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中顾委委员任仲夷说：
从实际出发实施沿海发展战略
中央提出沿海发展战略，不仅关系沿海，而且关系全国大局。不必为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拉大沿海与内地的差距而担心。让沿海抓住机会，先走一步，带动全国，完全符合小平同志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先富后富共同富，越来越富；你穷我穷全都穷，越来越穷。一齐富，办不到，必须有先有后；一块穷，很容易。像过去那样吃“大锅饭”，刮几年共产风，就全国都变穷了。实施这个发展战略，既要有紧迫感，积极大胆干，又要审慎从事，从实际出发，切忌一哄而起，搞一刀切。全部进口原材料，一花大量外汇，二风险大，三影响了内地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工业发展。以下几种情况是否可以不进口，或少进口：一、不发生与内地“争食”问题；二、我们的原材料质量不比进口的差，价格也不过高，甚至比进口的还便宜；三、替代进口原材料，对开发内地资源有利。有这几条，就不一定非“两头在外”不可。“市场在外”也不要绝对化。在尽量打出去的前提下，有些国内紧缺的产品，应允许替代进口。外资企业的产品，可以有意识地让出一点国内市场来，以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沿海广大农村大力发展“三来一补”是明智的。但要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不要整个沿海都一哄而上。沿海中心城市和经济特区，应努力发展高技术的产业。总之，在实行“两头在外”的同时，也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的“一头在外，一头在内”，或“一头半在外，半头在内”。总的原则是，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怎么样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就怎么干。
黑龙江省农科院院长许忠仁说：
耕地减少地力减退不容忽视
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成绩是举世公认的。但目前耕地面积在减少，地力在减退，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我省建国以来，每年减少耕地几十万亩，人均耕地减少一半。土地有机质含量每年以0.5‰至1‰的速度递减，而人口却在直线增长。这个问题在全国有普遍性，不容忽视。据说土地管理部门的经费主要是靠收征地费来开支的。批地越多，经费就越宽裕，这种矛盾体制要改变。李鹏代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讲，今后5年要增加1500万吨标准肥，按每年增加300万吨标准肥计算，每年只能递增60亿斤粮食，养活1000万人口，而去年全国就增加了1500万人，新增产的粮食，还不够新增加的人吃饭。况且，化肥只能使粮食增产，不能增加土壤肥力；大量增施农家肥，同化肥结合才符合当前我国经济情况，既增产又能提高肥力。应大力强调增施农家肥，而政府报告中只是“提倡”显得不够份量。必须用法律来保证我们5000年来赖以生存的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必须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实行农牧结合，城粪下乡、增施农家肥和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保护和提高土地肥力。
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夫生说：
增加粮食生产要有过硬措施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到本世纪末我国农业生产的奋斗目标，要求是明确的，但措施还不够有力。从我们湖南的实际情况看，我认为国家应当切实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尽快调整农产品价格。现在粮食价格偏低，与工业品的比价很不合理；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大起大落，国家对此缺乏宏观指导，又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农民难以承受。加之农业生产资料大幅度涨价，农民种粮本多利微，生产积极性大受影响。湖南的粮食产量已连续几年在一般水平上徘徊，确实很有必要运用价值规律来指导农业生产。
二是要切实改进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真心实意支持农村的发展。几年来，各行各业的支农意识逐渐淡薄，化肥、农药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紧张，农民群众意见很大，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三是要积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近几年，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比“六五”期间有所削减，而农村耕地逐渐减少，地力下降；农田基建工程失修，水利设施老化，抗灾能力减弱。这些问题不解决，农业生产的发展目标很可能难以兑现。
