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调查报告
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的新变化
——来自一万余户城乡居民的调查
何家成 张学军 张荣刚
1987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居民行为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抽样调查。接受这次调查的居民，分布在29个省、市、自治区，共计10459户，其中城市居民6352户，农村居民4107户，共取得120万个原始数据。这次调查得到了国家统计局城市和农村抽样调查总队的大力协助，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尽管在这以后，市场情况又有些变化；但从这次调查中，仍然可以反映出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的一些特征。市场：消费品供应明显改观
改革以来，我国消费品市场发生的可喜变化是：市场供应大为改观，长期困扰我国人民生活的消费品普遍、持续匮乏的状况，已基本扭转。
一、数量型短缺已基本扭转
以往消费品短缺，特别是基本消费品那种普遍、持续不能保证供应的数量型短缺，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更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产物。它的根源主要在于实行了高度集权管理的僵化经济体制，以及相应采取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当经济改革起步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突破之后，消费品数量型短缺存在的基础也就随之动摇。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绝大多数样本户居民对改革以来消费品的市场供应状况感到满意或基本满意。其中45.3％的城市居民和49.2％的农村居民认为，目前已不存在有钱买不到东西的现象；47.9％的城市居民和37.5％的农村居民认为，这类现象与改革前相比已明显减少；5.8％的城市居民和10％的农村居民认为，非商品（指各种消费性服务）供应的增加可以弥补商品供应的相对不足。只有1.1％的城市居民和3.3％的农村居民认为，现在消费品市场供应不好，有钱没地方花。
我们的调查进一步表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对消费品市场形势的看法有一定的差别。在对市场形势表示满意的居民中，低收入阶层比重最高，占该阶层居民的94.4％；中收入阶层其次，占93.1％；高收入阶层相对较低，占91.7％。对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态度进行比较，也显示出相同的趋向：农村居民对市场形势表示满意的比重较高，而城市则比较低。这里的突出问题是，有些食品的供应波动，有些消费品因质量、档次不高而影响人民生活的质量型短缺。这本身恰恰说明，9年来改革所引发出来的问题，即如何满足人民生活向小康水平发展的需要，正在呼唤加快改革、深化改革。
二、市场物价的变动趋势
市场物价的变化及其走向，从来就是人们判断市场形势的一项重要指标。近年来部分商品特别是部分食品价格较大幅度的上升，更成为人们议论市场形势的一个焦点。在这方面，样本户居民的倾向性也十分明显：
（1）认为“市场物价将进一步上涨”的居民，城市为93.6％，农村为81.4％；持相反意见的居民，城市为6.4％，农村为18.6％。
（2）认为“消费品供应将越来越丰富，质量也越来越好”的居民，城市为76.0％，农村为64.1％；持相反意见的居民，城市为24.0％，农村为35.9％。
城乡居民对市场形势作出这种双向型的预期表明，物价上涨和消费品供应日趋丰富包括质量日趋提高，既是今后一段时期，也是改革以来我国消费品市场格局的一个基本特征。因为人们的预期，特别是消费者对市场的预期，主要来自他们以往的生活经历。近年来，国家先后几次调整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也逐步放开了很大一部分商品的价格，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但也有效地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大大地刺激了生产，从而使消费品供应日益丰富。
广大居民作为消费者所期望的，当然是消费品供应丰富与物价平稳两者组合的市场格局。他们按照这种标准来评价今天的市场，对其中的物价上涨，自然会意见纷纷。但与传统体制中的市场格局相比，与那种不仅存在消费品的普遍短缺，而且存在着以排队等待、到处搜寻、凑合替代、凭票购买和被迫储蓄为特征的隐蔽性通货膨胀的市场格局相比，他们也的确感到今天的市场格局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好转。
因此，几乎不需要任何经济理论的诱导，他们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物价上涨，就能作出最切合自身利益的正确反应。当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物价进一步上涨，您的选择是：（1）从银行提款买东西；（2）不提款，但相应减少新增储蓄；（3）既不提款，也不减少新增储蓄。”样本户居民回答中，选择第一项的，城市仅为14.2％，农村为11.3％；选择第二项的，城市为39.8％，农村为34.3％；选择第三项的，城市为46.0％，农村为34.4％。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和市场状况的明显改观，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以前有了提高，他们的消费方式、消费结构和消费心理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总起来看，我国居民消费向新的需求层次跃升，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一、基本需求日益增长
基本需求，即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消费需求，是居民消费支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本需求的绝对量就越大，而相对量则越小。我们以国际上通用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对我国城市居民1 981至1985年消费结构的变动情况，进行了理论模拟和测算，得出的结果如实地展现了经济改革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实惠。
（1） 1985年，我国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基本需求，包括食品、衣着、日用品、文娱用品、书报、医药、其它商品和非商品等九个方面的支出为49.02元，比1981年的32.53元增长了50.7％，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后，仍有较大幅度增长。
