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
景仰·深情·唯物
——追寻马克思在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阅览室足迹的联想
徐荒
如同初进北京渴望一睹沙滩红楼，一到延安急于瞻仰杨家岭一样，初到伦敦，虽值隆冬，晦雨绵绵，我仍意兴盎然，渴望瞻仰马克思墓和马克思曾孜孜不倦地进行阅读、写作的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阅览室。
冒着寒风细雨，我们驱车匆匆向伦敦近郊的海格特公墓奔驰，赶在下午4时关门前谒马克思墓。穿过大片寥落的墓群，伫立马克思墓前，凝视伟大导师巨人般的半身塑像，诵读着塑像基座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不禁浮想联翩，心潮澎湃，也油然涌起一种幸福感。
第二天，又是冒着丝丝细雨，我们踩过街心花园的泥泞，前往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阅览室，去瞻仰马克思当年长期伏案的那个座位。此刻，几年前在报上摘录的一段文字，又在我心中激起共鸣：“伦敦最令人神往的莫过于座落在大罗素街的大英博物馆。到这里的人都要看看图书阅览室D行第二号桌子。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研读和工作过的地方……由于他长年累月在那里阅读、写作，座位下面的地板上留下了两道清晰的痕迹。这是何等惊人的学习毅力！”自然，我也渴望瞻仰这两道伟人足迹。
圆拱形的阅览大厅，确是引人参观的去处。为了不让干扰阅览者，按规定，只在下午4时后准许参观者在入口处作几分钟观望。尽管我们一再说明来意，管理员仍铁面无私，不让我们越过“雷池”半步，去寻访“D行第二号桌子”，但却同情地示意我们去找办公室负责人谈谈。
那是一位端庄、温文的女士。听了我们的恳切陈词，她友善地领我们穿过侧门，走向过道。没想到，她忽然停步，莞尔一笑，客气地说：“不少中国客人关心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座位，其实，请原谅，我认为这不过是寻求精神的安慰。因为，任何阅览者都不可能在这里有固定的座位……”我不禁有点愕然，但在她的陪同下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D行第二号桌子”，并随即细心地搜索桌下“两道清晰的痕迹”。座位上正埋头阅读的那位绅士默无声息。整个大厅，男女老少也悄然无声。尽管这位女士的谈话令我若有所失，但她毕竟讲出了事实。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阅览室有史以来，既有过马克思、列宁的足迹，也有过狄更斯、萧伯纳等众多世界名人的身影。同数以万计的普通阅览者一样，他们并无固定的座位。要说座位下的地板上确有“清晰的痕迹”，在漫长的岁月中，如许座位下的如许痕迹，又能判断到底是谁留下的呢！
走下阅览室台阶，已是万家灯火时分。丝丝细雨洒落在脸上，沁凉沁凉。我的脑际也如洒下丝丝细雨，清爽清爽的，似乎方才那种失落感一下间被冲刷掉了。
对革命导师，由景仰而对他们曾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产生深情向往，是自然的。为了撰写《资本论》，马克思同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阅览室有过不可磨灭的因缘。后人怀着特殊感情参观这座阅览室，是很自然的。但如主观臆断那就是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固定座位，进而对它产生膜拜心理，这就难免不自觉地步入唯心主义的圈圈。正如我们把某一革命遗址辟为永久性的纪念地，旨在使后人从感念中受到革命传统教育和启迪，而无须凭借臆断摆上一盏马灯，构想这是几十年前某位领袖借以撰写某一革命巨著的“珍贵”文物那样。
我景仰革命导师，赞成保护有关他们的革命史迹。但大可不必对诸如地板上那两道“清晰的痕迹”一类臆想的史迹，做并非唯物主义的崇拜！
第7版(国际)
专栏：
轻风习习拂小城
——黑山纪游
陈诗让
沿着蜿蜒的海滨公路，我们来到黑山滨海小城新赫尔策克。夕阳刚刚坠入海湾，西边的天空泛起一片红霞，缕缕轻风，从蓝色的海上拂来，柔和地掠过平坦的海滩和绿茸茸的草坪。站在高处放眼望去，绿叶丛中，白墙红瓦的房屋鳞次栉比。这座城市好像一只长臂，弯弯地把大海抱住。这里一年四季风光明媚，是黑山沿海一个出类拔萃的旅游胜地。不论春夏秋冬，都有成群结队的游客来游览。
面对美景，我不禁赞道：黑山这么美好，怎么你们说它穷？主人笑了，他说，穷是相对的，从历史上说，黑山过去比现在穷；在南斯拉夫，黑山比发达的北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穷；在黑山，内地比沿海穷。目前，黑山沿海新开发的几个旅游城市和游览点，人均国民收入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收入几乎全靠旅游业与旅游业有关的商业和服务行业的新赫尔策克，人均年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达到6000美元以上。
