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要闻)
专栏：
李鹏听取新疆代表团的意见时说
经济和教育发展是民族团结的基础
少数民族地区适当发展外向型经济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记者张锦胜）李鹏代总理和王震同志今天听取了新疆代表提出的关于新疆经济发展的意见。李鹏强调指出，新疆各民族的团结是好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民族团结的基础。少数民族地区要发挥本地优势，适当发展外向型经济。
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疆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今天十分热烈，代表们比较集中地提出了对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个法很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20多条支持措施，但实行起来还有些困难。
新疆代表们还提出，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战略性的决策。但是东部和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历史上形成的，国家要考虑这个差距，希望不要拉大这个差距。
李鹏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国家统一和兴旺发达的一项根本保证。民族不论大小，不论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如何，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执行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加以解决。
李鹏说，国家将根据改革、开放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实施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制定一些具体政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最终必将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李鹏说，新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发展农业、畜牧业、石油和石化等工业有很好的前景。新疆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充分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发展经济，新疆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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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沪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
朱熔基说：提高效率，改善投资环境，重振上海雄风
游德馨说：政策优惠，欢迎台胞到福建投资
本报北京3月30日讯 记者王谨、苏宁报道：今天上午，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上海和福建代表团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上海市代表团团长、上海市委副书记朱熔基在回答记者提出的为什么近年来上海经济增长缓慢、财政出现滑坡等问题时说：上海近几年的工业发展速度全国倒数第一，这其中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客观现实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是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也是计划经济模式的模范执行区，因此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时难以适应。特别是上海作为以加工工业为主的城市，过去80％的原材料由国家计划调拨，现在国家分配的原材料只有30％，且价格上涨很多；而上海商品的2／3是输往全国各地，这个价格是不许涨的，因此上海不仅发展速度上不去，财政收入也滑坡。另外一个原因是上海的财政过去一直是与中央财政一起吃“大锅饭”。解放30多年来，共上缴中央财政4000亿元，这是上海应该为全国作出的贡献，但同时也就影响了上海本市的建设。
为了帮助上海渡过难关，去年年底中央对上海实行了财政包干，同时还决定在增加中央财政赤字的情况下，让利于上海，使上海能够在3年内获利几十亿元。有了这些有利条件，朱熔基认为上海人民还需要克服“老大”观念，以及埋怨、委屈情绪和固步自封情绪，这样上海就能尽快走出“谷底”。
据了解，中央希望上海能吸引100—200亿美元的外资。这与目前上海的现状相差10倍。朱熔基说上海已下极大决心，争取在短时间内做到一个窗口、一个机构、一个图章对外，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家到上海投资。
当来自台湾《人权论坛》杂志的记者周幼非先生，向朱熔基等上海官员诉说他在上海机场换机时的不愉快经历时，朱熔基立刻说：我非常同情你在机场的遭遇，交通问题也是我到上海后最头疼的问题。我们将要采取一些措施，逐步解决交通问题。
