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武汉街头议“人大”
本报记者 李德民 龚达发
3月24日春雨霏霏。记者驱车武汉三镇，采访了十几位不同身份的普通老百姓，记下了他们对七届人大的意见和希望。
两位在武汉中转换车的河南镇平县农民，是到广西做小买卖的。其中一位叫高福京的说：“北京要开人大，俺不知道。但俺也有两句话要说，一是现在上头对农村基层干部管得不严，有些基层干部太不像话。有个乡党委书记盖房，自己花了不到3000元，可收礼少说也有几千元，盖房盖得发了财。二是现在社会还不太平，头年腊月二十八，我回家过春节，从襄樊到邓县的汽车上就有3个坏小子公开掏出小刀抢钱，车上几十人，无人敢管。我的一位老乡腿上被扎了一刀，也不敢吭一声。搞得我们农闲出来跑小生意，家里人提心吊胆。”
湖北浠水县一位叫刘自奇的技术员抢过话头，“人大会上要为企业多呼吁，现在出门办事要靠烟搭桥，靠钱铺路。”
一位纪检干部痛心疾首地“陈词”：“现在党风、社会风气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光靠说服教育已不能解决问题。希望人大能在法律上、制度上想些办法。”他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前省政府三令五申不准下面给领导送礼。可是一些人只当耳旁风。送礼的照样送，受礼的照样受。
中南财经大学24岁的女硕士研究生项思英说：“对于涨价，我们学经济的可以理解。但现在一斤红菜苔最贵卖到一块六，老百姓心理承受不了。”
在这里卖菜的青年农民吴四和说：“菜是贵。但现在种菜的化肥、农用薄膜平价的买不到，搞到的都是高价的，去冬今春几次寒潮，冻死不少菜。再说，哪个卖菜的不想多赚几个钱？”与他摊位相连的女菜贩张三毛快人快语：“开人大，我不晓得。我只希望以后新选出的国家领导还准我们这些人卖菜。”她是从百公里以外的云梦县农村来的。她现在在武汉卖菜，每月可以往家捎150元。
一位策杖而行的老人拦住了记者：“请向人大带个信，农村实行责任制不要忘记孤寡老人。”他是武汉郊区汉阳县永安镇农民。他告诉记者，现在村里不少人富起来了，高楼大厦盖了不少。他自己无儿无女，生活无着，现在就要流落街头……
不同身份，不同要求。人们都有话说，也都敢说，人们对七届人大、对人民政府充满了信赖，有意见，更有希望……
第2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要举一反三重视交通安全
本报记者 颜世贵
“听到上海旅客列车相撞的消息，我们作为铁路职工，感到十分沉痛！联系前一个时期发生的几起重大事故，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出席全国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山西临汾铁路分局局长毛维栋在同记者交谈时，就铁路的安全运输问题谈了一些看法。
毛维栋说：“为什么安全工作天天讲，天天抓，触目惊心的事故还是接连不断呢？我感到，这里首先要解决一个安全对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安安全全乘车，完整无损运货，这是全社会对铁路部门最起码的要求。不能做到安全，就丢掉了铁路的宗旨，就丢掉了人们对铁路的安全信赖感。因此，铁路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讲任务，讲效益，讲扩能。安全就有效益，安全才能扩能。”
这位北京铁路局安全金质奖章获得者所领导的临汾铁路分局，到今日已实现安全生产2642天，居全路56个分局之首。他认为，就铁路的安全现状来看，目前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在管理上，缺乏一套事前防范的安全控制体系，事故就往往发生在个别环节上；二是在铁路建设投资结构上，忽视‘养修并重’，盲目压缩设备维修费用，对原有设备该修的不修，该更换的不更换，甚至拚设备吃老本，潜伏下事故的隐患；三是干部中存在官僚主义，要求不严，标准不高，部分工人纪律松弛，简化程序，盲目蛮干，给事故留下了可乘之机。
“发生事故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不能举一反三，接受教训。”毛维栋希望全社会都来支持铁路工作，呼吁铁路同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安全摆在铁路运输工作首要位置。他说，只要做到这些，事故是可以消灭的。
第2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养牛大王”的希望
“这么多年，我是在顾虑中过来，壮着胆子发展的。我们这些专业大户究竟怎么样？希望全国七届人大修改宪法时能给定下来。”这是3月25日下午，河北省三河县小崔各庄乡养牛专业户李福成在自己的会客室，和乡党委书记张连贵在电视机旁收看李鹏代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说的心里话。
李福成是一位普通农民，43岁，全家4口人。他从1984年开始养牛，到去年牛出栏数已达600多头，年创汇40万美元，自己获纯收入15万元。他养的牛出口优质率达97.5％，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李福成回顾自己发展养牛业的历程，对乡书记说：“你能不能给我递个信，党的十三大给我们专业户说了话，全国七届人大再给我们立个法。”乡书记说：“你的心里话也是成千上万个体企业经营者的心里话。他们和你一样，都需要定大法来确定自己经济的法律地位。刚才李代总理的讲话已经强调了个体经济的作用，肯定了个体经济的功绩，七届人大的农民代表也一定会体现我们意愿。”
雷继承 贾成富
第2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请部长们到会上来听发言