开发旅游业是近十几年的事。开始是国家和一些经济部门拨款来这里建设，继而鼓励私人投资。一座座设备现代化的大中型旅馆、成百上千的家庭旅社出现在海滨或密林中。
旅行社的一位经理告诉我们，采取公私并举的办法开发旅游业有三个优点：第一，解决了国家发展旅游事业资金不足的问题。第二，使国家、人民都得到好处。人们说，谁有海滨房子出租，谁就有了“摇钱树”。第三，使“穷人”有机会旅游。北欧西欧每年几百万人来南斯拉夫旅游，其中真正的阔佬不多。我们在海边看到那些简陋的“帐篷旅店”，有一半住的是外国人。
我们住的就是一家私人旅舍。这是一座有三层楼的房子，每层各有四间房可以出租，主人自己住在地下室里。上午客人出去之后，主人亲自到各个房间收拾打扫。房主原是伏伊伏丁那一个农工联合企业的机械手。他在海滨建这栋房子，既是为了每年来这里度假，也为了出租赚钱。现在他退休了，同老伴住在这里照看这棵“摇钱树”。活计不重，每年却有比他退休金高出五六倍的收入。
这里的私人旅店是与公营旅游企业联合挂钩经营的。全市有个旅行社，私人旅店同它订合同，由它介绍房客，它从中抽一定的回扣。私人旅店房租比大旅馆便宜一半还多。
我们住在私人旅店，吃在公营餐馆。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让私人旅店包办伙食，也可以自带食品原料在房东家自己加工。每天早晨我们外出，主人总是站在他家的白兰树下，微笑着目送我们离开。傍晚归来，他也出来笑脸相迎，问我们玩得怎么样。他那憨厚的表情，使我们感受到在别的大旅馆所没有的温馨。
小城的氛围十分恬静，似乎故意放慢了生活的节奏。早晨日上三竿，全城依然睡意朦胧，很有“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味道。九、十点钟以后，街上行人逐渐多起来。许多穿着泳装的红男绿女，慢悠悠地走向海边浴场。细软的沙滩上人群有如银河繁星，有的在游泳戏水，有的躺着晒太阳，好不悠闲自在。
华灯初上，数里长的海滨大道游人熙攘。晚风轻拂，一对对年轻恋人手拉手地散步。老人们坐在棕榈树下的长凳上促膝聊天。而不少游人喜欢倚着临海的栏杆，欣赏蓝色的大海，聆听海水在他们脚下哗哗轻拍的韵律。商店里门庭若市。游人出入灯火阑珊的饭店、餐厅、咖啡馆、酒吧间，晚间娱乐开始了，小城回荡着悠扬的歌声和乐曲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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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时钟的注视下
——一位身残志坚的英国文坛夺魁者
李云飞
1月19日晚，爱尔兰残疾青年克里斯托弗·诺伦在英国惠特布雷德1988年文学大奖赛中夺魁，他的得奖作品是自传体小说《在时钟的注视下》。
诺伦是都柏林人，今年22岁。母亲生他时难产，经过两小时的抢救他才活了下来，但因缺氧而患大脑麻痹症，从此全身瘫痪。他有脚不能走，有手不能写，有嘴不能说话，连吃饭都得让人喂，听力也很差，只有视力可以，思维正常。他因面部的肌肉不能活动，表情呆滞，与别人交流全靠眼神。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读完了小学、中学，并进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学习文学。他勤于思考，善于观察，很有文学才能。1981年他15岁时出版的诗集《决堤之梦》，获得很高评价。他写作十分困难。他父母亲在他的前额上固定一根细长的棒子，他靠移动头部打字，每写一个字平均要15分钟，写一页稿纸要一整天的时间。《在时钟的注视下》这部自传小说就是在这种艰苦劳动中创作出来的。
英国文学界人士认为，诺伦的著作思想深邃，语言隽永，是一名伤残人发自内心的呼喊，有着很强的感染力。作品结构严谨，语汇丰富。参加这次竞赛的除诺伦外，都是英国有名的作家和诗人。评委会几经审议，诺伦终于夺魁。
惠特布雷德奖是英国最主要的文学奖之一，1971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1985年开始设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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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卡丹帝国”访卡丹
孙乃 徐建中
在北京早就听说，巴黎商界有个庞然大物，人称“卡丹帝国”。在法国总统府周围，有它的饮食、服装业等商店。“帝国”的主人皮埃尔·卡丹是个经营有方的大企业家，也是第一流的服装设计师。他富有远见，早在10年前就将目光投向开放初期的中国市场，举行时装展销，并开设了北京崇文门的马克西姆餐厅。
春节前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从北京来到巴黎。
