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说：
充分发挥政协参政议政的作用
第一，重大问题决策前应请政协提意见。在2000多名政协委员中，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就有好几百位，还有各行各业的专家、能人，要充分发挥这个集体人才库的作用。要做到协商在决策之前。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定哪些问题可以提交政协协商。
第二，在监督问题上，要充分发挥政协的作用。各级政协委员共有35万多人，分布在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发挥政协委员的作用，在纠正不正之风问题上，可以做很多工作。
第三，在推动祖国和平统一方面，政协和政协委员可以用组织及个人的名义做许多工作。台湾当局口头上说不和官方接触，我们政协可以公开和台湾当局接触。
对外友协上海分会会长李寿葆说：
政协应对重大事故进行调查
政协今后可组织调查组，对各地发生的重大事故或案件独立进行调查，协助政府查清真相和职责。例如，上海发生甲型肝炎，波及29万人，不是小数字。说是江苏的毛蚶引起，毛蚶怎么会被肝炎病毒污染？要查清，这才可防止以后再发生。昨天，上海又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很多人伤亡，其中大多是日本青少年。发生这件事不是偶然的，现在管理上太差，上上下下责任心不强。又如，上海新建的火车站，很漂亮，但现在管理一团糟，多处玻璃被打碎，到处是烟头。政协也可派调查组调查为什么不能管好。
厦门大学校长田昭武说：
应促进海峡两岸知识分子交流
这届政协应在对台工作方面做更多的事情。现在，台湾当局批准民众回大陆探亲，各方面有了松动。两岸知识分子交流的机会已经成熟。今年初，台湾的一个研究所发函邀请我校的台湾问题研究所去参加他们的一个学术会议。福建、浙江、江苏三省的科协也向台湾科技界发去了《致台湾科技界同仁书》。现在，应当以政协的名义邀请台湾学者来大陆讲学，让海峡两岸更多的知识分子有更广泛的交流机会。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关世雄说：
停建不必要的大工程稳定物价
当前大家普遍关心的是物价问题。今年的物价比去年增长了1／4到1／3，对此老百姓意见很大。物价上涨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价格政策不合理，需待调整，这是对的。但物价猛增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国家的财力过多地用于大工程的建设上。基本建设战线越拉越长，而收益甚微，盲目修建楼堂馆所造成财源短缺，银行大量印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今后，如果一些不必要的大工程还要上，基本建设战线还不收缩，物价就还会大幅度上涨，这是个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大问题，搞不好就会影响安定团结，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
山西省政协主席李修仁说：
对能源基地应实行优惠政策
自1979年国家将山西确定为能源基地以来，山西能源建设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是，能源基地的发展，也给山西带来许多问题，诸如耕地面积，特别是水浇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地下水源严重破坏，环境污染严重，等等。全省六条河已全部被污染。
外界议论认为，近几年来山西发了能源基地的财，工资高，生活水平高。其实恰恰相反。1 983年以来，山西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兄弟省市相比越来越低。
山西能源基地建设中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一套合理的补偿政策和优惠政策。例如，山西销售吨煤仅获利1元左右，千度电仅获利2.65元。这一点盈利，不仅不可能补偿耕地、水源和环境的损失，连能源工业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再如，山西煤炭外调量达1.6亿吨，却无一吨自主经营权。山西外送电千度售价比本省低24.35元。所以，山西能源基地建设发展的速度越快，补偿缺口则越大；山西的贡献越多，得到的实惠则越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各种特区都实行了特殊的优惠政策，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山西是国家的能源基地，也可以说是全国的能源特区。为了正确处理目前能源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基地建设计划的顺利实现，使山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生活水平也不断地有所提高，我们建议国务院对能源基地这一特区，也应实行特殊的补偿政策和优惠政策。原空军学院指挥系副主任李大维说：
为青少年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目前我国青年的主流是好的，但在一大部分青年中也确实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如一切向钱看，缺乏起码的良知、爱国心、社会责任感、社会道德品格及职业道德等等，确实让人担忧。这些问题是与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紧密联系的。希望七届政协以及全社会关心青少年的教育，发挥团中央、全国青联的作用，在全国青少年中形成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
