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招牌与个人
焦勇夫
招牌是厂家或商家的一种标志。它的制作似乎向来没有法定的格式，只要醒目、有吸引力，怎么做都可以。
去年冬天以来，有消息说，全石家庄市为了马胜利所在的石家庄造纸厂的招牌问题引起了纷纷议论，几乎闹开了锅。有的说这块招牌是马胜利精神上的又一次解放，是他向旧的习惯势力的又一小小的冲刺；有的说马胜利这回可是“原形毕露”，捅了大漏子；有的明确指出，马胜利招牌的要害是突出了他个人，他马胜利有什么了不起，他的成就还不是上靠党的领导，下靠广大工人的支持，可是他在招牌上这么突出他个人，那又把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置于何地？有人甚至上纲到说这是拿他个人进行招摇。
我趁到石家庄公务的机会，特地绕道到造纸厂门前走一遭。
果然不同凡响！在厂大门的偏右上方，有七个大约20厘米见方的小字“石家庄造纸厂”，接下来是五个大上四倍的烫金行书大字“厂长马胜利”。在门口的上面还竖立有比那几个字还要大的“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一排红色大字。这招牌的确别致！遭来是非褒贬的物议，恰恰就出在这别致上。但我想在此奉劝马胜利同志，千万不要就此收场，还要继续别致下去！因为，中国需要别致，需要名实相副的别致！
马胜利的招牌究竟犯了哪一款“天条”呢？第一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第二，这也没什么新鲜，王安电脑、张小泉剪刀，不都是把从业者的大名标在了头里，并且以此名世的么？何以轮到马胜利，就犯了突出个人的错误呢？问题倒是出在多年形成的思想的禁锢上，出在多年来我们在对个别领导个人迷信盲目崇拜的同时，却又对个人（特别是非工非农非兵的“异端分子”或企业家）、能人的作用的过分漠视乃至否认上。多年来，每当总结工作，成绩总是归功于党的领导和劳动群众的创造，这完全正确；但问题在于，这当中个人作用和贡献，特别是脑力劳动者、管理组织者的作用和贡献，常常被挤得没了位置。这在很多人心里，养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平均主义，否认在事实上特别是在竞争中存在着的能人、强人与常人、庸人的差别，更严重的则是完全颠倒。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同个人的水平本事是并不矛盾的；有大本事的人恰恰善于处理并结合这三者的关系。那种把已经冒尖儿的人才硬抹下去的人，恰恰暴露了既不符合党的领导，又不符合群众心愿的个人无能而已。正如鲁迅所说：“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我想，我们所急需的不是要用力整倒站出来的改革者，而是要干得超过马胜利，出更多的牛胜利、王胜利……。据朋友告诉我，“厂长马胜利”五个大字，正是应全厂工人要求嵌上去的；而河北省委书记龙年初一第一个拜年对象就是这个突出的马胜利。
1988年3月
第8版(副刊)
专栏：
漫谈随笔
唐弢
随笔是一种最自由的创作形式。“五四”以后，周氏兄弟相率积极提倡。鲁迅在谈到小品文成就的时候，曾这样说：“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这段话比较概括地说明了随笔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情形。
说到取法英国，周作人最欣赏的是写过《新格拉布街》
（40年代曾以《文苑外史》书名出版过中译本，1986年又用原著名称由叶冬心译成中文）的乔治·吉辛。吉辛的确是一位文体家，周作人多次称道他那本带有自传性的《亨利·赖伊克罗夫特手记》（中文有人译称《草堂随笔》，李霁野曾译出全书，名为《四季译笔》），文章写得漂亮雅致，独具风格，是典型的英国式随笔。鲁迅注意的范围却要大一些，他从日文看到作品和材料，比较推崇查尔斯·兰姆、赖·亨德和威廉·哈兹列德等人，尤其是兰姆的《伊里亚随笔》。他认为随笔的兴盛和新闻事业的发达有关，英国近代大作家中，没有一个不为新闻杂志作文。兴之所至，随意涂鸦。凡是能以这种文体风动一时，名闻天下，甚至压过他的其它作品而为人称道者，大都学殖丰富，才情横溢，对人生现象有着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即使在号称随笔最发达的英国，能够独立成家的，除杰出的哲人法兰西斯·培根外，也不过上述寥寥可数的几位。执笔为文，谈何容易！
