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争鸣
近代文化与儒学
耿云志
人们因热切关注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而对中国文化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我们是在没有完全解决好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的情况下开始现代化历程的。因此，我们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矛盾和困难。这很像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资本主义起步较晚的德国曾经面临的情况。他们曾指出，德国人既要忍受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痛苦，同时又要承受资本主义不够发展的痛苦。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既要应付现代化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同时又苦于应付近代史上不曾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在考虑现代化历程中的中国文化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个显著的特点。这样，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许多问题就不仅仅是历史的问题，而且是现实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许多重大问题的态度，将直接关涉到我们的现代化历程。
儒学不能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近年来，海内外学者饶有兴味地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问题。我觉得，人们似乎多少夸大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我不否认，儒学同其他古代学派相比较，占有突出的地位和重要性。但从全民族的文化整体上看，把儒学视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是不妥当的。
我们知道，儒家学派原只是先秦诸子中的一个派别。只因它比较适应于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特别满足了新的统治阶级的需要，因而得以上升到官方学术的地位。凭借这种地位，它能够享有独占的优势，向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渗透。在这个过程中，它吸收了别家学派的许多长处，发展了自己，得以不断巩固自己的优势。但是，儒学的优势并非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历史上也有过道家思想优胜的时代，也有过佛教思想优胜的时代。同样地，儒学的优势也并非在各个领域一无例外。比如在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中，儒学的影响就甚为有限，尽管它对佛教、道教有一定影响，但根本上是与佛教、道教不同的东西。在文学领域，文人的许多诗词作品中固然有大量表现儒学思想的内容，但小说、戏剧以及相当一部分诗词曲赋等，则包含着大量非儒家的甚至是“异端”的思想内容。至于艺术各领域，如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等，则非儒家的影响更为显著。哲学、史学受儒学影响最大，但即使在这些领域，非儒家的影响也是存在的。至于衣、食、住、行等实际生活领域以及与之相应的农、工、医等部门，因儒家的注意力从不在此，所以，在这些领域，儒学的影响是极有限的。
由此可见，把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不妥当的。以为儒学在各个时期、各个文化领域都居主导地位也是不妥当的。
中国近代的进步是与批判儒学的糟粕分不开的
那么，从先秦的孔孟以来，儒家学说发生最大影响的是些什么呢？或者说，儒学的主要遗产是些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有四个方面：一是得君行道的仁政学说；二是家族本位的伦理学说；三是士大夫的心性修养学说；四是知识论和教育学说。
儒学的这些遗产，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如何呢？
大概不会有人否认，儒家的仁政学说是适合于君主专制时代的政治理论。自从辛亥革命推翻清帝以来，稍为开明一点儿的人，没有谁提出要以儒家的政治学说来建设民国的政制。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遭到普遍的反对，只能退一步提出“以孔子为修身大本”的要求，结果还是不能为人们接受。足见，儒家的政治学说之不适于近代是公认的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最厉害的就是儒家的政治学说和伦理学说。所谓“打倒孔家店”，主要就是指批判儒家为专制政治辩护的说法和束缚个性、轻贱女性的各种教条。陈独秀明确指出孔子不适于现代生活；胡适、吴虞、鲁迅等人尤着力于批判旧礼教，大倡女子解放、个性解放。他们唤醒了一整代青年人，或用枪或用笔，投入改造国家的奋斗。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对儒家教条的批判，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各项进步都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不是全知全能的圣人，中国究竟怎样现代化，谁也没有提出一个圆满无缺的现成方案。被他们召唤起来的青年人，自然也不可能十分清醒，免不了有各种程度的盲目性。因此，中国的进步是在艰难曲折中取得的。
如今，颇有些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抱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这是很缺乏历史观点的。任何吸引了广大群众的历史运动都不可能是全无弊病的。五四时期，人们对传统的批判，特别是对儒学的批判存在着片面性的缺点，这是事实。但是第一，这种片面性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第二，有许多学者、思想家不久即自觉到这种片面性，并力求矫正。整理国故的课题就是这样提出来的。整理国故，就是用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以批判的眼光重新总结古代文化，其中包括儒学。他们的成绩是昭然可见、不容抹杀的。只是由于时代的条件，长期不安定的环境，使这项巨大的工作没有做得更深入更广泛，更有系统。今天如果有人发大心愿，站在更高的历史水准上去继续这一伟大工作，那是应当大受鼓励的。但是因此而要否定五四运动，复兴儒学，这种想法是完全要不得的。