巴黎春来早，越冬的一片片茸茸小草，已经兴冲冲地伸出了绿色嫩叶。但毕竟还是寒冬初过，香榭丽舍田园大街两旁高大的栗子树，还没来得及向游人展示她那迷人的绿荫。
巴黎皇家路的马克西姆餐厅诞生于1893年。优越的地理位置和90年的苦心经营，使它从一个普通酒吧跻身法国第一流的餐厅。社会名流频频来此聚会，餐厅实际上成了一个时髦的社交场所。1981年，皮埃尔·卡丹从这所餐厅的参加者变成了它的主人。
一天下午，主人邀请我们在马克西姆共进晚餐。
餐厅里座无虚席。卡丹先生兴奋地举杯：“今天有20多位外国记者来到这里。我为其中有中国记者光临而倍感荣幸。”
我们顾不上细细品味一道道美肴佳酿，也无心欣赏乐队演奏的古典名曲和即兴起舞的男女宾朋的优美舞姿：为了悉心倾听卡丹叙说他的创业史。
他是意大利人，两岁时随母亲移居法国。18岁起在维琪地方的红十字会当会计，学到了经营管理的经验。之后，卡丹转入一家时装店当裁剪师。该店迁到巴黎后，他被介绍到巴黎最大的一家时装店……
卡丹以自己的名字独自开店，开始于1950年。他自选布料，自己设计和裁剪。几年功夫，他设计的时装已名扬遐迩，许多厂家竞相仿制。
1970年，卡丹买下了原属巴黎市政府的一所建筑，亲自设计加以改造，建为剧院并设有餐厅。如今它已成为一个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人称“卡丹天地”。
说到“卡丹天地”，我想起了在那里看到的一场时装表演。卡丹时装表演每年在此举行两次，一次是男装，一次是女装，分别在2月份和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举行。我们参观的这次虽说是男装表演，却也有少数女装参展。在女装模特儿中，我们认出了一名中国人，她就是石凯。
那天，卡丹的公关小姐还带我们参观了正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时装展销会。展厅规模宏大，由各家的玻璃展厅组成了一个密集的街区。在卡丹公司的两个展厅里，我们看到了西服、领带、鞋子、腰带等展品。售货员向我们展示了下摆在右左口袋后侧开叉的男服新式样，和下端偏角的新式领带。这里顾客盈门，都被这新颖的设计吸引住了。
卡丹先生是个艺术家，不光是在服装和家具的设计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经营方面，他是个富于开拓精神和善于抓住时机的艺术大师。他不断地到世界各地旅游，为他的事业发现和开拓新的领域。他去过97个国家和地区，现在那里都有他的铺面。他还注重人才的培养，自己办了个拥有2000名学员的学校——马克西姆国际专科学校，专门培养从事饮食业的商业人员。学校中已有37名中国学员，费用全部由学校负担。
卡丹先生为何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他说：“我的事业是靠自己的双手，从零开始发展起来的。因此我理解中国。早在1978年我第一次访华时，我就向我国大使说，中国将有很大发展。我始终是这样看的。”
自那以后，从1979年开始，卡丹公司在北京举行了好几次服装表演，规模由小到大；并培训时装模特儿，举行服装展销。现在天津已有生产卡丹服装的厂家。
卡丹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打算在北京最繁华地段——譬如王府井，开设一爿销售卡丹服装的商店。正如巴黎的卡丹服装店与马克西姆餐厅相距不远那样。卡丹在北京的代理人宋怀桂女士富有想象力地描绘说，如果人们在崇文门的马克西姆餐厅享用一顿美餐之后，再散步到王府井买件卡丹服装，将是一件十分称心的事。卡丹说，为了推进拟议中的这项合作，他将于今年春暖花开时再度前来北京。
谈到北京，我们的话题不免又扯到龙年—长城。卡丹说：“马可·波罗修复长城计划，是我首先介绍到中国的。”我们还谈到将于今年6月初在北京举行的“拯救威尼斯—修复长城”大型国际活动。届时，包括一流演员在内的世界名流将来北京参加义演、假面舞会、游园、联欢晚会等。
握手告别互道“北京再见”时，我们祝愿这位出生于意大利的法国设计大师龙年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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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从《晴朗的天空》到《忏悔》
张健
在苏联，很长一个时期，有不少已摄制完成的影片，出于种种原因，当时没能公演，如影片《忏悔》、《瓦西里·贝科夫，崛起》、《电的祖国》、《苏醒》、《人生的考验》等，还有个别影片上演不久即被禁演，如《晴朗的天空》等。
影片《忏悔》早在1984年就拍摄完成，但一直被禁演，直到1987年初才开始公演，引起极大的反响，有的观众竟买了一天各场的票，从早一直看到晚。1987年5月，在第二十届全苏电影节上，这部影片获得了特别大奖，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也荣获评委会特别奖。