朱熔基还回答了中外记者关于上海甲肝流行和外国银行到上海开设分行的问题。他说上海这次甲肝疫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控制住，没有引起严重的二次感染，是很不容易的，上海正在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关于外国银行问题，他说，目前上海有15家外国银行的办事处或代表处，今年中央将继续批准若干家外国银行办事处在沪开业。欢迎外国银行到上海来。
福建省副省长游德馨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预言，今后来闽投资的台湾同胞将越来越多。
游德馨介绍说：对台胞投资将采取比照外商投资的有关政策、法律规定，但又优惠于一般外商投资的政策。我们对台胞投资的10字方针是：安全、优惠、方便、灵活、配套。优惠办法和政策将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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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门向台胞敞开
——访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副省长游德馨
本报记者 张铭清
台湾海峡局势，一向为国人瞩目。最近，台湾当局逐步放宽民众赴大陆探亲旅游，海峡气氛日益缓和。近年来，台币升值，美国对台湾进口政策的改变，使台资向外转移空前活跃。对此，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有何反应？福建，对向岛外找出路的台资又持何态度？
正值七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记者带着这些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访问了人大代表、福建省副省长游德馨。
出生在福建沿海罗源县的游副省长，精明干练，反应灵敏，长期从事经济工作。4年前，50出头的游德馨从福州市长的岗位走进省府大院，担任了分管工交财贸的副省长，今年3月省政府换届后，他分管对外经贸及侨务等方面的工作。
“作为投资者，选择投资场所无非是考虑人文地理、基础设施、劳力和自然资源、市场潜力等因素。”游德馨掰着手指一一道来，以内行的见识分析说：“闽台血缘相亲、习俗相近、语言相通，两省最近距离仅70海里，厦门金门相距仅两公里。历史上闽南有大批移民到台湾开发，台湾居民中有80％左右的人祖籍闽南。这是福建作为台资转移点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说到基础设施的改善，这位副省长如数家珍：投资50亿，扩建机场，修建码头，改造铁路，引进程控电话，发展电力事业，组建地方船队，地方航空公司加之廉价而素质较好的劳力，与台湾同样的亚热带气候，构成了台资理想的投资场所。
“据我所知，台商关心的是对他们的投资有没有法律保障，或者说有没有安全保障，不知副省长对此有什么看法？”
游德馨同志微笑着听完了我的提问，十分肯定地说：这一点，台湾投资者完全可以放心，他们的担心是不必要的。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政府保证台湾投资者民事权利。其中包括：在法律所允许范围内的人身自由、行动自由、投资转让自由；资本汇入和资本、利润汇出自由。他们在福建的投资、购买的资产、企业产权、获得的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均受国家法律保护。台胞投资属国内投资，作为特殊情况，可以参照现行的涉外经济法规和法律，享受外商企业的优惠待遇，而且有些方面还可以更优惠。
由于海峡两岸人为樊篱的隔离，使彼此之间都缺乏了解，造成了不少误解。当游副省长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由想起了有的台胞回乡探亲时自带米面，甚至带卫生纸，真令人哭笑不得。同样，对投资方面的种种担心，也是由于不了解情况，甚至听信了谣传所致。实际上，一些令台胞忧虑的问题，只要来大陆走一遭，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都是可以一下子冰释的。在当今信息时代，人为地阻碍信息传播，实在是不智之举。
“游副省长，假如我是个台商，下决心来闽投资，您能不能在投资方式、投资行业方面为我当当顾问呢？”
听了我“进入角色”的提问，游德馨也进入了“顾问”角色，他郑重其事地说：你可以在我省办闽台合资、合作企业或独资企业，可以与我省的企业开展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以及设备租赁业务，可以购买当地企业发行的股票、债券；可以投标承包经营和租赁经营我省的企业，收购拟拍卖的企业或资产，租用土地进行成片开发，土地使用权允许有偿转让和继承。还可以承包农场、山坡、荒地、滩涂进行农业开发，搞种养加工出口等等。在职或退休的工商界、金融界、科技界等方面的专家朋友，也可以来闽工作，享受专家待遇……
听着游副省长滔滔不绝的介绍，真令人兴奋不已。我不是台商，不用对如此之多的投资选择作出决策。于是，把话题转到台资具体的投资方式和投资项目上来。
“可以用‘转投资’方式，即台资可通过其他国家或地区转到福建。‘委托投资’方式，即由台商委托国外或港澳亲友，来闽考察，洽谈、签约。‘直接投资’方式，即投资者自带资金回来投资、寄款给大陆的亲友和当地信托投资公司代办，都是可以的。”
谈到具体投资项目，游副省长的意见是因地而异。比如在厦门、福州工业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多搞电子、机械、化工、家用电器等资金、技术密集的项目。泉州、莆田劳动力丰富，能工巧匠多，可以发展轻工、纺织、建材、塑料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有“花果鱼米之乡”之称的漳州可以向出口型农副产品项目投资，水果、水产、花卉、蔬菜以及食品加工项目，都是很有前途的。