四是要稳定和加强农业科技队伍，保证农业的科研和应用技术推广工作的正常开展。近几年，由于农业事业经费比较紧张，湖南省县、乡两级农业技术干部逐渐减少，1986年的农技人员总数比1982年减少44％；农业科学技术的指导、推广工作，在很多地方未能得到正常开展。长此以往，农业生产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五是要扎扎实实抓好农村的第二步改革。要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认真研究、制订深化农村改革的具体方案，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真正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河南省周口行署专员亢崇仁说：
农业不稳，物价也稳定不了
大家都反映猪肉、蛋类供应紧张，食品和蔬菜价格上涨幅度太大，这些都与农业生产的政策有关。1987年六、七月份，我们周口地区生猪卖不出去，价格很低，只得运往武汉、安徽。但是到了12月份，省里给我们派购3.7万头生猪，北京又要4万头，价格差额部分又由我们承担，因此挫伤了农民的养猪积极性。他们说，猪多时千方百计卡我们，猪少时又想起我们，叫人左右为难。
目前，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太快，农副产品价格太低。过去，每吨地膜才3000元，如今涨到1.3万元。农副产品价格低，农民种粮积极性就不高。如果粮食问题解决不好，物价很可能还要上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农业不稳，物价也就稳定不了。
要发展农业，第一，应有一个稳定的农业政策，不能大起大落；第二，增加农业投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第三，按价值规律办事，激发农民种粮、养猪的积极性，使农民感到有利可图；第四，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如果真正按照李代总理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办法去落实，农业会上去的，物价是可以控制的，人民也会满意的。
郑州铁路局局长何志巨说：
制定《铁路法》保证铁路运输安全
安全是铁路运输的综合指标，也是铁路工作的综合反映。为保证运输安全和运输的正常进行，铁路系统建立了安全保障体系和一整套规章制度。最近铁路发生的几起重大事故，一方面是由于规章制度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一些职工的素质差，业务技术水平和劳动纪律、劳动态度不适应铁路作业十分严密的特点，也不适应当前运输高度紧张的状况。
另一方面，近几年铁路通过挖潜，扩大了运输能力。目前，我国铁路运输负荷强度已进入世界前列。但是铁路设备和技术相对落后，安全性能也差，不能适应运输的高负荷。铁路实行承包后，基本折旧率和大修提存率有所提高。但由于欠帐过多、负荷增加、资金有限，无力立即改变吃老本、拚设备的状况，铁路设备的失修现象比较严重，这对铁路行车安全也是个重大隐患。我们希望社会理解和支持铁路工作，改善铁路工作的外部条件，如尽快制定《铁路法》，使铁路有法可依，合理调整运价，给铁路以财政支持，加速铁路设备更新、改造，保障铁路运输在良好状态下安全运行，满足我国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南开大学校长母国光说：
广开门路增加教师收入
李鹏代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这充分表达了我们的心愿。当前，搞好教育事业的核心是提高教育质量，而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是稳定教师队伍，解决教师工资收入偏低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及时加以合理解决，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有可能贻误时机，不利于培养四化所需要的大批高质量的人才。
有的同志主张，在国家财力还有困难的情况下，应当通过组织教师开展社会有偿服务，取得报酬，用以提高教师收入。这种主张虽然有一定道理，但还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不利于加强和发展基础教学、科研，尤其不适用于广大中、小学教师。解决教师工资待遇偏低的办法，除了要增加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以外，还要广开门路。比如，国家应当对大学开展社会有偿服务的项目给予优惠政策，适当减免税；允许科研人员从科研基金中提取一部分报酬；对于多数大学生适当征收学费等。
天津大学校长吴咏诗说：
