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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主持总理办公会听取上海铁路事故情况汇报
国务院即将制定交通安全治本措施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记者杨理科）国务院代总理李鹏今天下午主持总理办公会议，听取了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关于上海“3·24”列车相撞事故处理情况的汇报。
李鹏在会上说，这次事故的发生是一起很大的不幸事件。我再次代表中国政府向中日双方在事故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向死难者家属和中日双方的受伤人员表示慰问，并祝愿受伤人员早日康复。李鹏说，上海铁路系统、公安系统、医疗系统、当地驻军、武警部队、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在事故的善后处理中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日本政府、死难者和受伤人员的亲属给予了很好的合作，对此我们也表示感谢。
李鹏指出，在继续做好善后工作的同时，国家安全生产委员会事故原因调查组要抓紧工作，尽快找出事故原因，以便接受教训，改进工作。
李鹏强调，当前铁路运输任务很重，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保障运输安全。李鹏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在经过认真的充分的准备之后，要在近期内召开以铁路系统为重点的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会议，制定出保障交通安全的治本措施。
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国务委员吴学谦、陈慕华等，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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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先念和党外知名人士交换意见 大家强调发扬民主国家才有希望
本报讯 记者高新庆、徐建中报道：3月29日上午，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李先念，笑容满面地在中南海第4会议室迎候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和全国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分别与大家拱手作揖，相互问候。在一片亲切、融洽的气氛中，就如何开好政协会议、如何发挥政协的作用、如何加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的合作，李先念诚恳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会前几分钟，有人向李先念报告说，康大姐身体欠佳不能来了。话音刚落，康大姐却出现在会场，李先念关切地打招呼：“康大姐来啦！身体不好就不要来了嘛！”康大姐点头致意，欣然入坐。
李先念说：“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多年来，我们国家多经风浪，人民政协也来之不易。今天请各位来，想就怎样把政协会议开好听听大家的意见。请大家不要冷场，还是请费老先谈吧！”
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说，从第一届政协起我就是政协委员，几十年了，很有感情，这次离开政协，真有点恋恋不舍。我很想留在政协，觉得在政协比较容易说话（笑声），熟人熟面孔。到人大真有点象到婆家去似的。他还谈到，民盟参加“两会”的人员有300多人，其中政协就有200多，我们鼓励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充分行使民主权力。可喜的是一批新人进入人大和政协，他们年富力强，富有朝气，虽然我们之间的看法不尽相同，只要互相取长补短、相互谅解，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回顾和总结了政协的工作和经验后指出：政治协商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极好方式。政协还应强调民主监督作用，民主监督最早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希望在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6字方针上，人民政协应该起表率作用。
孙起孟话音刚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周谷城以浓重的湖南口音阐述了政协工作要把目的和手段统一起来的重要性。
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的话语十分风趣。她说，我搞过政协，现又参加人大，两方面都有了点经验，人家说我是“两栖动物”（一片笑声）。雷洁琼对这次大会的民主空气十分赞赏。她说，昨天人大开会，有那么多代表要求发言，选举时有人举手反对，有人举手弃权，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新闻报道过去是一面倒，不同意见根本不给登，现在不同的意见也登出来了，比较真实活跃。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荣毅仁和王光英结合自己的经历谈到发扬民主和振兴中华的关系。荣毅仁说：五七年以前我敢讲真话，有时周总理还来听取我们的意见。五七年以后，没人敢讲话，要讲也只是讲一点芝麻大的事。七八年以后，好的传统才逐步得到恢复。”他说：“越是发扬民主，我们这个国家就越有希望。”王光英说，现在有一个好形势让我们开展国际交往活动，我们应加倍珍惜，更好地发挥作用。
台盟中央主席团主席林盛中说：要使台湾回归祖国有两件事要做。一是要好好地搞经济建设，一是好好地抓民主建设，他希望政协中的各民主党派积极发表不同意见。