原建材部副部长白向银说：
要认真解决用人中的不正之风
在用人问题上，普遍反映两个问题：一是任人唯亲，当了书记、县长，亲戚也给安排了，当然方法很巧妙，但老百姓还是看得很清楚。干部四化方针很好，但贯彻得怎样？强调德才兼备很不够。二是不正之风。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
解决党风，主要是四点：一是教育；二是一定要按党的原则办事；三是大力宣传好人好事，同时对违法乱纪的人严肃处理，该开除的开除，该法办的法办；四是用干部要强调德才兼备，不唯学历，重实绩。现在有的地方选举干部死卡年龄，一刀切，这不好，要从实际出发。
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廖井丹说：
精神文明建设不要停留在口头上
两个文明一齐抓的问题，我总觉得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未解决。这几年经济发展不错，但道德教育方面的工作，只停留在议论上，希望领导能花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原来我寄希望于党政分开，现在分开了，也没多大改变。建饭店和其它事舍得花钱，一说精神文明、文教事业，就没钱了。我退下来后让管文物，连建仓库也没有地方，更不用说办展览。这样，以后就收不到文物了，西藏文物大量外流。国家是否困难到这个地步，一提精神文明，就什么事也解决不了？能否少盖一两个饭店，拿来多盖一两个博物馆？我想是可以的，但就是搞不动。政工干部待遇低，要引起注意。
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沈其震说：
从保护生产力高度对待卫生工作
上海甲型肝炎疫情的处理，是对我国40年来卫生工作的一个检查。事实证明，卫生工作是确有成效的，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但是，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食品卫生法》对检测水产品只规定鲜、活，没考虑病毒就存在于鲜、活的东西中。这次正是鲜活毛蚶造成病毒蔓延。因此，必须改进水产食品的检疫办法。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所以，要从保护生产力的高度来认识卫生工作。
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副主委阎承先说：
政策放宽后要重视医德
政策放宽以后，兼第二职业的老大夫多，一出去人就散了，留在医院里的年轻人不干了，医疗质量下降。科室搞承包，动辄就要收钱。以前做个手术一次收费，现在分项收，价格要提高几倍。只顾向钱看，哪里还有医德。我们农工党医卫界知名人士多，建议集思广益，提出个“法”来。
山东医科大学教授苏应衡说：
医德医风有每况愈下的趋势
一定要重视医德，以前学医第一课就是医德，解放后也一直提倡为人民服务。现在，医德方面有每况愈下的趋势。有些人巧立名目多收费，对病人服务态度差，更提不上“全心全意、白求恩”精神了。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长此下去怎么得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邬沧萍说：
吸取人口问题失误的历史教训
解放以后，我国出现了两次生育高峰，在我国净增5亿多人口中，2／3以上是这两次高峰时增加的，特别是第二次生育高峰，平均每年净增2000多万人口，4、5年里就净增一亿。我们失去了两次在高峰形成以前就控制人口的大好时机。一次是50年代初，那时人口只有5.5亿，平均每年新进入婚育龄的妇女不到500万，要控制人口是轻而易举的。第二次是60年代初，那时全国人口只有6.6亿，平均每年新进入婚育龄的妇女500万—700万，控制也还来得及。但是这两次机会都失去。当时，已经有人看出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意见，如马寅初先生，但没有被采纳。那时候是“一言堂”而不是“群言堂”。人口问题的失误是决策不民主、不科学造成的，给我们现在的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盖山林说：
高度重视文物走私和盗墓现象
近几年来盗墓现象、走私文物十分严重，大有禁而不止之势。
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现在考古发掘工作卡得太死太严。挖掘文物层层审批，周期很长。必要的审批是应当的，但过分了就适得其反。与此同时，大量的古墓、文物被发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皆知，有些不务正业、偷偷摸摸想发财的人就去乱挖。这就像果子熟了不去摘，就会掉到地上一样，结果大量文物毁坏、散失了。第二，征集、保管文物的政策没有充分体现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古墓、文物都是国家财产，正像土地是国有一样，因而老百姓发现、上交、报告或制止了盗墓者，一般不给报酬，或只给极少奖励。赏罚不明，就使不法分子有空子可钻。考古专业人员常常跟在老百姓后面像拾破烂似的。这是不正常的。第三，文物部门、政法、银行、海关、政府等互相配合不够，有时认识不一致，造成扯皮拖拉。第四，文博单位越来越多，但文物仓库越来越紧，文物存放很不安全。
天津大学化工研究所所长余国琮说：
大学搞自我改善分散教师精力
大学搞自我改善，第一分散了教师精力，第二造成教师间两极分化。基础课教师心里打鼓；专业课教师跑工厂、当顾问，上课马马虎虎；学生看哪里钱多去哪里，不顾专业需求。从长远看这样没有好处。天津大学已经出现了副作用。
北京化工学院教授金日光说：
应当尽快制订《教育法》
