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加强管理 提倡有益 允许无害 抵制有害
广州社会文化形成完整体系
本报讯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广州市，社会文化也得到蓬勃的发展。华灯初上之后，大街小巷的娱乐场所，不时传来悦耳的丝竹之声和一阵阵欢歌笑语。广州社会文化已经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体系，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实行开放政策以后，西方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同令人目不暇接的商品一起涌进中国的南大门广州。音乐茶座、舞厅、桌球屋、录像放映点、电子游戏室等洋玩艺儿，丰富了文化市场，但又带来一些污染。广东省和广州市本着“排污不排外”，“提倡有益，允许无害，抵制有害”的原则，加强管理，积极引导，取缔违法犯罪活动，逐步使文化市场既吸引人又健康无害。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基层群众文化，以适应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
经过几年努力，如今全市90个街道办事处，除新近成立的之外，已有86个办了文化站。这些文化站普遍设有图书室、报刊阅览室、文娱活动室和课室等，还分别成立了歌咏队、书画协会、盆景协会和摄影协会等，坚持开展经常性的文化娱乐活动，既注意采用外来的好形式，又注意继承祖国特别是岭南的好传统，成为居民们闲暇时间的一个好去处。南华西街办事处建立了一个500平方米的文化室。去年一年，他们组织老、中、青、少、幼、残等各方面人员，围绕“歌唱共产党，热爱我南华”这个专题，自编、自导、自演18场，共504个节目，有2100多人参加表演，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未满3周岁，观众达7000多人次，达到了自娱自教的目的。全市各条行政街的文化站，既得到街道办事处的补贴，又适当收费，以文补文，因而能够坚持开展活动。
如果说，文化站是中西合璧，那么，“私伙局”便是道地的岭南“土特产”了。“私伙局”是以弹唱广东曲艺为主的民间乐社，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叔伯妯娌、左邻右舍的音乐爱好者，自带乐器，自备桌椅，到客厅宽敞的人家里开“局”。每次少则七八人，多则二三十人，或行腔唱曲，或吹打弹弦，或用传统乐谱，或自编自唱，形式不拘，生动活泼，既自娱娱人，又培养了一批曲艺人才。
去年，广州市区有1／4的家庭参加“美的家庭文化”活动，赛诗，赛普通话，美化居室，种好花卉盆景，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内容丰富多彩。从街道、区到市，还逐级开展家庭音乐演唱大赛或召开家庭文化艺术花会。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也参加这一活动，与民同乐。为了使这项活动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妇联、共青团、教育、文化等部门和街道一起，分别为未婚青年、新婚夫妇、未来妈妈、中年媳妇、公公婆婆办了家庭学校，还与幼儿园、小学、中学合办了两千多所家长学校，参加学习的超过25万人次。
谢烽
第1版(要闻)
专栏：短评
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有紧迫感
广州人是幸运的。“吃在广州”，早已名闻遐迩，“玩在广州”，如今也初具规模了。在积极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广州人没忘为自己开辟一个社会文化市场。他们经营着和享用着这两片天地，活得既紧张又轻松，既充盈又舒展，令人称羡不已。
快乐的广州人带给我们一些什么启发呢？自然很多。首要的当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要有点紧迫感。
民以食为天。在以往的年代，为开门七件事终日奔波的人们自然无暇参与文化娱乐等精神享受。而今不同了。改革开放九年，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向小康迈进了一步。在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人们钱多了，闲暇有了，吃得好了，精力陡增，对精神生活的需求随之高涨，而国外文化的八面来风又为其添加了催化作用。广州市及时认识到这一点，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两个文明同步发展这一环，避免了二者较大幅度的倾斜。否则，留下大片空白地带，难免会让封建糟粕、迷信落后以及一些腐朽的东西钻了空子。而这一点，在某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广州人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须用改革的态度对待精神文明建设。虽然，广州的文化生活和精神文明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不好的东西和倾向，但是，由于坚持“排污不排外”和“提倡有益，允许无害，抵制有害”的原则，较之过去单纯强调“寓教于乐”，更有成效。“适当收费，以文补文”，对于一向以事业部门视之的文化领域进行市场性质的管理，也是一个较新的观念。没有这些原则的指导，广州市的社会文化能有今天这样一个规模的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普及的文化娱乐并非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部内容，但只有这个基础打得很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上一层楼才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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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各抒己见议论风生气氛活跃
