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陕西省省长侯宗宾说：
改革建设都须以解放思想为先导
当前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以改革总揽全局，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和建设的顺利发展，都须以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先导。
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解放思想的根本标准，就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些同志说，我们陕西的突出问题是：改革步子没有沿海大，对改革者的非议比沿海多；经济发展没有沿海快，“超高速”的责难比沿海凶；许多工作没有沿海搞得活，旧的条条框框比沿海多；生产力水平没有沿海高，满足现状的心理比沿海重；物价没有沿海放得开，冻结物价的要求比沿海高。这些问题，既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差距，也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必须着力解决的主题。
特别是，某些明明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事情，有的同志认为“合理不合法”，不敢放手支持，放开发展，更有人怀疑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盲目求纯的“左”的思想影响，多年来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的某些非科学的观点，仍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对这些至今束缚着人们思想的东西，我们应当花大气力去冲破它。
从我们陕西省的实际来看，引进竞争机制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一个难点。面对这个难点，是进还是守？这里有两种抉择。一种以守求稳，当西北的“守备队”，四平八稳，坐失良机；另一种是知难而进，争当改革的“尖兵队”，敢于创新，开拓前进。我们总的想法是：改革要在承包中深化，承包要在竞争中突破，竞争要在效益上落脚。进一步解放思想，要紧紧把握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赫说：
在沿海经济发展中当好“二传手”
李鹏代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作为非沿海地区的内蒙古怎么办？我认为内蒙古要在发展沿海地区经济中当好“二传手”。
我们所说的当好“二传手”，就是充分发挥我区的资源优势，凭借相对丰富的能源、原材料以及价格比较低廉的半成品和初级产品，吸引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的资金和技术，加快内蒙古的资源开发，以逐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也使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更好地发挥外向型经济的“主攻手”作用。
为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仅仅重视沿海地区的开放是不够的，还应重视中西部资源的开发。我希望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开发步伐加快一些。当然这些地区的经济与沿海地区的经济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要把差距拉的太大，差距太大了不利于民族团结。
湖北省黄冈地区行署专员漆林说：
对农业发展不能盲目乐观
我们这个10亿人口大国，农业发展制约着整个经济发展，如不采取得力措施，农业发展会萎缩、滑坡，尤其不能盲目乐观。
各级政府对农业投入逐年减少。“六五”期间，国家对农业投入占17.8％，1987年降到5.4％。过去，省、地、县对农业都有一定投入，现在投入极少。
各行各业并非全心全意支援农业。田里要化肥、农药、薄膜，平价的没有，议价又买不起；粮肥挂钩，粮油挂钩，政策好，难兑现。
耕地占用太厉害。黄冈地区1962年至1982年20年减少122万亩田地，相当蕲春、红安县耕地总和，滥占耕地盖私房。这些问题不解决，农业发展是一句空话，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将受到制约。
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熔说：
遵循价值规律指导农村工作
这几年，在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及时地和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来指导农业生产，致使粮食、生猪和其它一些农副产品的生产出现波动，造成某些食品供应紧张，价格上涨过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按价值规律办事作为“农村工作中必须牢固确立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是切中要害的。这里确实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例如，农副产品价格长期偏低。1979年的提价曾显著地促进了农业发展。但这几年农产品价格“微调”，而农用生产资料“猛调”，又扩大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不改变这种状况就难以抑制农产品产量的波动。再如，早几年对来自基层的农副产品价格调整的呼声倾听得不够，迫使农民采取抑制生产的办法。如早些主动地调价，情况就可以好一些。
镇江市眼镜总厂厂长吴斌荣说：
要切实扶持乡镇企业
李鹏同志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这对乡镇企业职工是个很大的鼓舞。我们厂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有固定资产600多万元，职工1100人，去年创产值2180万元、利税378万元。过去的五年中，我厂扶持农业和农村建设的资金共计200多万元，农民增加收入约400万元。
乡镇企业从诞生起就具有市场经济的属性，在计划、投资、财政等体制没有进行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原材料和资金都要自己筹集，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因此，我们希望国家对农村经济的支柱——乡镇企业，重视程度要真切一点，制定出一些切实有效的扶持政策，这是关系8亿农民的大事。
