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模糊的铜镜
钱钟书
《宋诗选注》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85年第四次重印后，我又作了些小小修订，主要在注解里。1987年出版社要第五次重印，但因旧版磨损，势必全部新排，我就获得机会，把修订处补进书里。同时，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也出版这本《宋诗选注》。多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慨然惠允，我很欣幸这本书得以在京、港两地分别印行。
香港版要我写一篇序文。我想，这本书在1958年出版，受到一度公开“批判”，还能继续重印，已经历了“30年为一世”。它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只能作为那时期的一种文献了。假如文献算得时代风貌和作者思想的镜子，那末这本书比不上现在的清澈明亮的玻璃镜，只仿佛古代模糊暗淡的铜镜，就像圣保罗的名言所谓：“镜子里看到的影象是昏暗的”①。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许这个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恰巧7年前彦火先生访问我时，谈起这本书，记录下一段话。我省力偷懒，就抄袭他写的文字罢，因为他的也充得是我的，而我的何妨原是他的。
“这部选注是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已故郑振铎先生要我干的。因为我曾蒙他的同乡前辈陈衍
（石遗）先生等的过奖，〔他〕就有了一个印象，以为我喜欢宋诗。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缘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②。不过，一切这类选本都带些迁就和妥协。选诗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举会长、理事等，有‘终身制’、‘分身制’。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届的会长和理事，这届得保留名位；兄弟组织的会长和理事，本会也得拉上几个作为装点、或‘统战’。所以老是那几首诗在历代和同时各种选本里出现。评选者的懒惰和懦怯或势利，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诗名。这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小因素，也是文艺社会学里一个有趣的问题”③。
当然，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过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范例。我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或自我整容的手术，所以这本书的《序》和选目一仍其旧，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更确切地说，作为当时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
我只补充几句话。文学研究所成立时，我原是外国文学组的成员。郑先生以所长而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组组长，忽然把我“借调”过去，从此一“借”不复还，一“调”不再动。我选注宋诗，是单干的，花了两年工夫。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像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或宋代常语所谓“半间不架”。我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
1988年1月于北京
（按：这是作者为香港版《宋诗选注》所写的前言）
①参看斯丹福《诗歌的各种敌人》（伦敦·1980，63页）考论由于制造材料的局限，古代镜子在希腊、罗马著作里往往成为错误、糊涂观感的比喻。
②最近看到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湾·1984，20至21页）评及《宋诗选注》，对选目很不满意，并认为迎合风气，却说：“注确实写得不错”。
③彦火《当代中国作家风貌续编》（香港·1982，64至65页）。
第8版(副刊)
专栏：
乐在深心种砚田钱君匋
我的同窗好友陶元庆先生在30年代去世，鲁迅先生非常慨叹，认为从此中国很难找到一个理想的教授图案的人。当年灯下读到先生的纪念文字，不觉泪眼模糊，为元庆，为先生，也为自己。那年月我虽然酷爱书画篆刻，也写新诗、散文，也作曲，但都是业余活动，为了养家活口，在开明书店当美术编辑，设计装帧，才是我的专业。这些事在老板眼里近于打杂，并不看做艺术创造。我的同行们也一样。处于抑郁状态下的实用美术得不到发展，是很正常的。
光阴荏苒，我从事书籍装帧已将近60年，不过在退休之后，书画刻印才成为我的专业，对书籍装帧已经退居业余活动，但还是很有兴致的。
现在书籍装帧——工艺美术的队伍壮大了，韦君琳便是这队伍中的普通一兵。他家境清寒，早年丧母，仅仅为了证明没娘的孩子一样可以成为对人民有用的人，一开始就勤勤恳恳，默默地耕耘着，习画18年来，出版了5本小书，虽不太成熟，也算初试锋芒。尽管艺术评论家们反响不大，然而，他撒下美的种子，却走入橱窗，走上书架，走入商店，一束一束小花，开在报刊题头文尾，开在农村黑板报上，开在碗碟杯盒上，并不局限于书面，比我的领域广阔得多，这总是令人欣慰的事。一个人平凡的劳动，同千千万万同胞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发生了联系，为别人增添了美的享受，对美术工作者来说便是最大幸福，可以终身乐在其中。
君琳的画，采撷题材的范围很广，人物、山川、花草、鸟兽、虫鱼，都是他创作的素材，我以为奔放不足，严谨多于灵动浑涵，希望他多多写生，多临前人名画，精读画论，苦习书法，多从诗词名作中吸取灵感，把一般人视为匠艺的工艺美术，提高到诗意逞深、气度淳厚、动人心弦的艺术境界。既有民族特色，又有鲜明创作个性。
