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榜样的光焰永不熄灭
——怀念周恩来同志
杨成武
周恩来同志在半个多世纪里，为中国人民赢得解放、世界人民赢得和平，建树了丰功伟绩。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敬爱的领袖，也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学习榜样。30年代，我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陕北“红大”……40年代在推翻蒋家王朝统治的解放战争中，都亲聆身受他的教导。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京津卫戍区、华北军区、北京军区、防空军、总参谋部工作，由他授命并直接指挥，完成过许多任务。他事必躬亲的高度负责精神，严谨、周密的工作作风，关心他人而严以律己的崇高品德，给我以深刻教育。许多事情至今还历历在目。
1957年国庆节后，一位国家元首要离京回国时，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政府陪同他在机场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送他到舷梯旁，各国驻华使节、武官和我国政府的部长们、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在机旁列队欢送他。欢送仪式热烈、隆重，周恩来总理很高兴。
但是，就在那位国家元首的飞机腾空以后，外国使节、武官的队列依然整整齐齐，人们像是对元首座机行注目礼时，我国政府的几位部的领导却自己驱车往机场外疾驶而去，有位将军也急步奔向自己的车子……周总理看到了，严肃地对我说：
“成武，把他们叫回来！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周才走哩！”
我立刻跑步去把走在半路上的将军请回到队列里，一起昂头挥手向在机场上空盘旋的元首座机行告别礼。
元首专机远去以后，在场的外国使节、武官们想等周总理走后自己再动，但周总理说：“请各位先走，我要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教育。”
各国使节、武官和仪仗队都走了，机场里只有自己的同志静候周总理指示。刚才转回队列的同志心里有点紧张，悄悄问我：“总理要批评我吗？”显然不是。总理的面孔还是那样温和可亲，洋溢着热情，他问：“为什么有人走呢？离开队列有什么理由吗？”总理看着大家，见没有人回话，便说：“我现在把道理说清楚。国家元首的座机起飞后绕场盘旋一周，是表示对所到国的答谢。东道国送行的人是不能在这之前离开的，离开了就是礼貌不周。今天为什么有人提前走呢？我有责任把这个道理讲给大家听。”然后转身对我说，“今天发生这样的问题，成武同志，你也有责任。你是卫戍区司令，有责任执行你的职责，让大家做到礼节周到。外事场合，任何失礼都是对客人不尊重，都不应该。”
我和其他同志一样，立正着听完总理的话。当天下午，我在一张纸上写了个检讨，送给总理，表示今后一定按总理指示办，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不再发生类似今天这样的事情。就在这天晚上，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说：“总理看了你递给他的纸条，笑了！说，成武还那么认真。打个电话告诉他，以后注意就行了。”
第二天，几位在机场提前走的同志都来电话，问我总理有什么批评？让我转达他们愿意检讨自己的失礼行为。
这件事对我教育十分深刻，虽然已经过去了30年，想起来仍使我感到周恩来同志是礼貌待人的楷模。他对外宾礼节周到，对同志、对群众不也一样的彬彬有礼吗？这是他身上的一种高度的文明素养。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周总理的言行举止就是文明的典范，继承并发扬他的礼貌待人的优美风格，是不能忘怀的重要一课。
我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亲身经历了周总理为维护祖国尊严和安全所处理的许多重大事件。那时对我国采取敌对政策的美国当局，多次派出军舰、飞机侵犯我国领海、领空，我国政府每次对其入侵行动发出警告，都是在周总理主持下，根据确凿证据后才公布于世的。我每参加一次这项工作，都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事求是精神的教育。比如1963年周总理对我国第一艘万吨轮沉没事件的处理，就是最完整最典型的这样一堂课。
这一年的春天胜利气氛很浓。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被克服了，台湾国民党军队进攻和袭扰东南沿海大陆的企图被挫败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复苏，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热潮正兴起……整个形势令人兴奋、喜悦。但在5月1日传来了我国第一艘万吨轮突然失事沉没的消息，使人们的心情十分沉重。
