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要闻)
专栏：
宋平说今年国务院机构改革要迈出重要一步
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 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国务委员宋平今天受国务院委托向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时说，这次改革的基本要求是：转变职能，下放权力，调整结构，精简人员，减少政府机构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职能，增强宏观调控职能，初步改变机构设置不合理和行政效率低下的状况。
宋平谈到了国务院机构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他说，建国以来，国务院的机构经历了几次较大的调整，1982年机构精简后，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现有机构的弊端愈益突出起来，主要表现在：政企不分，结构不合理，在职能上微观管得过多，宏观调控不力；机构臃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相互扯皮，工作效率不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结构不适应经济的、法律的间接管理方式，等等。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展开，要求相应地转变政府机构的职能和管理方式，调整机构设置的总体格局及其职责权限。机构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化，已经取得的成果也难以巩固，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措施也难以落实。所以，必须下决心对政府机构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
宋平说，李鹏代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机构改革的长远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灵活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今后五年机构改革的目标是，理顺关系、转变职能，精干机构、精简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增强机构活力。要创造条件，逐步理顺政府同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的关系。今年国务院的机构改革，要迈出重要的一步，为实现今后5年机构改革的目标打下基础。
他说，这次机构改革是按照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要求，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关键，与政府内部的制度化建设相配套，并结合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的。与1 982年精简机构相比，这是最大的不同点。所以，这次机构改革不是搞简单的撤减、合并，而是转变职能，按政企分开的原则，把直接管理企业的职能转移出去，把直接管钱、管物的职能放下去，把决策、咨询、调节、监督和信息等职能加强起来，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逐步转到间接管理为主。同时，把原来行政机关的部分职能转移到各种协会去承担。
宋平说，根据对各部门具体职能的分解和转移，这次要按新的职能设置相应的机构：把承担相同业务或相近业务的部门予以撤销，其业务由一个部门承担；综合经济部门一般不设对口专业机构，行政管理工作由主管部门承担；部委内部只设司、处两级，以减少部门内部管理工作的层次。对政法、文教、社会事务等部门，目前不作大的变动，但都要按这次改革的总要求，转变职能，下放权力，调整内部结构，精简人员。
宋平在谈到对这次机构改革的估量时说，有的同志认为这次机构改革同建立现代化行政管理体系的要求还有差距。他解释说，建立一整套现代行政管理体系，需要具备许多条件。从以直接管理企业为主转到间接管理为主，要有一个过程；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正在深入开展，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机构职能的转变、工作方式的改变以及新的工作秩序的形成，不可能一下子完成，机构改革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能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完善而逐步展开，分步进行。因此，这次机构改革带有一定的过渡性。
他说，这次机构改革虽然撤销的机构不是很多，但衡量机构改革的成果，不单纯是看撤销了多少机构和减少了多少人员，而是看机构职能转变的状况。该增的增，该撤的撤，不搞简单合并。就是保留的机构，也要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转变职能，下放权力，调整内部结构和精简人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机构改革的步子并不算小，可以说是一次全面性的改革，这个改革方案是符合实际的，是可行的。实现这个方案，对增强机构活力、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中职能交叉和机构重叠状况，将是一次不小的推动，也为以后政府机构的进一步改革打下良好基础。