围绕开放改革物价上涨农业生产等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李鹏代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审议刚揭开序幕，便进入由浅及深的实质性讨论。从本社大会报道组派出的15名记者到各代表团旁听后反馈的信息看出：开放与改革、物价上涨、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等当前公众注视的热点，也是代表们议论最多的话题。
希望改革的步子再快一点
受惠于改革的广东代表，对改革、开放的体会也最深。珠海市长梁广大称过去的5年“是真改革的5年”。广东一心一意搞改革，80％至90％的商品靠市场调节，而且越放越开，由价格到劳动人事制度、基建、交通等等，整个社会因此“活”了起来。如今万商云集，去年广东出口创汇达50亿美元。
改革也贯穿在中国的首都。即使有周折，仍然要以改革予以疏导。陈希同代表举例为证说，前年上半年北京市工业陷入困境，出现了负增长，通过承包，下半年生产“突”了上去。这位市长由此品出个中滋味：生产力的发展要靠改革，生产力发展了，我们的房子、车子、煤气炉子、菜篮子、孩子（入托）也可以解决了。
乡镇企业办得红火的河北霸县靳家堡村党总支书记孔繁喜盛赞改革，但觉得国家对农民少了点实际资助。一旁有人提醒他：给了条政策啊。大伙都笑了，说：对，这最了不起了。老孔也点头。因为改革，偏僻、贫困的靳家堡人均收入由1984年的600元上升到1987年的1500元。这位“不知足”的农民代表又提出：改革能不能再放得开点，“让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站一堆，原料来路、能源供给一个样，咱中国人一道来场竞争。”
变化着的城市与乡镇，由沿海向内陆延伸的开放与开发，代表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遍及中华、循序渐进的改革图景。五年一部改革史。正如许多发言所认可的：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结论，符合下情，也顺乎民心。
建议、批评一起摆出来
《报告》尚在审议中，舆论并不要求一律。许多代表肯定了本届报告总体上是求实的，也点出与实际之间的差异。
对物价问题，可谓“议论纷纷”。福建林元坤代表的意见是：上涨过多，卡是卡不住的，不管，也不行，关键在理顺价格体系和完善价格管理制度。河北保定地区专员丁文斌代表提请大家不要对卖高价的农民“眼红”，他们是担着风险的：去年河北一场冰雹，西瓜遭殃，有的农户一家人围在地头哭！
物价靠补贴，终非长久之计。一些行家还把正在思考、有待检验的办法和盘托出。
几乎每个小组都有热烈的争议。“气氛活跃”这句新闻常用语用到这样的场合，绝非夸张。
还有逐段、逐句对报告的评注。辽宁代表丁兆民对报告中对近几年连续发生的重大恶性事故只提了一句话、共8个字表示不满。他说：“分量太轻，解决问题的措施何在？”
不是一片颂词。让人讲话，听人讲话。以第一次讨论为开端，看来可以预测出会议日渐增进的民主与开放度。
“小人物”与领导者“平起平坐”
发言者的次序与以往一样，仍有些论资排辈，往往由本省、本地主管领导打头一炮。
某省一位负责干部在审议中先作长篇发言，之后请大家都谈谈。有几位代表却说：我们多听听领导讲话。这似乎是一种“积习”，或许还带有自我心理障碍。其实同是人民选出的代表，何分群众与领导？
但是，记者们也观察到了其中的变化。往年，一个省、市、一个地区的冗长的“小政府工作报告”已近绝迹。领导的发言中虽有些数据与百分比，但他们的话贴近着实际，包括老百姓那些灶头、炕头上的话。
也有基层来的代表毫不怯场。比如江苏的、河北的、浙江的，等等，第一天就作了有准备的讲话，可见人们的参政意识已越来越强。
（附图片）
3月27日，人大代表们利用会议休息时间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观科技成果展览。 本报记者 沈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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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铁路事故善后工作加紧进行
事故调查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成立
日方死难者遗体空运回国或火化
新华社上海3月27日电 上海“3·24”旅客列车相撞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今天继续紧张有序地进行。
“3·24”铁路事故调查领导小组和专家组已经成立。以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劳动人事部副部长李伯勇为组长的调查领导小组有6位成员，分别来自国家经委、劳动人事部、公安部、监察部、全国总工会和铁道部。在11名专家组成员中，有铁道车辆工程、机车、制动等方面的专家、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等，由劳动保护科技学会秘书长程映雪任组长。