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伊始，解放军报社长吕梁代表提议：政府的部长、副部长应到会听代表们的发言。
这一提议得到许多代表赞同。
在解放军代表团的分组审议会上，吕梁代表说，六届全国人大我当了5年代表，算了一下，我的发言登在大会简报上的大概只有一二百字。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他们了解很多实际情况，带来人民的很多嘱托和意见、主意。以往开会，分组讨论时每人都讲了一遍，但真正反映上去的很少。因为反映代表呼声就靠简报，可简报数量有限，如解放军代表团，每次开会只出八到九期简报，每期不到2000字。而且负责记录的同志有选择，再一级一级整理，然后又经过组长、团长，再到大会综合简报组，很多好的意见就反映不上去了。这样，代表在会上讲了给谁听呢？你听我的，我听你的，真正管事情的人听不到！国务院组成人员都是人大代表选举决定的，除了总理、财政部长等几位在台上作报告代表们见过面外，其他都见不到面。我想，这次大会能不能破个例，开会期间，政府的各部部长、副部长到会上来听一听。哪位部长来了，代表们讲话就会仔细考虑，如何把重要的意见提供给他们，这对提高代表参政议政意识是一个促进，对政府官员也是个监督。
讲到这里，代表们七嘴八舌把吕梁的话打断。一位代表提高嗓门说：“解放军代表团最好请民政部长来”。“还有劳动人事部。”主持会议的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插话：“财政部也应该来听听。”吕梁说：“外交部长我只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也希望他能来。”
（据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第2版(要闻)
专栏：两会特写
私营企业盼望法律保护
——安徽几个农民企业家的设想
本报记者 潘岗
“我们关注私营企业的命运。”
“农民想富缺门路，可你办私营企业，工商、税务部门和地方乡政府却处处设卡，使你寸步难行。”
“我们盼望早日修改宪法，补上保护私营企业这一条。要不，整天这样胆战心惊怎么行？”
26日晚9时30分，记者来到安徽省人大代表团住地。本来打算只访问私营企业者——来安县半塔镇成友联运公司经理朱成友，不想进门落座后，与朱成友同室的另两位乡镇企业承包人也加了进来，摆起了“龙门阵”。原来，这3位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都曾对开办私营企业跃跃欲试过，都关注着私营企业的命运。
朱成友说：“我们那个地方水路旱路都不通，农用化肥、农副产品进山出山十分不便。1980年，我花2000元买了台旧拖拉机跑运输，现在已拥有28部大型货车，两部大客车，四部小车，还办了煤厂、饭店，安排了80多个农村青年就业。去年，全公司营业额达到650万元，上交国家税收34万元。你说是不是好事。可是，现在国营企业有了《企业法》，私营企业却没有法律保护，我这就害怕呀！你想，我个人的收入也有几十万元，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如果给我算上剥削，那可是要坐牢的啊！”
“我们特别关注私营企业的命运”。已上床休息的凤台县毛集乡经济联合体党支部书记朱咸来，被子一掀跳下床，接过话茬。这位在1981年就率先办起酒坊、商店、孵鸡坊的率先致富者，指着同屋说：“我们屋这三个，都是农民搞企业，收入都在几万、几十万元，可这法律不明确，我们还真有点害怕！”
正说着，门开了，同屋住的陈宗明走了进来。这位宁国县耐磨材料厂厂长进门后，转身拧开洗澡间水龙头。他是急着休息。可当他听说记者是来采访私营企业时，关上水龙头，也加入了议论。他说：“我1965年就干乡镇企业，现在已有好几个分厂，去年产值达到1900多万元，实现利润400万元。前几年，我就想办私营企业，可那时法律不明确，老婆孩子都不让办。”当他得知这次宪法修正案已有保护私营企业的内容时，这位“当代农民优秀企业家”立时来了精神。他说，“如果这次法律上能明确规定允许，我就帮助两个儿子实现他们的夙愿，他们早嚷着要办私营企业了。”
不知不觉，时针已指向11点。夜深了。记者起身告辞，朱成友代表意犹未尽。他激动地说：“作为人大代表，我就是要呼吁帮助农民致富。现在，许多农民想致富，无门路，可发展私营企业，又有不少人眼红，只看见厂长、经理的包包涨了，没看见带动了多少农民富了。得好好保护这些‘带头人’的权益啊！”
第2版(要闻)
专栏：
民革代表的星期天
李春元
3月27日上午9点，当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走进民革中央为民革两会代表举办的茶话会会场时，代表们便开始活跃起来。
和黄植诚谈话录
在紧靠礼堂东端的茶座上，民革的杨海燕告诉我，那些是从台湾来的朋友。
黄植诚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棉紧身服。他似乎正在追忆着什么，把头斜靠在椅背上，小声和我聊起来。
问：你和夫人现在还是两地分居吗？
答：我1985年任空军军校部副部长后，来到北京，爱人和孩子留在山西。最近刚分了房，正在搬家。
问：你爱人来京后准备干什么工作？
答：组织上已决定她到政协工作。
问：你参加会议有什么感想？
答：我认为今后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切不可忽视起决定性保障作用的法制建设。参加七届人大会议使我很兴奋，因为我看到法制工作已引起大会足够的重视。
有趣的“更正”
茶话会上有个节目：介绍代表。当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赣骝念到“张素娥”的时候，突然，坐在礼堂中间茶座上的一个老太太站起说道：“错了。不是‘娥’，是‘我’。”李副主席没弄清是咋个意思，忙解释说：“是念的您，没错。”“越说是我，越错，我就是我，不是娥，我叫张素我，我行我素的我。”一来二去，两人的对话加上有趣的解释，立时引起大家一阵哄堂大笑。原来是秘书处把名字写错了。
