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2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各地城镇治保队伍调整更新
三百五十万离退休干部职工参加治保工作
本报北京3月1日讯 记者毛磊报道: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积极动员和聘请离退休人员参加治安保卫委员会工作,目前全国城镇1200万治保会成员中,离退休干部、职工已达350万,一支以离退休人员为主体的治保队伍正在逐步形成。
城市治保会经过实践证明,是具有中国公安工作特色的群众性组织。它以前以家庭妇女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治安防范工作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远比以往更复杂、更困难。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素质不高的治保人员已难以胜任工作。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针对大批干部、职工离退休回到街道的实际情况,及时动员、聘请他们参加治保工作,从而调整和更新了城市街道治保会的成员结构,充分发挥了治保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作用。
据统计,上海市共有8万多治保委员,其中离退休人员有20982名,占总数的26%,城镇治保会成员中离退休人员占79.3%,而市区街道治保会离退休人员比例则高达88.3%。北京市七个城区2.5万余名治保委员中,离退休人员有1.25万,占50%。
参加治保工作的离退休干部、职工不仅有为社会为群众办事的热忱,而且有较高的思想、政策水平和处理问题的丰富经验,为治保会带来了新的活力。天津市抽样调查的96个治保会中,有62个是由离退休人员担任主任,原北郊区委政法委书记何生财,现担任北郊区新华楼治保会主任,他坚持为居民群众讲法制课,一年内听众达2000余人次,提高了群众的知法、守法观念。退休职工刘世起是陈塘庄治保会主任,创办并实行了治安责任制,不仅保障了界内的安全,还通过帮教违法青少年获取线索,破获了抢劫杀人和盗窃金银首饰两起重大案件。
重庆市北碚区563名治保委员中,有81.5%是离退休人员,他们既有曾担任过县公安局长、矿长、厂长的领导干部,也有工程师、医生、教授等科技人员,共产党员有135人。当地公安派出所干警以谦逊的态度,“三顾茅庐”的精神登门求贤,请他们出来,为治保工作出谋划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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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掀桌之后
李德民
2月23日的报上指名道姓地报道了一条新闻:山东省临沭县委书记张杰文到县党校对话之后大宴“高宾”,被炊事员高树欣怒掀酒桌。对此,县委书记有一番解释:“膳食科长没留下高树欣一块吃喝,她心里有气才掀了桌子,跟我们在那儿吃喝没有联系。”对这番妙论,值得议论一下。
就算掀桌子跟你们在那儿吃喝没有联系吧,但是请问:对话跟对酒应该有联系吗?明明有联系的事硬说没联系,不该有联系的事又偏偏联系上,这不是清醒者的行为。如果说,炊事员掀桌子是因为膳食科长没留下她吃喝,那么,今后凡是公款大吃大喝都去请请炊事员,公款旅游都带上驾驶员的老婆孩子,公款送礼都给跑腿的留一份,这就保了险,可以放心大胆搞不正之风而不用担心“掀桌子”了,行吗?
有句老话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要是以为炊事员掀大吃大喝的桌子,是因为炊事员没有吃喝,那确实有点“小人之心”。自然,不能说群众中就没有会因私欲得不到满足去“掀桌子”的“小人”。但是,广大群众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并无他求,“掀桌子”完全是出于义愤。炊事员用掀桌子这种手段反对大吃大喝并不可取,但掀桌之后县委书记“酒”还未醒,这就实在太不象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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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拉萨祈祷大法会主持人波米·强巴洛珠谈大法会
各项佛事活动进行得十分顺利
新华社拉萨3月1日电 (记者群桑、张志勇)对于主持这次拉萨祈祷大法会的拉萨甘丹寺高僧波米·强巴洛珠来说,这的确是一桩幸事。因为他自1986年西藏恢复拉萨祈祷大法会以来,连续三次主持了这一藏传佛教中的重大佛事活动。
日前,记者在大昭寺一间藏式房间里,采访了这位在西藏佛教界享有盛名的格西拉让巴(头等格西)。