宋平还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次改革后，会出现1982年精简机构后又膨胀的局面，这种担心也是有道理的。但我们这次机构改革是以转变职能为关键的。我们汲取了以往几次精简机构、裁减人员的教训，从一开始就要求各部门特别是新组建部委的筹备组认真制订本部门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编制的方案。要求各部门按新确定的职能设置机构，确定人员编制，不搞机构的简单合并和按比例裁减人员。同时，新组建的人事部，要加强对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级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的法制管理，逐步探索对机构变动和人员编制实行预算约束、法律约束的管理办法。因此，这次机构改革有可能避免重复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不良循环。
宋平指出，需要注意的是，新机构组建后，在新旧机构交替的过程中，工作任务的转换不可能截然割断，现行工作秩序、工作方式和习惯的转变也需要时间。可以预见到，在实施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将会出现新旧机构暂时并存的局面，将会产生一些工作上的摩擦和矛盾。这些问题只有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才能进一步得到解决。对此，我们也要有思想准备。
第2版(要闻)
专栏：
李鹏到人大北京代表团听取意见并发言
深化改革发展生产解决物价问题
本报北京3月28日讯 记者张书政报道：今天下午，李鹏代总理来到人大北京代表团驻地会议室，认真听取代表们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李鹏同志还就农业、物价、基建等问题与基层代表同席发言讨论。
代表们认真地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各抒己见。北京市大兴县长子营乡党支部书记张占林说，应重视农业的良性循环，首先抓好种植业，才能发展养殖业，粮、猪、蛋、菜都是互相关联、互相促进的。北京第二毛纺厂女副总工程师魏庭棣建议，要努力发展畜牧业，力争毛纺工业多用“国产毛”原料。中国京剧院二团团长李维康和北京新新时装公司经理钱秀珍分别就文艺改革和商业改革工作发表了意见。
李鹏同志对上述代表的发言认真记录，时而点头表示赞同。
代表发言后，李鹏同志说道：“我是北京代表团的成员，来报个到。我以北京代表的身份，也发个言。”他说，北京各界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不少意见，有的过去知道，有的不知道，有新意。李鹏说：“《报告》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是‘集体创作’，凝聚了大家的心血，衷心希望大家提出补充、修改意见。”
李鹏同志在发言中谈到物价问题时指出，物价问题是人民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通过发展生产才能解决。李鹏接着对北京市市长陈希同说，北京的鲜蛋解决得比较好。解决蔬菜问题的难度比较大。蔬菜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保证种植面积，巩固和稳定蔬菜基地。北京要向远郊和北京市以外地区发展。大路菜的供应能得到保证，大家就会比较满意。
李鹏同志还讲到，近几年北京盖了不少新宾馆、饭店。但是，高档宾馆、饭店的建设要控制。宾馆要多种化，高、中、低档要统筹安排。因为来旅游的，有的是“背包旅游”，不都希望住高档宾馆，住中档、低档也可以。
李鹏同志最后说，国家财政要靠工业等各方面生产发展来解决，要靠提高经济效益来解决。李鹏同志和北京代表讨论了整整一个下午，并共进晚餐。
第2版(要闻)
专栏：
云南代表团小组讨论实录
本报记者 高新庆
读者，你们想听听人代会的小组讨论吗？你们想知道你们选出的代表是怎么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吗？请你们读一读云南代表团第三小组讨论的实录吧，它是根据录音整理的。
杨明（白族，会议主持人，省民盟主任委员）：讨论开始，我先讲两点：一、这次讨论李鹏代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时间不多，发言要单刀直入，突出重点，一般不要汇报工作；二、国外记者、港澳台记者可能参加旁听，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郁文（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民委副主委）：这次报道两会的中外记者共500多，其中外国记者有200多，港澳台记者50多个。外国记者、港澳台记者来旁听，不要有顾虑，我们工作中的成绩、缺点都可以说，这样更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代表的参政议政意识和民族愿望。
召存信（傣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对《报告》总的感觉实实在在，符合国情。
《报告》说，“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的共同利益”，这话说得好。我对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制造暴力骚乱，破坏民族团结，破坏祖国统一的丑恶行径表示极大愤慨！要求对肇事者、策划者依法严惩。