当年，鲁迅预言过：在连环画作者群中，
会出现新的福楼拜和巴尔扎克。我要说：工艺美术园地中，同样会产生达·芬奇、拉菲尔、毕加索、库尔贝、莫奈、列宾、马蒂斯、莫迪
里安尼以至荆浩、关同、徐熙、黄荃、青藤、
白阳、八大、石涛、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那样的大师。历史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长河，能涌出什么样的浪花，要时间来回答，要后代子孙来证明。
君琳很年轻，作品也年轻。到下个世纪，他还不足花甲之年，只要锲而不舍，前程是灿烂的。
君琳自学成才，没有文凭，这件事会不会给他带来一些歧视？但愿没有就更好。其实，名牌大学未必没有出过草包，名教授的弟子未必都出色。我认为一个作者的作品就是文凭。做人、治学，名实相副为上，有实无名，个人不应计较，只要坚持苦干，甘于寂寞，有实学，名会自来。万一无名，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有名无实，无名无实，那就不在议论范围之内。无论教育事业多么发达，也不可能人人大学毕业。为了重视人才，我想借此机会为无文凭而有实学的人们呐喊几声！
我老了，成就有限，回顾往事，不免悔恨。君琳到我这个年纪时，比我们这代人有成就，那就是我写此文的主要原因。
未来属于今天无名的青年，愿他们奋飞！老年人要助他们一阵东风，乐于为无名青年开路，完成艺术史上的接力赛跑！（附图片）
忆故乡小景（中国画） 韦君琳
第8版(副刊)
专栏：
白云遐思
高扬
乘道格拉斯飞机从罗马飞向意大利南部的雷焦·卡拉布里亚。飞机在地中海云层上翱翔，俯视棉絮般成团成片飘浮着的白云，引起了我的诗情和遐想。我国古诗人在地上望白云、看白云，抒发出各种感情：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说山中的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如此等等。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古诗，读之既久，也唤起过诗情，但虽然粗通格律而未谙古韵，不敢写诗。“一二九”运动时，在北京读书，写了一首叙述“九·一八”事变前后个人经历的古风体诗，是给自己看的，记着这首诗的日记本，不久被宪兵抄走了。1945年秋下太行山，归沦陷14年的东北故乡，驰马平原，诗兴勃发，马上炼句未成而罢。1960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贵阳工厂锻炼，感慨殊深，写了两三首短诗，其中留别汽车制造厂同仁诗，曾被化工部造反派抄走追查过，该厂领导同志推说不懂诗，记不得那些辞了。1966年春，偶练毛笔字，写了杜甫《咏怀古迹》中“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那首七律，顺手放到办公桌抽屉里，7月被造反群众抄出来，有一位青年说我作的这诗发泄对党的不满，思想反动，写了大字报，逐句做了注释。不知什么人指出那是杜甫诗，我才免被诗祸。文革中写过几首语涉怨诽的诗，又因未查韵书，恐有乖诗法，始终不曾示人。1977年冬重新参加领导工作，拨乱反正，栖栖惶惶，想偷闲读诗而不可得，更谈不到写诗。我想此时的望白云而兴感，该算是故态复萌吧？然而空中景象多变，诗情也转瞬即逝了。我忽然明白，伤离吊往，叹老悯悲的诗，我不愿作，而忧愤深广的诗又须历经困厄，俯仰今古，才能作得出。杜甫、陆游的身世，使他们“凌云健笔意纵横”；屈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所以《离骚》才成为千古绝唱；而白居易晚年居洛阳，耽于闲适，所作就没有其讽喻诗那样为人传颂了。我虽然有幸游览了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古罗马，结识了这里具有罗马精神的现代革命党人，但对比之下，东望云天，却欣然于祖国人民的奋起和即将“飞龙在天”，睥睨环球。回顾平生，心境趋于沉静，而没有了激情也就没有真正的诗，这乃是理所当然的。思绪萦绕，不觉眼中碧水青山，飞机已经到西西里附近的上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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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谈片
书到用时方恨少
李克因
认识社会，搞创作，一少不了生活实践，二少不了书本知识。前者可获得亲身感受；后者可借鉴前人。历史不能割断，谁都没本事两手空空平地起楼台。
所以重视文化的国家和个人无不讲究藏书。北京图书馆虽已早具规模，国家还是不惜巨款大兴土木，把它建成目下世界第二、远东第一的大馆。私人藏书更是优良传统。有人宁可压缩生活费用，也要把心爱的书买到手，以备不时之需。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杜甫回忆青年时代文思之捷，也是他的深刻体会。读书自然是经过消化的，绝非生吞活剥。选取少许为我所用，则要“合法”。毛泽东的诗句“一唱雄鸡天下白”，便是从唐李贺《致酒行》里的“雄鸡一声天下白”翻过来的。但每首诗作只能用一句，多了不行。
“书到用时方恨少”，也是经验之谈。找个什么根据，论到什么事物，却想不起来，书又不凑手，这是很大的遗憾。“恨”将起来，便要发愤，逼着自己多读书、多买书。
有一度，若是著书人在政治上
“垮”了，他的著作便彻底“贬值”。许多名字一旦成了“牛鬼蛇神”，写的书便成“毒草”。现已明白，其实大可不必。当时借阅无门，也不免兴
“书到用时方恨少”之叹。有些书已经过时，有人处理掉，有人留着，我是主张留着的。世界上没有无用的书。不是说，正反面的东西都要了解，才算全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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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浒人物
黄永玉画
▲鲁智深：赶出五台山，还有一指禅。
▲高俅：这一球踢出个小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