装有日方24名遇难师生遗体的棺木，于今天上午11时40分由上海虹桥机场空运回日本。另外3位遇难者的遗体已于昨天在龙华殡仪馆火化。
132位日方人员今天中午乘日航专机离开上海回国。他们是前来上海探望受伤者和为遇难者处理善后事宜的亲属，以及今天出院的伤员。我国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同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滨田卓二郎一起到机场相送。
到目前为止，日方留在上海的还有家属14人，伤员11人，其中有5位是重伤员。
在63名受伤的中国旅客中，有24人住院继续治疗，其中伤势较重的有2人，其余39人已出院。
今天下午2时，由外交部新闻司、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上海铁路局联合组成的新闻小组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新闻发布会宣布，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滨田卓二郎也于今天下午回国。同时还谈到，上海铁路局已派出340多名干部到基层抓安全工作。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李肇星在会上宣布，新闻小组结束工作，今后将由各有关部门发布善后处理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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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俊生等看望日本伤亡者亲属
察看事故现场并听取初步调查情况汇报
新华社上海3月27日电 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及国家经委副主任叶青、铁道部副部长李森茂、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等，今天早上在上海看望了“3 ·24”事故中受伤和遇难的日本旅客的全体亲属。
陈俊生说，受李鹏代总理的委托，我和我的同事专程来上海处理这次事故的善后工作。我首先向在事故中不幸遇难的日本教师和学生表示沉痛的哀悼，向受伤者和遇难者的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希望亲属们节哀保重。他说，这次事故令人悲痛，我们的心情同你们一样沉重。以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牵头的事故调查小组将对这次事故的原因进行调查，待查清后我们将予公布。
陈俊生说，我很赞赏滨田外务次官昨天对我说的话。他说，我们中日关系日益发展，绝不会因这次事故影响两国的关系。特别是中日青年的友谊往来，更应得到进一步发展。希望中日两国为此作出努力，使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上海铁路局局长韩杼滨对发生这次重大事故，给每个日本乘客的家庭带来的不幸，表示歉意和慰问，同时对遇难日本师生表示深切哀悼。韩局长介绍了事故过程。他表示，要竭尽全力做好善后工作。
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对日本死伤人员的亲属在处理事故中给予的密切合作表示感谢。他说，这次事故不仅受到我国政府、上海市政府的极大重视，而且也受到上海1200万市民的很大关注。上海市民和医护人员怀着中日人民深厚的友谊投入对伤员的抢救。上海市政府还将继续努力做好善后工作，全力以赴抢救、治疗和照顾在医院中的日本伤员。并且从这次事故中吸取教训，继续发展和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在座的有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滨田卓二郎、驻华大使中岛敏次郎、驻上海总领事吉田重信和上海市副市长黄菊等。
新华社上海3月27日电受代总理李鹏委托专程来沪处理“3 ·24”事故善后工作的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国家经委副主任叶青一行，今天上午在铁道部副部长李森茂、上海市副市长黄菊陪同下，察看了“3 ·24”事故现场。
在上海市郊匡巷站附近的事故现场，上海铁路局局长韩杼滨拿着列车正面冲撞时的示意图，向陈俊生等汇报了事故发生的过程。他指着一辆遭到毁坏的车辆说，那是208次车在事故中损坏最严重的行李车。两列车正面冲撞时，这节行李车冲上了机车。因为行李车里主要是行李、包裹，所以208次车旅客伤亡较少。
在一辆损坏最严重的软席车旁，韩杼滨说，这就是311次车旅客伤亡最严重的第二节软席车。他介绍说，在两车相撞时，因强大的惯性力量，这节车被叠压在前一节软席车下，整节车被严重挤压。陈俊生秘书长仔细地察看了这节只剩下底盘的车辆以及附近被破损的座椅。陈俊生询问，在抢救被压在车内的旅客时采取了哪些措施？韩杼滨一一作了回答。
陈俊生等还在现场听取了铁道部机务局总工程师丁圻堮关于对这次事故的初步调查和现场取证情况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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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手记