在中国，随笔和传统散文相结合，不久便形成各种不同的体式和风格。就后者而言，就有以鲁迅为主的战斗的杂感，以周作人为主的冲淡的小品，其能如鲁迅所说保留一点英国式的“幽默和雍容”的，当推写《剪拂集》时的林语堂、写《春醪集》时的梁遇春，他们的文章里有一种时而放纵恣肆、时而清淡雅驯的兰姆或者吉辛式的自我表现的余韵，在证明着英国式随笔对中国新文学尤其是散文的影响。继林语堂、梁遇春而作这类随笔的人不多，最出色的应推黄裳。不过，倘说英国式随笔的重点在于个人人格的自我表现，那么，黄裳为了发挥所长，已更多地偏向于掌故和文献的论述；至于个人人格，在文字上，我想至少是在文字上，他却有意无意地将其掩藏起来，不使暴露。这一点是颇有异于林语堂和梁遇春的，也是黄裳随笔的一个别具风格的发展。
我觉得还有必要提及另一位值得注意的作家。
在我们中国，真正如鲁迅所说，将文艺和新闻结合起来撰写随笔的，我以为是夏衍。他的五本随笔，几乎都是伴随新闻工作或者说记者生涯而产生的作品。写过这类文章的也许还可以举出黄远庸、邵飘萍、赵超构、徐铸成等几位来，不过他们的新闻倾向似乎要比文艺倾向多一些。夏衍的随笔，虽说涉及政治的不少，甚至超过于所论述的社会现象，但他主要是用艺术家的眼睛去观看的，文章充满了抒情的气息，可以说是《赤都心史》、《新俄国游记》之后不多见之作。正是随笔这种体裁在中国的又一重要的发展。
王友琴同志还很年轻，论阅历和经验，当然不能同上面提到的几位相比。但她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少年时经过一段坎坷的生活，这些都使她具备了写好随笔的条件。而且我还以为：有些事情是无法比，也不必比的。王友琴就是王友琴。就以这本《女博士生校园随想》而言，围绕着妇女问题，上下古今，海阔天空，冬天围炉，夏夜纳凉，仿佛老朋友相对而坐，娓娓清淡。听到精辟处使人不自觉地频频点头，听到幽默处又使人禁不住作会心的微笑，赞叹这位女博士生满腹经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事实也确乎如此。不过，如果你仔细吟味一下，却又不难从微小处听出她的天真和稚气来。这么一看，我以为正是王友琴同志的长处，细腻而又坦率。不然的话，老气横秋，满纸空话，又何必列入“当代大学生丛书”去呢？
（这是作者为王友琴《女博士生校园随想》一书写的序言。本报有删节）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海那边
俞慧
他们分别了40年，有一天在海滨重逢，他呼唤她的名字，她几乎不认识他了。他也仅仅凭那似曾相识的乡音和笑音，才从一群旅游者中把她寻找出来的。
长长的一声“啊”，缩拢了时间的距离。可是，当年那高个青年和目前这位老者的形象怎么也叠印不到一起，只有那温和的目光还能依稀辨认。
如果你在40年代唱过《山那边好地方》，你就不难理解，一个小姑娘独自从内地来到举目无亲的“十里洋场”，寻找去“山那边”的路的勇气和虔诚。
她遇到了困难。她按照她崇敬的老师给她的地址，敲开了他的门。
啊，他真高，她仰望他，充满信赖。
啊，她多么年轻，他亲切耐心地听她的叙述。
他及时帮助了她，送她到南京，把她托付给大学时期的女同学，在那儿等待去“山那边”的航船。
“我还记得你说话的样子，从容不迫，一口乡音，很好听哩。”他说。
“是吗，我只记得你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哈哈！”
他也笑了。
“嗬，你看那海！”有人喊了一声。
他们不约而同侧过脸去。
刚才还是蓝莹莹的海，现在好像涂上了一层胭脂，水天连接处，更是一片绯红，鱼鳞似的云块缓缓移动，那飞奔而来的浪花，像一群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向你欢呼：你好啊，你好啊。
“地梨，地梨，阿要地梨，甜地梨”，节奏鲜明的海之歌中混合着车站小贩叫卖荸荠的喊声。从上海到南京的一节二等车厢中，他和她对面坐着。他默默无言，她有些拘谨，便都去欣赏那冬天荒凉的田野。只有当火车靠站的时候，气氛才稍微活跃一些，相视，微笑，站起身来活动活动腿脚。小贩们举着一串串削了皮的荸荠，向着车窗摇晃：
“阿要地梨，地梨，甜地梨！”
“往事历历在目呀，”他说，
“我打听过你的消息。”不知为什么，他还想说，有些原本是平淡的友情，却如同醇酒，时间愈长，愈散发芬芳。
他没有说，他觉得还是不说的好，便弯下腰去捡那被海水洗刷得晶莹如玉的小石头。
她对他的突然缄默，微微有些惊讶，她躲开冲上沙滩的海浪，也低头去拾大海的馈赠。她想说，她决不会忘记这种友情。正因为它纯真，这美好亲切的印象才能在记忆中保留这么长久。
但她也终于没有说。她的旅伴们在招呼她了，他们就握手道别。
