中搏击 在提高素质上下功夫
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大显身手
新华社广州3月3日电（记者刘卓安、汪振华）珠江三角洲5000多家外向型乡镇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涌现出“制衣城”、“皮革城”、“纺织城”、“鞋城”、“风扇城”、“电子城”、“建材基地”、“蔬菜保鲜基地”等一批各具特色的出口产品加工生产基地。近几年每年创汇都超过10亿美元。
改革开放之初，珠江三角洲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就提出，到国际市场去，参与国际竞争。现在珠江三角洲已经涌现出一批专营“大进大出”的农民企业家。近百万农民从事各种外向型企业的生产劳动，进入国际市场的产品种类达2000多种。
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吸引更多的外商前来投资办厂，就得不断地完善投资环境。这是珠江三角洲农民企业家从探索中得到的认识。几年来，他们利用逐步积累的资金，对交通、电信、厂房建设进行巨额投资。现在，珠江三角洲水泥公路四通八达，从香港开来的集装箱车辆不仅可以开到县、镇，而且可以直达厂区。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县市开通了国际程控电话，普及率居全国之首，不少农民在家里就可以直拨国际电话。为了改善厂区环境，近两年来不仅各县、镇，甚至有些村都纷纷建起自己的工业开发区。
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珠江三角洲农民企业家积极提高企业人员的素质，使珠江三角洲种田的农民成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强大生力军。许多外国客商说：“珠江三角洲的理想投资环境，是当前亚洲地区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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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电子工业加快向外向型转移
本报北京3月2日讯 记者赵志文报道：电子工业部负责人今天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电子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向外向型转移的好势头。
电子工业是劳动密集、知识密集、投资密集的新兴产业。它向外向型经济转移，具有投资少、容易起步、增值较高的优势。各地政府特别是沿海地区政府，对电子工业企业的外向型发展十分关心和重视。去年沿海地区11个省、市、区电子产品的出口额达到5.47亿美元，占全国电子工业出口额的78％。特别是广东、福建两省，电子产品来料加工的厂点越来越多。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市在发展出口和来料加工装配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几年来，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已成为“三来一补”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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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要求
加强检查压缩集团购买力
本报讯 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开支的紧急通知》，审计署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审计机关与监察、财政部门密切配合，采取措施，加强监督检查。
一、要主动向有关部门了解各单位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开支情况和今年压缩指标，以便于监督检查。
二、要在各个审计项目中，将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开支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审计内容包括：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20％的指标是否层层落实，有无任意突破批准限额，购买专项控制商品是否经过审批等。
三、对本地区在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要开展审计调查，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向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四、对于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规定的单位，应予表扬。对于查出的问题，要会同有关部门依照规定严肃处理。
五、各部门、各单位内部审计机构，应按照上述精神，切实做好本部门、本单位的监督检查工作。
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审计局、中央级各部门的审计机构，要将贯彻执行国务院紧急通知中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向审计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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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产品结构 加快消化吸收
我国重型汽车生产出现转机
本报讯 记者赵志文报道：中国重型汽车工业企业联营公司总经理纪保祥透露：在去年年底福州的订货会议上，9000辆国产重型汽车被抢订一空。这种近两年来少有的销售势头，说明一度不大景气的重汽工业出现了可喜的转机。
从1986年下半年起，我国重汽工业步履维艰：大批进口车冲击了有限的市场；国家重汽工业对商品经济的适应能力差，导致产品积压日多，亏损企业增加。为扭转被动局面，国家对重汽工业予以积极的扶持和保护。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以各种优惠，加快引进技术，使产品向世界水平靠拢。四川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红岩30290型车，近年来连续4次在国际上中标。
逆境逼迫重汽企业改进传统的经营方式。他们改变过去那种只重视整车销售的倾向，大量生产社会需要的改装车及专用车底盘。
同时，引导配套企业面向整个汽车行业。无论重中轻型，只要市场所需，一律开发生产。原只能为重型汽车配套的重庆弹簧厂，现已能生产140多种型号的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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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铁路分局经济效益居全路之首
