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生忠贞 风范长存
——纪念陈原道同志英勇就义五十五周年
薄一波
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多少革命者和党的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黄公略、赵博生、韦拔群、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陈原道……等等，他们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提议我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
陈原道同志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党的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已彪炳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和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
原道同志，安徽省巢县青岗人，1901年4月25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沉重的阶级压迫与剥削，使他从小就具有朴素的阶级意识和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情绪。少年时代他就开始探寻国富民强的道路。“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满怀爱国激情，站在学生运动的前列。在恽代英、肖楚女等共产党人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下，他参加了芜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很快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3年，原道同志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和共产党员薛卓汉等，组织并领导了芜湖市学生联合会，举办“夜校”“义务识字班”，在工人中传授文化知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他们还带领上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查禁日货，发表文告，宣传爱国思想。学生们参加了黄包车工人反对军阀压迫的政治斗争。1 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们以芜湖学联和工会为基础，联合各界团体成立“芜湖各界‘五卅’惨案后援会”，组织游行示威，焚烧洋货，出版刊物，严厉声讨日、英、美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恽代英同志对他们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鼓励原道同志说：“敌人有鬼鬼祟祟的阴谋，我们有堂堂正正的斗争。……你们工作得很勇敢，很好！”这一年，原道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6月，原道同志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不久，党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在中山大学，他是一名非常勤奋的学生，研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以成绩优异兼任过俄文翻译。
1929年初，原道同志回国，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当时，部长是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不在部里时，日常工作便由原道同志主持。他经常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努力开展党的宣传工作，成为弼时同志的得力助手。
1930年2月，原道同志到河南省委任组织部长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全党同志关注和探讨的中心问题，就是对革命形势究竟如何估计，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在这个关系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上，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原道同志从苏联回国时，正是第二次“左”倾错误即“立三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原道同志到达河南省委后，省委内部展开了一场辩论。辩论是围绕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和党在河南应采取的斗争策略两个问题进行的。其实质就是要不要按照“立三路线”来部署省委的工作和河南的革命斗争。在辩论中，原道同志旗帜鲜明，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发生意见分歧时，他不屈服于任何压力，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
省委主要负责人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是一种例外的理论。由于河南历来是军阀战争的焦点，人民生活痛苦异常，农民、工人、士兵暴动时有发生，所以自红军占领长沙以后，河南直接革命的形势亦随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俱来了。因此，他认为河南的客观革命条件已完全成熟，主观力量也不成问题，应立即举行全省政治总罢工，发动全省士兵暴动，地方暴动，实现河南一省革命的首先胜利。至于农民斗争的领导问题，交给工人群众即告解决。他甚至说，即使在无一同志的地方，只要派一个人去，即可马上发动罢工、暴动，只要三人实行兵暴，就能号召士兵群众使军阀倒台。
原道同志则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是中国革命的普遍特点也是弱点。目前，按照列宁提出的革命高潮发生应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河南均不具备。河南农民生活极其惨苦，而他们的斗争却处于抗款斗争的低级自发阶段，尚未上升到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的自觉斗争的高度，斗争的领导权，大多还在富农和豪绅的手中，农民斗争的浪潮远没有和工人运动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所以革命高潮的形势并没有到来。同时，从全省范围来看，我们的党团力量相当薄弱，人数不足一千，而且组织涣散；我们的基本依靠力量工人不过二百，士兵仅五六百，农民两千。在这种形势下，我党在河南斗争的总策略只能是首先健全发展党团组织，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要特别注意农民问题，结合经济斗争，以切身利益推动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使之和工人运动汇合起来，进行更有力的政治斗争，为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准备必要的条件。