大家都认识她，她叫张素我，是当年代表国民党三上延安和毛主席、周总理谈判的张治中将军的女儿。
她说：“我现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任英语教授。李鹏代总理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呼吁，希望尽早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我听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愿把父亲未完成的使命继承下来。如果有一天台湾当局觉醒过来与大陆协商统一，我愿当第一批参加会谈成员。”她的话引起代表们的鼓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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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特写
辽宁代表团李长春代表等提出
辽东半岛实行灵活战略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记者孟宪民、胡孝汉）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省长李长春向记者透露，即将由国务院公布对外开放的辽东半岛，将实行多方式的出口产品发展战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44岁的李长春指出，包括沈阳、大连、营口、丹东等8个城市、16个县在内的辽东半岛对外开放区，具有大中城市集中、工业基础雄厚、科技比较发达、物质资源丰富等特点，只要及时抓住时机，发挥自己的优势，就一定能走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出口发展路子。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期闭关自守的辽宁，已开始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力等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参与国际交换。新金县杨树房村42岁的李桂莲，1979年创办了一个服装加工厂。这个厂生产的羽绒服、风衣等服装已输向美国、日本、联邦德国等7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出口加工服装创汇1000万美元。最近这家农民服装厂厂长李桂莲今年被选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她认为，过去村里穷，就是因为农民都集中在人均不足一亩地面积的耕地上种粮食。现在一部分农民已经从土地中脱离出来，靠来料加工挣钱，给贫困的农村带来希望。
李桂莲雄心勃勃地对记者说，今年她将再联合1500名农民，服装厂的工人增加到4700人，年产值可达1亿元，出口创汇2000万美元。
人大代表、沈阳市市长武迪生说，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业是搞活沈阳经济的一个门路。他说，沈阳市将坚持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并举、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的方针，走出一条有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第2版(要闻)
专栏：
“东西夹击”今昔不同
陕西代表团第一组小组会上，省长侯宗宾在发言中，认为加快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对陕西形成了“东西夹击”的局面。习仲勋笑道，30年前“大跃进”那阵子，也曾对陕西有过“东西夹击”的压力。那时，东边的河南省和西面的甘肃省，大搞浮夸，“左”得出奇，陕西动得慢，后来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今天的“东西夹击”与过去不同了。 （景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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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与香港大律师谈法制
——政协委员胡鸿烈答问录
本报记者 魏亚南
胡鸿烈，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68岁，香港著名律师，香港树仁学院创办人兼校监；曾著《中国婚姻法与继承法》、《神权与国界》等。
法制不能脱离社会发展实际
记者：您对国内法制建设有何评价？
胡鸿烈：我非常高兴！这么多人关心法，谈论法制，认识到法的重要性，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只此一条，中国的法制建设就已成功了一大半！我的态度是乐观的，但法制建设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要知道，法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制度的一种形式，只能依据社会实际情况和需要而定。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我国长时间法制不健全，原因在于社会没有迫切需要？