她走远了，回过头来，看见他还站在那里目送。
她向他挥手。
人群中又有人在喊：
“嗬，你看那海！”
第8版(副刊)
专栏：美术欣赏
运来广厦千万间
版画家许川如的《运来广厦千万间》套色木刻是“汕头侨乡美术作品展览”中的一幅佳作。作品以俯视的构图，展现出了一种开阔豪迈的气势，它画龙点睛地把原材料的运输供应和祖国的四化建设有机地联系起来，用粗细有致的刀法和水印的渲染，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水和木的质感，而且富有韵律和动感，使木排运输劳动那种壮美的情景跃然纸上。
你看，在广阔的水面上，在拖船的牵引下，一排排的木材源源不断逐波涌来。远处水天一色，海鸥点点，汽笛长鸣，巨龙蜿蜒，搬运工人们正在耸立的吊车下紧张地劳动着……人们从这漂荡的栋梁之材，可以联想到将要盖起的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遍布在侨乡大街小巷的新式住宅；又仿佛听到了轰轰的机器声在新盖厂房里传出的时代新乐曲。
新的建设图景，新的生活节奏，新的劳动诗篇，正是这幅版画给予我们的启迪。（晓梁）（附图片）
第8版(副刊)
专栏：美学杂俎
叶公好龙三题
陈幸德
真与假我们虽说都是龙的传人，但若真的有条龙将头探进窗里来，那会怎样？恐怕别说叶公，就是现代诸公，也照样要吓得趴下或抱头鼠窜吧！龙有真假。人们好的是假龙，怕的是真龙。作为审美对象，显然假的才是，真的不是。魂不附体，保命来不及，谈不上审美，也就失去了审美对象。
确定审美对象的方法很简单，那就看它与审美主体是否
“性命交关”，这是一个羞于言谈的最重要的基本点。“功利”什么的，还不如“生死”问题更深刻。可以认为，审美对象在现实界是有限的，在艺术里是无限的。艺术能把世间一切事物都作为审美对象。现实界则不然。它大致分两类，一类如云破月，花弄影，浅草没马蹄，红杏闹枝头，在自然在艺术都不伤脾胃；另一类如龙虎斗，刀枪鸣，“龙蛇虎豹突现而出没，风雨雷霆交发而并至”，以及杀头坐牢人间悲剧等等，多数人就只能在荧光屏前领略血染风采，而不敢身临其境冒身家性命的危险。
叶公好龙典故移至审美领域，至少使我们看到，艺术与非艺术之间有一条严峻的鸿沟。
古与今这位楚国贵族公子还喜欢搞创作呢。“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创作热情挺高，墙上柱上全画满。按时髦话，这应该是艺术美的创造工作罢。
不过，叶公的创作很有些回避活生生的现实的不良倾向。
检查其素材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是寻根寻古寻祖，根据的是久远的传说。另一个是他心里头想得厉害，包括潜意识和白日梦，很有龙的碎影，唯独忽略了“今”的活龙，正是文心雕龙的最佳粉本。
龙顾家门，千载难逢，机会难得哩。叶公若为活龙画画，总比寻古臆造来得活龙活现，而且他很有条件乘机随龙回访龙潭和龙宫。不入龙宫，焉知龙情？比如，龙王老爷今朝脾气可好？龙子龙孙们多大长进了？升迁、腾达，幽居、发财、落魄，一龙九种，怎么个种种不同呢？等等，很可以“全方位”地观察，写出几个“系列”来。如此，必定大有出息。老是呆在书斋，那些自鸣得意之作，恐怕只能供他自家欣赏。
勇与怯细分析，叶公疑惧活龙，又牵涉到人性的弱点和龙性的难测这样两个问题。龙这个东西，究竟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没有足够的典籍依据，是模棱两可、很暧昧的。人呢，求生恶死，安全第一，可谓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真的猛士也有。叶公要换武松或悟空，一定降龙伏虎，决不至于狼狈。叶家后代有诗曰：“椰林匕首可屠龙”，说明即便逢凶龙，也该有勇气去对付。
美在画中，美亦在人生中。一个人，如果谈艺说美头头是道，很权威，画画做诗龙飞凤舞，也能来两下，但做人如蜗牛，临事怯似鸡，那末，他的那些著述，究竟有多少价值，是很可以怀疑的。人性与美情的统一，是一座架在艺术与非艺术鸿沟上的桥梁。生活的强者，能更多地感知现实中的美。直面人生的勇士本身也是美的。对于叶公来说，做人比画龙应该更加重要。
“最卑劣的情操莫过于恐惧。”美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福克纳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的这个话，也是我们中国汉代刘向编造叶公好龙故事所下的潜台词。请记住：“永远忘掉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