这艘万吨轮叫“跃进”号，载的是矿石、玉米，是由上海驶往日本的门司港，行至南朝鲜济州岛附近的苏岩礁海域沉没的。沉没的原因，外电报道很多，有的说出事时有巨大爆炸声响，是遭到了水中兵器攻击；有的说是受到了来历不明的潜艇攻击；还有的说是3条鱼雷击中了船的腹部。一时间，“跃进”号沉没海底，成了国内外舆论哗然的大事。周总理指示我立刻随他去上海查清失事原因。
这年，周总理65岁，但精力之充沛不减当年，我们是随总理一起走的，5月10日乘飞机到杭州，向毛泽东主席报告。
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杭州主持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我们在杭州住了两夜，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空军、海军出动营救沉船人员的情况，也了解了会议精神。他对毛主席在会议文件中曾写的一段阐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实践中来的论述，十分重视。毛主席听了恩来同志对沉船原因的冷静分析，完全同意他提出的由海军、空军、交通部联合组成海上编队，到出事海域查实情况的部署。周总理强调说，这是关键的一步。只有进行海底探摸，获得物证，才能判断船是受到敌方攻击还是航行触礁？在没有取得确凿证据之前，不下结论，不发消息。
随后，我跟总理于5月12日乘飞机到上海，在上海锦江饭店专门召开了调查“跃进”号失事原因的准备情况汇报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正在上海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和南京军区空军、海军司令部、东海舰队、上海警备区以及地方各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周总理在会上听取“跃进”号上被营救的人员的汇报后，说：“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中，一定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仅要注重和阶级敌人作斗争，而且要注重和自然界的敌人作斗争，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会后，他又为出海探摸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做好准备工作亲临第一线作了一系列的指示。
“跃进”号是我国首次驶往远洋的万吨货轮，对于我国建立四通八达的“海上铁路”，发展远洋运输事业和对外贸易，具有“开路先锋”的意义。但是不幸，它半途而“沉”了！周总理鼓励大家不要气馁，把“不幸”变成课堂，找出教训，加速提高海上防险救生能力。为此，周总理夜以继日地为组成海上编队和空中编队，为潜水员潜到几十米的空前深度，为购买所需要的深海探视、切割器材，以及解决出海编队的安全和生活保障等大大小小的事宜，指挥并率领海军、空军、上海市和上海打捞局等单位的同志们，在各个陌生的领域开拓前进，逐条逐件落实，拿到合格的成果。
最重要的也最复杂的准备工作，是深水抗压试验和潜水员的加压锻炼。建国初期，潜水用的是手压气泵，而且潜水深度还达不到10米。这一次的潜水深度要求达到几十米，同时要探摸船底，切割船体，取出物证。这时的潜水设备和技能虽然比50年代有了很大提高，但距需要仍相差很远。为解决潜水难点和防止潜水员发生“减压病”，造成人身伤亡事故，周总理不仅接见了东海舰队与上海打捞局的所有潜水员和潜水员的家属，还亲临第二军医大学海洋医学系，观察、了解用白鼠、兔子、猴子等动物作深潜抗压试验的情况，并详细记录了重要数据。到潜水员开始进行抗压锻炼时，他为了保证潜水员的绝对安全，了解潜水员在水下能不能承受6个气压，又亲临吴淞口，不顾骄阳似火，从始至终没离开现场。潜水员在深水位置练习作业时，他几次和加压舱里的潜水员通话，询问潜水员感觉怎么样？脉搏每分钟跳动次数多少？给潜水员以极大的温暖和鼓舞。当潜水员通过逐步减压安全出舱时，总理也立刻上前去搀扶，还亲手给一个潜水员按脉搏，把跳动次数记在小本子上。周总理这种亲如家人、胜过家人的热情关怀，使潜水员们和他们的家属都十分感动。每个潜水员由此对于到远洋下潜几十米的深度，增强了勇气和信心。后来经过严格锻炼、考核，由海军和上海打捞局挑选了25名潜水员出海，他们在水深57米左右的水域先后下潜72人次，70％的人一次水下作业时间超过半小时，有3人一次水下作业时间超过1小时，突破了当时的世界潜水纪录。
周总理以身示教的务实作风，使出海准备工作进行得卓有成效。但是在研究调查编队组成的会上，周总理针对到会领导干部都是舰队的副司令、副政委，尖锐地提问：“舰队司令、政治委员呢？”并严厉地说：“‘跃进’号沉没已成了国际事件，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当司令的，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么！国家造一条万吨轮沉没了，原因在哪里？问题不重大？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主要领导干部亲临第一线要善于抓住关键性问题不放。不从万吨轮沉没引出教训，不一抓到底，怎么向人民交代？”他对人民事业的炽热情感溢于言表，使到会同志在思想深处受到很大震动。接着他对“跃进”号临出海才组建领导班子；走哪条航线，调查不认真，选择不适当，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批评，要求这次出海务必引以为戒。