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华东石油学院教授朱亚杰说：
增加透明度保证决策民主化
决策问题是大家议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我们都赞成万里同志讲的决策要民主化、科学化，但首先要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否则无法做到民主化和科学化。
我是搞能源研究的。在石油问题上，国内曾有一度盲目乐观，现在又出现一种悲观情绪，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大幅度波动？连我这个搞能源的也无法回答，因为透明度不够。
再如电力和煤炭，十几年来电力的缺口越来越大，什么原因？靠煤炭解决能源能够持续多久？靠地方小煤窑解决部分煤源是否有足够的后劲？
赵紫阳同志提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但报告中没有提到沿海地区的能源问题怎么解决。沿海地区恰恰缺乏能源，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
以上仅举一些例子。总之，决策要民主化科学化，首先要增加透明度。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涵奎说：
政协委员应该有监督权
政协委员对各方面的工作提出过许多意见、建议和批评，有些意见很尖锐，但总感到不大容易起作用，很多意见没有被采纳。政协讲的是“互相监督”，可是，我觉得我是民主党派，共产党的政治水平应该比我高，我怎么来监督你共产党呢？有自卑感。钱学森副主席在报告中说，只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政协委员在政协的各种活动中发表的见解和意见，都应受到保护。为什么写这句话呢？就是说政协委员发表意见还需要保护！这样他还能讲什么呢？太弱了！我们要一个权，就是监督权。因此我建议，应该给政协委员以监督权，并制订法律明文规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说：
政协要保护敢讲真话的人
我们是受到信赖才当了政协委员的，同样，我们也信赖党和政府。因此，作为一个政协委员，就要有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道义和人格的力量讲真话，包括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是民主议政的前提，政协应当保护这种议政的热情。
如果委员根据事实讲了真话，受到追究和处分，势必要影响其他委员的心态。而政协委员没有积极、健康的心态怎么行呢！我国有十亿人口，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加一起才几千人，这些人都不敢讲真话，那就没有希望了。
“文革”破坏最厉害的就是民族的文化心态，而文化心态一旦受到破坏，补救起来就难了。目前，在改革中一些人表现出的某种紧张感，怕政策变，顾虑多端，没有长期创业、长期建设心理准备。这就是“文革”对文化心态破坏的一种后果，而且已经影响到了青年一代。这显然是于改革不利的。
西安医科大学教授方亮说：
考察工作不要流于形式
政协委员中专家学者多，是国家最大的咨询顾问机构，应该充分发挥委员的所长。可是在组织委员考察工作时，往往不管学什么专业的都混在一起，一起去发电厂，一起去监狱，一起去纺织厂，匆匆忙忙转一圈，这样很不够。这种做法必须改变。只有把工作考察和委员各自的所长结合起来，才有利于发现问题，为国家献计献策。
复旦大学教授卢鹤绂说：
希望政协促使合理使用人才
促使社会合理使用人才是政协的重要职责，全国政协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仍很不够。
大学培养的人才应该大量进入工业企业。可是我们国家大学毕业生不是大量进入工业企业，而是留在学校或到机关，博士等高级人才到企业的更少。因此，工业企业研究发展的能力差。美国大学毕业生大量到工业企业中去工作。40年代我在美国留学时，与我同学5年后毕业的物理学博士有10人，其中8人到了工业企业，1人到纯研究机构，只有我1人回国后到了大学。美国工业企业高级人才多，研究发展能力强，经济实力就强。一个工业企业办得好不好，有无发展前途，就看它的研究发展部门怎样。我国科技人才到企业去，要受到很多阻碍，这个问题应该解决。现在我们还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别的国家就看中我们这点。50年后这个优势就没有了，因为那时机器人已普及了。也不能依靠“地大物博”。按人口平均计算，我们称不上“地大物博”。如果再不合理利用人才，让大量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进入工业企业，我们的后代就没有饭吃了。这个意见我在上届政协提过两次，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次还要进一步提出与此有关的提案。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李容光说：
发挥监督作用消除腐败现象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就是要我们这些人把民心民意充分表现出来。政协如果不能起到政治协商的作用，也就难谈民主化、科学化；如果不能发挥监督的作用，各种腐败现象就无法根除。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沈醉说：
重视和做好接待台胞的工作
邓颖超主席在1984年元旦茶话会的讲话中提到，既希望听到台湾当局、又希望听到台湾人民的意见，并邀请台湾当局人士和台湾人民以自己的意愿方式来大陆探亲、访友、讲学、就学、进修，大陆人民将给予热情亲切的接待，保证来去自由。这一讲话的愿望去年11月就已实现了，这是中共中央多年来正确制定和执行了对台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所收到的效果，打破近40年来不相往来的封锁局面。从去年11月起到现在已5个月了，接待台湾回大陆的人员已成为各级政协一项光荣而繁重的工作。
