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要闻)
专栏：
宪法关注着私营企业的命运
本报记者 潘岗 戴玉庆
阳春三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宪法中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条款的建议，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注目，也成为人大代表的热门话题。人们关注着私营企业的命运，关注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关注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藏龙卧虎：私营企业的奇特现状
如果有人要问，我国目前私营企业有多少户，职工、产值有若干，恐怕没有人能够说准确。因为仅按营业执照算，以私营企业名义登记的全国不过六七家（温州4家，沈阳2家），如果按各地工商局的统计，雇工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全国有11.5万户，雇工人数为184.7万人。然而这都与实际数字相距甚远。
湖北武汉——长江实业公司，这个由七八个人投资兴办的私营企业，目前已有300多名职工，承担着大量室内装饰业务。但营业执照上却是：合作企业。
浙江宁波——一个生产电视机变压器的私营企业，雇工150名，去年产值达750万元，正在盖五层楼的厂房。其营业执照上却写着——乡镇企业。
原来，大多数私营企业都处于“藏龙卧虎”状态。他们“藏”在合作组织、乡镇企业里，
“卧”在个体工商户中。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发现，全国28.3万户合作经营组织中，属于私营企业性质的就有6万户；以集体名义登记，实为私营性质的企业，也不下5万户。三类合计，全国私营企业已有22.5万户，雇工总数已经逾360万人。
这里要指出的是，挂靠乡镇、街道的私营企业，一旦发生民事纠纷，就成了执法部门难以处理的问题。
吉林省扶余市农民杨雨田，1 983年组织起“运输合作社”，吸收待业青年帮工，虽然挂了集体的牌子，但设备、厂房、资金实为杨个人所有。1 986年，有人发现他“侵吞”集体财产7万元，实际上那钱纯属杨的私人财产。他喊冤不已。
河北省邯郸市农民冯连印办了一爿商店，资金、经营权都是冯自己的，可他挂着集体的牌子。后来发现他自用了15万元，是以贪污罪将其绳之以法，还是以私营业主合法收入予以保护，当地司法机关委决不下。
所有制界限怎样才能划清楚？怎样去确定私营企业的性质，已经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戴“红帽子”：私营业主的变态行为
不少私营企业主把挂靠乡镇、挂靠街道作为免戴资本家帽子的手段。吉林省一个私营建筑队，几年经营，收入颇丰，可前不久，业主硬是将自己苦心添置的十几万元设施卖给了县建筑队，不干私营了。河北省某县一个年产值200多万元的私营镀锌钢管厂，也是在企业正红火之时，于去年4月将工厂交给了乡政府。河北省辛集市一位私营企业主发挥自己有舞台设计的特长，在河北、北京等地承揽大型舞台设计业务，信誉不低，收入可观，眼下正准备打入国际市场。可在前不久，他找到当地一位领导同志忧郁地说：在旧社会我是受地主剥削的，可我现在也雇了人，你说我这是不是剥削？我是不是资本家？
心有疑虑，不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有自己一席之地，这是私营企业千方百计寻找挂靠单位的根本原因。他们宁愿交一笔管理费，换一顶集体企业的“红帽子”。有的还违心地给有关单位“赞助”，以求得社会的好感。如果挂靠不成，他们就将大部分收入用于修房子、修坟墓。济南一个扒鸡作坊主，赚了一些钱后，怕政策变，一边寻找“红帽子”，一边大手花钱。他的几个女儿出嫁，每人陪嫁8万元。
目前，社会上有些人总认为私营业主的钱都是不劳而获，可以随意掠夺，“抵抗力较弱”的私营企业，只能忍气吞声，送上钱还得陪笑脸。河南郑州市郊区一家私营企业，从开办以来已向村里捐了5万元，最近因未交齐又一笔2000元的赞助费，村民委员会对其采取断水断路手段。一些城市的医院竟规定，对个体户、私营业主加倍收取医疗费；个体户、私营业主买商品房，价提高一倍；从私营企业购买货物，不能回单位报销……白眼，卑视，乱收费，乱摊派，甚至敲诈勒索，使得私营企业难以招架，只好“挂靠”。
南辕北辙：沿袭过时税制思路
当然，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乡镇企业的原因，并非全是为了寻找“红帽子”，其中也有经济原因。目前国家是按照企业所有制性质征收所得税的：国营企业适用55％比例税率；集体企业适用八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55％；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适用十级超额累进税率，实际最高税率可达84％。
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实行累进税制，产生于五十年代，制定这一税制是为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限制、改造。而现行的改革思路则是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鼓励私人企业发展。很明显，沿用五十年代高税赋政策，只会导致限制私营经济发展，而不是促其有所作为。税制不改，就会南辕北辙。