所以会上对于编队干部的配备和各舰船领导班子的调整，讨论得格外认真、细心。经过反复斟酌、议论，最后决定：调查编队由海军以10艘舰船组成；由空军司令刘亚楼同志组织南京空军负责空中掩护，作出严密计划，一个编队返航前另一个编队要接上，不留空隙，保证海上编队的安全。5月18日海上编队自吴淞起航；起航前用5天时间检查各项准备工作的落实。于是，周总理又意气风发地投入了出海前的最后一段工作。他亲临海上编队的动员大会，作了内容充实、生动的报告，希望编队全体指战员同心协力完成任务，为伟大祖国争光。他逐舰逐船进行检查，同各个重要岗位的同志见面、谈心，进行切合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全体指战员在他不辞劳苦、谆谆善诱的伟大精神感召下，征服艰难险阻，在惊涛骇浪中出色地完成了调查任务。尤其是潜水员们，从5月26日至6月1日，连续下潜作业，不仅查实了沉船“跃进”号有破洞3处，凹陷5处，其中最大破洞长达17米，每个凹陷处都有压碎的礁石粉末；而且拍照了苏岩礁上被碰撞痕迹和被撞周围有许多礁石碎块的照片，还取回了《航海日志》和带有紫红色漆皮碎片的礁石。至此，以确凿的物证证实：“跃进”号是偏离航向触礁沉没的。
在编队出海之后，周总理因公赶回了北京，命令我留在上海负责实施他的预定计划，将查实的情况随时向他报告。情况查实报告周总理之后，新华社随即发表声明：“……经过周密的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平息了外国的猜测和议论，转而为赞扬中国的求实态度和气魄。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了为获得这一实事求是的准确结论做出贡献的海上编队和空中编队的全体人员。但编队人员清楚，做出最大贡献的首先应当表彰的，是敬爱的周总理。
我回到北京已是6月初，见到了周恩来同志5月29日作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这份珍贵的文件，指出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精辟地阐明了“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回想我这次跟随他处理沉船事件的全过程，实际上是受了一次最深刻、具体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教育。他正确对待这个重大事故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言传身教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公仆形象，给我们树立了学习榜样。这榜样的光焰是永远不会熄灭的！今天仍然照耀着我们深化改革、为实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奋发前进的光辉道路。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在抗日烽火中培育民族后代
——纪念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五十周年
沈兹九 罗叔章 季洪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短短几个月内，日本侵略军攻占了我华北、华东大片国土，人民被屠杀，无数家庭、学校毁于炮火，无辜儿童惨遭空前劫难。在敌人的炮火和屠刀下幸存的无数儿童，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为抢救民族后代，培育无家可归的难童健康成长为抗日建国力量，经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与各界知名人士发起，于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战火纷飞中抢救培育大量儿童。当时的难童，现在有的已成为艺术家、工程师、教授，有的是各条战线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这是抗日战争中我国妇女界的一大贡献，是中国儿童保育史上的伟大创举。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执行中国共产党创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南京失守，武汉一度成为战时的政治中心，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扩大，从南京、上海、北平等地撤退的救国会领导人和文化教育界等社会知名人士也都汇集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妇委分管儿童工作的邓颖超同志和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刘清扬、沈兹九等联络国民党、各党派以及社会各界知名的爱国人士184人联名发起、筹备成立。遵循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邓颖超同志请史良、沈兹九、刘清扬三人去见宋美龄，请她出来主持儿童保育工作。