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民政部发布去年统计公报
我国离婚率仅为千分之一点一
福利企业产值突破百亿元 三百余万户农民脱贫
本报北京3月23日讯 记者李德金、贾昭全报道：1987年我国社会福利企业产值突破百亿元；国家扶持311万户农民脱贫；全国结婚率为17.2‰，离婚率为1.1‰。上述民政事业统计数字是民政部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
民政部发布的“1987年民政事业统计公报”指出，去年各级民政部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经过广大民政职工的积极努力，各项民政事业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在努力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安定团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报公布的民政事业主要统计数字如下：
1987年城乡各种社会福利院达37368个，比上年增加2370个；床位达到65万张，收养能力比上年提高10.8％，完成国家计划的105.7％；收养51.8万人。优抚休（疗）养院向社会开放，去年为社会病员门诊25万人次。
1987年社会福利企业单位达27793个，拥有职工113.9万人，其中残疾人员43.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8％；社会福利企业产值114.7亿元，利润9.2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67％和46％。社会福利企业主要出口产品有140多种，为国家创汇6000多万美元。
1987年确认了15万红军失散人员的政治身份，落实了定期定量补助。去年国家发放抚恤费和群众优待金额共计17.6亿元。
1987年是个轻灾偏重年，成灾农作物面积3亿亩，受灾人口1亿多，国家拨发救灾款9亿多元，救济补助4300万灾民。民政部门共扶持贫困户1065万户，当年脱贫311万户。全国贫困户人口比上年减少926万人。
1987年全国申请登记结婚的有970.1万对，符合《婚姻法》，准予登记结婚的有924.7万对，每千人口结婚率为17.2人。向婚姻登记机关、法院提出离婚的有102.7万对，调解无效，准予或判决离婚的有58.1万对，每千人口离婚率为1.1人，比上年增加0.1人。
1987年国家用于抚恤、社会救济的支出比上年略有增加，约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53％。
公报还指出了我国人民群众在婚、丧方面存在的问题。婚姻方面，有些地方早婚早育、不登记就以夫妻关系同居、婚事大操大办等婚姻陋习相当严重，在婚姻家庭里，改变旧的传统观念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任务还很重。在丧葬上，大操大办、封建迷信的习俗有所抬头，要动员社会力量，树立丧事简办的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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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政协举行新闻发布会
七届一次会议开十八天左右
本报北京3月23日讯 记者王谨、苏宁报道：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孙轶青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外记者说，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和部分副主席、常务委员由于年龄和健康等方面的原因，未进入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但他们的贡献、影响和威望依然存在。
孙轶青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3月2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期18天左右。
在此之前，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委会经过反复酝酿协商产生了政协七届全国委员会参加单位和委员名单。新产生的政协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为2081人，比上届一次会议增加42人。政协七届全国委员会新委员的平均年龄不到60岁，民主党派成员、妇女、少数民族委员有所增加，因而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孙轶青说，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当前形势下全国政协工作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会议。
孙轶青通报了全国政协基层组织的发展情况。他说，目前全国各级政协组织已有2800多个，委员35万多人。
孙轶青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意大利通讯社的一位记者和香港广播电台的一位记者问道：刘宾雁、方励之曾被提名为政协七届委员会委员，为什么他们没有当选？孙轶青回答说，被提名为政协委员候选人与当选为政协委员并非一回事，这中间有一个反复酝酿协商的过程。七届政协委员现有2081人，但曾被提名为政协委员候选人的有3000多人。每个被提名的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但不可能都当选政协委员。因此一些人虽被提名，但未被推举为政协委员是可以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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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二百余名外国、港澳和海外华文报记者报名采访两会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夕，已经有194名外国记者、51名港澳地区和海外华文报纸记者报名采访两个大会。今天，大会新闻中心为采访大会的外国和港澳地区新闻界同行举行茶话会。
新闻中心负责人在会上说，新闻中心将为大家提供一系列服务，其中包括为记者办理采访证件；协助大会新闻发言人组织中外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提供有关大会的文字、图片资料，包括新华社的中英文电讯稿；提供国际电话、电报服务；为记者提供工作间和咖啡厅，等等。
港澳记者和外国记者可以旁听全国人大部分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法律议案的小组讨论和政协的小组讨论，还可以采访这两个大会的开幕、闭幕式和部分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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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二个黄金时代
——老政协委员谈政协
本报记者 张平力