一位工商行政干部形象地将现行税制的弊端比作卖鸡蛋：如果卖一个鸡蛋赚一个，卖两个还是赚一个，卖三个仍赚一个，谁也不会甘心受累去多卖鸡蛋！继续现行高税率，其结果无非有三，一是私营企业缩小规模，退成个体户，图个省心；二是设法偷税漏税，赚得差不多就收摊子；三是转为集体企业，业主当个厂长，既不必为资本家的帽子而担忧，又稳拿工资。很明显，这三种可能，对发展社会生产力都是不利的。
不少同志建议，应该借鉴外国经验，对私人企业改累进税率为比例税率，在税负上与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完全一致，使各类企业能够在平等条件下开展竞争。
制定法规：促进其健康发展
近年来，私营经济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它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不足1％。私营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应有的作用远未发挥出来。有位代表测算，如果私营企业的产值能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就可解决3600万人的就业问题。仅此一点，就可看出私营企业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经济的意义。
许多代表说，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鼓励和发展私营经济并非权宜之计，就很有必要在国家大法中明确它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的地位，并以宪法做为基础，制定有关法规、政策，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加强引导、监督、管理。目前，有些私营企业，经营行为不规范，法制观念淡薄，偷税漏税严重，还有的任意延长劳动时间，不关心职工劳保福利等，这些都急需依靠制定具体法规予以约束，引导其健康发展。
第4版(要闻)
专栏：
国家扶贫资金挤占挪用严重
有关部门建议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据审计署提供的材料，近几年国家用于扶贫、支农的专项资金，被有些地方大量挤占挪用，挥霍浪费，甚至被个人贪污。
去年各级审计机关对全国近千个县1985年和1986年的扶贫、支农资金情况进行了审计，共查出违反财经纪律金额1.78亿元，占审计金额的5.9％；还查出损失浪费金额2200多万元，占审计金额的0.7％。其中被一些地方挤占挪用的资金达1.33亿元，主要用于机关盖办公楼、建宿舍、买汽车、经商办企业、行政经费开支，或转为预算外据为单位自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有个县1985、1986两年，挪用国家拨给老区的97万元建设资金建宿舍、招待所和影剧院等。湖南省有5个县（市）的民委、7个县（市）的交通局共动用扶贫支农款49万余元，为本单位购买小汽车及其他交通车22辆。
审计部门认为，大量的扶贫、支农资金被挤占挪用，使一些地区本应得到扶持而未得到，延缓了群众温饱问题的解决；也使党中央、国务院对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关怀，在一些地区没有落实，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还助长了一些单位铺张浪费，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他们建议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政策法规，对上述违纪问题作出处理。原则上对挤占挪用的扶贫、支农资金，应当限期收回；对挪用这些资金盖的办公楼、宿舍、买的汽车，或者没收，或者作价处理，归还资金；对主管机关用于本身经商办企业的资金，要限期收回，继续用于扶贫支农。对违反财经纪律情节严重的和由于官僚主义造成严重损失浪费的，应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对无视党纪国法贪污者，要从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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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资阳县党员带头发展商品经济 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给予赞扬