儒学中有积极意义的部分，是它的知识论和教育学说。例如孔子提倡对知识采取诚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反对主观武断，教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都是很可垂鉴来者的。至于他的因材施教的主张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更是值得效法和发扬。对于这些，五四时代的学者并未加以否定，在他们的著述中也是备加称扬的。后代儒家知识分子创立的书院制度，也颇有可取的精义。20年代清华大学创办研究院时，即有意取法书院的某些长处。从此也可以看到，那种笼统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反传统，是彻底否定儒家的说法是没有实在根据的，是误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当作那场伟大运动的全部精神，是缺乏深入研究而轻率做出的判断。
“天人合一”思想——古代中国宗教的替代品
某些崇仰儒学的学者，近来特别称扬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说这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高层自觉，是比近代的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勘天思想更高级的思想。
此种议论实在大可怀疑。
作为哲学世界观来考察的儒学，它和任何哲学学派一样，都无法逃避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学派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他们主张，人的主观精神不需要去追求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人只要能够自我宏毅，自我扩张，便能够统摄、包容万物，从而在自己心中便可见宇宙万物的一切玄机。达到这种境界，便消除了因主客观矛盾而产生的一切困扰，便是达到了
“天人合一”。这是儒家学者孜孜以求的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所以，“天人合一”在儒家那里也是一种心性修养的功夫。
儒学从孔子的不关心物质世界，到孟子的“知性而知天”命题的提出，到王阳明的吾心即宇宙，始终没有把物质自然界作为认识对象。这是儒学最大的弱点。本来，宋儒提出“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潜在地包含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存在着打破“天人合一”命题的机会和可能性。比如二程提出“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久，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朱熹也有类似的说法。果如此做去，他们便有可能走上认识外部世界的康庄大道。但他们走不出书斋，离不开圣人教诲，竟把事事物物归结为人伦日用之事。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几乎完全无关。照王阳明看来，甚至是“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这就是儒学的“天人合一”命题导出的极端结论。
在人类的文化传统中，常有这类东西，它们具有信仰的价值或美感的价值，然而完全没有实用的价值。宗教神学就是这种东西。它们描摹出某种极高极美的幻象，给人以吸引、安慰，产生敬慕和悦慕的心理。儒家的“天人合一”理论是用哲学语言装饰起来的神秘主义，在中国宗教气氛不很浓厚的社会阶层中充当宗教的替代品。这种神秘主义色彩的东西，在中世纪的时代，诚然可作人们精神生活的最高憧憬。但到了近代，到了现代，就再不应该让它占据人们的心灵，蒙蔽人们的智慧了。
中国的现代化不存在复兴儒学的问题
近年颇闻有复兴儒家思想的议论，早几年甚至有人提出“复兴儒家哲学是现代化的途径”。在我看来，中国在现代化的路上走出的最初几步，几乎都同批判儒家思想，突破儒家政治、伦理的框架束缚密切相关。现在究竟有什么证据证明，这种曾经不利于中国人走上近代发展的途径，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了两千年之久的学说，突然变得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了呢？
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有人说，日本人利用儒家伦理观念以加强企业管理，由此证明儒学可以复兴。这完全是形式主义看问题，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试问，如果把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所取得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进步统统去掉，靠儒家伦理学能够建立起今天日本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称雄的现代经济吗？还有人喜欢做无类比附（这是儒学传统逻辑！），说什么西方现代化过程是以复兴古代希腊的文化开其端的，中国未尝不可以复兴儒家思想开其端。这话全无道理。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现古代活跃的民族精神，以打破神权统治和一切束缚个性的中世纪的制度习俗，并不是复兴某一个古代学派。如果要类比的话，只能说，在中国，复活先秦时代那种“百家争鸣”的活跃的民族精神，是可以有助于现代化的；而不能说是复兴儒学，尤其不能说恢复那种与中世纪的统治政权紧密结合，变得越来越保守的儒学。
我认为，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它的价值首先应在于能够启发智慧指导行动。哲学若失掉了这种功能，它就没有生命力。古代知识分子笃信儒家教条大体可以应付他们的生活环境。在今天，若要中国人重新笃信儒家教条，那恐怕是绝无可能。因为中国人现时的生活环境已完全不同于儒学昌明的那个时代了。
那么，现在何以会有人眷恋儒学，欣赏“天人合一”之类颇带神秘主义的命题呢？我想，这同西方某些思想家和海外一些汉学学者的心态有关。
西方现代社会生活充满了紧张感，使许多人感到难以忍受的压力。他们在儒学中看到和无寡、均无贫、安无倾的社会理想，庸言庸行、无偏无党的中庸哲学，以及“天人合一”的高妙的精神境界，使它们感到异样的温馨、和平、缓畅和安适。但我相信，这只能是一种短暂的精神享受。当生活的节奏重新把他们抛入竞争生活的漩涡时，支配他们的精神的，绝不会是这种儒家思想。