人们曾说：1956年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历了她诞生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从1978年到1988年，全国政协又经历了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十年。人们又说：这十年，是全国政协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今天，在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的委员中，还有不少当年曾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老委员。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如何评说这十年？
记者：有一个数字可能说明问题：六届全国政协共收到65％的委员送交的7661件提案，比上一届所收提案3528件增加1倍多，其中75％的提案得到落实。政协委员的意见越来越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视，许多意见被采纳。
叶笃义（76岁，中国民盟中央委员，一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46年，中国民盟曾被当时的反动政府列入
“非法组织”，1949年这个组织在北京恢复，目前拥有7万多成员）：我注意到了这个数字。上述事实的发生不是偶然的。39年来，政协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6年以前，政协曾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各民主党派亲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完成了建国大业、恢复国家经济、推动抗美援朝走向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诸项任务，这个时期堪称人民政协的“黄金时代”。1956年到1965年，国家在失误和纠正失误中前进，人民政协有过欢欣，有过痛苦，可谓喜忧参半、寒暖轮回，是个低潮时期。第三阶段是“文革”十年，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受到践踏，政协封门，执政党和她的友党之间关系疏远、隔绝，因而失去了她理应涵容的批评、监督、协商，其政治领导的职能大大削弱，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第四阶段是从1978年至今，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国家逐步跨入全面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人民政协恢复，她原有的政治协商职能得到强化，又增加了民主监督的新内容，工作面拓宽，议政参政层次提高，执政党和友党的合作关系获得新的政治基础从而更加巩固，民主党派在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前提下，自主、独立的政治地位得到尊重和确立。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出新中国存在着一条政治规律：中国共产党和她的友党休戚与共、不可须臾分割。完全可以说，人民政协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
记者：39年前，有一位民主人士绕道香港，秘密返回大陆，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李家庄。这位人士和毛泽东探讨了一个问题：中国革命何以才能不重复历代农民起义最终变质为封建统治复辟那样的悲剧？当时毛泽东的论断是：“中国已有10％的现代工业，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这就是中国革命不会变质的保证。”这个论断，是否还包含有待认识的更多内容？
千家驹（76岁，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民盟中央委员，一届政协委员。近年来他就教育、基本建设、物价等问题多次向执政党进言，受到高度重视）：当年向毛泽东请教问题的就是我。历史已证明毛泽东论断的正确，同时还证明：中国革命之所以未发生蜕变，不但源于新中国巩固和发展了进步的经济关系，还源于新中国致力于创造和发展进步的民主政治关系，人民政协就是这种进步政治关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表现了高度的历史自觉。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讲过一段极为精彩的话：“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句话我们铭刻在心。这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从推进经济民主开始，逐步展开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大家都说我敢讲话，其实，在人民政协，这几年敢讲话已蔚成风气。不讲话，甚至讲假话、讲奉承话，反而被大家认为是缺乏政治责任感。这种现象已不是1956年前那段美好时光的简单重复，其中更多的是理性的清醒和认识的自觉，是民主意识的弘扬。要说现在是人民政协的第二个“黄金时代”，那么标志就在于此。
记者：1957年，毛泽东在那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著名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执政党和各友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是否表明近十年来，以人民政协为其政治形式，社会主义的政治关系变得丰富多样起来？
葛志成（68岁，著名教育活动家，中国民进中央委员，是一届政协最年轻的委员，周恩来曾亲切称他“小葛老”。）：毛泽东作那次著名演讲时我也在场。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和各友党共同的卓越创造。各民主党派成员都成倍增加，80％是中青年高级知识分子。这种状况使得人民政协的议政参政能力提高，同时满足了国家生活的两项基本需求：一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需求，一是执政党提高政治免疫力、防止政治侵蚀的需求。
记者：从“长期共存”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求看，“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关系是否更有必要予以法律上的保障？