胡鸿烈：可以这么说。中国过去的法律并不是一片荒芜，历史上就有法家嘛，有许多变法者，商鞅就是一个。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律也是不错的，如宪法、婚姻法等，只是少些罢了。这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当时没有那个需要嘛！例如，没有开放，就没有必要搞涉外经济法；没有那么多私人经营，也就没有必要搞私人经营法。所以，就我国实际来说，以前的法律状况也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怨天尤人。无论什么时候，没有需要凭空弄些法出来，是没有用的，也不可能存在。至于今天，我国的法制建设也并不落后，已经跟上了社会的需要。
记者：用这个观点怎样解释无法无天的十年内乱呢？法律对此应负什么责任？
胡鸿烈：不，法律没有责任。当时，既然叫一场“革命”，（我说的是加引号的）那就无法可言，什么法也不管用的，再健全也不行。不要说中国，哪国革命一来，都不会顾及法律的，否则就不叫“革命”了。可以说，那是社会的非常时期。不能依此否定建国以来的法制建设。
重视法律的社会必然是兴旺的
记者：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有无法律的需要能说明什么呢？
胡鸿烈：法律是社会发达的标志，法律越多，越完善，说明社会分工越细。社会是朝着专业化和复杂化方向发展的，法律当然要很专很细才行。缺少法律，只能说明社会发达程度不够。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是互为因果的。回忆一下历史，重视法律都是兴旺的时代。从这次大会得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条例已逾1600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已基本置于法律调整范围之内。这就是改革使社会大发展的成果。当然，社会发展没有止境，法律完善也没有终结。香港股票市场最近不是抛了锚吗，原因之一就是有关法律仍然不够完善，还要加以补充。据悉，今后5年，我国还将有150多个经济法规相继出台，这是十分可喜的。
不能简单地否定人治
记者：您是怎样看待法治和人治的？
胡鸿烈：法律是人制定的，靠人来执行，人是法治的重要因素，任何社会都如此，讲法治不能完全不考虑人治。法治，不过是个原则，即要求社会的人尊重法律。法治没有好的人去执行是不行的，法治和人治是不能分开的，古今中外的情况都如此。英美法系对于法律的执行，律师和法官具有同样重要作用，但也免不了有纰漏。在中国历史上，主要靠的是人治，老百姓总希望有个“好皇帝”，多出几个“包青天”。这说明，即使是人治也有好坏之分，好人坏人之别。所以，不能简单地否定人治。
记者：这样一来，能说有好人就用不着法吗？
胡鸿烈：这是不对的。我们现在讲法治，意思就是光有好人是不够的。光靠人治，即使从前可以，现在也不行了。社会复杂了，必然要求法治，让大家照法行事。
记者：人治和法治有无主次先后之分？
胡鸿烈：这要看历史情况和社会实际。根据中国的情况和实际，当然要以法治为主。中国专制统治时间太长，皇帝唯我独尊，“朕言即法”。是到了倡导法治的时候了，哪怕矫枉过正也不为过。但平心静气讲，没有好的执法人，法律就不能发挥它的作用。我说的“好人”，不是指当官的人，而是受过司法教育、素质好的人。
个人自由与法律并行不悖
记者：如此说来，可以得出由人治向法治过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规律，对吗？
胡鸿烈：我想应当是这样的。漫长的人类社会，称得上法治不过是二三百年的事，不能不说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但是，要有法治必须先有个人的自由。法律就像门一样，对于自由出入的人才有意义。法律与自由是并行不悖的，光有自由没有法律，这个社会就要大乱；光有法律没有自由，社会也无法前进。有了自由，个人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改革，搞活，放宽政策，实际上就是给人以更大的自由，法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相应发展起来的，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个人自由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不同社会须有不同法律
记者：您认为国内法制建设还有哪些问题？
胡鸿烈：不同社会制度有不同的法律，英国、美国的社会制度差不多，他们的法律也差不多。中国与之不同，不能照抄英美的法律。英美的法官如同活的机器，绝对不可以参加诉讼。我们的法官自己去找证据，避免判刑不公。要问我的意见，我赞成中国的审判方式。这种情况顶多让人家说“司法不独立”，只要法官品格好，秉公办事怕什么！所以，法官的待遇要提高，法官的尊严要树立。法院要造得好，堂堂正正的，像外国的教堂一样，给人一种信任感。法律一定要公开，偷偷摸摸不算法治。
我们的法律修改也不大灵活。比如物价上涨了，罚款的数额也要相应改动。应当根据情况变化，及时修改法律。
英国的法律只有律师知道，一般人也不大懂，所以律师高高在上。法不应保密，要让人民知道，国内重视法的宣传，进行普法教育是非常好的。
至于人们要求执法，对于执法情况不满意，这是正当的。但要做到执法谈何容易！要有条件，要有过程。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口，光修造法院、培养提高执法人员就要费很大功夫，何况还要在社会树立法律权威呢。回到我开始的一句话，只能循序渐进。
（附图片）
第2版(要闻)
专栏：两会特写
列席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大会的政协委员认真听取会议报告。
本报记者 沈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