这种在东方文明中，特别是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寻求精神安慰的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日子里曾经盛极一时，中国一部分学者也曾企图在国内提倡这一倾向，但没有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四十多年来，科学与工业更加迅速发展，除了造成人们精神上的高度紧张之外，它还时时让人感到一种人类毁灭自己的危险。于是人们纷纷议论，科学与工业的进步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破坏了人类自身生存的环境。于是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出现了，绿色和平组织出现了，等等。可是，谁都知道，这同中国儒家的思想并无关系。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新思潮的兴起、新学说的出现一样，它们首先是环境逼迫的产物，而不是古代先知启示的结果。用当前人们对保护生态环境的关切来证明儒学可以复兴，这是前人用惯了的方法：任何外来新思想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
老实说，中国的现代化现在仍处于起步的阶段，中国人远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所有的那种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律所造成的压迫感。如果中国古代的儒学真能帮助西方的人们摆脱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弊端，我想一向胸襟大度的中国人决不会藏宝不献，就请他们尽情地享用吧。但我们却不能指望依靠儒学的复兴达到现代化的目的。中国文化的基本课题是要把全民族的生活引到适应现代化的途径，不存在什么儒学的现代化，或是其他任何古代思想的现代化的问题。过去了的东西，就让它过去，没有必要死抓住不放。
归根到底，一切传统的和外来的文化，都必须接受实际生活的检验，由生活本身决定弃取；决不是“圣人”设计好公式，然后交给小百姓去应用。在文化的问题上，株守先儒旧说，自我膨胀，排斥其他，是最愚陋的文化心态。真正的传统文化不在书本中，而是在民族的生活中。一切古来的、外来的文化都只能在实际生活中循用新陈代谢的规律走完自己的历程。谁也无力把人们实际所不需要的东西长久地强加给人们。同样地，谁也无力把一种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彻底消灭。所以，我认为在文化问题上，最健全的态度应该是“兼容并包，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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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高放认为：
党章中某些规定只适应特定条件
高放在上海《社会科学》一九八八年第二期上撰文指出，对历史上的党章细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某些传统规定只是适应特定历史条件的需要，它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很值得探讨。
他举例说，早在一九二二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就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幕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以后历次修改的党章都有类似的规定。这种关于各级党组织都有两个平行、并列的最高权力机关或最高领导机关的规定，实际上往往造成各级党的委员会凌驾于各级党代表大会和党员大会之上，这是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我们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也是称之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这种执行机关当时以至后来长期在党章中又被称为“最高领导机关”，显然是因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处于地下斗争和革命战争环境，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党员大会不可能经常召开，所以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委员会不免要履行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职权。但是，当革命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后，这种规定理应加以修改。看来还是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提法，党的各级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这种提法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是大有好处的。
（一羽）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高清海提出：
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
《社科信息》刊载了高清海对哲学体系改革的一些看法。他认为，旧的哲学体系非改不可，主要不是逻辑问题，也不仅是增加时代新内容问题，而是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加以重新认识。以教科书形态出现的旧哲学体系，没有完全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它不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有思维逻辑的展开，而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经过曲折复杂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折光，已经走样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以，要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形态：一、由马克思自己创立，恩格斯、列宁按其思维逻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二、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从总体上看，后者的主题是本体论，它的基调侧重于描绘客观世界的图景，它的倾向是从客观出发，必须顺从规律。这不能说不对。但作为人的活动来说，其最后目的恰恰是要求自然服从人，客观服从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既不能仅站在自然的立场上，也不能站在脱离自然的人的立场上，更不能站在上帝的立场上。合理的立场应该是构成人和自然关系的基础，即人的自我创造的实践活动。我们应站在人与自然联系的真实基础上，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