我先后接待过40多批、60余人，不包括我的儿子。今年1月间，我又去深圳、珠海等地考察了一下各地接待台胞的工作情况。我准备争取在大会上发言，呼吁要重视和做好接待台胞的工作，这对实现“三通”和统一祖国有极大关系。
北京六一幼儿院名誉院长姚淑平说：
提高保教人员和家长素质
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0—7岁儿童的学前教育，我国近几年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包括政协委员多次提案，托儿所、幼儿园的数量有所增加，虽然还不完全尽如人意，与过去相比还是有所改善。但是现在，我们的学前教育还不配套，具体地说，就是有了托儿所、幼儿园以后，还要提高保教人员的素质，同时也要提高孩子家长的素质。
现在群众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家长不知怎样疼孩子才好，给孩子拚命吃、拚命穿，要么溺爱、放纵，要么望子成龙心切。在各个层次的家长中，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都有很大一部分不懂应该怎样教育孩子。有人说中国10亿人，有8亿不懂儿童教育，我看这话不为过。
我建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像抓托幼事业那样重视抓好父母教育，开办更多的家长学校，以促进我们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海洋石油总公司顾问邹明说：
报纸要敢登不同意见
发扬民主，这个我们听了多少年了，但到底怎么发扬，谁来推动呢？我想，人民政协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机会。人民政协委员各界都有，各地都有，也比较了解情况。另外，人民政协素来有敢说话的名声。
人民政协推行社会主义民主化，我看首先就是政协委员的发言要争取报纸刊登。报纸如果只登正面文章，不敢登不同意见文章，这怎么叫决策民主化呢？目前，有些可行性研究，只是挂了个牌牌，常常是根据领导思想、长官意志行事。希望报纸把各种不同的意见拿出来，大家可以互相争议、互相讨论。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沈湘说：
文化建设事业应有总体远景规划
我们既然把“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两个口号放在相提并论的地位，那么就应该对前者也用相应的精力加以关注。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应该预见到将来需要有什么样的文化成就，才能与我们这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地位相称。建议文化领导部门对此拿出一个总体性的远景规划。目前的状况似乎是“堵耗子洞”式的，哪儿出了问题就在哪儿照应一下，缺乏一个有轻重缓急、对不同类别的文化层次分明的管理策略。例如，哪些属于市场消费性的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大众文化），哪些又属于需要国家花一定财力护养的文化。前者是能赚钱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可以向国家纳税的；后者则可能是赔钱的。这种情况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莫不如是。对这不同类别的文化事业，国家有关部门在管理上应明确地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艺术事业健康均衡地发展。
在规划文化事业发展的时候，当然也要考虑现实的经济状况，要考虑经济效益，但不能鼠目寸光，不能从单一的角度看问题。文化事业的投资效益往往是难以用钱算清的。今天用1万块钱能做而没做的事，几十年后可能用1亿块钱再做也无济于事。何况用美育来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这本身就影响到物质文明建设的效率和成果。（张权委员：我在联邦德国访问时，主人告诉我，在战后的废墟时期，当人民还在为吃饭问题而发愁的时候，政府依然勒紧裤带，用很高的报酬从国外请一流艺术家为人民演出。他们说，是这种精神气质，从一个方面推动战后经济的迅猛发展。）
我赞成前不久文化部提出的文艺团体体制改革的设想，只有这样，那些代表我们国家文化艺术水准的各门艺术才能生存下去。否则，一律要求艺术家都去赚钱，对某些人就好比“逼良为娼”。我建议，这种新体制下的国家级演出单位，应实行聘任制，不要纠缠人事，合同期满而艺术素质下降者，即将其解聘，以确实保证少而精。这类真正的尖子人才，要敢于奖励，敢给高薪，比之从事消费性文艺的人来说，拿月薪500、1000元不算多，如此实行，也可从某种程度上遏止艺术人才的外流。
（附图片）
全国政协代表在小组会上 傅旭速写
第3版(要闻)
专栏：两会特写
难得是诤友
——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港澳组讨论实录
本报记者 张平力
25日上午9时正。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港澳组67名委员召开第一次小组会。其中17名委员是新当选者。
前几天，新委员们就向老委员们请教“开会经验”。眼下坐在席上，欢欢快快地选罢小组长，新委员们反觉心里踏实多了。话题就是从“如何开好政协会”引出的。