省委主要负责人指责原道同志“忽视革命战争”，“偏重主观力量”，“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这种意见得到上边的支持，并给予原道同志处分。原道同志不顾个人得失，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在反对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不能放松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他尖锐地指出：省委主要负责人在认识形势、制定策略和建党原则上，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其结果必然要导致党的组织和群众斗争被破坏无余，招致革命的失败；在认识革命的领导关系方面，则是放弃领导，不积极健全发展党团组织，忽视农民斗争，轻视红军发展，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当时的情况下，原道同志能够提出这些意见应该说具有相当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对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及其发展规律分析是正确的。
由于河南省委执行了“左”倾路线，摒弃了原道同志的正确意见，使得河南刚刚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豫中豫北地方暴动和陇海工人罢工失败，彰德纱厂罢工失败，被枪杀4人，被捕130多人，农民运动没有起来，群众情绪低落，党在河南的地方支部几乎完全被破坏了。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原道同志受党中央委托组成以他为首的贺昌、许兰芝（许后来被捕时叛变）等参加的三人代表团，前往天津解决北方局问题。当时，张金刃（即张慕陶）乘四中全会尚未开完之机，潜来天津活动。张曾当过顺直省委书记，他与在上海组织的所谓党的“非常委员会”相呼应，纠集曹策、蒋晓海、徐东平等人组成所谓“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对抗党中央，有不少同志受蒙蔽，被拉入“筹备处”。这时已被开除出党的王××也跑到天津活动，与韩麟符、杜振声、郑丕烈等脱党分子，结成反党集团企图分裂党组织。北方局党组织一时陷于“混乱”。
原道同志虽然不完全赞同四中全会的某些决定，但在反对立三路线，维护党的统一团结上，态度很坚决，旗帜很鲜明。他和北方局的一些老同志，如：阮肃仙、贺昌、陈复、刘天章等，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把一度受过张金刃等人蒙蔽或影响的天津市委、保属特委、直南特委、太原特委、铁总党团、北方军委，以及唐山、北平等地方组织逐步争取过来，彻底粉碎了所谓“北方紧急会议”的分裂阴谋，同时揭露了韩麟符等叛徒集团，把他们孤立起来。在此基础上北方局进行改组，成立了新的顺直省委（即河北省委）。原道同志任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上负全责。
1931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顺直省委在天津遭到很大破坏。重建后的省委，由殷鉴同志负责迁往北平。不到两月，1931年6月，又由于叛徒出卖遭到第二次破坏。在这两次破坏中被捕的领导干部达数百人。敌人把天津、北平两批被捕的政治犯（其中也包括张金刃和韩麟符等人）先集中关押在北平东北军法处（即清朝顺承王府）审判定刑定案；同年9月又集中关押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入狱后，同志们立即开始跟敌人的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的“反省政策”进行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原道、殷鉴等同志与在北方工作过的地方干部共同研究，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一致指出，监狱斗争的策略是争取一切政治犯参加政治、经济斗争，但又要防止冒险蛮干，要把监狱变成我们锻炼学习的“学校”，为党积蓄力量，并相机争取出狱。第一场斗争就是“九·一八”事变会，争取全体政治犯包括韩麟符派、张慕陶派和一些正直的大学教授和大学生，向东北军当局写“呈文”要求释放全体抗日青年出狱，一致在“呈文”签名按手印，当然未获允准，但形成监狱委员会组织，为尔后斗争奠定了基础。同志们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统一认识，紧密团结，不断为改善生活、改善环境而斗争，包括改善伙食、延长放风时间、不准打骂犯人等等，为狱中的学习休整创造条件。同时，党支部又带领大家不断戳穿和粉碎敌人的反革命的“反省政策”诡计，对敌人派来企图以唯心主义思想腐蚀同志们的反动神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原道同志在狱中期间，始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斗争智慧。
1932年9月，原道同志出狱后不几天，即被党派往直南巡视工作。11月赴上海任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当时上海特务横行，白色恐怖空前严重，党的工作环境异常险恶，工作地点经常转移。1933年1月7日，上海失业工人举行反失业游行示威，游行总指挥李兰平被捕叛变、供出了党的秘密联络点——唐山路颐乐里16号。特务蛰伏其间，恰值原道同志前来联系工作，遂被捕，不久转押南京宪兵司令部。原道同志被捕后，国民党在上海《时报》上立刻发表消息，说“捕获了共产党重要人物”。面对敌人酷刑，原道同志横眉冷对，威武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就兼施软的，他们屡以中央党部名义派人送食物以利诱，原道同志一一严词拒绝，并在难友中揭露其反革命诡计。敌人还多次指使叛徒“劝说”，原道同志均痛加斥责。敌人的所有反革命手法都以失败告终。
在监狱里，原道同志一刻也未停止战斗。他教难友们唱革命歌曲，用革命先烈英勇牺牲的事迹，教育被捕同志严守革命气节。他那种身陷囹圄而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的革命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战友们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敌人无法征服原道同志，就残忍地向他伸出了屠刀。1933年4月10日拂晓前，原道同志和18位同志带着对敌人的满腔愤恨，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走上刑场。他从容镇定地走在最前面，他向牢房的同志依依告别，并作最后的赠言：“同志们，永别了！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们就要走上刑场。望同志们保重身体，坚定立场，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我们的鲜血不会白流，无产阶级会给我们报仇的……”。原道同志高呼革命口号，带头唱起了悲壮的《国际歌》，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和18位同志一起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当时，原道同志年仅32岁。