和志强（纳西族，云南省省长）：我想着重谈谈中央提出加快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之后，云南这个内陆省怎么办这个问题。最近，我发动县长、州长、省直厅局1000多人讨论中央提出的这个新战略，目的在于深入理解中央这个战略决策，提高执行的自觉性。第二个目的，找到云南适应这个发展战略的新路子，增加点紧迫感、危机感。根据大家的讨论，我初步概括云南的发展战略是4句话，16个字：东联沿海，拾遗补缺，西向南亚，参加竞争。
沿海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云南可以利用资源优势与沿海地区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联合，同时利用市场空隙，在边际产品上大做文章，拾其遗，补其缺。去年与沿海签订2600多个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已实现2400多个，新增工业产值5亿元，新增税利
1亿元，这看出东联沿海、拾遗补缺潜力很大。云南的一些产品在南亚、东南亚适销对路，磷矿石、磷制品在南亚抢手，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又为云南吸收外资、技术提供了机会。昆明到仰光、曼谷、香港都有国际航班，可以开拓南亚市场。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不应成为作茧自缚的樊篱，而要成为通往南亚、东南亚的纽带和桥梁。
具体讲抓五个方面：
一、解放思想，打破封闭，扩大开放。（何贵代表插话：首先要打破省政府有关部门妨碍开放搞活的土政策！）
二、调整云南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发展加工工业和出口创汇拳头产品，加强电力能源、交通和原料工业建设。（杨明插话：发展沿海带动内地，中央要有具体政策、措施，一是帮助云南发展加工工业；二是帮助发展交通、能源，否则差距越拉越大，沿海与内地变成第一、第三世界的关系。）
三、改变外贸体制，把出口创汇搞上去。
四、扩大邻国贸易，带动云南八个州将近1000万人口的地区经济发展。（何贵插话：要赶快实现澜沧江与5个国家通航，去年钱伟长同志来云南就提出这个建议。）
对，通向那些国家一条铁路，一条重要河道，还有一条滇缅公路。（召存信：把不必要的关卡打开！）
五、推进与沿海的经济技术联合、协作，优势互补，拾遗补缺。
我对中央、国务院有四点建议：
第一点，希望加快东西向铁路建设，形成纽带，促进新战略的实施。（杨明插话：云南这盘棋，铁路不修走不活！）
第二点，增加对云南的智力投资。云南自己拿钱办教育，不低于其他省，但中央对云南智力投资很少。以高等院校为例，20多所高校中，只有昆明工学院和昆明林学院是中央部署和投资的。
第三点，建议加快计划体制改革，减少指令性计划，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云南指令性计划太多。我向紫阳同志汇报说，在新的形势下，愿意向中央承包。如原材料承包基数，超收留用；或者投入产出包干，产品分成。我们现在还吃财政补贴，但我们不愿吃这个补贴。只要中央给政策，就可以丢掉补贴帽子，向国家多做贡献。
最后一条，建议中央制订邻国贸易的优惠政策，促进黑龙江、内蒙古、吉林、新疆、西藏、云南等边疆省区经济的发展。
吴征镒（我国著名植物学家、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名誉所长、云南科协主席）：云南长期以来，抱着金饭碗讨饭吃，资源优势并没有变成商品经济优势。还有交通、能源、资金、智力四大限制。云南经济要发展，要背靠东部，面向南北，把小十字经济变成大十字经济。利用东部的资金、智力与西部的资源、正在发展中的能源结合起来，不仅使昆明到上海，而且使昆明与大理、缅泰边境铁路相通；云南北面是青藏高原，南面是东南亚和部分南亚，也一定要打开出路，东西联，南北进。这样，把过去昆明到曲靖，东川、会泽到玉溪、宜良的小十字经济，变为大十字经济。云南并不封闭，大理过去是个大的商品集散地，腾冲、思茅、蒙自都设过海关，现在完全有条件恢复和打通。
何贵（基诺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我有些不服气，什么云南穷呀，土呀。云南的主要问题是不能充分开发和利用自己的资源。一个橡胶，除海南岛就云南最多；还有一个木材，大部分运出去了，森林、木材，我们长期守卫着、爱护着、保护着，但保护者不能享受呀（笑声）！给保护者留下的是荒山荒地（插话：还要安排林垦工人的家属、子女！）如果深加工、精加工，产值还不成倍增长，还有个茶叶，驰名中外的普洱茶在云南嘛，创汇率多高！（吴征镒插话：云南有一烟二材三胶四料这四大自然资源优势。）
过去批评我们边疆省卖原料当“殖民地”，我们愿当“殖民地”？还说要解决“输血”、“造血”关系，不能光“输血”，还要“造血”。究竟谁向谁“输血”？（杨明：不是“输血”，是“抽血”！）对，血抽完了就“贫血”了。（和志强：区域分工，平等交换，共同发展，这是十三大的提法嘛！）（插话：关键是平等交换，按价值规律办事！）究竟是人家给我们优惠，还是我们给人家优惠？（杨明：人家给我们优惠几个亿，我们给人家优惠几十个亿嘛！）所以，叫人怎么服气？
（谈到这里，坐在第一排的郁文同志回过头对记者说，其实这些问题报纸都可以反映反映。）……
（未经发言者审阅）
第2版(要闻)
专栏：
“我为什么弃权”
——人大代表廖瑶珠谈28日的选举
“您对今天上午有代表投弃权票和反对票怎么看？”记者开门见山地问廖瑶珠女士。
“今天上午的选举气氛不错，一些代表敢于直抒己见，反映了大会的民主、开放，特别是有一位代表站出来发言，认为华侨委员会中应有澳港代表的意见，很可取。代表对科教文委主任人选的意见，也很好。”
廖女士在香港一家律师行任职。她在香港被人称为是“直言无畏”的律师，因而得到不少香港同胞的信任。
“我本人初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天的选举我投的是弃权票，因为投票程序不允许我选择。其一，是不是要在人大设立这几个委员会并须经代表们决定；其二，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的标准是什么并不清楚。由于整个程序无法表态，所以我决定弃权。作为香港律师业中的唯一的全国人大代表，如果我盲目投一票，我的同业者要我解释为什么要投这一票，而我却无法解释。
