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他把心交给了普通人
——叶圣陶处理人民来信纪实
史晓风
我有幸在叶圣陶先生身边工作多年，得以常见他处理各种信件、来稿。他对普通人的来信、来稿的真诚、恳切态度，至今令我感动不已。1954年10月至1966年6月，叶圣陶先生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他收到的大量素不相识的人的来信、来稿，几乎都要及时亲笔回信，亲自看稿提意见，不肯让我代劳，说“这是‘私事’”，甚至信封都要自己写，邮资都要自己付，只是非常客气地把用毛笔恭恭正正写好的复信连同信封及原信交给我，说“请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这样，我便成了这些信件的第一个读者。
读圣陶先生的书信真是一种精神上、艺术上的享受。他仿佛透过来信了解了你的心，又仿佛通过复信把心交给了你。他总是根据来信人的职业、年龄、文化程度确定复信内容的深浅、用词、语气和表达方式，复信几乎没有一封是雷同的、公式化的。他写信不用起稿，一边磨着墨，一边咬着笔尖（笔尖让墨汁胶住了，就用牙咬开，常常嘴唇上都沾了墨，我们相视而笑，他说，“不要紧，我是喝墨长大的”），就有了腹稿，于是一行行清丽而遒劲的小楷就像春蚕吐丝般地出来了。一封信不是一两页就是三五页，最后一页几乎都要写满，很少空半页的，绝对没有那种“此页无正文”，光有个落款的。
圣陶先生是教师出身，同教师有血肉相连的感情。50年代，一次汇报会上，一位从农村调查回来的同志，讲到个别基层干部不尊重教师，甚至污辱教师人格的事例，圣陶先生气得脸色发青，接着放声大哭，满座皆惊，经董纯才同志反复劝说才止住。1964年圣陶先生从昌平调查回来，顾不得休息，立即给北京市教育局长写信说：“昌平××中学有语文教师八人……中有老教师×××者，患糖尿病甚重，医院窃告学校，谓其生命恐不逾二、三年。而×君见教师不敷，非但不肯辍教休养，且仍担负两班，不愿接受减少一班之劝告。我观×君授课，甚佩其服务精神，而睹其病容，又深感不宜更令任教。其校×校长为我言，教师编制之紧如是，致×君患重病而不肯休养，可否代为呼吁，俾纾其校之困。我与×校长有同感，爰作书以闻。敬希斟酌而善处之，幸甚。”圣陶先生收到的大量来信中，各级各类教师的来信比重最大，圣陶先生给教师复信，内容也更丰富更深刻。一些精辟的教育思想往往散见于这类复信中，例如“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著名教育思想，曾见之于圣陶先生1962年7月12日复北京市一位教师的信——“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
圣陶先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元老，又是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因此，不少文学爱好者的来信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圣陶先生不管工作多忙，每星期总要抽出一两天时间集中处理一批来信和来稿。篇幅太大的稿子，他总要先复一短信，告诉作者“尊稿已收到，容抽暇细读”。细读以后，如同几十年前编《小说月报》、《中学生》的时候那样，都要亲自复信，对作者热情鼓励，诚恳指出作品的不足，从内容结构到文字标点都一丝不苟，并把原稿“另封挂号寄还”。1962年9月19日，圣陶先生在给江苏一位业余作者的复信中说：“惠书并抄示之大稿均诵悉。我与足下为同乡，又为同业，读之弥感亲切。……以教育工作为题材之小说，作者殊少，实则此方面大有可写。足下身为教师，有意于此，最为适宜。我甚盼于教学之暇，勤于奋笔。承示之一篇，循诵一过，至为顺畅，殊无意见可提。请考虑最后数行，……是否不径点明，俟读者自求得之，尤有余味”。1962年8月，作家协会转来一部稿子，请圣陶先生和郭小川同志审阅。当时，圣陶先生实在太忙，身体又不适，我说“您就不必看了，我给小川同志转去吧。”他勉强同意不看了，但坚持要给小川同志写亲笔信。那封信写得十分恳切，现摘录两段：