河清海晏举世腾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经过近10年的努力，尤其是最近5年的积极推行开放改革，生产力大大地发展了，人民生活显著地改善了，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的春天开始了。听了李鹏同志和钱学森同志的《报告》，更是欣庆非常，信心百倍。
中国是有5000年历史文化的大国，过去曾对人类文明做过伟大的贡献。在今天，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摆脱了贫困，世界和平就有了更好的保障。因此，我们一向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对世界人民应尽的责任”。这话说得多么真诚而重要！
“河清海晏”是中国人民历来的理想，今天的大陆已经初步呈现了这种局面。一国两制创造性的设想，在港澳两地已经获得了圆满成功。台湾似可不必有过多的疑虑。尽早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已十分突出地摆在所有中国人的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互为补充，互相支援。这一原则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是不会改变的。令人欣慰的是台湾当局也迈出了与大陆交流通畅的步子，来自台湾的同胞，越来越频繁，这有利于相互了解，增加亲切感，对于和平统一是有利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祖国统一大业，在振兴中华的共同愿望下，没有人可以加以阻挠或破坏的。
精简国家机构，摒弃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加速改革开放，促进四化建设是党的明智决策，也是要切实进行的步骤。巨龙腾飞、中华振兴、扩大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影响、维持世界和平、增进人民幸福，都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企求，更是我们民主党派每个成员的重大责任。深信这一切美好的愿望，在今日党的正确领导下，是可以逐步实现的。这与世界人民利益也是分不开的，因为中国发展了，世界和平才更有保障。
最后，听了大会领导们长篇详尽的报告，感动而成此述怀，附录于下：
两场宏论扣心弦
海晏河清举世欢
造福何只为华夏
寰球历史写新篇
1988年3月26日
本文作者袁晓园为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语言学家。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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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的大门在向人民打开
本报记者 吴国光
年年春色，年年盛会。人大的开幕，照例给北京的政治生活带来一股热闹气氛。本次大会尤为引人注目，这除了因为它是一次换届会议之外，还因为它的开放姿态为前所未有。外电认为：“橡皮图章”在变为辩论论坛，七届人大是历来最开放的一次。信然。
——大会之前，举行了种种协商对话，就会议文件与人事安排一再广泛征询意见；
——人大代表的构成亦见出开放性，党外人士有所增加；代表的产生经由差额选举，较之以前更具有代表人民的资格；
——会议本身的开放程度增加，开幕大会电视直播，城乡居民如临现场。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信息大大增加。400余名中外记者或赴大会现场采访，或到小组会上旁听发言，及时将有关情况加以报道。
凡此种种，都在表明：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正在稳步推进，特别是十三大以来，中国的政治开放程度大大提高。
近五个月来，党和政府尽了很大力量来提高政治活动的开放程度，本次人大会议只是一个继续。十三大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每月一次全会，会毕即发布新闻；国务院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也开始搞电视转播；像《企业法》这样的重大法案实行全社会的公开讨论；各地的社会协商对话活动一时形成热潮。
作为政治开放的一条重要渠道，大众传播媒介也在做着艰巨的努力。新闻界在涌动着一股信息开放之流，乃至各报之间形成竞争态势。在这次人大会议的报道中，这种努力与竞争变得尤其明显：《经济日报》提前披挂上阵，离会议开幕还有十多天就推出了系列报道，接着还有开辟读者专线电话等新点子；新华社人多势众，兵强马壮；电视台以其现代传播手段为优势独占鳌头；本报近几天开辟三个版的篇幅，向读者提供大会报道。在此之前，《世界经济导报》早就刊登了“建立公民旁听人大会议”的建议。
虽然这些努力还在继续，却已初见成效，以至于驻京外国记者和香港记者近来很有些不好打发活计了。据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刘锐绍先生见告：由于中国政治生活的开放度提高，信息发布较前及时丰富，许多过去总是以小道消息的方式流传的东西被公开“曝光”，外国记者就很难搞到独家新闻了。“新闻中心”的同行们很能体谅他们的苦衷，正筹划着给他们开“小灶”，吃点“偏饭”。
这与一年前那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新闻“出口转内销”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记者当时听到过这样一段对话：