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说，更好地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大工作。现在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各界知名人士的协商已成制度，各民主党派应该加强自身建设，提出更多的建议、意见。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周培源说，各级政协组织有2800多个，政协委员有35万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四化建设服务，是人民政协发挥作用的大课题。他认为，当前当务之急是发扬民主，实事求是。
无党派民主人士程思远在发言中建议人民政协珍惜大好时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伍觉天在会上介绍了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问题。他说，“对不正之风，我们要狠下决心，认真加以解决。”
李先念总结说，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就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他特别加重语气说：“发扬民主，国家才有希望。不民主，国家就没有希望。”
李先念还告诫大家要多谋善断。他说，即使再有学问的人，也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顺耳的听起来很舒服，不同意见听起来很难受，这就要硬着头皮听不同意见。不同意见也不一定正确，那就要解释、等待。共产党也好，各个民主党派也好，各族人民也好，就是要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中央的同志他们了解的情况更多一些，他们的意见更完善一些，但是也总有看不到的地方，欢迎大家多提意见。
当李先念“谢谢大家”的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参加座谈会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和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人还有：屈武、钱昌照、贾亦斌、楚图南、钱伟长、高天、孙晓村、万国权、赵朴初、陈舜礼、沈其震、方荣欣、黄鼎臣、董寅初、严济慈、孙承佩、苏子蘅、蔡子民、李铁铮、胡子昂、刘靖基。
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王任重、阎明复、方毅、谷牧、杨静仁、康克清、帕巴拉·格列朗杰、邓兆祥、马文瑞、王恩茂、钱学森、钱正英、苏步青、司马义·艾买提，参加了座谈会。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周绍铮、沙里、李定、宋堃等也参加了座谈会。
（附图片）
3月29日上午，李先念在中南海和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和全国工商联的代表座谈。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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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波动中驾驭农业
本报评论员
近几年，我国一些主要农产品出现了产量忽多忽少，价格忽高忽低的波动现象。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这些波动中交替受着困扰，发出了种种疑问。波动意味着什么？是农业生产出现了萎缩，还是农业从产品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出现的必然现象？这是一个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正确地认识波动，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今天的农村经济形势，知晓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而把握波动，减少减小波动，使农业在波动中更稳地前进，是十分必要的。
农业生产的波动是不可免的，而且非自今日始。过去实行单一计划经济时，农业的年度波动也时有发生，但那主要是自然灾害或计划失当等因素造成的。今天农业生产的波动，固然有自然灾害造成的；但更多的是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在后种情况下，市场引起生产波动，生产的波动反过来影响市场波动，两者彼此关联，相互作用。比如近几年生猪、黄红麻、兔毛等大宗农副产品，都是在市场价格信号的诱导下，出现生产上的周期性紧缩和膨胀的。这种波动恰恰说明，今天我国农业生产和市场的联系已经大大加强了。没有商品生产的发展就没有市场的波动，也就没有市场作用的明显增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生产进步和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现，标志我国农业总体水平和运行机制的历史性的转变。事实上，波动作为市场调节生产的一种形式，一方面可能带来经济生活的动荡，造成生产的损失；一方面又把市场需求的信号及时地传递给生产者，用一种无形的力量指挥农民，指挥政府；如果我们能适应这种机制，利用这种机制，就能使农业生产在波动中不断地调整和优化它的产业结构。