握别了游德馨同志，耳际仍然回响着他那句很有感召力的话：“福建，已经向台湾同胞敞开了大门，热诚欢迎有远见卓识的台湾企业家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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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超构张西洛委员联合发言鼓吹新闻改革
让新闻单位按新闻规律办事
本报北京3月30日讯 记者陈树荣报道：政协委员赵超构、张西洛今天在联合发言中认为，近一二年，特别是中共十三大以后，新闻报道有了较大的变化，透明度加强了；不同的声音在报纸上有了。但是，总的来看，改革的步子迈得并不大。
针对读者、办报人和领导人对我国新闻工作现状不满意的状况，《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张西洛提出，必须积极而审慎地对新闻工作进行较为彻底的改革，让新闻单位按照新闻自身规律办事。
就新闻工作必须改革、舆论监督必须加强，张西洛在今天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大会上谈了三点意见。
一是放宽对报道内容和对记者工作的限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闻工作者是有高度政治责任心、注重社会效益的。希望有关领导积极地为新闻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保障社会主义新闻自由。要让群众参政议政，就应该让报纸有更多的版面发表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不能由任何一个机关或任何一个领导人随意规定准许登什么和不准登什么。
二是重视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舆论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希望各级领导要支持新闻媒介充分地反映各项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允许批评党和政府工作的问题和失误，允许公开揭露官僚主义、不尊重人民、玩忽职守等消极现象，对以权谋私、破坏党的声誉、损害社会主义事业、阻挠改革开放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公开批评。要保护新闻工作者行使合法的新闻自由的权利，使敢于说话的新闻工作者不受非法的干涉和打击。
三是新闻单位本身要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实事求是，把新闻真实性看作是报纸的生命。
在18分钟的发言中，政协委员先后8次热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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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方明葛志成委员希望制定《教师法》
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
本报北京3月30日讯 记者陈树荣报道：政协小组讨论会上，许多委员对教育工作颇多微词。在今天的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大会上，方明、葛志成委员就制定《教师法》，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又作了联合发言，博得与会者的七次热烈鼓掌。
全国教育工会顾问、民进中央常委方明、民进中央副主席葛志成认为，必须正视当前出现的“教师危机”，加强制定《教师法》的紧迫感。
方明委员说，当前我国中小学教师存在数量不足（“七五”期间约需增加200万人），质量不高（以学历论，不合格的教师，小学约为37％，高中约为61％，初中约为74％）；学科不全
（音、体、美、外语教师奇缺，相当一部分学校不能开齐规定的课程）；骨干教师不稳（学历高、能力强的教师大量外流）；后继乏人（优秀学生不愿报考师范院校、师范院校毕业生不愿当教师）等严重情况。教师危机，实际是教育危机、民族危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应当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这两位委员认为，“教师危机”的形成是多年来不重视教育，特别是不尊重教师产生的恶果。这具体表现是：教师的社会地位太低，工资待遇太低，住房条件太差，医疗条件太差。近几年，党和政府虽然重视了这些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加以解决，但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一是欠帐太多，解决起来有一定难度，二是没有形成制度。因此，他们呼吁，加强制定《教师法》的紧迫感，把提高教师的待遇、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纳入依法办事的轨道。
据悉，两年前全国教育工会和民进中央就会同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北京市教科所成立了《教师法》联合起草委员会，约有一万人次参加了制定《教师法》的讨论。广大教师对此非常关心，希望通过立法，把教师的权利、义务、资格、待遇、培养和进修、考核和奖惩等等肯定下来，以期能真正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建立一支合格而稳定的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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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树立人民的新闻观”
——与政协委员安岗的行车谈话