“你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要求？”那时十三大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与设计正在紧张进行中，一位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这样征询他的邻居、北京某印刷厂一位青年工人的意见。
“咱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闹不清这国家在弄什么事，怎么要求？”
青年人的话难免嫌“冲”，然而，他实际上正是表达了一个强烈的要求：我们要知道！
人民要求知道。这是历史的潮流。等于作为回答，党的十三大提出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作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核心内容。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具有深刻的政治开放的涵义。十三大以后，赵紫阳交给刚刚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研讨社会协商对话问题。研讨结果写进了二中全会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敏感的外国观察家马上注意到了其中的新鲜内容。合众国际社指出：中国领导人“对了解民情很关注”，“发出了一项关于实行开放和公民在广泛范围里参加国家管理的号召”。英国《独立报》说：赵呼吁“政府要进一步开放，要让人民在国家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美国《纽约时报》称：“普通的中国人在政府的管理方面拥有发言权，这在中国是第一次”。
曾几何时，在西方曾盛行的“铁幕”说、“竹幕”说，通通消失了，中国正以一个开放的国家出现在世界上。
这当然并不是第一次，但无疑却是最有基础、最有后劲、也必将成为最有深度与广度的第一次。政治的大门在向人民打开，人民看见了许多东西，也会思考许多东西。
1988年1月28日，在北京市人代会上，10位副市长候选人与代表见面了，他们向代表们发表了自己的“竞选宣言”。北京联合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李德良代表说：“听他们一次谈话当然不能确定一个人政绩如何，但可以考察一下他们对市情的了解程度，对今后发展有何考虑打算”。人民在掂量、选择自己的领导者了。
同一天，距离北京几千里之遥，在曾以封闭著称的夜郎国里的山城贵阳，一场同样热烈的见面会也在进行。这是新当选的贵州省长王朝文和省府其他负责人在会见新闻记者。《贵州日报》的报道是这样写的：“在近百双记者眼睛的注视下，王朝文侃侃而谈其施政的纲领”。“一个个问题连珠炮般发自记者口中，王朝文等应接不暇”。
请听这一段问答——
记者：我们想知道您在8小时以外，喜欢干什么？
王朝文：我的工作不是8小时，至少是10个小时以上。
记者：省长有什么业余爱好没有？
王：没有时间爱好，我很想有爱好。
记者：您在家里做不做家务事？
王：我工作都做不完，家务事我不做。（众笑）
这次会见后，贵州电视台作了现场直播。现在重大政治活动的直播越来越多了，而且成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通过电视摄像机头，人民的眼睛有了更高的政治透视力。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开放，从上到下，都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多少年来，政治是同职务、级别等等联系在一起的，叫做“政治待遇”。看文件、听报告，都有个“省军级”、
“县团级”的杠杠，都要遵循“先领导、后群众”、“先党内、后党外”的顺序。稍有不同，意见纷纷。现在倒好，来了个底儿朝天。人代会开幕，李鹏作报告，屏幕面前人人平等，党内和党外，高级干部和普通百姓，想看都能看，想听都能听。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人沉默。
而且，都想看吗？都想听吗？未必。当政治的大门紧闭的时候，叩门之声甚高。一旦打开，探进头来看上几眼还新鲜，多看也平常。人们对政治的热情远不如政治学专家们预想的那么高。红头文件有人打听，发表在报纸上谁也不当宝贝。政治，对老百姓来说，好像古远了，他们更关心菜篮子。政治学的专家学者们不能不思考，政治的开放和政治的冷漠何以同在？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是文化素质太低、缺乏民主生活的锻炼？还是对十年动乱中那种政治狂热的惩罚？或者，政治从来就是少数人的事，它无需向人民开放？
人大会议开幕的第二天，当记者与人大代表、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谈起这一点时，他说：“还是开放得不够。当然，另一方面，也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尤其要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其实许多个体户比我们一些干部还关心政策。同时，要不懈地推进民主，进一步提高政治活动的开放程度。”
是的，大门还会开得更大，人民也会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会是这样一个很好的学习民主、促进开放的课堂。3月25日，当万里同志宣布休会的声音落下以后，记者随着兴奋的人流步出人民大会堂，游目所及，不免遐思无际：1988年1月1日，天安门城楼开放了，这座具有强烈政治象征色彩的古建筑，它的开放难道能不具有同样强烈的政治象征意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