袁翰青（83岁，著名化学家，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一届全国政协九三学社五名正式委员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就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其中规定：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我想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处理执政党和各友党之间的关系。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和相互合作关系法律化，明确规定各政党、社团的地位、作用以及活动范围、方式等，有利于巩固合作的统一的政治基础，有利于进行相互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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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白冰在军委纪委四次全会上说
反腐蚀是纪检工作重要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记者易俭如）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今天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纪律检查工作。这次会议是为贯彻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和军委举行的军队改革座谈会精神召开的。
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到会讲话，强调军队纪检工作要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军队的中心工作，要把反腐蚀作为纪检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中纪委常委、军委纪委书记郭林祥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回顾了军委纪委一年来的工作，部署了今后的任务。
会议分析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军队党风党纪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认为，改革开放给部队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促进了党组织战斗力和党员素质的提高，这是主流。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乘隙而入，影响到部队，侵蚀一些党员的思想，诱发一些人违法乱纪；随着搞活经济和部队生产经营的发展，行贿受贿、贪污盗窃等经济案件相对也多了；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各方面利益的调整，一些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党组织的关系；还有的人钻改革的空子，趁机捞一把，等等。
这次会议历时两天，将于明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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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制止流氓寻衅闹事不顾安危
共产党员施维权受表彰
新华社合肥3月22日电 （记者郭庆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干部、共产党员施维权在公共汽车上挺身而出，制止流氓寻衅闹事，被流氓打得身上多处受伤后，仍坚持去派出所报案。合肥市法院对他予以通报表扬，给他记三等功，报批晋升一级工资。
3月10日下午，施维权去肥西小庙执行公务后乘29路公共汽车返回合肥。车到小蜀山车站时，几个酒气冲天的青年冲上汽车，辱骂、拉拽女驾驶员和怀孕在身的女售票员，并且强行打开引擎盖，破坏了分火电路，后来又要拖驾驶员、售票员下车。施维权见状十分气愤，挺身而出进行制止。那几个人竟把施维权拖到车下，朝他的头部、颈部、胸部拳打脚踢。后来，施维权在同车的省司法学校干部孙道安和合肥市讲师团女青年教师潘涵的帮助下，拦了一辆卡车去小庙派出所报案，那伙人才逃之夭夭。
现在，殴打施维权的韩德斌等7人已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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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邮总拟定大陆信件处理办法
民众可公开收到大陆来信
本报香港3月22日电 据《中国时报》报道，台湾邮政总局表示，已拟定大陆邮寄台湾信件的处理办法，只要信函没有“安全顾虑”，邮局将采取不盖台湾邮戳及不涂销邮票的处理办法，送交收信人。这项措施意味着，从今起台湾民众可以公开收到大陆寄来的信件。
台湾当局过去基于“三不政策”，对大陆寄往台湾的信件，均通知有关国家或地区不予处理。即使邮件经第三地转到也一律退回转送邮袋的原地。这种做法引起舆情强烈反感，尤其在开放探亲之后，岛内舆论普遍要求当局比照一般邮件处理大陆信件。台湾邮政当局囿于形格势禁，不得不做出顺应潮流之举。
报道透露，目前台湾民众直接写上大陆收信人地址的信封，交付邮局投递，邮政总局仍决定原件退还寄件人，原因是当局尚未考虑开放两岸通邮。一些人士建议，台湾民众可将寄往大陆的信件交红十字会转投大陆，但当局表示这种方式也暂不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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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挪威议会代表团结束访 华离开广州回国
新华社广州3月23日电 由议长尤·班柯夫率领的挪威王国议会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为期8天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火车离广州经香港回国。昨天上午，代表团参观了广州市珠光农贸市场、中法比合作经营的珠江啤酒厂和中挪合资企业广州NPC工程公司。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昨晚在东方宾馆举行宴会热烈欢迎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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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弗洛林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应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的邀请，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彼得·弗洛林将从3月25日至4月1日访问中国。
这是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这位发言人还宣布，应中国政府邀请，卢森堡大公储亨利殿下和夫人将于4月8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私人访问。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
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克拉姆·扎基今天在这里举行国庆招待会。田纪云副总理出席了招待会。