老委员徐四民：“我建议新委员们重视会议简报。好的简报，可以全面真实地反映委员意见，使你的意见得到准确和良好的理解。去年开会，我讲了几条意见。在香港，报纸把我对国家工作的赞扬当做‘客套话’砍去，让我无‘头’；在大陆，报纸把我的批评意见当作‘不合时宜’斩了，让我无‘身’。（众笑）无‘头’无‘身’，都是一种偏颇。所以简报要准确全面，新闻要公开、透明，否则，诤友难有。我1978年开始参加政协，年年来开会，我觉得，做一个政协委员最宝贵的品格是敢当诤友……”
刚说到此，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来看望大家。姬鹏飞同志和委员们一一握手。港澳记者一拥而上，闪光灯直闪，录音机直转。姬鹏飞临别时留下几句话：“这次大会很重要，各位委员要辛苦些，但是也很光荣。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可以提，充分发扬民主。各位委员要行使自己的权利，代表港澳人民讲话，反映港澳人民的意愿。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讨论，请各位当仁不让！”（一片掌声）
徐四民委员接着说：“七届人大，举世瞩目。人家瞩目什么？我看是这么三点：一、李鹏代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怎样讲改革？改革思路和劲头和前任总理是否相继相协？二、中共十三大推进了中共领导层的年轻化，这次人大、政协的领导机构是否同样推进年轻化？三、中共十三大开创了民主、开放的新局面，特别是差额选举，是个突破性举动，世界舆论对此评价甚高。这次大会，是否在民主问题上也会有突破性举动？大陆堪称‘巨龙’，‘巨龙’之周，有‘四小龙’比着：比民主进程之快慢，比经济发展之速怠。‘巨龙’若不畏阻力，先拨一筹，‘一国两制’宏图可展，和平统一大业可待。当此之机，我辈身肩若重，诤友之责不可辞！”
闵建蜀委员：“我第一次参加政协会，临来时有朋友劝我：说话要小心。我以为当今国家振兴之机，言路不可塞，更不可自塞。然而要做诤友，还有两条不可少：一是要让政协委员知情，二是政协委员说话要有法律保证。五届政协召开之初，就有500多政协委员须‘落实政策’，多是‘因言获罪’。这种教训，不可再有，其保证就在立‘言者无罪’之法。”
王衡委员：“此言甚是。1978年以来，大家对此多有进言。”
吴多秦委员：“这次选举全国政协新的领导机构，应给委员们提供提名人选的详细资料。否则，我举手投足之间，无所凭据。”（众笑）
简福饴委员：“我1986年曾建议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设一个阅览室，为在港澳的政协委员提供熟知国家情势的条件。全国政协在大陆每年都组织多次考察活动，港澳的委员很少能参加，久而久之，影响委员们议政参政的积极性和提高其能力。”
徐四民委员：“人民日报上有句话：‘多年来，政协全国委员会都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全会，而且政协委员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共商国是，这已形成不成文制度。’既是制度，又不成文，就有可能影响其制度的延续性和稳定法。国家的许多事，都坏在这个‘不成文’上。从不成文法到成文法，在历史上曾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标志。有公昭天下的‘成文’，才能保证好的制度不被随心所欲者践踏。前些年，国家有难，我痛心、伤心，但不死心，坚信共产党能匡正积弊。现在看，共产党不负众望，所以诤友越来越多。使制度成文、成法，让诤友常在，可助国家振兴！”
脱维善委员：“我不存在敢不敢的问题。只要对国家有利，头脑有所思想，就讲出来！”
林贝聿嘉委员（女）：“我曾向徐四民先生请教如何参加政协会议。我想，国家每年开这么一次大会，会期似乎长了些。如果让委员们在会期外更多地熟悉一些情况，不必经历这么长由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会议会开得更紧凑些，讲的意见对国家更有些裨益。”
安子介委员：“我们来自港澳的全国政协委员也有自己熟悉的事情。比如对‘一国两制’的问题，大家就考虑得多一些。利用这次会议，大家可对这个问题讲一些更为具体的意见。”
不知不觉之间，两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这些来自港澳的全国政协委员言犹未尽、谈兴正浓。由此看来，明天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的小组会上，他们会谈锋更健吧！
第3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公共车上的“热门话题”
25日下午5点，政协开幕式刚过，记者先后登上了114路电车和360路公共汽车。满满一车人，七嘴八舌，尽是人大、政协“两会”的话题。
周燕，114路电车售票员。她对记者说：“这几天报上老在说透明度，我们希望不仅仅是开大会时要讲透明度，制订和执行政策也应该讲透明度。让老百姓干的事，就要让他们明白个为什么。就说今年这国库券吧，是领导派给你的，不管你是否自愿，公布了数字你就得买。这样做还是对群众不相信，其实只要把工作做好了，大家还是愿意买的。”
王军，北京80中教师。她工作在东城，家在香山脚下。在360路公共汽车上，她是没有参与“热门话题”的乘客之一。记者和她搭话时，她在看一本《教育学》。她告诉记者，这些天，老师们在课余就是谈人大，希望这届人大能为教育界解决一点实际困难，不要只停留在代表们的提案上。这时，坐在王老师后边的两位乘客搭话了：“现在学生都不想读书了，主要是前途不大，还不如自己先找个职业，大学毕业还不是自己找工作！迟找不如早找。”这两位乘客对国家不包学生的毕业分配还有点接受不了。他们说，家里供一个大学生，每月至少要花80多元，负担不了。
郭敏，360路公共汽车售票员。她说：“听说人大代表中有好几位公共汽车售票员，我们感到很光荣。希望这几位代表能多替我们说几句话。”
阚路，59岁，乘360路车上夜班。他告诉记者，他们家对“两会”所倾注的热情，比这公共汽车上的要高得多。老阚每天上夜班，看不到“两会”的最新消息，老伴每次都帮他记得好好的，每天向他“传达”一次。
本报记者 龚金星
第3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关于教育改革的提案