那么，农业上的波动为什么会给人们带来那么多的困惑和担忧呢？这里面固然有波动给生产、消费造成动荡的原因，更重要原因是我们缺乏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活的必要的心理准备，不理解甚至惧怕市场风波。如同一个在陆地上生活惯了的人，一到大海之上，遇到风浪就害怕。殊不知，颠簸就是航行的秩序，航船总是在颠簸中前进的。对于不可避免的市场波动，怕是没有用的，躲也躲不过去，只有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其次，还由于我们对商品经济的规律还很不了解，很不适应。有时不仅不能按照价值规律防止、减缓忽上忽下的严重波动，相反还有意无意地加剧波动。比如，1984年前后，我国粮食出现了暂时的供大于求，我们不仅未能及时加以调控，相反采取了和合理调节市场方向相悖的行动，农民卖粮，国家也卖粮，致使粮食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加剧，给生产者传递了失真的信号。生猪生产同样如此。本来产量多时正是少的开始；产量少时正是多的起端。我们未能及时察觉这一变化，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调节和减缓，相反，某些行为如多时压级压价、少时抢购强购，却加剧了它的波动。这都说明，我们在市场、在商品生产面前，还缺乏经验和知识。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是一个过程，生产自身需要逐步发展，市场需要发育，两种机制的转换需要费以时日，人们的经验看来也需要一个渐渐积累的过程。
重要的是如何尽快地适应种种变化，及早地学会把握市场和把握波动的本领，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蠢事。事实证明，市场波动不可避免，但把握、减缓这些波动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商品生产本身是最好的教师。只有在波动中，才能了解波动，利用波动，掌握克服不利波动的主动权。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改革，促进市场发育，提高商品生产水平，经过多时积累，人们对波动的反应一定能够从比较盲目走向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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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围绕教育、物价和知识分子待遇
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气氛热烈
希望意见能引起重视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围绕《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越来越趋热烈。
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们讨论的“热点”，大都是一年又一年政协会上的“永恒”话题：教育事业的发展，物价的改革和知识分子的待遇。
在集中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的民盟组，话题主要是教育问题。在今天的小组会上，因为要求发言的委员太多，会议主持者不得不要求大家的发言能“浓缩”。
张乔啬、张芝联、孔令仁、李树元等委员认为，教育经费虽然绝对数字每年都有增加，但在财政开支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微乎其微。张芝联委员说，大家呼吁增加教育经费多年，为什么就是不起作用。孔令仁委员希望这些意见能引起重视。她说：“有人说政协委员是
‘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我希望能改过来：‘不说白不说，说了不白说’。”
民盟中央副主席马大猷说：“我们常说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现在百业待兴，要做的事千头万绪，‘为’的应该是最基本、最需要的，教育就是如此。”
政协48个分组的讨论今天都涉及到了物价问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筠委员认为，我们对物价上涨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由于物价上涨引起的人民的紧张心情估计不足，对它所引起的一系列严重后果估计不足。《政府工作报告》对物价问题重视不够，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物价，必将影响社会安定。
在中共组的讨论中，朱涤新委员认为，物价上涨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关注，政府应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武汉大学工商行政管理系主任肖国金认为，对过去传统的稳定物价办法要一分为二，不能在新形势下用老办法，像冻结物价的办法就不能用。像控制基建规模、防止基建挤银行、银行挤票子、票子挤市场，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控制消费基金，扶持上得快、销路广的商品等，这些方法都可以用，但要结合新形势，探索新路子。
知识分子待遇偏低，在这次政协会议上受到了很大关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委员在前几年的政协会议多次提到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今天他又说，现在知识分子的心不定，受“出国热”的影响很大。有人说应当吸取大禹治水的经验，重要的是疏导，切实解决问题，保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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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银行将发行十亿债券
本报讯 中国银行自四月一日起，将陆续向国内居民发行十亿元人民币金融债券。
金融债券面额分为一百元、五百元和一千元三种，采取浮动期限（一至三年）、累进计息的方法。债券利率第一年为百分之九，第二年为百分之十，第三年为百分之十一。一年期满后，开始兑付，按年累进计息。此债券不记名，不挂失，但可以转让或抵押，购买债券的个人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中国银行发售人民币债券是该行在体改中开辟人民币资金来源、加强国内服务的新尝试。 （朱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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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手记