本报成都3月29日讯 新华社记者彭自襄、本报记者胡继鸿报道：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昨天在谈到改革、开放中如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时，充分肯定了资阳县开展万名党员带头发展商品经济、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的竞赛活动。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资阳县部分党支部和党员不明确在新时期如何发挥作用。对此，县委总结了昆仑乡“广开致富门路、发展商品经济、富裕全乡人民”的经验，在全县推广，鼓励党员参加竞赛。要求参赛党员除家庭人均年收入有所增加外，还要带动一户农民勤劳致富，帮助一家贫困户脱贫致富。
这一竞赛活动由点到面，参赛党员由少到多，到今年2月底，全县参赛党员达11275名，占农村党员总数的51.1％。竞赛活动开展三年取得显著效果。党员的观念更新快，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高涨，有6000多名党员家庭的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全县农民人均收入水平1至3倍；促进了专业乡、专业村、专业组和专业户的发展，去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较1984年增长27％以上，农民人均收入以10％以上的速度逐年上升，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对党的建设也是一种有力的促进。
据此，四川省委已转发了资阳的经验材料供各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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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陈临新告负
日方先锋依田纪基二连胜
本报北京3月29日电 记者温子建、缪鲁报道：今天在北京中日围棋会馆举行的第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第二场比赛，中方陈临新七段没有发挥出应有水平，执白棋负于日方先锋依田纪基七段。
这场比赛中，依田纪基执黑第一手下在了“目外”位置，意在给对手心理上施加一定压力。比赛进入中盘战后，黑棋形状坚实，实空明显领先，而白棋被分割成数块，局面不甚安定。
这时，轮到占有优势的依田纪基犯错误了，他在一个角上先“扳”而后“虎”，落了一步后手。陈临新抓住机会，抢到几个事关双方消长的要点，白棋形势一度有望。但是，处在读秒声中的陈临新未能算清自己一块白棋的死活，只好加固了一手棋，依田借机赶快弥补了黑棋一处致命弱点。至此，白棋已经无法扭转败势。这盘棋，黑胜三又四分之三子，共225手。本届擂台赛日方已经二连胜，五月将由中方王群八段向依田纪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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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登辉邀张学良到寓所晤谈
新华社香港3月29日电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总统”李登辉夫妇27日下午邀请张学良夫妇至寓所叙晤，并以茶点招待。报道说，李登辉询问了张学良的生活起居及家庭情况。这家报纸还说，“张学良表示在平淡及宁静的生活中有颇多乐趣。”
由于李登辉夫妇与张学良夫妇都是基督教徒，他们的谈话也涉及到宗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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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葡土地小组第二次全会结束
双方就工作方式与细则达成协议
新华社澳门3月29日电 中葡土地小组在澳门举行历时两天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于今天下午结束，并发表了如下新闻公报：
“中葡土地小组于1988年3月28、29日在澳门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就中葡土地小组的工作方式与细则达成了协议。会议还就新的土地契约（包括续期契约和修订契约）应体现中葡联合声明的精神，以及澳葡政府1988年度批地计划，包括大型建设项目的用地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
会议是在友好坦诚的气氛中进行的。
下次会议时间双方另行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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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日尼三国珠峰登山队遇狂风
大批物资运上北坳营地
本报珠峰北侧大本营3月28日电 记者张抒报道：为争取时间，中日尼三国登山队正抓紧时间，向北坳营地运送物资。在26、27日两天中，队员们顶风冒雪，先后出动36人次。