波米·强巴洛珠对记者说,在拉萨举行的祈祷大法会,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祖师宗喀巴创建的,是西藏地区重要宗教活动之一。不久前,社会上谣传很多,不少人担心今年的大法会能否召开。现在大法会如期举行了,广大僧侣与信教群众无不兴高采烈。
他说:“从大法会头三天情况来看,各项佛事活动进行得十分顺利,规模也很隆重,气氛热烈,秩序井然。用藏语来形容这几天的活动就是‘格巴桑布’(美好的时光)。”
现为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的波米·强巴洛珠是察隅县人,8岁时被转世为察隅境内秋多寺活佛。在那里,他学习藏语、攻读经书达8年之久。17岁时,他前往拉萨甘丹寺,在这座寺院25年,精通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主要经典,成为西藏佛教界人所共知的高僧。在1959年的拉萨祈祷大法会上,他同14世达赖喇嘛及20名西藏3大寺的高僧一起,考取格西学位。经过多次答辩,他荣获达赖喇嘛之下3位头等格西中的一员。1985年,他担任了新成立的西藏佛学院院长。
今年已经70岁的波米·强巴洛珠对记者说:“现在,党的宗教信仰政策不断得到落实,整个西藏政通人和、社会安宁。我有生之年的最大愿望就是把我的弟子们培养成为爱国爱教、尊师守法、有一定佛教知识和文化修养的人才,和广大人民一道,为建设西藏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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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评选先进注入新内容
女改革者芳名首次列入金榜
本报北京3月1日讯 一批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女性今天首次出现在首都“三八”红旗手和“五好家庭”的名单中。
今天受到北京市表彰的310名“三八”红旗手中,占22.6%的人在大中型企业和乡镇企业中,担任厂长、经理或从事高级科技工作。在企业深化改革中,她们不畏风险,做出了优异成绩。
在知识分子家庭占22%的“五好家庭”标兵中,一批婆媳平等互助、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有的夫妻共同追求理想,共同分担家务;家庭生活健康文明,为改革创造良好家庭、社会环境的专业户、个体户、文化户、科技户,也涌入了“五好”的行列,打破了过去单一围绕家庭琐事评选“五好”的旧模式,给“五好”注入了新的社会内容和改革意识。
(李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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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姑娘今年十八岁
本报记者 邹大毅
哀牢山的一月,正是木薯收获的季节。公路两侧,白花花的木薯干堆成一座座小山,穿着艳丽民族服装的哈尼族、彝族、瑶族农民,头顶着筐绳,背着一篓篓沉重的木薯干,不断地从山上向公路沿线的收购点走去。
正是这些收购点,缩短了山区农民劳动与收获的距离。正是在这收购点中,活跃着一批从土地上分离出来的购销专业户。
在离元阳县黄草岭区公所不远的公路上,我们停在一个收购点旁。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鼓鼓囊囊的木薯干口袋,包围着一台绿色的磅秤。人们的目光,汇聚在磅秤旁一位姑娘的身上。她,圆脸庞,黑杏眼,一块青色头巾,盖着一头秀发。头巾上,系着一圈红丝带,这是哈尼姑娘特有的未婚标志。粉红色大斜襟上衣,胸襟、肘部、袖口,镶着一道道手绣、机织的美丽花边;湖蓝色的裤腿,在膝部以下是黑色裤脚,膝部又是一圈圈花边。
和我们同行的州广播电视局局长李晓义也有些惊讶:“这不是杨克山的女儿吗?我在这儿当县长时,她还是个小姑娘,满寨子跑呢。”
姑娘正忙,不便打扰。我们驱车来到通向区公所的三岔路口,下车走到几间平房前,一位哈尼阿妈认出了老李,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屋里。她正是那位姑娘的母亲。
姑娘叫杨秀华,今年才18岁。这里是她经营的饭店,还兼营一个代销店。
18岁,该是一个哈尼姑娘与姐妹们一起荡秋(打秋千)的年龄;该是等待小伙子们来“串姑娘”的年龄。秀华,却离开寨子,一个人在这里担起了成人的担子。
过去哈尼族妇女连吃饭都不能与男人同席,更甭提出门做生意了。而从改革、开放、搞活的时代大潮中觉悟了的杨秀华,却以大无畏的精神实行了勇敢的突破。当她乘着震颤不停的手扶拖拉机,拉回来一车斗木薯干时,我们和她搭话。
“收完木薯干就没事了吧?”
“不。接着要收购香蕉、芭蕉,以后还有茶叶、苹果、菠萝。”
“拖拉机是谁的?”“租的。”
自打两年前,她和父母一起在这里搭了个窝棚,办起这个小饭馆,就和“忙”结下不解之缘。做菜、买东西、卖东西、接待顾客,样样都得干,里外一把手。
“你只管饭馆和代销店吗?”
“我还想参加阿达他们组织的运销联合体,那儿比这饭馆赚钱多。”
“为什么想赚钱?”