我同意迅速制订《教育法》，其中要强调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法的战略意义，要明确规定知识分子待遇。我们有公立、国立大学，也要允许有私立大学，外资办的大学，租赁式的大学，这些办学方式也应在《教育法》中有所规定。国外有些私立大学的教学水平就比公立的高。我们要开展对教育软科学的研究。
第3版(要闻)
专栏：
政府要理解农民
——七届人大代表李振谈话录
本报记者 张平力
李振，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去年，他在山东省内就农业发展问题做了多次调查。会前，他又到农村进行了考察。
记者：国家改革10年来，最突出的经济现象之一是农民变得复杂起来。山东农业是全国农业的一个重要支点，农民行为方式的变化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
李振：我在山东农村调查中，听到农民讲到这样一句话：“政府要理解农民。”以前是政府要求农民“理解国家，理解大局”，以此来获得农民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支持，甚至让农民容忍许多超经济行为。今天农民要求政府理解他们了，我们倒感到诸多不适应。这恐怕已成为当前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了。
记者：对农民缺乏理解势必要受惩罚。
李振：1987年国家经济生活中出现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过猛、农副产品供给结构发生失衡，从而震动了城市和农村，这就是一个信号。从山东的情况看，农业人口目前占全省总人口的87％；轻纺工业原料70％以上是农副产品，地方出口产品1／2来自农业。这几年工业品市场扩大，相当大一部分是靠农村购买力的增长；农村劳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也是靠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改革大业所需要的良好环境，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农业持续、稳定发展来支撑的。农民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所处的这种地位，不能不迫使我们对其重新认识和估价。
记者：农民正依据价值规律来规定自己的经济行为准则。农民比较经济效益的意识已趋形成，而我们未及时做出灵活、快速的反应。
李振：去年山东省有过一个统计：农民种50公斤小麦，扣除物质投入的成本只有20元收入。与此同时，化肥、农药、农用地膜等一些生产资料几年来都提了价，其中地膜已涨到7500元／吨，市场价高达12000元／吨。一方收入下降，一方价格上涨，农民在这种严重失衡条件下减少了对土地的投入。山东省统计，现在每亩农田化肥施用量，已从1984年的80公斤下降到去年的65公斤，每亩地膜用量因为超过60元，许多农民干脆不用了。对农民刺激最大的是对有些产品为完成国家派购任务而关闭市场。我省产棉区夏津县原来有个等外棉市场，曾经办得很热火，国家和棉农皆欢喜。现在市场关闭，农民把那些可以变废为宝的等外棉丢在一旁，减少了收入。有农民说：“种够口粮，交上皇粮（国家派购），不再多种了。”他们不愿再增长自己的经济余力。
记者：农民现在从两个方面获得经济指令：政府和市场。
李振：毋庸说，农民现在更愿意接受市场指令。农民对市场指令的追随，往往可以带动对政府指令的追随。反之，如果市场指令消失了，农民就会放弃对政府指令的追随。他们宁可承受市场指令可能带来的大波动，也不愿承受政府指令可能带来的小波动。它提醒我们在当前新旧体制交替时，应寻求一种碰撞较少的过渡性发展途径。
记者：您认为实行“双轨制”措施，可行性如何？
李振：我认为粮、棉、油都可实行“双轨制”即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可全部放开。无论如何不能再重复那种“一多就放，一缺就收，一收就死，死了再放”的低水平循环。要从这种循环中走出来，坚持按价值规律办事。
记者：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不能不考虑。
李振：国家在一定范围实行政策性补贴可缓解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靠国家补贴维持的消费者承受能力具有很大的弹性因素。当市场逐步发育后，消费者的选择层面会增加，会向国家补贴领域之外伸展，其承受能力可以提高。
记者：现在人们提出在农业中实行规模经营问题。
李振：我认为这里要掌握一个度的衡量。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种植业和养殖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开始发展，向集约化农业迈出步伐。但是在绝大多数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依然与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只要进一步放开价格和市场，家庭联产承包制仍能容纳生产力的较大发展。因此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并为其创造有利经济环境，仍是主要任务。农民喜欢这样做。
记者：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农业会在不同层次上反复提出它的经济要求。
李振：这正是我们时时不能忽略农业的原因所在。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令人深思：“如果90年代出什么问题，可能就是农业。”中国近10年经济的振兴始于农业，我们曾在“包”字问题上和农民达成了最佳契合。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要上新台阶，又是农业率先擂鸣警鼓，今天我们需要在价值规律上和农民重新达成最佳契合。希望也在这里。