去年完成运输收入十一亿七千万
本报讯 北京铁路分局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将安全生产作为承包经营的重要内容，今年初实现了建局以来第二个安全年。安全生产促进了经济效益，去年北京局完成运输收入11.7亿元，比上年增长9.2％，今年1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18.3％，经济效益居全路之首。
这个分局把安全工作列入干部任期考核目标，成立了分局、站段、车间、班组四级安全生产信息网、控制网、监察网。有的车务段将历年发生的事故编成小册子，用以教育广大职工。强调分清安全生产责任，如单位领导和部门科室的职能责任，事故直接责任单位和事故关系单位的责任，建立安全生产的横向联系，做到联产、联劳、联酬、保安全、保畅通。
为提高安全行车的系数，分局两年投资4700多万元，改造严重老化失修的设备，同时为95个中间站安装了轨道电路，在行车设备的监控和联锁上提高了安全度，运输最繁忙的三家店至沙城线路全年无事故。
强化安全生产考核机制，增强安全生产考核的导向性。对安全生产做出贡献的单位，分局予以重奖，对安全造成威胁者重罚，并且直接同单位工资总额挂钩，从而增强了安全生产奖罚的透明度和权威性。 （李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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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就地受案 就地办案 就地结案
石家庄地区经济仲裁庭受欢迎
本报讯 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工商局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向基层工商所派出仲裁庭，就地受理案件，就地办案，及时结案，受到了工商企业的赞扬。
随着企业间横向经济联系的增多，经济合同签约量增加，合同纠纷随之增大。1985年石家庄地区经济合同纠纷案件达3000多起，争议金额6000多万元，很多纠纷投诉无门或久拖不决。
石家庄地区的新乐、深泽县等工商局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根据有关规定，在基层工商所派出仲裁庭，并配备兼职仲裁员处理合同纠纷。到去年底，全区90个工商所，已有60个建立了仲裁庭，并任命了兼职仲裁员110名。
基层派出仲裁庭的设立，使处理合同纠纷案件可以就地立案，手续简便，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就地调查、取证，使案件能尽快解决。去年，石家庄地区派出仲裁庭处理经济纠纷案件479起，占全部经济合同纠纷案的68.4％，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挽回经济损失492万元。 （王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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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木斯市社会集团购买力下降
新华社哈尔滨3月3日电 佳木斯市去年社会集团购买力比上年下降2％，专控商品购买额下降23.9％。
据统计，两项购买额下降的结果，全市减少支出250多万元。
现在这个市各有关部门都严把审批关，不符合规定的一律不批准。市政府还规定5家商店为定点商店，在其它商店购买专控商品不予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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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有了危机感企业才有安全感
肇庆味精厂焕发活力
本报讯 今年初，广东肇庆味精厂在去年超额完成各项经济指标的情况下，一项年产3000吨味精的技改扩建工程投产，新产品肌苷原料药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企业焕发出活力，成了行业的新秀。
1981年前，该厂还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农业微生物药厂，改革的春风，使全厂30多人振作起来。厂长邵文平组织人力到20多个省市走访工厂、大学、科研单位，了解市场，掌握信息，转产味精，“起死回生”，当年生产“星湖牌”味精133吨，创税利40万元。
1984年，这个厂实行层层承包责任制，把企业当年各项指标分解到各车间、班组。这样，人人头上有指标，身上有压力，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地提高了经济效益。同时，实行了浮动工资制。去年又精简科室，搬掉“铁交椅”，实行聘用制。干部、职工有了“危机感”，出勤率达99％以上，设备完好率达100％，产味精1920吨，产值税利都比1981年翻了三番多。去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达5万元。
目前，该厂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均达到国家二级企业标准，被誉为全国“味精行业新秀”。
（郭集展 陈桂昭 刘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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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欢迎国内外厂商合作投资
本报讯 记者曹瑞天、黄彩忠报道：江苏省无锡市市长王宏民3日向中外记者宣布：为进入国际大循环，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个经济工作，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该市要在产品的精、深、高、细上做文章。他提出今后利用外资的重点，近期发展意向有30万吨自来水、30万立方煤气、江阴过江隧道、宜兴铁路、1万门程控电话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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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三届外贸洽谈会胜往年
本报北京讯 新华社记者李亚非、本报记者赵兴林报道：北京市第3届外贸洽谈会3日在民族文化宫正式开幕，前来参加洽谈做生意的客商逾1200人，比上届增加20％；我国台湾省一些客商参加本届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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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帐大王”七年纳税八十万