（2）基本需求中的日用品、书报和医药分别增长76.36％、1 21.05％和1 72.41％，大大超过了其它基本需求的增长幅度。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物品越来越成为人们基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从而意味着我国居民基本需求的结构和质量已经得到改善。
（3）基本需求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重：1985年为71.7％，比1981年的78.0％下降6.3个百分点。我国居民在其现有的家庭预算总额中，消费支出的选择性空间已有所增加。
（4）从全体城市居民的角度看，实际收入低于基本需求支出线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85年为27％左右，比1981年的34％下降了约7个百分点。我国贫困人口随着改革的深入不断减少，广大居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二、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入家庭
近年来，我国居民家庭消费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耐用消费品的进入和普及。从调查的情况看，截至1986年底，城市每百户居民平均拥有彩电37台，冰箱22.7台，洗衣机73.3台，成套家具27套。如果按家庭资产拥有量分组，高资产组中，每百户居民平均拥有彩电81.6台，冰箱61.5台，洗衣机89.1台，成套家具50.8套，基本上已经到了饱和状态。
居民的购买和储蓄倾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势头。（1）14.3％的城市居民认为，即使收入水平不再提高，也要把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作为自己近期内必须首先实现的目标。（2）22.1％的城市居民认为，他们进行储蓄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另外，根据测算，城市居民的储蓄余额中，有35％准备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
三、新的消费趋势
在现有消费水准基础上，广大居民怎样设计和选择自己的未来呢？从调查情况看，在我们列出的12项消费目标中，大多数城市居民的选择集中于“提高食品质量”、“增加供养子女的费用”和“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这三个方面。分阶层来看，高收入阶层比其它阶层更倾向于“提高食品质量”，作出这种选择的人数占该阶层样本总数的44.2％；中收入阶层比其它阶层更倾向于“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其比例为17.6％；低收入阶层更倾向于“增加供养子女的费用”，其比例为26％。这也表明，我国居民的消费选择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沿着供养子女——买高档耐用消费品——吃得更好这样的线索而逐级递升的。
这里，低、中收入阶层的消费选择，虽没有偏离消费层次跃升的一般顺序，但他们在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选择转向耐用消费品的步子过猛。而高收入阶层的选择，在耐用消费品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之后，不是像某些国家的居民那样转向奢侈品、住房和劳务消费，而是反过来重新回到吃的方面。
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体制方面。如食品价格的扭曲、住宅的非商品化、第三产业或劳务供给的严重不足，以及在消费战略、消费政策和消费观念上的不符合国情等等，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广大居民，特别是高收入居民的消费选择，标志着新一轮消费浪潮的兴起。从总体上看，它反映了我国经济生机盎然、居民生活蒸蒸日上的总趋势，但也应看到，无论是“耐用消费品热”，还是重新回到“吃”的方面，其锋芒所指，恰恰是我国最薄弱的两个产业部门——高技术产业和农业。对这种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的矛盾，绝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为了使我国居民消费能够正常地向新的趋势跃升，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进一步按价值规律的要求办事，既使消费选择进入正常的序列，又使高技术产业和农业得到大的发展。
储蓄：为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近年来，我国居民生活所发生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储蓄率和储蓄余额直线上升，储蓄的增长已超过了收入及消费的增长，并日益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支点。
一、被迫储蓄的转变
被迫储蓄是传统体制中的固有现象。市场商品供不应求，居民即使有钱也难买到消费品，势必产生被迫储蓄。当市场供应大为改观时，人们自然就能相应地摆脱这一降低生活质量的怪病的困扰。
在调查中，当问道“在您现有的全部储蓄中，是否有一部分是因为买不到满意商品而不得已存入银行”这一问题时，64.2％的城市居民和88.5％的农村居民回答：“否”。这表明大多数居民认为自己没有被迫储蓄问题。而且，即使对那些认为有被迫储蓄情况的居民来讲，他们的被迫储蓄存款在自己的全部存款中，也仅占很小的部分，在城市约为13％，农村不过5％—6％。
需要具体分析的是，如果说存在某种被迫储蓄，其性质也与过去有很大不同。
（1）被迫储蓄现象主要集中于城市高收入阶层的居民，这部分居民对消费品的质量档次要求较高。
（2）准备购买耐用消费品的居民中，被迫储蓄的比重较高（达51.9％），而出于其它因素进行储蓄的居民中，被迫储蓄的比重相对较低。
（3）对商品质量要求较高的居民中，被迫储蓄的比重也明显偏高。在宁愿用高价格买高质量耐用消费品的居民中，认为自己有被迫储蓄现象的人数比例高达87.1％，反之则较小。
事实说明，当前的“被迫储蓄”，基本上是属于质量型被迫储蓄，主要不是由买不到生活必需品而引起的。相对来说，它的定向性强、稳定性高，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冲击市场，居民的储蓄正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二、居民储蓄动机
从调查情况看，城市居民储蓄的选择主要集中于三项：一是为了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占22.1％；二是为了供养子女或赡养老人，占31.1％；三是为了家庭成员婚丧嫁娶等，占31.0％。这三项合计占样本总数的84.2％。农村居民的选择除集中于生产性储蓄和盖房储蓄之外，其他情况与城市居民相仿。
