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写出“心灵的辩证法”
——关于“心态小说”
鲍昌
在任何一本正式的心理学著作中，都找不到“心态”这个术语；在《辞海》、《辞源》、《中文大辞典》这些大型辞书里，也找不到“心态”这个词儿。那么“心态”一词究竟在何时由何人率先使用的呢？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查无实据”的。望文生义，“心态”大概是“心理状态”的略称吧！然而人的心理状态，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包括人的感觉、知觉、表象、记忆、思维、情感、联想、想象、性格、意志、能力等等，有时还要包括人的潜意识、下意识、本能、需要……多了去了。从科学意义上讲，它们应当统称为心理，而不应当称之为心态。
“心态小说”这个词儿也不那么准确，在西方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有所谓“心理小说”，却没有所谓“心态小说”。鉴于我孤陋寡闻，知识不丰，因此我要大胆地来个猜测：“心态小说”这个名词，很可能是近年来咱们中国评论家的发明。这个猜测是否准确，我先声明：不打保票。
其实，任何时代、任何作者写的小说，主要的表现对象是人。人不是死物，不是榆木疙疸；人自有七情六欲，有其心理。所以，任何时代、任何作者的小说，实际上都有心理内容的。只不过有一点，以往的绝大多数小说，人物的心理是通过其语言和行动体现出来的，故其艺术表现方法多是客观性的叙述和描写，很少有通篇是心理描写的。两千年前，当《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提到“小说家”时，是这样说的：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小说既然来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那自然是以叙述描写为主。外国也是这样，小说的直接来源是中世纪的Romance，它基本上是叙述性的传奇故事，而不是成本大套的“内心独白”。
这种情况，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才有改变。由于资本主义倡导“个性解放”，遂使一些文学家、思想家直接在著作中剖白心迹。卢梭的《忏悔录》，似可视为心理小说的滥觞，此后有不少自传体、书信体、日记体的小说，都可归于广义的心理小说范畴。更进一步的发展，是19世纪末兴起的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它们几乎都强调主观心理的外射，只不过有的侧重于人对外界的瞬间印象，有的侧重于人的潜意识或自由联想，有的侧重于人的细微感觉，有的又侧重于人的荒诞现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把大多数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说成是各种心理文学的变种，我以为并不过分。
正是在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推动下，本世纪以来出现了若干种心理小说类型，比如“独白型小说”、“自白小说”、“意识流小说”、“内省小说”、“内向派文学”、“新感受文学”等等，甚至还出现了“动物心理小说”。所有这些小说类型，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我们知道，最极端的西方心理小说，是不管读者爱看不爱看的，反正我的“意识”流到哪里，我就写到哪里，即使是大白天说梦话、热昏了说胡话、精神病者说疯话，全无所谓。
当前中国文坛上的“心态小说”（让我们约定俗成地这样来称呼吧！），我以为是在西方的新型心理小说影响下产生的。目前，它还没有形成为倾向鲜明的正式文学流派，也没有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一些评论家在使用这个术语来评论某些小说时，也时常有不准确之处。据我的分析，目前在中国被称为“心态小说”的作品，可区别为以下几种情况：（1）并没有通篇地表现作者的心理状态，只是对小说中人物的内心活动有大量的、加重的描写；（2）以第一人称出现的自传体、书信体、日记体小说，其中虽表现了许多人物的内心活动，但更多地是叙事；（3）真正是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为主，客观性的叙事被放到次要地位；（4）完全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很少有叙事，或根本没有叙事，主观性极强。在这四种情况里，前两种并非真正的心理小说，只有后两种，才可以称之为“心态
（心理）小说”。我这个分析，不知是否概括了当前所谓“心态小说”的全貌。