“本来，北京市党政团体提名的代表中已有两名中学教师了，结果差额选举又把我和另一位小学教师选上了，光是普教界，北京就有了四位全国人大代表。这充分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关注，同时也说明我们当代表的责任重大。”北京市教育局长陶西平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很有条理，话题是从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展开的。
谈到教育现状，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把教育转到中共十三大提出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他说：“青海小学生夏斐之死为社会敲响了警钟，说明为升学服务的教育已经呈现出危机，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是，彻底扭转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和脱离实际的倾向，既是学校的事，也牵扯到社会，必须同时改变社会上那种注重学历的用人办法及劳动人事制度，实行全社会的综合治理。”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改革方案：调整教育结构，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后的分流，搞好多种形式和多种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变“升学教育”为“公民教育”，改革不合理的教育管理体制，扩大办学自主权，按义务教育法规定增加教育经费，切实改善教育工作者的地位和待遇。上述想法，他决定写成提案，在这次人代会上拿出来。
本报记者 魏亚南
第3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给《企业法》提三条建议
来自洞庭湖畔的人大代表——岳阳化工总厂厂长张德齐，带来了一位大型企业厂长的思考。虽然尽早通过《企业法》是他参加人代会的最大愿望，但他还有更深的思虑。
3月23日，记者采访了张德齐，他把自己近四年当厂长的感受倾吐了出来。
他说：“我反复研究报上公布的《企业法》草案内容，与匈牙利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法相比，这个草案还有明显不足。”张厂长说：“我要给《企业法》草案提三条建议。第一，《企业法》应该有一些具体条例，使它更加充实完善。譬如两权分离，厂长的经营权就没有具体规定。在实际工作中，这往往让厂长无所适从。第二，厂长的经营风险没有与利益挂钩，不利于激励经营者或经营集团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第三，《企业法》实际上还没有打破‘大锅饭’。实行承包后，大中型企业不容易引入竞争机制，职工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差，这需要制定细则，逐步而坚决地端掉‘大锅饭’。”
最后，张德齐说，即使这次人代会通过了《企业法》，也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使之顺应形势的发展，促进大批社会主义企业家的成长。
本报记者 龚金星
第3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要在国家机关推行满负荷工作法
张兴让创造的满负荷工作法，经中央领导肯定，开始在厂矿企业中大力推行。建议“两会”讨论将此工作法再扩大到各级行政机关。
当前，各级公务人员中，忙闲不均，有些人每天工作时间仅两个多小时。满负荷工作法，在各厂矿企业实行，即能收得良好效果。在我国各级政府机关、文教卫生机关以及群众团体中，如能认真推行这种工作法，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力物力浪费、防止官僚主义，相信同样能取得良好效果。
河南大学 邢汉三
第3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党政换届时间要同五年计划统一
我有两条建设性意见：
一、党政换届应与五年计划相统一。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而初级阶段要有若干个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因此，把党政换届与五年计划的起末时间一致起来，使国家党政领导人或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清楚自己任期内的工作目标，既便于调动工作积极性，也便于人民监督和评功记史。
二、国家很有必要设立社会科学奖。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一个大贡献。国家设立了专利法，为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发明创造实行专利，已经收到实效。但是，还应设立社会科学奖。这应包括两大方面：一是领导科学，二是管理科学。领导需要科学，没有科学当不好领导；管理需要科学，没有科学搞不好管理。一切思想政治工作都属于领导科学。全国可设立“邓小平领导科学奖”。张兴让发明了“满负荷工作法”，就可授予管理科学奖。希望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加以考虑。
吉林四平市人民银行 牟军
第3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的藏族委员们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