安徽省宁国县耐磨材料总厂厂长陈宗明说：
乡镇企业立法亟需加快
加快乡镇企业立法非常重要。目前，乡镇企业虽然发展势头较好，但由于没有一个专项法规，乡镇企业的厂长有怨气。乡镇企业开展业务很困难，常常是一路菩萨拜不到，企业就得倒闭。党的十三大报告曾明确提出，要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我觉得光说说还不行，还要加快立法实施，这样我们才有安全感，也便于政府监督。
河北保定地区行署专员丁文斌说：
不应把农副产品涨价归罪于农民
农村进入第二步改革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最突出的是部分农副产品供应紧张，价格上涨。有人把物价上涨归罪于改革，归罪于农民，我认为这是极不公正的。
应该说，在改革中，除了有些产品价格不合理需要上下调整外，改革与物价上涨没有必然的关系。当前肉禽蛋也不是因为改革而涨价的。实践证明，什么开放，什么发展得就快，价格就下降；什么统得太死，什么发展就慢，价格就上升。此外，价格的高低也不取决于农民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市场需求。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承受的风险是很大的，我们决不能一看到农民卖高价就眼红。一般说来，物价上涨往往也是生产上涨的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些领导同志还没有学会很好地按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而是仍然习惯于领导产品经济那套做法，见东西少了就卡，结果越卡越少，形成恶性循环。
杭州洗衣机总厂厂长秦吉强说：
不能再“鞭打快牛喂养慢牛”
国家预算草案报告中，一方面提出1 988年工业企业亏损要减少20％，但同时又提出预算企业计划亏损补贴比1987年增加几十亿元。亏损企业的补贴数额这么大，且又逐年增加，真让人感到痛心。这样，岂不成了“拚命鞭打快牛，精心喂养慢牛”？
这个报告中又提出，预算中行政管理经费比1987年有所增加，但对不完成计划指标的单位却没有具体处理办法。我认为，应该像对工业企业那样，实行定量考核的办法。
甘肃金川有色金属总公司经理王德雍说：
理顺价格体系发展原材料工业
目前，我国有色金属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譬如镍价，前些日子伦敦市场每吨1200美元，比我们国内贵一倍多。近日又涨到1930美元一吨。国外一吨镍的价钱到国内能买三吨半镍。这是极端不合理的。原材料价格低带来一系列弊端。首先，加工企业不珍惜原材料，成本率低，浪费大。其次，国内原料价格低，加工工业都争国内材料，不利于“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发展战略的实施。第三，各地争相上深度加工企业，又因原材料不足而停工待料。因此，必须加快价格改革步伐，逐步将原材料价格提到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才能保护和促进我国原材料工业的发展。
中国石化总公司第二建设公司电焊工蒋立金说：
加强设计施工招标投标管理监督
李鹏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投资体制的改革，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基金制，全面推行项目设计施工的招标投标。这是提高投资效益的极好手段。但是如果不加强对项目投标招标活动的管理和监督，未必能达到提高工程质量、节约投资、缩短工期的目的。目前，某些建设单位的个别领导，以权谋私，接受贿赂，使得具有良好设备和队伍的全民施工企业，竞争不过技术力量薄弱、装备简陋的农民施工队伍。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建设单位使用农民施工队伍要有严格的控制手段和审查措施，确保国家的财力、物力不受损失。
安徽省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王茂说：
控制集团消费必须有禁必止
财政工作报告中讲到去年社会集团购买力是553亿元，不知这个数是怎样算的，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因为有许多“福利”、“进贡”之类没有算进去。目前的物价上涨，有许多是因集团购买造成的。从小汽车到过年用品，单位啥都敢买，盲目性很大，造成很大浪费。目前，我国商品生产能力有限，这样冲击下去怎么得了！还有非生产性建设失控。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压缩，但一直没有压缩了，没有控制住。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没有形成法规，也缺乏有效的手段。一些下级部门，根本无视上级的规定，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干完了一点没事。我建议，对于这类事，如果中央政府没有切实有效的办法，就不要虚张声势，因为不仅没用，反而降低了政府的威信，一旦作出决定，就必须做到令必行、禁必止。
湖南省省长熊清泉说：
调整价格要做好四方面工作
要加强物价制度的改革，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必须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物价改革的宣传，提高职工的心理承受能力；二是物价上涨时给职工适当补贴，使生活水平不致下降，改暗补为明补；三是建立农副产品基地，使农副产品有稳定供应渠道，否则物价就越补越涨，大需求和小生产的矛盾会更尖锐；四是加快商业改革，减少中间环节，过多的中间环节，不仅抬高了价格，而且不能保证供应。
第3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为农民代笔
麦田泛青，菜畦生绿，京东大平原春色渐浓。
北京387万农民对两会要说些什么呢？3月25日，正值七届全国人大召开的时候，记者沿着京杭大运河东行，走访了几个村庄。
通州镇东双埠头村，围着红、绿头巾的六位中青年妇女，正给返青的冬小麦施肥、浇水。刘桂红停住铁锹，手捻着花头巾说：“现在正需要电，但却三天两头停电，你说急不急人！”通县一个月用电量需10万千瓦，仅能供电5万千瓦。农村不仅缺电，还缺少必要的农用物资。在通县县政府农林办公室，记者看到两张调查统计表。这个有30万农民、近5万亩菜田、52万亩麦田（夏天种水稻、玉米）的县，还缺1万多吨磷二铵，缺40吨防治小麦蚜虫用的乐果农药，还缺农用地膜、棚膜。市、县干部都在积极想办法，恐怕难以全部解决。他们希望人代会提醒有关方面，重视农用物资的生产和供应。