根据这个分析，来考察一下这类小说，我以为大多数是符合上面的后两条标准的。也就是说，它们都算是不同风格的心理小说。比如符合“独白型小说”或“自白小说”标准的，应属史铁生的《绿色的梦》和陈建功的《被揉碎的晨曦》。这两篇作品中的自白者是“我”，前者并没有个连贯的故事，童年的回忆与现实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我”竭力想从黑夜的梦魇中醒来，去追求一种人性美；后者隐约地有条爱情的线索，又衬托着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从而造成“我”在心理上的波折动荡。宗璞的《我是谁》，是描写人物的特殊心态的，由于人物受到了极度的精神刺激，因而激发出看上去不可理喻的反常心理。作为一页被扭曲了的心史记录，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是成功的。王蒙的《夜的眼》和《海的梦》早已脍炙人口，他的写法是在开端处把一个人物引进来，接着便展示人物的心理——感觉、情绪、烦恼、遗憾与牢骚等等。由这些方面组成的作者的“心态”，有着比较充实的内容；其节奏是跳动的，语言是机智的，可以说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性。韩少功的《归去来》，也是充分地表达了作者心态的，而且都有着象征意味，被抹上一道神秘的、幻觉的色彩，因而造成了模糊而又晦涩的艺术效果，它之所以引起一些争议，原因就在这里吧！
若从总的感受上来说，则可看出我们的“心态小说”有了一定的发展，并收获了一些果实。但同时我也看到，中国的心理小说发展还并不充分，水平也不太高。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中还鲜有人熟练地、完美地把握心理小说的艺术形式，有不少被冠以“心态小说”的作品，其实只是加重了人物内心描写的普通小说。那种典型的心理小说及其专门作者，今天还不多见。其次，现今的“心态小说”，有许多拘囿在个人的感情天地里，与社会和时代有所游离，因此，读者很难从中得到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深刻启迪。更有甚者，是矫揉造作地玩弄“自由联想”，倾泻所谓“潜意识”，实际上成了无病呻吟。恕我直言，这种小说不过是故作唬人之态，借以掩饰自己生活底子的浅薄和真知卓识的匮乏而已。这一点读者中不乏明眼人，他们是完全能够看穿的。
尽管如此，我却支持作家们对心理小说的探索。人类的心理，像是蕴藏有无穷珍宝的秘矿，值得人们永恒地开掘。而世界上只要有文学艺术存在，就要表现人的心理。俄国大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时说：“心理分析几乎是赋予创作才能以力量的最本质的要素。”为此，他要求作家们去表现
“心灵的辩证法”。然而，正是在心理小说形式里，人类“心灵的辩证法”可以得到最充分、最彻底的体现。有鉴于此，我希望作家们更多、更好地从事心理小说的创作，使这个形式的艺术花朵，绚丽地在文坛上开放。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美被毁灭的悲剧
杜高
长长的一部传记连续剧《严凤英》，在最后的两集中，以令人颤栗的历史真实再现了这位深受人民热爱的戏曲艺术家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她的惨死。使观众从那些历史的场景中，深深地感受到电视剧的强烈的批判力，使观众不能不带着难以遏制的悲愤感情，控诉那荒谬而可憎的年代。
严凤英短促的一生，是一个震人心魂的悲剧。作为一个出色的戏曲表演家，她经历了千辛万苦而获得辉煌的成就。而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幸福和欢乐于她是那样短暂，而苦难、眼泪、屈辱和恶势力的威逼，却在她的一生中不断重复。严凤英的人生经历，活生生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和历史的巨大变动，她那短促的37个生命的春秋，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
这部长达15集的传记连续剧，在前10集中，表现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严凤英以及收养她的黄梅戏草台班艺人们在旧中国黑暗的下层社会中所遭受的种种难言的苦痛和屈辱。天资聪颖的小凤英，对艺术有着特殊敏锐的感受力，苦水里泡大的小凤英，又磨练出特殊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她如一朵白荷，显露出纯美的心灵和异样的艺术光彩。