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烈士的英名与江河长存！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红岩的思念
刘泓
一生赤胆忠于党，
苍松翠柏永留芳。
渭水河畔服张杨，
八年红岩夜明长。
这几句话表达了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切怀念。
在30年代中期，我和当时许多革命青年一样，都曾做过学好理工，发展祖国工农业生产，使祖国繁荣富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迷梦。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寇的入侵打破了我们的迷梦，亡国奴的悲惨命运威胁着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民族的危机已是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而当时的国民党当权者们，为巩固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一副奴颜，百般退让，将力气都放在打内战上。全国各阶层人民困苦万状。在极度愤懑失望之余，我们这一大批在国民党统治区接受革命思想的知识青年，通过各种渠道清楚地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才是中华民族的救星。
1936年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驻防在西安市的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其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领下，扣押蒋介石进行“兵谏”，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投降政策。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头子汪精卫、何应钦之流则企图以讨伐张、杨为名，牺牲蒋介石，掀起全面内战，如其得逞将给日寇灭亡中国造成有利时机。在危急时刻，毛主席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来到西安，向张、杨及其部属做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促使西安事变得到有利于人民的和平解决，迎来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消息传到重庆爱国青年学生中间，使我有生第一次知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有像周恩来这样传奇式的人物，力挽狂澜，使中国免于一场毁于内战的灾难。
可笑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还妄想把他们可耻阴谋的失败涂脂抹粉一番，把蒋介石1936年12月25日飞返南京定为什么“民族复兴节”，在国民党统治区大肆庆祝，在重庆组织各界民众搞10万人的提灯火把晚会，游行“庆祝”，并企图利用这次游行扩大其政治影响，领着群众喊“蒋委员长万岁！”“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等反动独裁的口号。但是事与愿违，革命的人民不会永远沉默或被愚弄。当时我们被迫参加所谓“民族复兴节”活动的广大青年学生，在重庆市地下党及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领导下高呼“全国人民、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且引吭高歌，唱起了当时民间流行的救亡歌曲，此起彼伏，如排山倒海，如阵阵春雷，震撼了整个山城。
这一通宵的大规模游行以后，在重庆的不少大、中学校内抗日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各种形式的宣传队、街头演出队、歌咏队、学术讨论会、墙报等，如雨后春笋一样，争先恐后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在当时受到革命斗争的启发和锻炼的我们一大批青年学生，在1 938年前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分赴延安和全国各地革命需要的地方，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
这一切都和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胜利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母亲饶国模同志自幼生活坎坷，受过贫苦，青少年时期发奋图强，勤读古书，吸取了部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一贯同情贫苦受难人民，富于正义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能辨忠奸，且我二舅饶国梁是早年为推翻满清、创建民国而英勇牺牲在广州黄花岗的72烈士之一，他的爱国民主思想更使她深受影响，她腾出为实现“实业救国”理想而经营十几年的红岩村大有农场，欢迎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进驻。
周总理、邓大姐和其他南方局的同志们自1 939年春陆续迁至红岩村。1939年5月至6月在周总理、邓大姐主持下，成立了第一届南方局学习班。由周总理、邓大姐、董老、博古、凯丰、黄文杰同志等作讲演，我也有幸参加听讲。当时学员都是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党员骨干，互相保密不道姓名。由周总理在南方局创办的各届党员骨干学习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造就了不少忠于党的事业的得力干部。
1941年10月我们派往新疆学院土木系的一批党员毕业时，因新疆督办盛世才叛变，不能留新工作。在陈潭秋同志亲切关怀和精心安排下，我们历经艰险回到四川老家。返川后，周总理将我的组织关系交由董老领导，在川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记得母亲曾多次邀请南方局那些可敬的客人来家聚会（她往往是不辞劳苦，亲自下厨房操作），以表示对反动派的蔑视和对革命胜利的喜悦心情。在这些聚会中，我有幸几次见到周总理，他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对党的无限忠诚、广阔的胸怀、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见解，再加上他诚挚而又富于风趣的谈话，爽朗的笑声，无一不使我由衷感到周总理的可敬。每当我回到红岩村老家时，深夜眺望到办事处彻夜不灭的灯光，都更引起我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从而增强对革命事业的信心。