《忏悔》是一部以高度象征手法批判专制作风的影片。影片一开始就宣布：某城市的一个大人物瓦尔拉姆死了！人们在他的追悼会上歌颂他的功绩。瓦尔拉姆被埋葬了。但是以后接连几天，他的尸体埋葬后又反复几次被暴露在他家的花园里。后来，警卫埋伏在墓地附近监视，死者的孙子也独自来墓地观察动静。当他发现深夜有人来挖墓时，便开枪打伤了挖墓人——一位艺术家的女儿凯特万。原来瓦尔拉姆是个权欲主义者，口头上花言巧语，实际上利用各种手段清除异己。凯特万的父亲和他的辩护人，正是由于违抗了瓦尔拉姆的方针而被迫害致死的。以后这位艺术家之女也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此事在死者的儿子和孙子之间引起了一场尖锐的争吵。儿子极力为父亲辩护，而孙子得知真情后良心受到责备，最后开枪自杀。这时，瓦尔拉姆的儿子才恍然大悟，亲手把瓦尔拉姆的尸体扔出了墓穴。
按照《忏悔》导演阿布拉兹的说法，影片不仅仅是指责苏联历史上犯有错误的当权者，故事讲的也不仅仅是“1937年”。他“作为艺术家，更有责任为所有犯过这样或那样罪孽的人忏悔”。这就明显地指出了，《忏悔》的摄制者们不仅无情地控诉了过去的错误行为，而且还把矛头直指那些仍然坚持错误的人，要他们对曾被迫害的人们忏悔。显然，影片《忏悔》等得以解禁公演，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与社会民主化的结果。
此外，在过去的20年间，苏联的电影和其他艺术一样，似乎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最近一批影片的解禁，使人们感到，这种艺术的停滞状态是人为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苏联电影不乏优秀之作。这也告诉人们，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经济一样，同样需要思想开放，观念更新，需要改革。
早在苏共二十七大之后，苏联电影界就明确提出电影业的改革问题，就电影业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及改革措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建议。如：扩大电影联合公司的自主权，使电影制作者对电影的质量和最终结果负全部责任等。现在不少建议已付诸实践，这对苏联电影事业的深化改革与进一步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目前，苏联电影艺术界可涉足的领域比以前宽了，许多过去遭禁忌的领域，现在已不再是禁区。苏联广大观众也盼望能出现更多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使人们能从影片中真正感觉到生活的脉搏、时代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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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银幕城
全球大约年产故事片二千部，举办国际电影节二百多个，于是电影名城星罗棋布，风姿各异，有的因拍片多而载誉，有的以放映频繁而出名，但最为世人注目的是下列“银城”、“影都”。
●好莱坞人口十五万，是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区，年产影片三百多部，素有西方影都之称。建有摄影棚一百八十多个，另设洗印厂、电影机械器材厂等。影城“明星大街”上楼宇并肩林立，广告光怪陆离，时有歹徒出没，区区影城仅一九八二年案件达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三起。一九二八年始由电影艺术科学学院颁发的“奥斯卡金像奖”为影星所求的最高荣誉。好莱坞拍过许多佳片杰作，但也不乏诲淫诲盗的劣片。
●孟买是号称“电影王国印度”的电影名城，从一九七一年起，印度电影年产量一直居世界首位，仅一九八三年拍摄故事片七百四十二部，其中一大半产于孟买。北郊占地一百六十公顷的影城盛产“一、三、六艺术片”（一名影星、三段舞蹈、六首歌曲，用某个故事串演成影），平均二十三小时生产一部，因拍摄快，卖座率又高，被比作“精神快餐”。
●威尼斯水城是国际电影节的首创地。一九三二年在此举办了有三十九部电影参赛的世界上第一个电影节，设“金狮奖”。
●戛纳是法国地中海岸一座小城，人口九万。但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却举世瞩目。所颁“金棕榈大奖”被认为是电影界极高的荣誉。影城共计有二十五座影剧院。 （应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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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雪》〔油画〕 （美国）保罗·斯屈塞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