“过去太穷,现在也不富。”
“上过学吗?”
“上过一年。”
“工作中还能学吗?”
“能。打交道的人多了,可以学不少东西。如今打算盘学会了,汉话也学会了。”
“以后想干点什么?”
“做生意。明年、后年,再办个小旅社。”
“你想过结婚出嫁的事吗?”
“想的。但现在不想嫁。我还要干几年。”
18岁的哈尼姑娘哟,生活的篇章刚刚揭开新的一页,她就已经写满了自己的事业、理想、追求。哈尼族的新一代,会使古老的哀牢山变得更迷人。
(附图片)
图为杨秀华在工作。杨咪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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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国游客弗里茨·莫拉维克谈拉萨佛教盛会
大法会秩序井然喇嘛兴高采烈
新华社拉萨2月29日电 (记者张志勇)正在拉萨旅游的奥地利一登山学校校长弗里茨·莫拉维克2月28日在寄往国外的名信片中告诉他的朋友:几天来,我看到有成千上万的朝佛者和喇嘛来到拉萨大昭寺参拜祈祷大法会。大法会显得盛大、庄重、秩序井然,给人以强烈的感受。这是我没有估计到的。
弗里茨·莫拉维克在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很爽快地把明信片上的内容读给记者听。
交谈时,弗里茨·莫拉维克对记者说,我在拉萨祈祷大法会上发现,喇嘛们兴高采烈,有说有笑,显得很活跃。
弗里茨·莫拉维克说,去年拉萨发生骚乱后,西方的一些舆论认为,西藏的宗教活动将受到限制,藏历新年的宗教活动和祈祷大法会也不会再举行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在拉萨看到,拉萨是活跃的,宗教活动也是活跃的。拉萨街头转经的人很多。
弗里茨·莫拉维克今年65岁,曾11次到西藏旅游。他对记者说,我想更多地了解西藏人民,了解西藏的文化。我看到,1980年以来,西藏发生很大变化,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
他还说,我感到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是,我曾到过几个拉萨的迪斯克舞厅,里面有藏族青年也有汉族青年。在这里我看到了民族团结的缩影。
弗里茨·莫拉维克说,西藏社会过去很落后,这是众所周知的。现在,西藏正在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变,而且这种转变十分迅速。他说。中央政府为了促进西藏地区的经济建设,在财政上和人力物力上给予西藏很大支援,帮助西藏建工厂、医院、学校等。现在连最偏远的地区也有了学校,令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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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基本法草案初稿即将公布
本报香港3月1日电 记者邢凤炳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初稿不久将公布征询意见,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正紧密配合,做好发动咨询的具体工作。
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昨日举行龙年以来第一次大型新春茶会,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子介在会上致词时表示,经过两年多来紧张而繁忙的工作,基本法(草案)初稿已经有了实质的条文和内容,因而今后收集意见及进行咨询的形式会相应地有所改变。在收集了委员的意见及经过多次研究后,基本法咨委会执委会已初步提出了一些初稿公布后进行咨询的原则和方法。他说,目前咨委会执委会正与基本法草案紧密联系协商,研究基本法(草案)初稿公布及咨询期间两会交流的安排。同时,在近期内,咨委会将按行业界别召开一系列座谈会,执行委员与咨询委员一起,进一步商议推动基本法(草案)初稿咨询活动的事宜,将工作计划具体化。
过去一年,基本法咨委会紧密配合基本法草委会对基本法草案的讨论,有系统地在香港展开咨询和研究工作,并将讨论结果及收集所得意见整理成57份最后报告,递交草委会参考。
这些报告所陈述的意见和建议都得到起草委员们积极的考虑。安子介希望咨询委员加强与社会各界团体和人士的联系,务必把基本法(草案)初稿的咨询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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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了解·友谊·和平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第四次理事会议在京召开
本报北京三月一日讯 记者蒋千红报道: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第四次理事会议,回顾、检查一九八五年第三次理事会议以来的工作,商讨今后工作设想。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是致力于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友好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民间团体,于一九八二年九月由中国各团体、政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发起组成。
协会成立以来,通过互访、举办报告会和讨论会、参加有关的国际会议以及交换出版物等形式积极开展活动,目前已同世界五大洲的七十八个国家,近二百个各种类型的政党、团体、研究机构建立了联系和交往。第三次理事会议后的三年来,协会共接待了二百多批、计一千多位国际友人,其中不少是第一次同协会正式接触。
中顾委常委、协会会长李一氓主持了今天的会议,副会长朱学范、费孝通、雷洁琼、周光召出席会议,张致祥副会长做了工作报告。
会议一致同意增补张香山为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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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陇海铁路隧道事故责任者被判刑