扎基大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巴两国兄弟般睦邻友好关系在不断地稳定、深入发展。”
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他指出，中巴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两国一致反对任何全球性或地区性的霸权主义，一致要求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他说，阿富汗事务应由阿富汗人民自己解决。阿富汗应该成为一个中立、不结盟、领土完整的独立国家。一切外来军队都必须从阿富汗撤走。
招待会前，扎基还代表齐亚·哈克总统授予中央电视台导演许欢子一枚巴基斯坦勋章，以表彰她对中巴友谊的突出贡献。许欢子曾参与制作中巴合拍的第一部电视剧《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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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也有用笑脸哄人的
燕清
楠客在《批评后的笑脸最喜人》（见《人民日报》2月15日四版）中认为“闻过则喜”的笑脸最喜人，这是对的。然而，在不正之风花样翻新的今天，还有另一种“批评后的笑脸”却值得发微。
仅举一例。某领导受到一次报纸批评后，既不否认事实，不骂娘，也不威胁要挟记者，而是笑眯眯地走进了记者家，十分激动地说：“感谢报纸的关怀和帮助。”温柔敦厚之状，令记者激动不已，促使记者写了篇“某领导闻过则喜”的表扬报道。结果，这位“太岁爷”不仅挽回了失去的损失，而且捞取到“接受批评，知错就改”的政治资本。事实上，他仍然如故，并非改正错误。对于不了解实情的人来说，这种“批评后的笑脸”自然是“最喜人”的了；而知情的群众对此却不以为然：记者被“笑脸”骗了，搞不正之风的人在报纸的表扬下溜之大吉了。
这种笑脸虽比怒脸好看些，但因为手段奸诈，显然比怒脸还要等而下之。
可见，舆论部门，特别是记者，对这种新现象，应予重视和警惕，听其言，观其行，不能只满足于“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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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寄语两会
应成为政治透明度的里程碑
“这次人代会，希望成为政治‘透明度’的一个里程碑！”武汉黄鹤楼的设计者、湖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向欣然，在他的设计室内，对记者谈了他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心情。
他说：“这届政府工作报告，从内容到文风，都应与以前政府报告有区别。政府工作报告应具体实际，不能只停留在‘原则’‘重要’上；也应与党代会的报告有区别，尽管讲的都是真理；这届政府工作报告，应该给各级政府带头，体现党政已分开。”
向欣然代表说：“我视察、走访了一些企业单位，他们都希望企业应有目标管理，国务院也应该这样，总理也应该这样。在任期间，要干哪几件事，可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全国人民为之努力。”
他还说：“政府不能失信于民。政府向全国人大代表报告中，能做到的就讲，难以达到的目标就不要讲，更不能在百姓心中形成：政府上任时讲的好，政府满届忙着做检讨。‘办实事，说实话，讲效益’的廉洁政府形象，应在报告中体现出来。”
向代表还说：“政府是依靠人民的，重要的事情应让人民知道，如物价问题，理顺物价不能钝刀子割肉，更不能像‘羊拉屎’。现在，武汉买不到火柴、肥皂，听说人代会开完后就涨价，群众心里压力很大。物价要理顺，但应照顾到群众承受能力，特别是心理承受能力；哪些东西要涨，涨多少，来一次公民投票，用通俗语言讲清楚，以利于安定人心。要相信，人民群众是会支持国家的改革措施的。”
本报记者 王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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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寄语两会
希望认真解决中药问题
在七届人大开幕之前，人民代表王群就与选民广泛联系，酝酿议案，准备及早把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向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反映。
这位思路清晰的老大姐，是农工民主党中央执委，又是两会一党（民主建国会、工商业联合会、农工民主党）中药理事会副理事长。她直率地对记者说：“六届人大我是代表。年年参加人代会，今年才算有了经验。过去很多问题等到会议快结束了，才想起写成议案反映，太迟了。现在早点儿动手，可以早点儿落实。”
王群是北京同仁堂制药总厂的总工程师。她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深感我国的中药事业面临危机。一方面，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大量中药医治疾病，另一方面，由于中药的管理和经营关系没有理顺，中药的储备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市场上药材紧缺，真假混杂，并且已严重影响到出口创汇。王群每想到这里，竟夜不能寐，食不甘味。最近，她一口气写出了两份议案素材。为了完善这两份素材，日前，她又把有关专家请到全国工商联，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些专家七嘴八舌，畅所欲言。有的建议建设合理的管理和经营体制，用经济办法引导、协调中药生产；有的主张设立中药储备基金；有的希望大力介绍中药的功能、含量等知识，扩大对外贸易。王群一边听，一边记，准备回头再充实那两份议案素材。
王群说：“中药问题虽然是老问题，我们年年呼吁。因为这关系到人民健康以至人民生命攸关的大事，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给一个简单答复完事。我们希望有一个真正的落实，不落实就呼吁，就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 本报记者 袁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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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寄语两会
科技、人才配套措施要跟上
六届政协常委、七届政协委员宋希濂先生，从定居的美国回到北京的一个多月来，一直在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的召开忙碌着。在他下榻的地方，记者约定与他交谈半小时，岂料，81岁的宋先生几乎谈了两小时，中心内容就是对加快沿海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备加赞赏。他说：“这是个英明的决策，这条路虽然选晚了点，但的确是选对了，要直挂云帆济沧海，也就是赵紫阳讲的大刀阔斧地干”。接着，他进行了详细的阐发。