今天，珠峰北侧天气良好。上午11时，16名队员继续运送。此次北侧登山，4号营地以上高度的物资运输，总量在5吨左右。26日、27日，北侧大本营也刮起大风，风力在9级以上，有几顶帐篷被吹翻。
另外，前几天有消息说，南侧先遣队已到达孔布冰川。南侧大本营也遇到大风袭击，帐篷全部被毁。
第4版(要闻)
专栏：
杀害空军飞行员的罪犯在京落网
凶手张洪友供认真实身份接受审理
本报北京三月二十九日讯 在哈尔滨市杀害空军某部一级飞行员李鹏礼的凶手张洪友今日在北京落网。
今天，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向首都新闻单位透露：三月二日上午，凶手张洪友在哈尔滨市革新市场扒窃时，被空军某部团政治处主任、一级飞行员李鹏礼抓获，在被扭送公安机关的途中，罪犯用匕首向李鹏礼胸部猛刺一刀逃跑，李鹏礼不幸牺牲。三月七日，张洪友持假工作证，化名张军，流窜来京，多次在公共汽车上扒窃作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许，张犯在崇文门和虹桥自由市场等地企图作案，当他在磁器口车站挤上一○六路无轨电车后，张犯的可疑行迹引起侦察员韩立赞和田景忠的注意。张犯在途中行窃时被两位侦察员当场抓获。
公安人员经预审调查，认定所谓张军就是在哈尔滨作案的凶手张洪友，张犯也供认了自己真实身份。张犯现年二十五岁，是哈尔滨市无业青年。一九八一年曾因偷窃被劳教一年，一九八五年又因偷窃被判刑四年，一九八七年七月被提前释放。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
（邹风学 李树春）
第4版(要闻)
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摆脱贫困之后
本报记者 毛磊
来到美丽的云南西双版纳，登上雄峻的基诺山，亚热带原始森林呈现在眼前，云海茫茫，林涛阵阵。平缓的山坡上，分布着基诺族的幢幢竹楼，村舍四周蕉树摇曳，翠竹簇簇。
我在这里见到了跨越时代的人们——基诺族人，他们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只占全国总人口万分之一的民族已经摆脱贫困，走上了致富之路。
走进曼飘村，几乎半数瓦房上都矗立着电视天线，这本身已在向人们透露信息。
车切，60多岁的老汉，满脸黑红的皱纹，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告诉记者，一家人靠种植砂仁（一种芳香健胃中草药）、茶叶，已连续三年收入超过万元，“一年光税就要交1000多元呀！”他眨着眼睛说。
“富了之后，钱怎么花呢？”记者问。
“我们家买了电视机、缝纫机、收录机，去年还买了台手扶拖拉机。”车切的小儿子抢着讲。
“听说基诺人非常喜欢喝酒，是吗？”我问。
“车切一天喝一斤还不够呢！有的人下地干活背的不是水壶是酒壶。”旁边有人插话。
“什么时候开始致富的？”
车切答：“1979年以前年年粮食不够吃，1979年以后不缺粮啦，1983年实行农业大包干后就富起来了。全村43户人家，去年收入超过8000元的还有好几户哩。”
记者来到曼坡村，走进一家农户，登上基诺族传统竹楼，男主人切腰热情地递烟沏茶。切腰家里4个孩子年龄尚小，只有他和妻子两个劳力，种了2亩4分水稻、14亩旱稻，还有30亩砂仁，8亩橡胶，2亩茶叶，去年收入1000多元。
我环顾四周，尽管光线昏暗，床铺凌乱，但屋中摆着电视机、缝纫机，走下楼来，门口还停着两辆自行车。
随后赶来的村干部告诉记者，切腰家的情况在村里属中等偏下水平。
“人们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我这样问。
村干部向记者诉苦，群众养鸡、养猪、养牛很普遍，但年年发生鸡瘟、猪瘟、“牛出败”（牛的一种传染病），死亡率极高，有时全村的鸡、猪都死光，而兽医站往往是出现疫情才打预防针，亡羊补牢。
司土乡乡长李富告诉记者，群众消费结构不合理，嗜酒成为一种风俗，天天喝一二斤酒的男人在村里并不少见，往往有的家庭将收入的1／3用于买酒，甚至酗酒成疾，去年乡里因酗酒还死了人。
一位乡村小学教师认为，最头疼的是邮电所不按时送信送报，常常一个月送一回，一送就是一大堆。
基诺区区长白腊者说，基诺人的科学技术水平低是个大问题。目前这里已成为我国第二大砂仁产区，但没有一名专业技术员，农民得不到砂仁种植技术的培训和指导，因为管理粗放，种植技术不过关，现在砂仁、茶叶平均亩产才5公斤，而加工技术低，又造成每年损失上千公斤砂仁鲜果。
我采访时，巧遇正在这里采风的西双版纳州文联作家王守芬，她这样感叹，基诺族有浩如烟海的民歌，曲调古朴悠扬，内容生动丰富。老人们唱起情歌时，往往感动得泪流满面；母亲唱起儿歌时，令人感到甘恬宁静。但年轻人不愿穿本民族的服装，也不爱唱本民族的歌、跳本民族的舞，却整天哼内地的流行歌曲，跳交谊舞、迪斯科。她并不是要青年人不加变革地保存民族原有的文化传统，而是希望他们能吸收其它优秀的民族文化，并使之在改革创新中继承发扬。基诺族民歌完全可以利用其曲调，填以生动活泼的新词，使其在民间流传……
基诺人刀耕火种、刻木记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总是要变迁，要发展，要前进的，到过那里的人都这样相信。
第4版(要闻)
专栏：
千家万户笑语多
——烟台住房改革掠影
宗卫东 綦国瑞
住房改革，牵动千家万户。城镇居民能否承受改革的冲击，调整失衡的心态，经受住新旧体制更迭的考验，这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各地的情况也许不尽相同，今天，且听听率先推行住房改革的烟台市民的心声。