总起来看，现阶段我国居民的总储蓄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带有“延期消费”的性质，这同改革前那种储蓄余额极低，且“奢望不高”的情况相比，显然是一个进步。从宏观上看，储蓄的迅速增长，对我们这样一个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讲，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但也应看到，目前居民的储蓄动机过多地集中在短中期消费方面，较少地集中在中长期消费（如退休后消费）及其它非消费性储蓄（如资产性储蓄）方面，因而从存款到提款的平均周期较短，不利于更好地把储蓄用于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成这种特点的一个基本原因，仍然是我们的经济体制还有缺陷，如我国居民的就业和退休风险较小，资金市场尚未发育，以及收入分配过于平均，难以形成积累资金的动机，等等。这就需要深化改革，使储蓄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真正成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个强有力的新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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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财政改革几个问题的看法
张振斌
我国的财政改革正面临着一系列重要选择。面对这种情况，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财政的经济职能。现在有不少同志主张财政从经济建设领域退出来，使我国财政成为一种公共需求型财政。这种认识至少忽视了这样两个明显特点：
（1）我们实行着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国家是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的现实占有主体。因此，国家不可能置国有资产的增殖状况于不顾，不可能不使自身的资产利益在以新增投资为主要特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这就不可能完全脱离经济建设过程。（2）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很不健全，企业家阶层尚未形成，国民经济发展又面临着繁重的结构调整以及生产要素不断重新组合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凭各个分散的企业进行投资和资源存量调整，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不可能理想，资源配置和运营都难以达到最佳状况。这也在客观上要求国家作为投资者直接参加到扩大再生产过程当中，尤其是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结构调整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的投资活动。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近几年国家财政投资比重下降，就推断财政应该从经济建设领域退出来。财政改革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是财政是否从经济建设领域退出来，而是财政如何以一种更为灵活有效的方式积极主动地参加到经济建设过程当中。这就需要转变财政的职能方式，尤其是在财政工作中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
关于国有资产的管理。既然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现实所有者行使着所有者的权力和职能，那么，如何在宏观上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以形成国有资产经营机制，就成为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所面临的迫切任务。这里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1）划分产权，将现有国有企业的产权明确划分给中央和地方，成立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国有企业的资产收益分别上缴给各级资产管理机构。（2）创立新的公有资产经营机构，使之成为以资产增殖和资产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实体，开展公有资产的商品化经营，包括进行国有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买卖和兼并、国有资产的有偿转让，等等。（3）调整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职能。中央和各级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能，批准国有资产经营机构的成立、合并和撤销，决定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基本制度与基本规范，以竞争的方式选择国有资产的经营者。要切实实现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资产进行间接的总量管理，在保证国有资产的完整和增殖的前提下，把国有资产的经营权真正交给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实现国有资产最终所有权同资产所有权的分离。
关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在财政改革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也是财政改革的一个现实的难点。从方向上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实行分税制，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提供充分的开放性的市场条件，使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经济关系规范化。现在的问题是，在分税制难以完全实现的条件下，如何选择有效而又可行的过渡形式。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各级财政层层收支包干的办法，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途径。这几年试点经验初步证明，财政包干的办法可以大大调动各级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可以使地方具有更多的财力进行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可以使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相对明确和稳定下来，可以为进一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包括财权与事权提供一个前提性的依据。同时，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办法，也比较容易为各个方面所接受，不致引起经济生活的大的震荡。