“昨接作协送来曹××之文稿一包，系寄足下与我二人者。我读其长信，知此君为久病之人，长年偃卧炕上，以一年余之时间成此《中国诗歌》一稿，毅力良可钦佩。其意至殷切，一欲我二人为之校阅，补其缺失，润其文辞，二则托我二人为谋出版。我迩来精神不甚佳，杂事又稍多，彼虽并托我二人，可否请足下鉴我之情，偏任其劳。足下如有暇审读，自属至佳。否则似可送往作家出版社，请考虑此稿是否有出版价值，如不宜出版，亦请提出若干意见，然后璧返其稿。久病之人，寄出此稿，切盼复书，其情可以想见。是否宜先与答书，以慰其望。”“时有不相识之人寄来文稿，嘱为过目。其有志于文事，期所作盖进于精纯，宏愿深情，至可感动。而我识见短浅，精力不济，往往不能副其所望，良为愧疚。今于此曹君，又深感之矣。足下能鉴我之心，俾曹君如愿以偿，非第曹君欣慰，我亦乐承嘉惠焉。”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投稿者的同情，对书稿命运的关切。不过，对那些水平很低而又自视甚高，埋怨出版社、报刊编辑部“不识货”的投稿者，圣陶先生往往不留情面地提出批评。1964年5月，圣陶先生在一封复信中说：“至于投稿，固文人之常事，投而不见录，亦属恒有。据我所知，解放以来报刊编者作风大胜于前，彼辈于多量来稿中反复发掘，务求得佳稿而刊布之，以期无负读者。故投稿果有长处，必不致埋没，苟不见录，当有其所以然矣。来书意谓须有人推荐揄扬，乃易于见录。请容我直言，此盖封建时代文坛之旧习，以观今世，则未免卑视报刊编者矣”。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圣陶先生还经常收到普通工农群众的来信。对这类信件，他从不挑剔，即使文理不通，错别字连篇，也耐心揣摹、辨认，仔细阅读，而且同样坚持亲笔复信。1962年9月，山西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农给圣陶先生写信祝贺中秋节。我说这封信是否不必复了，再说也没什么可写的。圣陶先生却说：“穷乡僻壤，写封信多不容易，我怎么能辜负他的一片诚意！”说着，就把正在写的一篇文稿放到一边，略一思索，写了一封很得体的复信：“接诵大札，祝贺秋节，敬谢高谊。观书法精力饱满，足徵老而弥健，深为欣慰。今岁农情，各地皆胜于去年，想尊处亦复如是。遥想杖履，眺望秋成，必开颜有喜也。专此奉答，敬颂多福。”
一纸书信，给普通人捎去的是一颗拳拳之心！
倘若我们的各级人大代表、各级政府部门及各种信访组织都能像叶圣陶先生这样认真对待人民来信，那么，我们和人民之间还会有什么不可沟通的呢？
（附图片）
叶圣陶在教师和学生们中间
第8版(副刊)
专栏：
一忧一喜之后
商子雍
先来说一忧。电视台播发了一条新闻，一家地处郊外的精神病院的所有外线电话，在两个月前出了故障。两个月来，医院的同志十三番十五次地去电话局求修，一直不被理睬……于是，电视机前的我，立即就忧上心头：医院的工作该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再来讲一喜。第二天晚上，电视台的播音员告知观众，昨晚的电视新闻播出后，电话局的局长连夜过问、工人奋力抢修，精神病院中断了两个月的外线电话，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就全部修通。播音员称：医院的职工向电话局表示感谢。他还说：电话局这种“闻过即改”的作风，应该受到赞扬。
次日，上班的路上，又想起前天和昨天的那一忧一喜，我忽然觉得，喜得并不怎么有道理。医院职工喜孜孜地向电话局表示感谢，但有什么值得感谢的？要知道，为用户及时排除故障，压根儿就是他们非干不可的本职工作，倘若连这个都要感谢，那么电视台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播感谢节目也是播不完的。至于播音员笑眯眯地赞扬电话局“闻过即改”，则似乎更是没有理由。什么叫“闻过即改”？我以为，那是指犯有过失，但自己却不曾认识到，一旦经人指出，遂立即改正的行为。可前述的电话局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应该是自己起码的职业道德？难道他们不懂得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不理睬用户十三番十五次的求告是严重的失职？他们这是明知故犯，尽管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改正了错误，却全然不是什么“闻过即改”，更不值得笑眯眯地去大加褒扬。