第3版(要闻)
专栏：两会花絮
九秩老人赋新诗
92岁的罗章龙（仲言）委员是出席七届一次会议年龄最大的委员之一，1 917年毛泽东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时就有他。他从1934年起，从事教育事业至今已有54年的历史了。
在他下榻的地方，记者不期而至：“罗老，您好？”
罗：“好，好。你是哪里人啊？”
记者：“陕西。”
罗：“那里有个城固、洋县吧？”
记者：“我就是洋县人。”
罗：“噢，那咱们就是老乡啦！那个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抗战时期西北大学搬到你们那里，我在那里住了10年。1937年你多大岁数？”
记者：“我还没有出生。”
罗：“啊哈哈——那咱们就认个老乡吧！”
记者：“您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以后多教诲。”
罗：“好，我送你两本书，是我新近刚出版的”，（取书，题字）
“家里有人吗？”
记者：“有，家母76岁”，记者作答，忽而想起自己的使命：“罗老，你对这次会议有何见教？”
罗：“见教谈不上，写了一首诗”，（取诗递给记者）题《祝贺七届全国政协开幕》：“政协辉煌四十年，河山带砺永留传！人民民主千秋业，幸福无疆尧舜天。”
末了，罗老紧紧握着记者的手：“向你母亲问好！”记者手捧罗老亲笔题字相送的《椿园诗草》，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
山风
第3版(要闻)
专栏：两会花絮
931房间的“夜班竞赛”
青长庚和汤国彦真算有点“缘份”。这两位云南代表自住进京西宾馆931房间，便展开一场“劳动竞赛”。夜幕降临，他们闭门谢客，各自伏案挥笔，整理往日思考良久的建议。
年近六旬的青长庚是“老水电”了。他大半生都是在电站工地上度过的。从前年起这位水电部昆明勘测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就思考一个问题，如何通过改革管理体制来促进水电的开发。一到会议住地，他就挑灯连干了五个晚上。一篇《深化改革，筹组水电开发公司，国家通过立法给予优惠政策以加快水电开发》的提案产生了。接着，他征求了同行和有关的代表意见，修改了多次。
同室的汤国彦也不“示弱”。这位云南省金融研究所高级经济师埋头五夜，一篇3000多字的《总量控制，优化结构，深化改革，才能控制通货膨胀》的建议一气呵成，一篇有关建议成立边疆银行的设想又随即动笔。汤国彦感慨地说：“如果不把大家的建议带到会上，我们晚上睡觉也不踏实呀！”
新华社记者 陆小华 张锦胜
第3版(要闻)
专栏：两会花絮
趣话“反常”
放着电梯不坐去爬十二层高的楼梯，其“反常”一。二十八日晚饭后，我们在楼梯口不期而遇。“我是农民呐，几天不爬山还挺想。”广西环江自治县毛南族女代表谭梅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放着每晚丰富的文化生活不享用，却把自己关在屋里背《法学》，其“反常”二。
“回去就要参加党校函授班的考试呢！不是奔文凭，是求知识。”谭梅星如是说。
卢小飞
第3版(要闻)
专栏：两会花絮
港澳记者真当“记者”了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宋平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报告。在人民大会堂一楼
“记者席”的港澳记者，习惯地到工作人员那里领材料。“今天不发。”记者们无可奈何。有位记者遗憾地说：“那我们只好老老实实地听会，认认真真地当‘记者’了。”
张砚
第3版(要闻)
专栏：两会花絮
政协委员生日快乐
3月26日，是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南京铁路医学院白癜风研究室主任金启祥的生日，住地京丰宾馆的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蛋糕。
晚上，时钟刚刚敲过七点，宾馆副总经理刘希君与服务员一起将蛋糕和比蛋糕更珍贵的情谊送到金老面前。刘副经理微笑着说：“今天是您61大寿，亲人不在身边，我代表宾馆全体同志向您表示祝贺，祝您生日愉快，健康长寿！”金老不胜感激。他说：“这次来北京商讨国家大事，会议繁忙，我把生日的事给忘了，倒是您们提醒了我，你们想得太周到了。”
金启祥越说越激动。“送蛋糕虽然事小，但它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与宾馆对我的体贴。我有五十多个国家的朋友，我要向他们介绍中国，介绍京丰，告诉他们这一切。”
胡长义
第3版(要闻)
专栏：两会花絮
王庭栋“让话”
山西代表团第一组开始讨论李鹏代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那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庭栋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一言未发，倾听周围坐着的农民、工人、教师代表滔滔不绝的发言。“老王，听说你已准备好发言稿，为啥没拿出来？”会后，记者问。
他笑笑说：“我想让基层的代表先讲、多讲讲！”原来，往年开人大会，代表回去后提意见：他们来开会时带的意见很多，会上没机会讲出来，回去不好向群众交待。
“我们尽量满足基层代表的要求，请他们放开讲，把话说够。至于我们这些头头脑脑，发言机会多着哩，如没时间，交份书面发言也行！”
段存章
第3版(要闻)
专栏：两会花絮
七届人大在通过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名单时，有部分代表举手表示弃权。
新华社记者 汤孟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