徐辛庄乡富豪村农田里，银铧破土，马车送肥。杨希宇兄弟俩停下手中的小推车，擦着肩膀上的汗水说：“农用物资不仅缺，而且价格贵。地膜去年6元多钱1公斤，今年涨到9元至11元多1公斤。”他们俩种5亩地西瓜，正给地施底肥，准备盖膜。这“西瓜兄弟”向记者算了几笔账：买膜钱花300多元，种子钱96元，化肥钱135元，加上地皮、水、电费，共开支近千元，人工钱还不算。5亩地能产两万斤西瓜，1角钱1斤，他们只能剩1000元，维持全家生活就有困难。要给西瓜涨价吧，城里人有意见。但是，种西瓜投资的成本高了，批发时不能不涨价。
记者在通县县城转了转，大小商店都没有卖火柴的。农民们不高兴地说：“可能是等着涨价吧！”他们寄望两会好好议议物价问题。
本报记者 张书政
第3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订立保障乘客安全的交通法规
正值两会召开之际，我想向大会说心里话，以引起对乘客人员安全的重视。去年以来，乘飞机、火车的旅客几次遭到不幸，在群众中造成恐惧心理。
民航、铁路交通等部门，为什么时常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呢？我看关键问题是有章不循，有禁不止。
人民代表是人民的代言人，建议七届人大能就乘客安全问题制定一个交通安全法规，以保障乘客的人身安全。对那些玩忽职守、指挥失误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给予严肃处理，甚至追究法律责任。
安徽省六安军分区 高潮
第3版(要闻)
专栏：
人大政协要行使监督权力
——程思远谈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
本报记者 柏生
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程思远，今年80岁，广西宾阳县人。青年时代赴欧留学，曾获意大利罗马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六届全国人大常委。60年代，他曾为帮助李宗仁返国竭尽奔走之劳。
初春时节，和风轻拂。全国人大、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正在首都举行。记者依约来到北京东城一座有林木之盛的四合院，访问了无党派人士程思远。
记者：程老，建国初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起了很大的作用。您是怎样以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协工作的？
程：说来话长。1965年，我同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在当年举行的“双周”座谈会上，人民政协负责人对我说：“以后你和李宗仁都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政协活动。”据说，这是周恩来总理决定的。
记者：您认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
程：邓颖超大姐说过，“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我国最大的一个党派，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自己也有同感。但我认为，无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与民主党派是不同的，民主党派以组织形式进行活动，而无党派以人物为代表。自第一届全国政协召开以来，郭沫若、马寅初等发挥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作用，我们接下了这一优良传统。
记者：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国家政治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程：我正是这样看的。我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协商会，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畅所欲言，提出我的建议，有的被接纳了。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伟大胸怀。1978年以来，我又担任了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以后又任六届人大常委兼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一切都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的精神。
记者：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您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有何想法？
程：在政治体制上，如果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就会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再加上封建主义影响根深蒂固，这就更加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这是防止“文革”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记者：您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有什么特点？
程：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于炫耀它的政治体制是完善无缺的。例如里根决定出兵洪都拉斯，事前未向国会通报，引起众、参两院的严厉批评。可见“三权分立”制度也不是没有弊端的。至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共十三大提出完善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我可以断言，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这些制度将会不断健全和发展。
记者：您对多党合作有什么见解？