（民）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张光直谈：
考古学两点基本的研究方法
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教授，前不久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未定稿》记者采访时谈到，考古学有两点基本的研究方法值得提倡：第一、作为考古研究对象的物质，是与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是一种物化了的历史文化，因此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第二、研究中国的东西，要有一个世界的观念，即必须知道任何一种人类文化现象的变异范围往往都是世界性的，而不仅仅属于中国。所以，不但要了解中国的文化，还必须了解世界的文化。这就是人类学的宗旨。
（庆）
第5版(理论)
专栏：
评《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
史青
随着历史研究的日趋活跃与深入，许多对中国历史有浓厚兴趣的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同志，迫切要求对三十多年来乃至解放之前的中国史研究状况和脉络，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为此，由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年鉴》编辑部和巴蜀书社共同发起，邀约一些学有专长的学者教授，编撰出版了一套大型《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这套丛书大体分为史学总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三个类别。目前已经出版的有《义和团运动》（路遥编）、《戊戌变法》
（李文海、孔祥吉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上、下册（田居俭、宋元强编）及《太平天国人物研究》（苑书义、林言椒编），凡五册，约二百余万字。
综览已刊行的几种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套丛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丛书的编撰者们对于中国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不是回避掩饰，而是冷静地剖析阐述，力求客观地反映出中国史研究所走过的曲折而又艰难的历程，诸如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究竟是否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有的话，它出现于何时？义和团运动算不算一次革命高潮，如何估计它的反封建性、排外主义及封建蒙昧主义？戊戌变法运动究竟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还是一次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这些史学界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在已出各书中，都有十分翔实的叙述，并选编了具有代表性的论文。
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思考的余地，给年轻研究者指出进一步研究的途径和方法，可称为这套大型丛书的又一个特点。丛书的编撰者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过时，它过去是，今后仍将是帮助我们打开历史科学迷宫的钥匙，但同时又强调在史学研究中，不应该排斥任何行之有效的新方法。他们还特别强调在占有资料上下苦功夫，要克服简单化的倾向，不要用感情代替科学分析，并提倡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探索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历史课题，等等。
这套丛书按专题分册，每册除专题研究概述、重要论文选编外，还包括有从1949年以来，国内主要报刊发表的有关该专题的论文、书评、资料及出版专著的详细索引，为读者检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久之前，我们在成都曾见到了出版这套丛书的巴蜀书社总编辑段文桂先生。他说，“在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赔钱太多，每出一种都要赔数千元，乃至上万元。但是，为了汇集保存三十多年来中国史研究的成果，总结经验，繁荣学术，并且为新一代史学工作者提供方便，阻力再大，我们也要争取把这套丛书出齐。”我们都深为他的不图赚钱、甘愿为繁荣史学作贡献的精神所感动。据责任编辑透露，巴蜀书社不久还将推出戴逸、罗明编的《清史人物研究》和林增平、郭汉民编的《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要的专题讨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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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布雷日记》即将出版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最高幕僚，职掌蒋介石“机要”达十六七年之久。从1935年3月至1948年11月，他所记的《畏垒室日记》，是研究中华民国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即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布雷日记》，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生时代及寓居沪上时日记；第二部分为《畏垒室日记》，记载了陈布雷从事政务活动及自杀前“忧伤国事”的情况；第三部分为陈布雷自撰《回忆录》，分年追述了1890至1939年陈布雷的“个人经历并及家庭事”。 （方庆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