60年代初，日本国民经济总产值和中国差不多，现在比我们高5倍。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整个世界局势稳定，很多国家如亚太地区发展很快。而这20年我们停顿了，同时，人口急骤增加。另一个因素是消灭个体经济。这几年改革、开放，为制定加快沿海经济发展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宋先生说，当前，特别要注意配套措施，一是科技，二是人才，日本就是靠这两条。要发展科技，发掘人才首先要批判绝对平均主义观念。脑力劳动者的工资比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低就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一个反映。中国的科技人才、知识分子的爱国感很强，他们的一项发明可以创造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财产，为什么就不能在生活上，工作条件上改善的更好一些呢？现在我们已经作出了加速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科技、人才两个东西配套措施应尽快跟上。
本报记者 王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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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好群众关心的问题
今年49岁的姚敏学，是新当选的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委副书记。当记者讲明采访意图后，他笑笑说：“我是第一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当人民的代表，就要倾听人民的呼声，了解人民的心理，反映他们的意见、要求和希望。”
“当前，人民群众比较关心的是哪些问题？”他说：“前些时候，我到一些工厂、农村和基层干部中开了几个座谈会，作了些调查研究。从总体上讲，当前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都发展较快，人民得到实惠也较多，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感受很深，比较满意。但是，也应该看到有这样几个群众关心的问题：一、少数干部以权谋私、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群众议论纷纷，意见很大。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物价指数上升过大，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过大有意见，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涨价有怨气。三、一些地方刑事案件上升，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人民群众缺乏安全感。我国正处于新旧两种体制并存交错时期，许多制度尚不健全，产生上述问题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不闻不问，就可能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因此，各级政府一定要正视它，努力去消除它，不辜负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本报记者 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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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权力应增多
3月17日，即将出席七届全国人大的贵阳市王寿亭市长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身为一市之长，王寿亭时时感到压力很大。1987年，贵阳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地方财政收入两项指标，已被别的地、州超过。最近，市委、市政府领导正对此进行总结和反思，决心在反思中寻找新路。
新路在哪里？王市长认为，必须加速体制改革，消除一些制约城市经济发展的因素。他说：“这些制约因素都来自上面，我们下面实在无能为力。比如，前几年国家把中央和省属企业下放给了贵阳市，这应说是件好事。可是企业的技改权、物资调拨权、基本建设审批权等，却至今不下放。这实际上只是给企业增加了几个婆婆。又如，为了促进城市个体经济的发展，我们采用鼓励个体户集资的办法，准备兴建一座个体经济综合商场，因集资款额有限，我们想把建筑税免掉，可是市政府无权批准。这样下去，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怎么深化？经济怎么加快发展？又怎样能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王市长的话音越说越高，他最后说：“我准备到全国人大会上去呼吁：体制改革步伐要加快，市长权力应增多。” 本报记者 潘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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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有“五盼”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江苏省宿迁市某部队政治处曹淦明、方根林来信，反映他们部队的广大干部战士对即将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有“五盼”：
一盼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推行外向型经济方案的步伐。
二盼对全民国防教育能立法。
三盼《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军街条例》《转业干部安置法》等法规性文件能顺利通过，并尽快颁布实施。
四盼选拔年富力强、具有管理部队丰富经验和善于立足全局抓国防、敢于为部队干部战士说话的同志担任国防部长。
五盼对反对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能形成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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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全国评议会代表团结束访华回国
新华社广州3月23日电 由议长纳瓦·拉杰·苏贝蒂率领的尼泊尔全国评议会代表团结束了对我国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火车离开广州经香港回国。昨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设宴欢迎尼泊尔贵宾。昨天下午，代表团参观了广州啤酒厂和中外合资的广美食品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