人大开风气 民主顺潮流
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两会会场上民主之风起于萍末。风气既开，逐年加盛。其势如霞蔚云蒸，闻展敲中华旗鼓之先声；其事属民心所向，有顺应历史潮流的实践。如此浩荡春风，生气蓬勃，真乃历来所未有。不但朝野之士，欢欣鼓舞，也使各国记者，瞩目东方。
在两会之中，有不少无党派民主人士。他们作为占全国知识界2／3以上知识分子的代表，无不精神振奋，慷慨陈词；为国输诚，披肝沥胆。在这支队伍之中，以在野者居多，执政者居少。自己猥以疏才，在过去八年中，任职安徽政府，对中央有在野之谏，在地方有执政之权。故得以有机会研究其分工合作之道。会议期间，因《人民日报》记者约稿于我，故择其要者，手记数条，以供发表。
在野之士所企望于执政者：无非推诚心，除积弊，布公道，筹长策，使天下人才各安其所，各尽所能。
推诚心，群策群力搞四化。只有发扬民主，方能同心同德。
除积弊，改革不合理体制。发挥两会功能，认真监督立法。
布公道，让万马奔驰竞争。开放各种市场，促进百业繁荣。
筹长策，顺民情因势利导。弥补供需失调，制止通货膨胀。
执政领导所期望于在野者：不外有理想，讲道德，倡文化，护法纪，为国家大事出谋划策，富国兴邦。
有理想，先天下之忧而忧。着眼宏观大局，志在振兴中华。
讲道德，当好共产党诤友。据理直言无隐，不屑迎合取容。
倡文化，提高全民族水平。撷取中外菁华，消化吸收传播。
护法纪，使人治化为法治。上下奉公守法，国家何患不治。
我希望全国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发扬民主，团结奋斗，以自己所有的知识和力量，为祖国的四化和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988.3.29
本文作者杨纪珂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深圳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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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特写
当着万里提意见
——北京代表团联组讨论随记
本报记者 杨振武 张书政
3月29日上午9点，当我们匆匆赶到河北饭店时，才得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正在北京代表团参加联组讨论会。
按照以往的惯例，领导人到代表团活动，多是礼节性的，而且基层的代表一般是不大发言的。
这次却出乎意料。我们进场时，恰好赶上符兰代表要发言，看得出，这位55岁的小学副校长是很激动的。她说：“我今天就是要当着万里副总理的面，反映一下小学教师们的呼声。”
“现在全国有很大一部分小学的校舍破旧，设施简陋，很多地方最破的房子是小学。小学的经费本来就不多，但常常还被挪用，有的学校连买把扫帚的钱都没有。”符兰代表以她所在的二里沟中心小学为例，进而谈到，小学教师负担重，地位低，收入少，这种状况严重影响着中小学教师队伍的稳定。她呼吁，大家都来关心基础教育。
符兰代表的话音刚落，又有一位女代表紧接着发言。她叫陈伦芬，是国营北京第三无线电器材厂计算中心操作组组长。
与高门大嗓的符兰相比，陈伦芬的语调较为平缓，她结合本厂的实际，带来了国营企业职工的呼声：一是城市改革应该更有利于发挥企业职工的智慧和才能，让职工得到较多的好处；二是希望国务院新的机构要有新作风，为基层作表率。
万里副总理全神贯注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因为他到会时已有言在先：“主要是听大家的意见。”
“我讲几句！”李博生代表为能早点发言，与符兰代表换了位置，对着话筒大声呼喊。
“人们说，东方有两宝，一是京剧，一是玉雕。今天我给万里副总理反映一下玉雕行业的问题。”这位北京市玉器厂工艺美术师谈到，目前玉雕厂的原料难以保证，销售只能靠外贸部门收购，上下渠道不通畅，常常是“捧着玉饭碗要饭吃”。他大声疾呼：玉雕是个大有希望的行业，希望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并制订切实可行的政策，促进这一行业的发展。
满头白发的戴逸代表举了几次手，才得到发言的机会。这位61岁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用发人深省的语言描述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哲学的贫困，历史学的危机，经济学的混乱，法学的幼稚”。指出，社会科学应当是超前性研究。
戴逸代表举例说明，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50年代，错批马寅初的“人口论”，使我国的人口包袱还要继续背下来。后来错批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使我国的经济改革延误了二三十年。因此，在社会科学方面，应提倡大胆探索，允许不同意见的争鸣。他建议，尽快成立全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社联大会。
会场上气氛热烈，发言的一个接一个。代表们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从不同的侧面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审议。万里听着大家的发言，不时地点头示意。坐在一旁的北京市长陈希同，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代表们的意见。
11时25分，万里同志有事要走。可是，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继斌还要发言，以致主持会议的同志不得不提醒他：“简单点。”张继斌代表提出，《政府工作报告》对商业工作写得不够，应该对零售商业提出更高的要求。
“今天听了大家的发言，使我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谢谢大家！”最后，万里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同代表们合影，并握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