在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时，宋美龄出席了会议，被推选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并推选出有国共两党和无党派的社会知名爱国妇女56人任理事，邓颖超同志被推选为常务理事。为争取国内外的多方支持赞助，还聘请了包括国共两党领导人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李宗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以及救国会和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沈钧儒、郭沫若、茅盾、老舍、蔡元培、胡适之、陈嘉庚、胡文虎，国际友人与驻华使节史沫特莱、斯诺、司徒雷登等共286位名誉理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最广泛地团结了包括两党领导人、各爱国民主党派、各界知名人士，团结了海外侨胞和国际上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国际友人与驻华使节，支持赞助我战时儿童保育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一次伟大胜利，也是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
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全国各省市、陕甘宁边区、香港和南洋群岛相继成立了20多个分会，抗战八年中先后建立了53所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保育了3万多名难童，还资助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以及捐款人命名的“思克职业学校”，吸收保育生入学，培养各种专业人才。
抢救、保育3万多名难童是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按战时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计算，每个儿童每月保教费5元，年需经费100多万元，战时国民党政府拨给的经费十分有限，主要靠全民抗战的宣传动员，征募经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抢救、运送与保育难童。
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宣传委员会主任的沈兹九，运用她主编的《妇女生活》，并通过新闻报道、对内对外广播，接待中外人士参观保育院，拍摄儿童保育院的纪录影片，揭露日本侵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和战乱中儿童所蒙受的苦难，介绍我战时儿童保育事业的情况，号召党政军各界爱国同胞、爱国侨胞和国际友人支援我战时儿童保育事业。宋庆龄同志在香港给外国朋友写公开信，呼吁救济中国数以万计的战灾儿童。
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募捐工作很快得到各界人士热烈响应。有认捐儿童保育费的，有捐款、捐物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经济委员会正副主任李德全、郭秀仪积极带头，李德全认捐511名儿童的生活费，郭秀仪认捐442名儿童的生活费，蒋介石、宋美龄每人认捐200名儿童的生活费，史良、邓颖超、刘清扬等以及文化、教育、金融等各界人士以及家庭妇女、老太太、小学生都踊跃捐款。宋庆龄同志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也捐募资金、物资支援儿童保育院。征募工作还得到当时英、美政府救济机构的支持。有一次，美国救济机构捐助了可供两万名儿童各做两套衣服的布匹，当时的美国总统是罗斯福，大家就叫这种布为“罗斯福布”。美国友人杜宾思克长期认捐一个保育院的经费（即以后成立的“思克职业学校”）。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捐款，对儿童保育事业是长期而有力的支援。有的人认捐持续到抗战胜利保育院结束。被誉为“伤兵之母”的蒋鉴女士，担任了合江保育院院长，她把家庭积蓄资助儿童保育院，改善儿童生活，她放弃了优裕的家庭生活，与难童同甘共苦，夜以继日，积劳成疾，为儿童保育事业献出了生命。有的保教人员，领得微薄工资，除维持个人最低生活外，还资助有困难的师生，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事业默默无闻地奉献！
到战区去抢救难童，是一项危险而又艰苦的任务，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亲自带队去徐州战区抢救难童，适逢徐州被围，她们随军突围，转辗到第五战区，抢运出一批难童。中共长江局妇委邓颖超同志动员组织了一批党员参加保育会工作，分赴各战区抢救难童。除以武汉为中心开展抢救工作外，浙江分会以金华为中心，广东分会以韶关为中心，组织抢救队到战区和沦陷区附近去抢救难童。抢救工作中，得到当地各界爱国人士和军队的有力支援和帮助。