发展教育事业重点在提高质量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教育发展的重点在于提高质量，这是非常正确的。为落实这个指导思想，我建议：一要对现有高等院校进行调整。10年来我国高等学校由600多所增加到1000多所。但是，有一部分高等学校不具备办高等学校应该具有的师资力量、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等基本条件，质量难以保证。这类学校应当停下来，以使具备条件的学校充分发挥其效益。二要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目前一个执教多年的副教授实际收入不抵有的刚参加工作的工人，教师们很有意见。有偿社会服务作为解决知识分子待遇的权宜之计是可以的，但不能作为长远之计，长期下去，将影响教育质量。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是最大的服务。国家应根据这方面的贡献，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泰州石化总厂副总工程师裴靠恩说：
减免发明专利获奖税收
我接触到许多科技人员，他们就进一步放宽搞活对科技人员的政策有两点建议：一是国家要减少对发明专利获奖所得税的征收。一项发明往往需要许多人协助和配合，奖金过少，无法分配。二是简化科研成果申报手续。现在上报科研成果手续繁多，不仅影响拖延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而且有泄密的现象。
香港学者协会主席、香港大学教授徐是雄说：
香港科技引进到内地困难多
香港好些科技界人士向我反映，从香港把科技引进到内地碰到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到多个政府部门或地区的情况，困难就更大。因为涉及面一广就立刻暴露了许多部门之间严重的私心、扯皮和推卸责任等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但打击了香港科技界人士把科技引进内地的积极性和热情，而且对于发挥两地在科技方面各自的优势和合作也是相当不利的。而要解决这一个问题，我认为必须首先改革现有体制和理顺各政府部门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使每一个政府部门（不论是中央的抑或地方的）都有明确的职权和工作程序。故此我很赞成政府所提出的改革政府体制的建议。假如我们再不着手改进我国现今的体制，那肯定会为中国的经济科技、工业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兰亭说：
社会治安好转的出路在于改革
有的人认为社会治安不好，是改革造成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治安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既有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既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单靠政法部门的工作所能奏效的。只有把总揽全局的改革工作搞好了，政法部门的工作改革搞好了，社会治安问题才能根本好转。比如，甘肃兰州电机厂改革搞得好，经济效益好，治安工作就出现了新局面。这个厂5000多名职工中，40％是年轻人，还有一万多家属，但去年一年全厂没有发生一起治安案件。
基于这种认识，我建议：一是要理解和支持政法干警的工作，加强政法队伍的建设，提高政法干部的素质；二是加强对犯罪问题的研究；三是普法要注重实际效果；四是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
第3版(要闻)
专栏：
又说教育
本报记者 张平力
年年说教育，今又说教育，教育问题经年萦绕在许多政协委员的心头。在政协七届一次会议诸小组的多次讨论中，许多委员的发言一次又一次归向一个主题：教育。
去年此时，千家驹委员曾有预言：“如果说中国今后要走弯路的话，那么就在不重视教育和知识上。希望不要在教育问题上再蹈人口问题的覆辙。”这次，千老又重复了他的预言，是危言耸听吗？
葛志成、张志公、方明等委员在小组会上出示了几张最近拍摄的照片：有学校危房倒塌，有桌椅破烂，有拥挤的“二部制”。他们还提供了一个情况：某大城市抽样调查表明，中、小学教师无病者只占1／4。
林宗彩委员说：“我带来一个关于若干个国家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总数比重的数字：美国7.3％，英国6％，联邦德国6.4％，苏联8.6％，法国5％，日本6.6％，新加坡4.1％，马来西亚5.1％，印度2.6％，印度尼西亚2.7％，中国2.56％。这些数字是1 985年前5年的平均统计数，估计现在都已有变化，中国变化了多少呢？”
李鹏代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教育的部分受到委员们的高度注意。
张芝联委员说：“《报告》中讲到教育的部分有1500多字，占报告总字数的5％。许多提法我赞同，但认为空泛了些。姚依林的报告中提到1988年教育投资绝对数增加了，但其比例仍不足总投资的10％，低于我们多次提出的15％。对此我们提了不少提案。”