接下来的10—13集，表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旧艺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流传于民间的黄梅小调作为一个地方剧种开拓了新生。是新中国把欢笑和幸福、把人间温暖的感情和美好的希望，带给了在旧社会饱经蹂躏的严凤英，使她懂得了生活的真理和艺术家的使命。只有在正确的戏剧改革方针指导下，黄梅戏才能出现一个艺术黄金时代。也只有在人民的慈母般的抚育下，严凤英才能从一个旧戏班的小学徒，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并以她的优美的舞台形象和动人心弦的歌唱，而成为黄梅戏表演艺术的杰出代表。
然而，《严凤英》这部传记连续剧的艺术价值，却不仅因为它真实地记述了女主人公的人生经历，而是由于它真实地描写了严凤英的心灵历程和她的人格形成的历史。特别是记述严凤英之死的最后两集，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和深刻的思想批判意义。
严凤英之死，除了使观众顿足痛惜和悲愤交加，我更感到这极其庄严地展现了一位人民艺术家的骨气和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的辉煌。她的死所包含的悲剧性是极其深沉的。它是被迫的、残酷的，又是反抗的、倔强的。这是一个人的大不幸，又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哀。严凤英在“文革”的狂风恶浪面前，始终保持了自己良心的清白和信仰的崇高的坚贞。她是被铜头皮带和棍棒毒打的弱者，但在意志上却是坚定不屈的强者。虽然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摧毁了她对生活和艺术的一切希望，剩下的只是一片混乱和人妖颠倒的现实。她绝望、迷惑，却又坚定、清醒。不管任何残酷而暴烈的拷打、批斗和威逼，严凤英决不背叛自己，也决不出卖别人——这就是她的人格和骨气，是她这个苦孩子最早从善良的民间艺人那里学到而又一生恪守的做人的准则，同她在艺术追求上所表现出的惊人的刻苦精神相一致的，是她在做人的真诚上所表现出的令人钦敬的坚贞不渝。正是艺品与人品的这种完美的结合，才使严凤英的形象从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升华到了一代中国优秀青年的灵魂的代表。
这两集电视剧在艺术上表现出的生活真实性和厚重的历史感，也并不仅仅由于它的画面重现了多少个贴满大字报的阴森森的场景和那个时期里的惨不忍睹的法西斯暴行。而是在于它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毫不掩饰地揭开了严凤英和她周围人们的一个个真实的灵魂。她的丈夫在暴力下所表现的胆怯和可怜，她的合作者在威胁下所表现的动摇和屈服，在她的周围了解真情的人到这时却没有一个敢挺身喊出真实，同情她的人在这时也没有一个敢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善良的人们到了这时也只想到如何保护自己。严凤英陷入了绝境。这一切就是那个荒谬而悲惨的年代的沉重的历史真实。这不可思议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人间的正义和人们的理性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土上，竟会发生这可怕的悲剧？——我觉得这两集电视剧就是这样不断地向我们提问着。
严凤英只能以死抗争，用她年轻的生命来反抗这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当她服毒昏迷后，她的丈夫竟没有想到应当立即抢救这个宝贵的生命，反而惊恐地跑去向恶势力的代表报告。“代表”领来了一群“战士”，围在她的床前，对这位奄奄一息的人民艺术家进行了“最后一次斗争”——用恶毒的咒骂把她送进地狱。但是，人间的正义毕竟没有灭绝。这时，闯出来一个人，一个被认为文化水平、“政治觉悟”最低，最不显眼的小演员，当年同严凤英一起放牛、逃难、一同进戏班和一同流浪的五伢子，他哭叫着凤英的名字，愤怒地推开了周围的人，抱起她奔向医院。但是，一切都已经迟了。恶势力的代表甚至为了满足自己邪恶的兽欲，居然以“革命的名义”宣布严凤英的肚子里埋藏了一部“发报机”，命令医生当众剖开她的腹部——这令人发指的暴行，正是用严凤英的鲜血写在我们历史上的真实。难道这一切还不值得今天的观众们深深地反思么？
但是观众的泪眼终于看到了这部传记电视剧的最后一个画面：在新时代的鲜花和歌声中，矗立着严凤英扮演的美丽的七仙女的塑像。——这是又一页历史的真实。
歌德有言：“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当我们看完《严凤英》传记连续剧以后，我们正是从历史反思的痛苦中，燃起了对现实和未来的热情。历史的真实是涂抹不掉的，谁也不能阻止人们回顾历史。但是人们之所以需要看到历史的真实，却不是为了那过去，而是为着现在和将来。严凤英之死使我们记取了什么呢？记取了一个很辛酸很苦痛的历史教训：我们的国家倾注了最大的热情和最真诚的爱，辛勤培育起来的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却又被历史的错误残暴无情地毁灭掉了。这是何等严酷的历史事实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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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拓诗歌的远征之路