回忆起这段历史，我心中犹如燃起一团熊熊烈火，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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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叶挺心中的党
李西岳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即隐居澳门。1937年10月，当听到党中央要他出任新四军军长时，叶挺异常激动，豪情满怀。此时，他已经离开党，离开党领导的革命队伍10多年了。这些年来，他十分向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深为祖国的盛衰和民族的存亡忧虑。
1937年12月，叶挺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毛主席在党校为他举行了欢迎会，毛主席在欢迎词中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的北伐将领，因为他赞成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一片掌声中，叶挺站起来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前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来了，现在又跟上来了。今后，我一定按照党所指引的道路走……”
之后，叶挺军长率领新四军，挥戈大江南北，与日伪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1年1月4日，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将北移中的新四军皖南部队一网打尽，并“生擒叶项”。由此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6日，北撤途中的新四军遭到了顽军的合围夹击，由于副军长项英执行中央指示犹豫不决，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且听不进叶挺军长的正确意见，使部队失去了良好的战机。叶挺系党外人士，他尊重项英在新四军党内的权力，部队执行了项英的错误决定，遭到了很大损失。顽军乘机发起总攻，项英竟带袁国平、周子昆及警卫人员，私自离队突围，使全军的领导顿失中心。危难时刻，叶挺首先想到的是党，他迅速给中央发电：“项袁等不知去向，请指示。”党中央发来电报：“皖南新四军一切军事指挥权交给叶挺。”叶挺看了电报，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感到了党的信任，立即复电：“我一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即使剩下我一个，也要同敌人血战到底！”顽军的包围圈逐渐缩小，蒋介石派人送来手令：“活捉叶挺奖10万元”。叶挺轻蔑地一笑：“我的头颅何等值钱？”随后，他集合部队大声道：“我们一定要贯彻党中央的正确方针，设法挽救当前的危机，我向大家保证，就是赴汤蹈火，叶挺在所不辞！”广大指战员深深为叶军长的革命精神而感动，一致高呼同国民党决一死战。
数倍的敌人从四面包抄过来，我军拚命抵抗，伤亡很大，由于新四军昼夜奋战，日前已精力疲惫，加之弹尽粮绝，危在旦夕，叶挺心急如焚：不能全军覆灭，抓紧突围！他立即召集干部会议，心情沉重地说：“你们都是党员，不要忘了入党之前的誓言。现在局势与我极为不利，你们各自选择突击路线吧，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即使新四军被消灭了，党还在，党不会忘记我们的……”突围开始了，大家劝叶挺军长先走，他说：“党中央把新四军的担子交给我，阵地上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该是我。说完，就向前沿阵地走去，尔后，又回过头来自言自语又像对大家说：“假如我牺牲了，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我脱了党……”说完，他来到前沿阵地，亲手开第一炮轰击敌人的重机枪阵地，为突围部队扫清障碍，英雄的队伍杀出了一条血路……
叶挺率领手枪队猛烈冲杀，因围兵重重，未能突出，一个又一个的战士倒下了，牺牲前，他们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多么崇高的战士，多么伟大的党啊，叶挺流泪了。为了党的未竟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他向中央华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提出要找顽军谈判，饶漱石担心地说：“这是很危险的。”叶挺说：“这么多先烈都倒下了，我个人的安危还算什么？”饶漱石同意了，走了一程，叶挺又回过头来说：“但你必须替我证明，是党派我去的，我是代表党……”饶漱石点点头，禁不住泪如雨下，深为叶军长勇于为党牺牲的精神所感动。叶挺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招手，他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恐有去无回，但这是党交给的任务，没有比赢得党的信任和重托再感到自豪的了……临行前，他给党中央发了最后一封电报，烧掉了密码，销毁了电台。当他来到顽军阵地，随即被无理扣押。
叶挺被俘以后，被送往上饶集中营，国民党反动派使用各种卑劣伎俩，对他进行威逼利诱，均遭到叶挺的严厉斥责，蒋介石见无“进展”，搬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顾以保定军校同学的身份，亲自设宴，款待叶挺。席间，顾祝同“忠言”相劝：“叶将军，你英勇善战，所向无敌，我钦佩不已，但唯独有一点我不理解，你现在又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那么愿意替共产党卖命？”叶挺打断了他的话：“不错，我不是共产党员，可我过去是，可能将来还会是！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我最信仰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积极抗日，真正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救星，所以为党牺牲我万所不辞！”
顾祝同初“战”受挫，他尽量使自己保持镇静，站起身来，在室内来回踱了几步，回过头来慢条斯理地说：“老同学，你别太死心眼了，共产党不就给你个军长嘛，到我们这边来起码当个副司令，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怎么样？”
叶挺轻蔑地一笑：“嘿嘿，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留下荣华富贵你自己享受吧，我跟共产党算是跟定了。”
“可是你现在在我们手里。”顾祝同终于露出了真相。
叶挺又付之一笑，自信而骄傲地说道：“但是，党永远在我心中！”
顾祝同哑口无言了，这场宴席，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