张芝联委员说：为什么我们就教育问题提了那么多提案，落实的情况总难尽如人意呢？是不是我们不够现实？我们看问题比较片面？理由还不够充分？《报告》中讲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我甚同意。但是怎样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不是一切都有了？教育不发展，高素质的劳动力从哪里来？科学技术怎么掌握？有限的资源怎样避免浪费？
千家驹委员说：“应承认，1979年以后，国家教育投资增长幅度超过国家财政收入和国民生产增长的幅度。但是这种比较只是一方面。目前大陆小学教师的待遇仅相当于香港小学教师的1％，大学教授相当于香港的1／50。无论大学还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按实际购买力）都不到抗战前旧中国教师的1／10。最大的问题在于我国基础教育恶化趋势仍在发展。（有的委员插话：“97％的小学生入学率尚不足以说明基础教育状况改善了。中途退学者、入学不能接受质量较高的教育、‘二部制’普遍存在。这才令人担忧呢。”）它显示作用的滞后性会模糊人们的视线，（卢乐山委员说：“人们易犯的毛病是：第三个馒头吃饱了，就以为吃饱了全靠第三个馒头；第一个馒头往往被忽略。基础教育就像第一个馒头，没有它就没有多层次、高层次的人才。”）一旦起作用，是几十年都难扭转的。树人须百年期；反之，造成危害也有百年之长。现在是痛下决心的时候了！”熊性美委员说：“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历史差距，最快的途径是发展教育。根据各种数字统计，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在拉大。一个国家不重视教育，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体系性问题：教育队伍萎缩——人才外流——教育质量下降——引发社会动荡。从去年的森林大火，到当前出现的社会道德水准下降，都可以从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弱化上找到原因。国民素质趋低，将使国家最终丧失走向现代化的最宝贵资源和动力。”
高景德委员说：“要让教师的重大社会价值在其待遇上得到体现。国家先要拿出钱来。”
千家驹委员说：“关键问题是没有钱。只要国家痛下决心，大幅度增加教育投资还是可能的。近年来国家基建投资每年约1000亿元，是教育投资的五倍，下决心把除去能源、交通以外的基建项目停下五年，把钱用在教育投资和改善教师待遇上，使之有一个快速起步的基础，还是可能的。”
熊性美委员说：“许多国家都实行一种把工资和物价挂起钩来、调整物价的同时调整工资的办法，（有的委员插话：千家驹先生也有这个意见）改善教师待遇问题可参考这个办法。”
第3版(要闻)
专栏：
民主教育不可无
——与新增补的政协委员谢莹莹女士一席谈
本报记者 王钟人
出席这次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的新委员有755人，记者感到他们都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责任感，但有相当一部分新委员却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一部分不满50岁的年轻委员。北京外语学院副教授、50岁的谢莹莹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个。谢莹莹女士是归国专家，担任台湾同学会会长。她出生在广东，幼年随父母到台湾，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台湾上的，后来去联邦德国留学并工作多年。她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在一种强烈的民族感情驱使下，回到大陆。她被增补为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后，亲友们纷纷来信、来电祝贺。
记者采访谢女士时，她说：“外国有参、众两院，我们有人大、政协，人家常常这样做对比。听老委员们说性质不同。但我想归根结蒂恐怕是为了发扬民主，这样理解对吗？”
记者不知怎样作答，便想了一句古文说：“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那好，我就谈谈民主政治和民主教育。”谢女士认为民主教育举足轻重，首先是对老百姓而言，从幼儿时期就应该启发民主意识。她上学时，选班干部都叫学生自己提名。那时叫文艺、纪律、学习、体育股长，现在回想起来都选择对了。可是回国后，发现班干部基本上是老师提名或指定的。这说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影响太深了，民主意识只是藏在比海洋还深的底层。
谢女士分析说，解放后长期教育人们一切得听党的，“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样要求党员是可以的，推而广之就会事与愿违。老百姓不懂得什么是民主，更不懂得怎样行使民主权利和义务，青年人则把民主内涵歪曲为“我想干啥就干啥”，这都是缺乏民主教育的结果。
谢莹莹说，民主教育最重要的一方是各级领导干部。现在许多领导干部民主精神很差，他们还以为“官”是上级给的，因而对上级领导负责的观念特别强，对下级负责、对人民负责、关心百姓疾苦的观念特别差。有的研究所选领导，选不上要做工作让大家去选；考察干部也不经过群众。