本报记者 魏亚南
30日下午，政协大会发言。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只见一个人进了会场，很快又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不是别人，正是政协委员、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经济日报原总编辑安岗。我便奇怪地上前问道：“您怎么刚来就要走呢？”回答：“有发言稿，领回去看就行了。这传统的会议形式也该改一改了。”我决定顺路搭车，采访这位老新闻工作者。
一上车，安岗就打开了话匣子：“人民日报这次两会报道搞得不错。如果我们的报纸平时也能像开会这样，反映人民的意见，为老百姓讲话就好了！现在都提舆论监督，对报纸、电视、广播寄予很大希望，新闻不改革不行了。”他虽已年过花甲，仍然像从前那样，思想活跃，快言快语。
“您看新闻应当怎样改革呢？”我问。
回答：“我看中心问题是把人民摆到什么位置。舆论监督绝不是报纸的监督、编辑的监督、记者的监督，而是人民的监督。报纸的编辑、记者必须反映人民的命运、呼声、利益，这就是舆论。舆论，不是记者的舆论，而是人民的舆论；新闻自由，也不是新闻界的自由，而是人民通过舆论工具发表意见的权利。否则，就颠倒了本末关系。”
车到王府井人民日报社旧址。安岗忆起了当年人民日报的往事。他说，人民日报的名字是周总理起的，毛主席题的。当时，周总理说：“报纸应是人民的报纸，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办人民的报纸。不能成为一党之报。”
安岗说：“若从那时算起，党报和人民的关系已明确了40年。可我觉得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好，我自己就犯过许多错误。刚解放时，我把一条周总理参加会议的消息放到头条，觉得是应该的。没想到第二天就受到了总理的批评，说不应该把他放到不适当的位置，应该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活动放在头版头条。以后，我还登过一篇农民感谢共产党的来信。毛主席、刘少奇都提出了批评。说马列主义不提倡感恩戴德，没有人民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党是离不开人民的。那教育深刻啊！没料到后来
‘文革’的报纸竟变成了反革命的报纸，不要人民，只要‘梁效’，而且把人民当作牛鬼蛇神
‘横扫’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好了，为改革呐喊助威，基本上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您看，报纸怎样才能正确地对待人民的问题呢？”我又提出了个问题。
“我看关键是总编辑脑袋里有没有人民，能不能反映老百姓的意见，是否善于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脑袋里没有人民，反过来就会向人民发号施令。过去报上‘必须’、‘要’、‘应该’或‘众所周知’等字眼，随处可见，总编辑倒是可以保证‘安全’，不犯错误的，但不给老百姓说话，不为人民谋利益，就办不出好报纸，哪里还谈得上舆论监督。”
说到这里，他冲着我说：“你们记者更要深入实际，接近群众，不能光泡在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上。大兴安岭火灾报道得好，打了个反官僚主义的大胜仗，当记者的就应当这样！报纸要行使舆论监督，就要不怕得罪官僚主义。你们报道火灾受到了表扬，而不是处分嘛，说明形势不一样了，记者会越来越大有作为的。”
路上，红灯亮了，车停了下来。安岗借题发挥道：“报纸也应有红灯，我不赞成对所有问题都开绿灯，错误的东西怎么能不负责任地刊登呢！当然，哪是错？哪是对？也要用人民利益这个天平加以衡量。”
车到地方了。安岗也做总结似地说：“要改革新闻，发挥报纸舆论监督作用，首先要树立人民的新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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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政干部尤其要为政清廉
——与人大代表张德江谈话录
本报记者 苏宁
（张德江代表，现年42岁，民政部副部长）
记者：作为民政部门唯一的人大代表，你对李鹏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何感想？
张德江：政府工作报告中5处谈到了与民政工作有关的问题，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报告在今后任务的第3部分写道：“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和健全各类社会保险制度，进一步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继续做好优抚和救济工作，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段话，为民政工作改革指出了方向。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民政工作，是否说明政府对这一工作更加重视？
张德江：我看可以这样理解。过去，不少人对我们这个部门不大了解，以为民政工作就是“花花钱，拜拜年，管管老人，烧烧死人。”其实民政工作是社会管理调节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每年要安置65万转业军人，收容、遣送近百万流浪乞讨人员，救济扶持1亿左右的灾民，几年来还安置了几千万残疾人就业，等等。这些工作做好了，就能为改革开放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记者：在这次会上，你准备为民政部门做哪些工作？