——读诗集《沉马》
刘白羽胡世宗同志：
行程在即，手边一堆事需要处理，我挤出两天时间，才读了你的诗集。
在四辑中，我以为写得最出色的是《泥泞的远征》。其中，《打捞》、《听老红军唱〈国际歌〉》、《沉马》、《雪葬》、《牧人之子》、《向着火红的小果子》，深为我所喜爱。《沉马》是你的爱的凝聚，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爱的凝聚。
我爱诗，但我从来没评论过诗。《沉马》却以一种深沉的、悲壮的豪情，拨动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到一种极庄严、极崇高的美。我是王国维的意境说的拥护者，我觉得诗人的灵感就在于他在思维活动的瞬间，捕捉到那么一种震颤人的意境，有了意境美才能打动人。
上述几首诗都有那么一种逗引人心之美，但《沉马》却像一面英雄的战旗飘扬其上。它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在于它焕发了长征——也焕发了我们的今天，以至未来的，那永不衰竭的精神泉源。因此，它深厚、单纯而又气势磅礴，我以为这颇得屈原《九歌》之旨。《雪葬》、《向着火红的小果子》没有《沉马》那样深沉，但艺术上的完整是令人艳羡不止的。我想，也许泥泞的远征触动你最深，因而你写得美。长征是唱不完的歌，多少人曾用轰轰隆隆的枪炮与嘶喊表现它，但你出人意外，也就深入其中，你一把把握住历史的、人生的、灵魂的伟大的搏动。你应该开拓你诗歌的这条路。我的意思是希望你在诗歌中走泥泞远征之路，相信你会攀上更峻峭但也更壮丽的高峰。
我没有读过你全部的诗歌，无法对你作全面评价。我记得你在老山前线写过一首小诗（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我读了感到有一种独创之美，尽管我已忘记了题目、内容，但那一股诗的芬芳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这说明一首诗要有那么一种闪光之美
（也许只那么一点！），它才能深入人心，而这也是最难的。诗要精粹再精粹，锤炼再锤炼，——往往如神来之笔，只那么一句，便绝唱千秋。诗所以为文学之首，也正在此吧！世宗同志，你开凿你的
（必须是你的）大山吧！
我写得很匆忙，说得也许很不准确，只作为我们之间的一次交谈吧！
刘白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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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方现代艺术辞典》
在外国文学研究所郑克鲁教授的指导下，经武汉和北京地区的大专院校、研究单位、文艺团体的三十多位专家、教授和有关科研、教学人员通力合作编纂的《西方现代艺术辞典》，最近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部辞书选目范围，涉及西方现代艺术的各个门类，包括美学、文论、小说、诗歌、戏剧、音乐、舞蹈、绘画（含雕塑）、摄影等；各类又分列思潮流派、人物作品、名词术语，收辞目一千七百条，近百万字。 （克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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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艺术丛书》
为进一步探讨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规律，科学地阐释它的文化价值及审美特征，漓江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华艺术丛书》，包括《中国的龙》、《中国铜鼓》、《中国菩萨》、《中国彩陶》、《中国纸扎》、《中国的飞天》、《中国原始雕塑》、《中国陵园石雕》、《中国乐舞》、《中国面具与脸谱》、《中国岩画》、《中国织绣》等。这套丛书形象地展现了中华民间艺术的精华，由陈绶祥主编，王朝闻、蔡若虹、张汀、常任侠、冯其庸为顾问。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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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评的“沟通”
吴秉杰
回忆常常能启发思考。