新华社兰州3月1日电(记者马季元)陇海铁路十里山2号隧道事故责任者史建有,一个月前被兰州铁路运输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史建有是兰州铁路分局定西工务段探伤工。法院认为,1987年8月10日,史建有在十里山2号隧道内执超声波探伤仪对钢轨探伤时,因疏忽大意,未能探出1725公里右股35号钢轨的疲劳裂纹伤,致使8月23日1818次货物列车通过时脱轨颠覆起火。那次事故中断行车201小时56分,直接损失2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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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卡翁达会见荣毅仁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赞比亚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今天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荣毅仁,就中赞两国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开展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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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政协委员
刘峻峰同志在京逝世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原交通部基建总局顾问、高级工程师刘峻峰因病于2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
刘峻峰同志是湖北省枣阳县人,1925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他历任过北宁铁路管理局工程师,荷兰治港公司工程师,荷兰治港公司江阴分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五十二兵工厂工程顾问,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专门委员兼规划处长,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专门委员,铁道部上海材料办事处总工程师,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海河总局、基建总局、航务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师,中国水利学会常务理事,第三、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刘峻峰参加革命工作后,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我国水运工程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根据刘峻峰同志的遗愿和家属子女的要求,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他的遗体今天火化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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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圣马力诺执政官结束访华回国
新华社广州3月1日电 (记者蔡忠植)圣马力诺共和国执政官(即国家元首)吉安·佛朗哥·泰伦齐和罗萨诺·扎费拉尼以及他们的夫人一行,结束对中国为期七天的正式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广州回国。
广东省省长叶选平昨晚在广州白天鹅宾馆举行宴会,热烈欢迎圣马力诺客人。
圣马力诺贵宾是在访问了北京、西安、上海、扬州、南京后,于昨天中午从南京乘专机到达广州访问的。昨天下午,贵宾们参观了中外合资的广州珠江啤酒厂和广州市万宝电器工业公司。今天上午,贵宾们参观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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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事简讯

  外事简讯
▲为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建军32周年,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武官(陆、海、空)洛曼上校3月1日在使馆举行招待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韩怀智等出席。
▲全国人大中国—澳大利亚友好小组3月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正在北京访问的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澳中友好小组举行座谈。
中澳友好小组主席刘大年和小组其他成员向澳中友好小组主席霍利斯以及来自其他各个党派的澳大利亚参众议员介绍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等情况,并回答了客人们提出的有关物价改革等问题。(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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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变旧的观念 采取有力措施
建阳吸收优秀农村妇女入党
本报讯 福建省建阳县党组织,积极稳妥发展农村女党员,带领广大妇女发展商品经济。
1986年,建阳县农村在整党中发现,自1980年至1986年的7年间,共发展党员880名,其中女党员只有68名,仅占7.7%,平均每年发展女党员不到10名,有65%的村7年间竟未发展1名女党员。发展女党员少的原因:有的存在“男强女弱”、重男轻女的旧意识;有的认为妇女下田少了,不起作用;有的认为女青年总要嫁出去,培养白花力气;有的对一些女青年的穿着打扮看不顺眼,拒之门外,等等。