张德江：我准备提出4个提案或工作意见，主要是关于烈属、老复员军人生活困难亟待解决，改进和加强信访工作，以及殡葬工人家属的“农转非”问题等。目前全国有烈士家属255万人，其中只有1／5的人享受了国家抚恤，平均每人每月21元；抗日战争至抗美援朝时期参军的老复员军人340万人，只有167万人享受生活补助，平均每人每月12.7元。这些人大都无依无靠，年老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在生活、医疗、住房等方面存在很多困难。他们对国家和人民贡献的多，索取的少，理应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同情和帮助。
记者：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为政清廉”的问题，对此你有何想法？
张德江：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切中要害。改革开放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风是否清廉。就我们民政部门来说，在个别地方、个别人身上，还存在着发放救济款优亲厚友、或平均发放等现象。我认为民政精神可以概括为四句话：求实、开拓、奉献、廉洁。民政干部接触的多是“最可爱的人”和“最困难的人”，尤其需要为政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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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给特区试验权”
——广东省人大代表团特区小组讨论小记
本报记者 王楚
当主持人、汕头市市长陈燕发请代表们发言的话音刚落，几位特区代表互相推让了片刻，还是深圳市市长李灏的爽朗笑声，把代表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他。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特区究竟起什么作用，特区代表都在思考。”李灏简单回顾特区发展的风风雨雨，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进行补充。李灏则把话题引向一个新的意思：“对特区，要越来越注重它是改革的试验地。”
“深圳从全国看，除发挥‘窗口’，‘辐射’、‘基地’作用外，如何率先按国际惯例进行试验，这是人们关注的。”李灏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接着振振有辞地说：“不是广东人有特殊本事，而是深圳毗邻香港，地理位置优越。全国各地不可能在一条线上起跑。”
“要上，大家一哄而上；要下，一刀切下来，30多年来，大家习惯了。”广东省顾委主任梁灵光插上这一句话。“这种思想方法的片面性，要改变它，很费劲。”显然，梁灵光对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冲击中西部传统观念，已有了足够的思索。
“特区会给国内带来一系列‘冲击效应’。”李灏继续按他准备多天的思路说下去，“摸索一个按国际惯例办事的特区体制，深圳先行一步，可为全国提供经验。”
讲了一圈，李灏明确提出他的意见：“要给我们试验权！要制定法规。”
“深圳坐等上门的旧事值得总结。”李灏反复论述2年、5年、10年后的深圳，但落脚点却在“试验”二字上。“既然把深圳当作试验区，应该让人尝甜、尝苦，不能简单用甜苦二味论成功失败。”
“公开讲，你（指深圳）是老大哥，私下，我还是要与你比一比。”珠海市市长梁广大一说完，代表们哈哈大笑起来。
梁广大谈得更多的是“唯实不唯上”，他认为，特区改革要解决一个“进一步解放思想问题，要认真总结九年成功与失败经验。”但他说，当前，特区领导人的“胆略、胆识、冒险精神”，尤为显得重要。
“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企业，参加国际竞争，这么大的开放地带，有的政策跟特区差不多。”梁广大一条条摆开了，紧迫感、压迫感溢于言表。
“关键是要看准，能使用好中央已给的政策。”海关总署署长戴杰不时地插着话。
“对！谁能使用好中央已给的政策，谁就能赢得时间。”梁广大把话锋一转：“最可怕是把中央对待特区的政策，作为少数人的专利品，少数部门的专利品。”看来，珠海市的发展与深圳、汕头特区发展一样，并非一马平川，而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梁灵光对特区发展过程，了如指掌，他说：“对特区，我们有很多做法不是用经济办法，而是用行政手段。”很明显，有关部门对特区和中西部地区，采取“一刀切”，代表们群起而攻之。
李灏幽默地笑着说：“这叫特区不例外嘛！”……
两个多小时，“特区应是全国的特区”，“对特区应有更多的谅解”，“应给特区试验权”，始终是代表们的中心议题。
第2版(要闻)
专栏：两会花絮
“高级翻译”
3月30日上午，窗外春光明媚，新闻出版组委员们正在会议室热烈讨论。只见坐在窗前的《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爱泼斯坦委员举手要求发言。他今年73岁了。他先用汉语发言，觉得有些不顺口，难以表达，就又讲开了英语。在座的大多数委员听不懂，他也着急。
正在这时，68岁的冯锡良委员（《中国日报》社原总编辑）接住了爱泼斯坦的话，将他的话翻译成汉语。张西洛委员操着厚重的四川腔赞扬道：“高级翻译”。
（钟人）
第2版(要闻)
专栏：两会花絮
意见应输入电脑
3月29日中午，湖南代表团第四小组的发言告一段落。代表们来到餐厅吃饭，边走边议，到了饭桌上还未休止。
彭元喜代表说：“我们说了这么多意见，简报编了好几本，有没有人看，我很担心。”吴同南代表说：“我想，肯定没人看，老领导忙于交班，新领导一上任，岂不日理万机？”
吴志泉代表说：“我建议，应该考虑把代表们的意见分门别类，用电子计算机储存起来，以便向代表们提供咨询。”
（龚金星）
第2版(要闻)
专栏：
图为湖南省人大代表在商议议案。
本报记者 沈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