抢救运送到武汉的难童，先进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然后分批输送到各地保育院去。当日寇对武汉大轰炸，战事进逼武汉，战时儿童保育会决定继续进行抢救的同时，又分批将难童撤离武汉，大部分经长江输送入川。为此在湖北宜昌、四川万县、巫山先后设立接运站，在武汉沦陷前，汉口临时保育院共送出28批难童，经宜昌接运站抢运出的共1.5万多名。战时交通运输紧张，运送难童的繁重任务，是由中外航轮（主要是民生公司客轮）支援的，为避敌机轰炸，儿童上下船都在晚间，接运站动员组织当地妇女群众协同保育人员和客轮船员接送孩子上下船。
战争的炮火使孩子们从狭隘的家庭走向新的集体生活，从家庭的附属物地位变成待培养的新中国幼年主人。如何使这些遭受不幸而又有幸的孩子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进行培育，是保育工作者的重大任务和亟待探索的问题。从敌人炮火中抢救出来的孩子，他们出身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年龄与生活习惯不同，有上过小学以至中学的，也有没有上过学的文盲，资质的优劣也各有差异，但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难童，不能择人而教，只能因人而教。战时儿童曾在战火中流浪，身受目睹敌人的凶残，深刻了解抗战的意义，满怀对敌人的仇恨和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热情，具有追求真理与实现真理的向往。为配合他们的需要与学习兴趣，战时儿童保育院的教育，在一般课本外，从报章杂志上选用与各科有密切联系的，与实际生活和道德修养有关的，适合儿童程度的补充教材，以激发儿童上进心，提高儿童学习兴趣；并配合儿童关心战争形势的心理增设战争常识课，讲抗战形势、抗战故事与英雄人物小传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他们成为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战时儿童保育院特别重视劳作教育，培养儿童劳动的习惯，树立劳动创造世界的观念，改革教育脱离生产劳动的旧传统，并以此解决一部分经费困难。劳作课的安排，力求适合儿童的经历与能力，切合儿童生活需要，如运粮、担煤、缝衣做鞋、搬砂、筑路、平操场、采购、帮厨、植树、种花、洗衣被、大扫除等等，通过劳动，改善生活条件，培养劳作的兴趣，改变贱视劳动的心理，做到教学做合一，让儿童在做中学、劳力又劳心，在集体劳动中互助合作，从劳作实践中深切领会到劳动改善生活，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认识到在国难中被侵略战争毁坏的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来建设，通过学习生产技术知识，把自己培养成为未来幸福社会的创造者。
儿童保育院还开展各种社会活动，让孩子们在社会实践中学习，改革教育脱离社会实际的旧传统。如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以自身的经历控诉敌人的暴行，鼓动群众支援抗战；组织小先生队去农村访问，建立流动识字班、农民夜校等。每逢节假日举办游艺大会，接待附近农民群众参加；配合地方上开展反轰炸、防疫等各种宣传活动，让孩子们在社会活动中培养成自觉工作的小先生。
战时儿童保育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干扰和破坏。少数保育院的保教人员中混进了一些不良分子，贪污保育生的粮食、药品和衣物，有的对孩子肆意虐待和残害。特别是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以后，有的保育院儿童生活在警棍鞭笞之下，有的老师被逮捕酷刑致残，有的惨遭杀害，有的保育院被解散。荫蔽工作搞得好的直属第三保育院院长赵郁仙（君陶）同志，把工作坚持到抗战胜利保育院结束。她留下的坚持教育改革、民主办院、实行教职员工责任制等一整套《工作资料》，总结汇编了她近7年保育工作实践经验与作法，是当前教育改革中值得借鉴的宝贵遗产。
战时儿童保育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中的产物，今天来纪念它成立50周年，对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有现实意义的。战时儿童保育工作把教育与社会实践、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把儿童培养成追求真理、手脑并用、自觉工作、反抗侵略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对当前的教育改革是颇有借鉴意义的。追忆那艰苦的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上万名保教人员艰苦创业培育民族后代的精神风貌，面对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纪念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应继承与发扬战时儿童保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和艰苦创业精神，培育亿万儿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