程：这10年来，政治协商制度日臻完善，中共中央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重大问题，在决定前总要召开民主协商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拿这次七届人大和七届政协的人事安排来说，早在去年“十三大”以前，中共中央就与各界人士进行了协商。今年3月，中共中央又专门召开了两次民主协商会，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精神。我认为，多党合作将会越来越富有成效。
记者：人民代表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您对此有何看法？
程：近年来，我身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看到了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会一次，我认为不能适应立法工作和法律监督的需要，应当完善人大常委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程和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宪法规定由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例如国家行政领导人由人大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是自1982年新宪法颁布以来，我们很少看到人大对国家机关行使过这种监督权力，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另外，舆论监督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权力不能没有制约。
记者：您对全国政协工作有什么建设性意见？
程：我认为政协工作大有可为。工作要活跃，要“门庭若市”，不要“门可罗雀”。政协成员代表性广泛，是国家决策的“智囊团”、“参谋团”。我个人认为，应当加强政协的组织建设，使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经常化、制度化，使政协在今后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统一大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3版(要闻)
专栏：两会特写
会外议政
本报记者 王钟人 毕全忠
京丰宾馆里住着七百余位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内，他们议政；会外，很多委员也在议政。3月24日上午，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几位政协委员跟宾馆的几位职工在交谈。
金书亮（宾馆办公室副主任）：委员们了解国家大事多，乘此机会，我们向诸位委员请教一些问题。
委员们对这次人代会、政协会有什么想法？
禹作敏（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政协会议我是第一次参加。我对人代会、政协会抱着很大希望。我们大邱庄3000人，去年工农业产值达到2亿元……
高锐（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达到2亿元？才3000人？好家伙！你们就一个村吧？
禹作敏：一个村。粮食生产实行了规模经营……
金书亮：规模经营怎么搞？
禹作敏：我们4400亩粮食作物，15个人承包了，平均每人种300亩，平均每人产粮30万斤，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今年9个人承包，平均每人种500亩。另外，我们办了117个工厂，吸收了来自29个省、市、自治区的3000名劳动力。改革的路不平坦。我们受到了各种非议，说我们“雇工剥削”呀，等等。现在是咋呼改革的人多，真正实行改革的人少。
高锐：就是说喊改革的人多，真正实实在在在那里改革的人不多！
禹作敏：党的十三大开了一个稳定改革、开放、搞活的“稳心会”，这次人代会虽然主要是人事安排，我希望能开成个改革、开放、搞活的“定心会”！
今后怎样进一步改革、开放？
禹作敏：我认为我们中国需要更大胆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要把人才，包括各种能人开放出来。不把人才开放出来，中国很难发展商品经济。
孙执中（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大学教授、日本问题专家）：我国科技人才数量不少，力量很强，但变成商业竞争力却很不够。我国缺乏经济管理人才。科技人才有很多很杰出，但很杰出的经济管理人才却很少。要使一部分科技人员转变成企业家、经济管理人才。中央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非常及时。但我感到人才准备不足，要赶紧培养外向型经济的经营管理人才。这次政协会上我要专门对这个问题发言。
史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人才问题是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关键。人才离不开教育。最近发生了母亲打死儿子、儿子勒死父母的惨案，一个重要原因是升学的压力，反映了教育的弊病。要进一步改革招生制度、毕业分配。
现在都讲经济效益，利益观念强化了，怎样做好职工的思想教育工作？
禹作敏：现在工人、农民在想什么？他们想过好日子，美好的生活。脱离了他们关心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很难做好。我们没有专职政工人员，我是总经理，也做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的厂长、车间主任也做。我们就是结合群众关心的问题来做的。几年来我们没有刑事犯罪的，干部没有因犯错误受处分的。
高锐：思想政治工作看你怎么做，做什么。你做得人家通过勤劳富起来，做得对。要是你脱离了群众的实际问题，老是做得人家富不起来，不让人家富起来，别人不会听你的。
禹作敏：还有，不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思想工作也难做好。
刘淑娴（宾馆党支部书记）：我还有些问题要请教。住房改革，要叫大家买房，谁买得起？我们以后住什么，物价上涨太快，怎么解决？还有，很多单位不要女大学毕业生，有人主张女同志回家做家务，那么，几十年妇女解放的成绩不是都付之东流了吗？
史说：你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要提的问题，我们要在会上讨论。
高锐：你们这些问题我们一定带到会上去。
第3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全国政协的部分妇女委员相逢在人民大会堂。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