仅仅在不多年以前，对于文学批评的主要不满还是认为它太缺乏理论深度或新意，仿佛是用固定、有限的几块积木拼起了许多模式化的批评文字。更有人把一些评论譬作仅仅是复述作品大意的“说明书”，完全低估了读者的智慧与审美提高的愿望。然而，时至今日，评论界又听到了另一种不满的声音：文学批评迎来了众多新的观念、术语、方法、范畴，让人应接不暇，它似乎始终高悬于作品之上，难得深入到艺术形象之中。有的读者面对一些实验性的作品，心有所疑，目光转向评论，却发现它分析得比作品更为难懂。
毫无疑问，理论批评本身承担着引导读者以不断更新的思维角度与新的审美观点欣赏作品的义务，从这方面论，一系列陌生的术语、范畴潜移默化地渗入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视。但是当前理论批评与读者的隔膜仍然值得我们的反省。
要求各种理论研究都能“密切联系创作实际”自然不尽合理。当某种纯理论的建筑高高矗起，其辐射的范围日益扩大，在具体作品中的投影便难免逐渐模糊。但文学批评则不然。它是各种审美哲学与艺术理论向着生活之河的流动，是理论对于具体创作的探测和应用，因此，势必带有具体的针对性与鲜明的风格。纯理论的建设，追求的是体系的完整、内在逻辑的一致；因此，它便始终只能面对创作中某一些共同的现象、共同的侧面。文学批评与文学读者有着共同的对象；在多数情况下，批评家与读者还有着当代生活共同的背景，不同程度的艺术经验的联系；这便决定了批评有条件克服障碍，成为联结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桥梁。
一切新的、有价值的创见总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某一方向的发展，文学批评也是如此。它要发展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同时必然熟知已有的各种理论思想，它要提供新的审美意识，必然要以读者现有的审美意识为参照。而这些，又成为创造性的批评与读者沟通的契机。
一切深沉而有恒久价值的创作总是追求着某种哲理的境界。与此相应，批评也离不开哲学高度的观照。虽然并非任何哲学思想都能有机地溶入作品的艺术形象，例如，就很难设想当代西方的分析哲学也能够“小说化”；文学作品充分浸润的多半还是历史的、社会的与人生的哲学。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渗透入作品的哲理又必定是充分地感性化、具体化、形象化的。它是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哲理，又能丰富地还原到生活之中。因此，它不仅是哲理的表现，首先是审美的表现。它不仅诉诸于理性，而且可以感受，可以验证。这样，批评便不是哲学与作品的直接嫁接，而首先是一种对生活与人生的剖析，对艺术的阐述。思辨便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纯逻辑与智力活动，而是与读者进一步地交流，给予读者更深入的认识和启悟。
艺术的沟通离不开生活的沟通、心灵的沟通。文学批评者以自己的艺术思维判定着作品的艺术形象，以自己的美学观念检测着作品的美学观念，其必要的基础则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撞击着作品表现的生活内容。另一方面，他又以自己的审美意识引导着读者的审美意识，以自己的审美体验与读者交流，而在这种引导及交流的背后，仍然是人生的经验与交流。如果说当代批评缺乏的并不是理论的手段，那么，它与读者产生的一定的隔膜，除了知识结构与文化上永远会存在的差异之外，或许还需要我们自身从生活与情感这一环节中寻找一些原因。文学批评和创作一样，涉及了从生活到艺术的全过程以及生活与想象、形象与情感、意义与价值乃至语言、结构的各个侧面。一个缺乏生活阅历的人，他可能还可以在艺术理论的某一个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但对于实践的文学批评来说，他是难以作出鞭辟入里的批评的。不掌握艺术特性固然会造成隔膜，难以交流；没有对于当代社会、文化、道德、心理的正确了解和认识，并上升到一定的审美意识，同样达不到心灵的沟通和审美的引导。虽然批评考验着批评者的艺术素养，但它总是先要求批评者投入自己的生活；虽然批评没有固定的模式，它又毫无例外地都要批评者投入自己的人生经验、灵魂人格。一切进一步的思考都源于最初的情感，而不熟悉社会、不关心人生这样的弱点是任何理论都难以弥补的，因此，生活便不仅成为批评的基础，而且成为寻求与读者沟通的起点。
文学批评面向作者，但它更多地则是面向读者；放弃了读者，就丧失了大部分的意义和对象。它影响作家的创作，但这种影响又主要是通过影响读者的审美旨趣获得的；削弱了与读者的沟通，又将损害了它对于创作发展的推动。
但是，既然艺术与生活相通，审美的理论与审美的经验相通，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不作出努力，实现与广大读者在新的基础上的沟通。可喜的是这个问题已引起不少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