“有人投弃权票和反对票，这说明代表可按自己的意志办事。”
本报记者 王谨
第2版(要闻)
专栏：
铁路安全是个社会问题
——访人大代表杨其华
本报记者 刘国胜
今年以来，铁路重大事故接连发生，人民财产遭到巨大损失，给国家造成不良影响。对此，全国人民都十分关注。记者就安全问题，专门访问了全国七届人大代表、广州铁路局局长杨其华同志。
作为铁路部门的一名领导干部，杨其华同志对重大事故的不断发生深感痛心和内疚。他紧锁眉头，心情沉重地说：“根本原因是铁路基础工作薄弱，劳动纪律松弛，制度不严，有章不循，管理不善，队伍素质不高。”他认为，主要责任在各级领导。目前，全路都在深刻反思，查找隐患，逐项整改。
他说，事故大多数是违章违纪造成的。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违章违纪现象熟视无睹，漫不经心，或怕得罪人，平素
“喊得凶，抓得松，抓一阵，松一阵”，光布置不检查，乃至酿成大事故。今后必须严格执行安全负责制，分片包干。
铁路是大联动。就拿广州局来说，300万人分散在5万公里铁路线上，大部分是单独作业，24小时不间断。有30多万辆货车和2.4万辆客车在高速运动。一个人一秒钟的疏忽，都可能造成重大事故。
为了做好铁路安全工作，杨其华同志这次趁来京开人大会之机，带来一份提案。他建议尽快制订颁布一部“铁路安全法”，运用法律手段，维护铁路运输安全。
加强法制，首先是对铁路部门本身要运用法律手段，严肃法纪，凡属违章违纪或玩忽职守的事故责任者，都应当按法律办事。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和惩处犯罪行为。
铁路运输安全，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声誉。杨其华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当前，铁路沿线治安情况仍不够好，少数人法制观念淡薄，已成为威胁铁路运输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旅客违反规定，携带大量易燃、易爆、剧毒品进站上车。铁路沿线生产鞭炮、炸药等易燃易爆品的工厂很多，沿线货盗案件也在上升，其他危及铁路安全的事件也有所增加。这些都需要引起社会重视。
制订《铁路安全法》，对破坏、危及铁路运输安全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这是全社会的需要。我们有必要造成“爱护铁路，人人有责”的强大社会舆论，在铁路与地方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下，尽可能地消除各类事故，保障广大旅客的安全。
第2版(要闻)
专栏：
北京市长陈希同现身说法
各级政府应当欢迎舆论监督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记者徐小萍、李志高）领导着拥有近千万人口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经常午夜后才能睡觉，但他每天早晨6点半都要打开收音机，收听电台广播的新闻节目。
他每天办公前要看一早来的《北京日报》，还指定专人收集每天首都各报关于北京的报道，特别是批评性的报道，影印装订成册，供他和他的同事们了解情况，改进工作。
正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陈希同听了李鹏代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后对记者说，他完全赞同报告中关于各级政府都要热诚欢迎舆论机关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监督的论述。
近几年，北京市政府通过处理人民来信，接待人民来访，建立市长电话，定期与人民代表对话，到基层与群众直接对话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社会舆论监督。陈希同说，报纸、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等新闻报道最经常、及时、广泛，我们尤其要重视新闻界的舆论监督，不断改进工作。
在市政府会议厅的墙壁上，挂着两条一米多长的条幅，上面写着“气象平凡，诸多不便”。这是从1985年1月《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北京当是不夜城》的文章中引来的。这篇文章对当时北京市建设蓬勃发展表示赞美，同时指出北京市商业服务业发展落后，评价是“气象非凡，诸多不便”。
陈希同请人把“非凡”改为“平凡”，写成条幅。他对记者说：“我们一直把它挂在那里，使我们能够清醒一些。”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北京市的商业服务业网点由1984年底的5.8万多个，发展到1987年底的11万多个，翻了一番，使“诸多不便”得到缓解。
这位连任两届的北京市市长说：“做好政府工作离不开舆论监督，它可以帮助政府作出正确的决策。”
北京的卢沟桥已有800年历史，由于车辆通过越来越频繁等问题，给桥体造成严重损害。社会各界和新闻舆论都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好这座古桥。市政府重视舆论监督，在1 985年成立了卢沟桥修复委员会，1986年决定古桥“退役”，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1987年完成修复工作，有效地保护了古文物。
陈希同说，舆论机关和政府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舆论监督可以帮助政府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问题。