实行财政收支包干必须遵循以下原则：（1）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包干必须对称，不能只包收入不包支出。（2）财政收支包干应当同分税制的改革结合起来。可以考虑对某些已经很明确、很稳定的税种先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划分，实行局部的分税制和税率分享制，而对那些尚难明确的收入部分实行包干办法。（3）财政收支包干应当同财政政策的施行相对分离，重要的宏观财政政策只能由国家来制定，必须维护国家税法的严肃性。（4）实行财政收支包干以后，各级地方财政必须切实实现职能转换，真正摆脱传统体制下包办一切的框子。（5）无论哪一级的财政包干都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基本原则，不能随意开支出的口子，各级地方财政不能搞赤字预算。
在对待财政包干的问题上，需要回答可能出现的三个疑虑：（1）财政收支包干是否会影响中央财政收入？我认为，如果能够正确地确定包干基数和增长比例，按着正常的预期，至少不会发生中央财政收入下降的局面。即使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可能快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在收支双重包干的情况下，也不会导致中央财政的严重收支失衡。（2）财政收支包干是否会形成新的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我认为，在地区性的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条件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企业能够真正摆脱行政隶属关系的束缚，如果价格充分反映供求关系，财政包干与市场分割就没有必然联系。（3）财政包干是否会强化所谓的行政性分权，给进一步的改革带来新的障碍？我认为，不能把任何形式的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都看成是行政性分权，财政包干所涉及的首先是经济权限的划分。而且，我们判断一项改革措施是否会对今后的改革带来障碍，基本的标准应该看它是否有利于统一开放、平等竞争的市场结构的形成，能否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增强活力。由此看来，财政收支包干不但不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倒是促进财政体制改革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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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简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
丁凤麟
平常，同朋友们谈及研读中国革命史的问题，总会扯到这样一个美中不足之处：近年来，虽然出版了多种中国革命史书籍，但大都按历史时期为序，主要叙述了政治领域中的阶级较量，至于对近代风云变幻的政党沿革以及思潮的变化，总不易理出一个清晰的头绪。新近读到陈旭麓教授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感到弥补了革命史教学与研究中的这一“美中不足”。何以见得？首先，这部50多万字的论著，以章节体的形式，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直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中国政派沿革及其思想变迁。全书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主题，不仅展现出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而且铺陈了各个政治派别代表人物的思想和主张。通读全书，使人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披荆斩棘的艰难历程；认识到那些缅怀国粹、固步自封者反映出来的民族惰性，那些不顾中国国情、一味向往西方者的偏颇心态；更体会到在两军对垒中寻觅第三条出路的中间势力的理想和追求。比如，对于“十年内战”时期的政派分歧及其斗争，以往论著大多局限于介绍国共两党之间的拚搏，很少费笔墨兼及其它。此书则不然，不仅介绍了邓演达的“第三党”，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梁漱溟、晏阳初等的“乡村建设派”等政派及其政见；并对托陈取消派、国民党改组派这样的政派作了恰如其分的分析；还阐述了这一时期文化思想领域里的种种论战。通过这种分别而有层次的介绍，使读者对这一时期的政派斗争更增加了整体性的认识。一部史学论著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它在内容上是否有新的开拓。以此衡量这部论著，应视之为成功之作。
其次，历史著作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否具有科学上的可信性。就此书而言，在阐述每个政派及其思想时，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力求达到言之有据，切忌空泛推理。许多论证都以史实为据。如对胡适这样一位颇有物议的人物，作者并不因为他后来政治上的不足取，便抹煞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作用，而是罗列大量文献记载，肯定了胡适在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文化，提倡自由民主、反对封建礼教，呼吁个性解放、介绍西方近代文明等方面“发挥了启蒙作用”，力求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又如，在论及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的形成时，该书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形成作出的巨大贡献，又据实阐述了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等革命先辈对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进行的可贵探索。这样，就更加充实地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理论的萌发和形成的历史过程，给人以可信赖感。
当然，此书也有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书中对某些政派和人物的褒贬，由于因袭传统观点较多，不少地方还有点概念化；在取材上尚不够平衡，有详远略近之嫌，尤其对抗战后出现的众多民主党派的组织源流及其政见演变的论述，显得单薄；由于书稿出于多人之手，在行文上也不够一致。但在当前，它确实是一部研读中国革命史的重要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