被誉为“蚊帐大王”的成都市个体户杨义安主动纳税，七年向国家缴纳税金八十多万元。
杨义安过去曾提着竹篮卖葱蒜，生活坎坷。现在已拥有一个颇具规模的蚊帐加工企业和一个蚊帐销售商店，在北京、上海、重庆及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设有经销点，一九八七年共销售蚊帐八万多顶，总产值五百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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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放使桓仁人参生产大发展
辽宁省桓仁县对人参实行开放经营，生产效益成倍增长，去年全县人参总产达五十五万公斤，创历史最高纪录，人参收入达六千七百九十多万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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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意大利一公司中标油改煤工程
本报讯 记者刘霄报道：三日，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和意大利安莎多集团就黑龙江大庆新华电厂油改煤工程合同正式签字。该合同利用意大利政府混合贷款，所改造的发电容量为三十万千瓦。据悉，我国有近六百万千瓦的烧油机组需要改造为烧煤机组。新华电厂的改造工程曾向十三家外国公司询价，安莎多公司经过竞争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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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届烹饪技术比赛揭晓
本报讯 北京市烹饪协会举办的烹饪技术比赛结果三日揭晓，五十一名参赛者捧走“京龙杯”。参加本届烹饪技术比赛的有中直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驻京部队和北京市商业、旅游、饮食业等三百三十八人。参赛项目分冷菜、热菜、面点、风味小吃等，要求每个参赛者选用不同原料和不同的制做方法，制做的成品具有色、香、味、形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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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经济论坛
粮食产量上报中的“埋伏现象”
张桂林
自1985年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以来，粮食产量上报中的“埋伏现象”日趋严重。笔者去年在辽宁第一大商品粮基地县——昌图县进行了调查，深感“埋伏现象”已成为粮食生产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一、“埋伏”知多少。昌图县1986年上报的粮食总产量为94.56万吨。实际产量是多少呢？可以通过3个侧面一窥问题的概貌。
侧面之一：问卷调查资料。在50个农户问卷调查中，发现1986年粮食上报产量和实际产量，除5户答为“没有上报”以外，其余45户中，实际产量超过上报产量的占87％，与上报产量相等的占8.9％，低于上报产量的占4.1％。
侧面之二：统计局家计调查资料。县统计局90个农户家计调查，1986年粮食播种面积2026亩，单产381公斤。以此单产推测全县总产量，可达124.38万吨，超过上报数24％。
侧面之三：粮食市场调查资料。主要是对定购、议购及消费用粮进行了调查。
三项合计为1276478吨，超过上报数25.9％。
二、“埋伏效应”。粮食产量数字失实，产生了不良的“埋伏效应”。
宏观上，影响决策。失实的信号传导到中央，引起宏观粮荒恐惧，国家就会采取刺激粮食供给的宏观决策，创造出目前经济条件下的粮食超需供应，而粮价却不能相应调整，结果进一步拉大粮食与非粮农产品的比价差距，损害农民发展粮食的内动力。以辽宁为例，1985年与1980年比，集市贸易价格总指数上升121.9％，其中肉、蛋、禽上升111.8％，鲜菜上升171.6％，干鲜果上升228.3％，水产品上升246.5％，而粮食只上升了75％。目前有一种微妙的现象：粮食问题，国家感到很紧张，但是农民不紧张，市民也不紧张。
中观上，促使“粮食割据”，阻塞了粮食的合理流通。省、市关闭粮食外销大门，到处设卡堵截。
微观上，粮农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由于粮食流通渠道截断，粮产区狭小的市场难以容纳、消化大量“伏兵”，人为地产生“卖粮难”现象。
1986年秋以来，昌图粮食市场出现反常波动。秋粮上市时，市场玉米价格平均每公斤0.42元，次年5月以后，跌至每公斤0.37元，粮农受到了损失。
三、“埋伏现象”探源。首先，“埋伏现象”是作为合同定购的消极对抗物出现的，合同定购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是“埋伏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
其一，为了减少工作压力，有些干部往往默许、鼓励、甚至亲自瞒产少报。
其二，农民保守心理的作用。我国农民历史上就具有比较严重的保守意识，他们怕出头，怕露富。在上报产量时，这种保守意识影响很大。
其三，粮食产量统计制度不完善，方法不科学。这是“埋伏现象”产生的客观原因。联产承包制实行以后，秋收成为千家万户分散进行的活动，农户往往不检斤，不记帐，粮食产量很难估准。
四、反“埋伏”措施。消除“埋伏现象”的最好办法，当然是取消低价定购，放开粮食价格。但在目前我们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减少“埋伏”，取得尽可能准确的粮食产量数据呢？我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
认真贯彻统计法，建立一支不受当地政府意志左右的粮产测报队伍，采用尽可能先进的方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测产，为社会提供可靠的数据。进一步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办法。一方面，合同定购数应在稳定的前提下，逐年按一定比例调减。不能单以上报产量为依据大起大落。另一方面，因灾减免要切实检查，实事求是。在现行合同定购办法中，各级下达的定购任务，往往预留出“保险数”，给因灾减产留出很大后门，这样虽然使工作有了回旋余地，但却诱使下级谎报灾情，夸大损失，争减免，客观上鼓励基层“打埋伏”。
第2版(经济)
专栏：
曾在阁楼里生产的上海手表厂，经过近几年的调整、改革，生产面貌已根本改观。目前，该厂设备先进，能生产5个系列、20个品种、200余种款式的产品，已成为我国大型现代化手表制造工厂。图为装配车间。
新华社记者 徐义根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