针对上述情况,县委常委多次进行讨论,对发展女党员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这几年来农村富余劳力多,妇女下田间少一些,但农村妇女在发展多种经营、家庭副业、乡村企业中却发挥较大作用,党组织有责任去关心、培养她们,团结、带动她们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建阳县委采取一些有力措施,积极培养、发展农村女党员。县委组织400多名干部下乡,一面宣传中央文件,一面检查、帮助农村党组织端正建党思想,对妇女积极分子进行党章、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组织妇女积极分子参加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活动,让她们在改革实践中经受考验。县委还将发展女党员的工作成绩列入年终考核和评比的内容,定期检查、评比。
建阳县各级党组织坚持按照党员的标准和条件,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农村女党员,选准一个培养一个,成熟一个发展一个。1年来,全县农村已发展女党员84名,有30多名新发展的女党员被选进村级领导班子。
(黄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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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军区原副参谋长
叶超同志在京逝世
新华社沈阳3月1日电 沈阳军区司令部原副参谋长叶超同志因病于1988年1月1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
叶超是湖北省黄陂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科长,华东野战军九纵队司令部处长、副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参谋长,华东军区炮兵参谋长、副司令员,军委炮兵科学研究部部长、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沈阳军区炮兵司令员,国防科委陆军兵器研究院院长等职。
叶超同志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勤奋工作,服从大局,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戎马一生,英勇顽强,能文能武。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他临危不惧,浴血奋战,表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南北,参加了莱芜、孟良崮、南麻、济南、淮海、渡江和解放上海等战役、战斗,为祖国的解放作出了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作了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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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乘167次列车有感
黎莹
1月23日,乘167次火车去通辽,一行4人,晚饭要了4个菜,其中一个是炒虾仁。我们坐在餐桌前,服务员来了,冷冰冰地说:“虾仁,没有了,换个炒海螺吧。”我们说:“既然没有了,就换吧。”炒螺端上来了,一股腥气扑鼻不算,还牙碜得很;米饭来了,不光硬得要命,还冰凉发黑。“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只好硬着头皮吃。不料,我们将吃完时,服务员把另外一张餐桌上的人“请”走,重新铺上洁白的桌布,端上了热气腾腾的炒虾仁,还有其他许多菜;米饭,不光冒着热气,还洁白洁白。随后,3个穿着似“洋人”的人,陪着一位外国朋友,在服务员热情招呼下,大吃大嚼起来。
回到车厢,我胃疼起来,想喝点热水,可暖壶的水是凉的;抬头一看,台灯上的灯泡也没了。同行的一位同志说:“咱们吃饭去时不是灯还亮着吗?”一个年青的服务员来了,我对他说:“灯泡丢了?……”他脸板得铁青说:“外国朋友要看书,我摘走的。”我心里不舒服,又想起了虾仁的事,冷水的事,加上胃疼的现实,不禁说了句:“中国朋友也要看书啊……”服务员一声没响,用白眼珠子狠翻了我一眼,说了句:“欠拾掇!”扭身把门咣当一关,走了。我虽不大懂这3个字的含义,但从动作、眼神、话音中断定,不是友好的话。一位祖籍东北的同志告诉我:“这意思,是你该挨一顿揍。”
虾仁,冷水,胃疼,灯泡,该挨揍。联到一块,我有些生气,找了车上的头头。经常出门,深知一些世态炎凉,就先拿出名片,亮了一下身份(作者是中国食品出版社社长、中国食品报总编辑)。这一下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灯泡装上了;比较干净的车厢里一连收拾、打扫了两遍;开水也换上了,那位说我“欠拾掇”的年青人也满脸是笑了:“社长,您坐过我们的车,我一下子就认出了您,您还需要什么?……”
我苦笑一下,可心里却极不是滋味。
这些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时常进出大的饭店,也时常见到这样情景:有的服务员见到衣着洋气的人,就满脸堆笑;见到外宾,就服务备周;见到他们认为的“土老帽”,轻则用眼的余光斜扫一下,或用卫生球似的白眼珠翻一下;有时因为没有外汇券,饭也吃不成,车也租不上。一位外国朋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有些,很不懂礼貌;见我们,热情,应该;对自己人,瞧不起,不该。”现在回味,这位外国朋友说得是有理的。但他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的一位美籍华人朋友,有一次很气愤地向我诉说了一件事:“我去住一家饭店,被撂在了会客厅,说是没了床位;可是,几位鼻子高的朋友,一进去就有房间;我70多岁,回到祖国,受此冷遇,不免生气,打电话找了中央一个部门领导,马上,房间就解决了。”
这一切,使我想起了《镜花缘》中的两面人。还想起了小时就听说的“人敬有钱的,狗咬提篮的”这个谚语。想起这些,不禁有些伤心。
伤心之余,想了一下。怪这些年青人吗?不,因为年青人是一张“白纸”,染上什么颜料就出什么色调。怪社会主义制度吗?不,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之一,就是人人平等,互敬互爱。有人怪这是“开放、搞活”造成的,我更不赞成。有事实为证。广州,不能说不“开放”,广州的“畔溪酒家”,不能说搞得不活。可是,我去广州的“畔溪酒家”吃饭,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一桌的客人,服务员热情招待;8分钱喝一碗凉粉、几角钱吃餐的“乡巴佬”,服务员也是笑脸相迎,彬彬有礼地相送。经理告诉我说,他们那里总是门庭若市,节日前后日营业额达数万元,就是这个原因。
看来只要我们坚持改革,注意对职工进行教育,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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