喝了一口水润润嗓子，谢莹莹归纳她的意见说：“总之，民主教育上下要互相配合，究竟怎样去配合我不知道。但我提议这两个会在5年任期内要带头，我们是最高参政机构，上行下效。”
第3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企业职工的心声
“两会”在京召开，全国人民普遍关注。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3月27日，记者在贵阳市郊区一家国营机械厂进行了采访。
刘纯红（科室干部）：据我了解，我们厂职工最关心的是工资福利能不能得到进一步改善，物价上涨能不能得到适当控制。当然，既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按价值规律办事。如果猪肉、粮食不提价，哪个还愿意去喂猪、种粮食？关键是不能什么东西都乱涨价，涨得没个边。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刹住乱涨价的歪风。
王铭（团干部）：我们厂较偏僻，工人晚上都不敢出门。社会治安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希望全国人大能制定出更加严格的法规，给犯罪活动以严厉打击。
姜宣始（科室党支书）：改革需整个社会同步进行，否则企业承包经营很难搞好。拿我们厂来说，是厂长承包经营者，他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抓好企业的生产。保证计划的完成。但是，我们的厂长并不可能全力抓生产，因为他还得花许多精力办学校、医院、影院、商店，甚至修公路等等。这先不说厂里资金有困难，厂长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对付啊！全国人大对企业办社会的问题，应设法予以解决，以减轻厂长的负担。
曾昭培（厂党委书记）：我希望“两会”对以下两个问题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一是社会风气问题。现在有少数人，包括党员、干部、职工等，为了钱，可以用权谋私利，可以骗、偷、盗、抢，甚至杀人。我总觉得对此打击很不力。要治好这个问题，我认为除运用法律外，还应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拿出得力措施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二是安全生产问题。今年来全国接连发生几次重大交通事故，其原因恐怕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有关。我们既要讲经济效益，又要讲社会效益，如果不顾一切向钱看，势必害国害民。
本报记者 潘帝都
第3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好“经”别念歪了
在呼和浩特牧民招待所一间普通的客房里，下榻在这里的四位草原牧民围坐在电视机前聆听李鹏代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他们边听边议论。
中年牧民德力格尔仓幽默地说：“‘经’是一本好‘经’，怕的是歪嘴和尚念错‘经’，越是往下传越容易走样。”牧民乌力更达来接过话头说：“对啦！李鹏代总理报告中强调发展农业，可是实际上，这几年城里楼房林立，汽车成群，而在我们草原上自解放以来平均每亩草场投资不足二角。”来自锡林郭勒草原的老牧民巴图敖其尔思索了一阵以后说，不是没有投资，现在是事业投资变成了人头费。拿我们阿巴嘎旗为例，干部职工数与牧民数差不多，几乎是一两个牧民被一个干部所领导，这应该说是领导、服务最好的。可是前年有一个苏木发生疫情，干部下不去，原因是下乡旅差费都没有了。只是每年的入冬开始宰羊时，大车小车、大干部小干部“下乡”来到浩特（牧村），从牧民手里要一点便宜肉吃。
这几位来自草原深处的牧民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人大代表每年进京反映民意，会后应该回原单位，检查会议精神落实的情况。
本报记者 傲腾
第3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农民希望政策连续稳定
地点：南昌市郊区进顺村党支部办公室
时间：3月26日上午9点
记者：宫继平同志，看了电视吗？
宫：看了。我们农民很关心人代会。这几年全村经济发展了，收入提高了，大家就希望政策连续、稳定，放开手让农民搞活，这样才无后顾之忧。
记者：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办好乡镇企业是一个内容。当前你认为阻碍农村深化改革的因素是什么？
宫：要用政治体制的改革来配套。国家机关、各个部门必须要搞公务员制度，使工作人员受到约束。现在有的部门可以把我们管死，而我们明知这些部门的劣迹，害怕报复不敢揭露。这些部门缺乏监督，甚至不受地方政府的约束，因为是条条管。现在乡镇企业就是怕这些部门，敲竹杠可厉害了！国家有了这些部门，给了他们权力，是人民养活了他们，现在反过来他们拿了这些权力来要挟我们，谋取他们的私利或小团体的私利。
记者：能讲得具体点吗？
宫：要我点名的话，请原谅，因为我还要与他们打交道，要不然我全村往后的日子不好过。
本报记者 赵相如
第3版(要闻)
专栏：
政协委员们静听大会发言。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