这么一想，我心里就忽然泛起一股难以言状的感情（姑且称之为遗憾吧）。要是现实生活中多有这种现象，即某个个人或某个单位，在较长时间里玩忽职守，贻误工作，后来只是由于受到某种外部的压力，才不得不把原来该干而长期未干的活儿补着干了，便感动得曾深受其害的人前来大表谢意，并使得新闻单位也不尽恰当地加以赞扬，这岂不是在有意无意地鼓励（或诱导）一些人去走旧时代的一些绿林好汉所奉行过的那条“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捷径吗？
第8版(副刊)
专栏：
仍愿送别阿Q
荒煤谢文同志：
您在《大地》写的《笔下追阿Q》（2月18日）一文我认真地读了两遍，我也想提出一点看法和您商榷。
您所讲的两层意思和心情，我能够理解，甚至完全同意您对阿Q这个不朽的典型形象的评价。但您对我文章中的意思似有些误会。
我向阿Q告别，是指“向历史告别”。我讲了，我相信青年人看《阿Q正传》这部电影时，“会在一阵阵哄笑声中送别了阿Q，也埋葬了那个悲惨时代”。文章最后说我看到绍兴的乡镇企业以“短短几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刷掉贫困”，才又讲了一段话：“我很清醒地想到，这次来绍兴，终于在鲁迅的故乡向阿Q告别了，告别了他那个悲惨的时代。”
我不会狂妄地想借此机会否定阿Q这个时至今日，如作者所说：“还大有用场”的“虚构的典型”。我也绝不相信，我那篇散文有那么大的力量，会把阿Q这个典型赶跑。您既然认为
“鲁迅这部不朽作品……是永恒的”那么，一听到我要向阿Q告别，就大声疾呼要追回阿Q，心是好的，也未免太紧张了一点。
我不认为，提出向阿Q告别，如您所说“就是不再承认这个典型对今天还有什么社会意义”。相反，我正是从社会意义这个角度来考虑，我把绍兴的历史作了对比，才觉得在鲁迅的故乡向阿Q告别，“这是值得庆幸的”。因为，“阿Q精神”尽管还会存在下去，但是像阿Q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能、也不应该再出现了。自然，也未必能保证不出现少数变形的新的阿Q。
然而，从时代和社会进步意义来讲，从我们要求加快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来看，我还是希望和你所说的：“愚昧、落后、贪婪、嫉妒甚还有几分奴性的”阿Q早日告别为好！我还是希望阿Q早些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看到你要追回阿Q的心情，我却更加希望早些告别阿Q，告别他那个悲惨的命运和时代。
所以，你追求你的阿Q，我送我的阿Q吧。正在除旧迎新之际，各有所感，各抒所见，但彼此都是一番好心，这总是一件好事。
至于阿Q是否“绍兴特产”，为什么我要把阿Q和绍兴连起来，以及鲁迅对塑造人物典型的许多见解，这些属于创作理论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在这里多谈了。
但是，不论鲁迅如何再三声明，阿Q这个人物籍贯姓名都无可查考，一位作家创造出一个不朽的典型形象，总离不开他所热爱、熟悉的故乡生活，种种人物的不同遭遇和命运铭刻在心灵上的种种印象。
就在鲁迅博物馆附近，还有一家咸亨酒店，据说，现在只有他这一家还出卖阿Q戴的小毡帽，作为纪念品。当然，我还没有看到过绍兴城里人、农民戴这种帽子的。
而且《阿Q正传》中写的：
阿Q说和吴妈“困觉”这个词，就是绍兴一带的土语。阿Q临刑时想唱的“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绍兴戏“龙虎斗”中的唱词，我在绍兴河流中还看到“举人老爷”向未庄搬家的大乌篷船……因此，我看到了绍兴之后容易联想到阿Q。但我并没有肯定阿Q只是“绍兴特产”。
而我的心情，不管他是绍兴特产也好，全中国的特产也好，还是早早送走为好！
以上意见，谨供参考。
1988.2.18
第8版(副刊)
专栏：
那里
——读《台湾女诗人三十家》印象
黄歆真
那里的土地
被海水误当成岸
那里的棕榈绿得忧郁
那里的黑发都长成
风的模样
别去碰那歌声
那里歌手的心
正作一次遥远的
琵琶行
那里的老人在黄梅季
哼起半世纪前
求雨的歌谣
那里的孩子知道许多
被对岸人遗忘的
对岸的传说那里的母亲
会把商时秦时的战事
烤得喷香
那里的男人用离别表达
爱情
那里的女子
把一生一世的幽怨
拿来
入诗
那里的河从不知名的地方
流向不知名的地方
灌溉最出色的稻米和椰林
却滋养不出
故乡
第8版(副刊)
专栏：
葵花 刘贵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