3年前，首都新闻界在全国人代会期间批评首都一些商店、宾馆的服务质量差。北京市政府据此对全市服务行业进行了整顿，提倡文明服务、礼貌待客。
前些天，北京城南一家饭店顶层房间雨天漏水，客人以盆桶接水。陈希同得知后，马上请电视台记者录相公开批评。这条新闻当晚就与观众见了面。
陈希同说，支持群众批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内容。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批评，不等于它们不存在。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要支持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有些难办的事情，通过舆论监督的促进，也比较好解决了。
他说，为了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提高政府活动的开放程度，让新闻界如实地、及时地了解情况。近几年北京市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包括请新闻记者旁听每周一次的市政府常务会，举行新闻发布会，组织新闻界到基层单位参观采访等。市长和副市长们还经常与新闻界人士座谈。彼此沟通，增进理解，并当面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建议和批评。
谈到一些批评报道不符合事实的时候，陈希同笑着说：我们主张实事求是，讲实话，办实事。新闻界大多数同志和写的报道是实事求是的，但是要100％不出错也不易，他相信随着新闻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失实报道会大为减少。
他认为，为了更有效地实行舆论监督，有必要制定新闻法。他希望新闻法里有若干保护舆论监督的条款，也有制约失实报道的条款。
第2版(要闻)
专栏：
两个议案的产生
本报记者 龚金星
3月27日星期天，两会的日程安排是休息。上午8点30分，中医界的人大代表纷纷赶到河北饭店。在北京代表团的一间会议室里，他们将提出两项议案。
董建华（北京中医学院教授）：今天，我们新老代表碰碰情况，拿出我们的议案，反映中医界的要求。
唐祖宣（河南邓县中医院院长）：如果我们今天拿不出个提案来，就愧对了中医文化的老祖宗，就枉当了人民代表。
一阵掌声。
董建华：现在，不少省市连个中医管理机构都没有。1986年，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后，中医工作进入相对独立自主发展阶段，但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就说机构吧，还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根本就没有相应的中医管理机构。这样，国家中医管理局制定的有关规划、措施、条例等，难以得到全面实施。这是问题之一。
问题之二，是中医与中药的分离。中医、中药自古一家，密不可分。有药无医，有医无药，都难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但现行的中医中药管理体制，是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管理中药的办法是管理工业的套路，重点放在经济效益上，结果是中药饮片品种大量短缺，质量下降。许多有特殊疗效的专科用药，无人生产，濒临灭绝。不少内地生产的名贵中药材，国内市场上无货，要从港澳地区进口。我觉得有必要将国家医药管理局的中药部分，同国家中医管理局合并，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
张锡君（重庆市中医院研究员）：中药材靠进口，这太反常了。我认为如果体制还不搞活、搞顺，过些年恐怕中医人才也要靠进口了。我们在这里为中医提议案，不是说西医就不必关心了，而是为了各取其长。
唐祖宣：我是河南南阳人，南阳是张仲景的故乡，这里的在职中医有4000多名，却没个娘家，卫生局连中医科也没有。没有编制就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就无法谈科研，就无法谈中医资源的开发利用。
高德（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我看，董老的两点意见可以作为议案的基调。我的观点与董老是一致的。
杜琼书（女，四川中医药研究院骨科专家）：我认为，不是有了中医药管理总局才能表现对中医的重视，主要是管理体系要稳定不能混乱，机构的设置要尊重中医药的科学性。
何任（浙江中医学院教授）：中药材短缺，除了医药部门的管理之责外，还有和农业密切相关的原因。我认为，凡事都要置身于一定环境之中，中医药的环境就是国情。因此，我们要推敲一下李鹏同志的报告，把我们的议案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力量。
罗元恺（广州中医学院教授）：记得五届人大时，我们就提到过中医药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没有下文。以后，我们还要提，直到这个议案的内容，也就是董老讲的意思，得到落实。
唐祖宣：现在看中医的病人占40％以上，但拨给的经费只有用于医药卫生的8％。
罗元恺：中药不能当作一般商品来处理，国家要采取特殊政策。我的感觉是中医现面临“三乏”，即乏人、乏术、乏药。
在代表们争相发言之际，河北代表王敏玉（女，董建华教授的弟子）刷刷地边记录边整理。从上午9时开始的这场议论，到11时30分告一段落。20分钟后，王敏玉代表就将两份议案整理完毕：一是《关于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的议案》；一是《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医管理体制的议案》。
第2版(要闻)
专栏：
休息不忘议政 傅旭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