1987年8月1日，烟台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在全国率先出台，撞击着我国30多年来“福利性、低租金”的旧住房制度的框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和反响。
烟台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围绕着住房问题进行的一场利益的重新分配。它涉及6.8万个家庭，13.9万名职工，政策上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连着人们敏感的神经。
在市房改办公室里，反映房改后居民房租增减的一张汇总表上标明：
全市结余户33713户，结余额47.49万元。
全市增支户31526户，增支额36.11万元。
在这里，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请看：市委书记增支21.24元，市长增支34.64元，市委一位副书记增支31.36元，市人大一位副主任增支46.57元，市政协一位副主席增支58.90元。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多住房多付租金”的原则，不管是对领导者，还是对百姓，都是一样有效的。领导者的态度非常鲜明，市长俞正声说：“我们宁肯个人多花钱，也要把改革进行到底。”
房改，使那些过去住大房、现在增支较大的人，感到了强大的压力。一位地委领导的遗孀，每月增支48.5元，她主动要求调整住房了。
房改，对那些普普通通的工人来说，交织着喜悦和忧虑。一般说来，一个三口之家，人均收入78元以上，居住面积35平方米左右，收支基本持平或略有节余，心情比较轻松。相反，人均收入低，居住面积又大于这个水平的人，感情则比较复杂。市粮食局一位名叫王志兴的同志，一家4口人，住房55.6平方米，房改后，每月增支47.75元。但他还是积极支持房改，他说：“过去实行的低房租制弊端太多，每年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盖房，但是仍然不能完全解决住房紧张的矛盾，并使包袱越背越重。我虽然是增支户，但只要将来调调房，居住面积小一点就可以了。”
相对而言，教师们的心情则比较平静。他们大部分人居住条件一般或较差，工资收入在平均线以上，因此，交了房租后，节余房券的人较多。养正小学教导主任任玉梅一家4口人，月工资收入220元，住房面积32平方米，每月交租后剩房券8.75元。她高兴地说：“房改把住宅提高到商品化的高度上来，使我们长期住小房的人看到了希望，日后，我们可以靠积攒的房券买上一套好房住呢！”
与教师们心态不同的是那些科技人员。他们大部分住房比较宽敞，工资收入又不高，房租支出上有相当的压力。市广播电视局的一位同志，每月要增支15.5元。但他说，住房宽敞些，工作、生活条件好点，这点钱，我还是可以拿得出的。
在房改中，受冲击最大的，是家庭成员中一方在农村、另一方从事海上、井下、野外、环卫工作的职工，他们大部分住房尚可以，但家庭收入偏低，生活有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市里将他们分别划进减、免、补的范围，解除其后顾之忧。市房屋修建公司的工人胡长云，家庭十分困难，一家7口人，挤在21.93平方米的房子里，3个孩子都上学，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和一个有病的姐姐，全靠他的工资维持生活。房改前，他只交房租1.14元，房改后房租增加到5.28元，交租后人均收入仅有10元多一点。市里了解到这个情况，立即采取措施，帮助他解决了困难。全市结余户比增支户多2187户，从各种信息分析，结余户的心情是愉快轻松的，许多增支户也在不断转忧为喜，如今，从烟台的千家万户中，传来频频的笑语。
笑语声中，买房，第一次被列入了家庭消费计划。去年10月22日至25日举办的烟台市区住宅交易调换大会上，城镇居民的买房换房活动达到白热化程度。据统计，市区要求买房的居民达3000多户。在人山人海中，我们见到了前来购房的烟台绒绣厂设计员刘天骄。他告诉我们，他一家3口住两间房，月工资150元，每月房券36.2元。房改后，他提出买房要求，在工厂支持下，他自己一次付款6510元，交易大会的当天就办理了合同，买下了一套使用面积为38平方米的新房。
这次交易大会的头4天，个人购买商品房45套，调换住房143套，办理私房交易52套。在这同时，市内各系统、各单位的自建房也开始向个人出售。市直机关去年新盖了82套住宅，准备出售8套，报名申请的却有93人；市商业局9月份竣工新楼房10套，出售了9套。在烟台，居民买房的轮子开始转起来了，这说明住房改革在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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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民权县野岗林场台属职工廖喜英一家承包15亩苹果园，1987年人均收入4000元，成了靠“果”致富的小康之家。图为廖喜英（中）正在给子女传授苹果剪枝技术。
新华社记者 王刚法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