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莎士比亚与两种气氛
王佐良
前不久，一位英国朋友来信，附有一篇即将发表的长文，谈他在1986年来我国参加莎士比亚戏剧节的观感。这位朋友叫勃劳克班克，他是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前所长，新剑桥版莎士比亚剧本主编，国际莎士比亚学会会长，应该算一个行家了。
文章写得相当详细，对于他在北京、上海两地看过的莎剧演出，几乎逐剧加以评论。有几个剧他没能看到，特别使他感到遗憾的是，错过了黄佐临先生导演的昆剧《血手记》即《麦克佩斯》。但是大部分的演出他是坐在中国观众席间亲眼看到了，总的印象是：中国第一个莎士比亚戏剧节很成功，超出了他的预料。
文章因有别用，我没能细读，但记得他谈到了下面几点：
首先，规模大。连某些在英国也不常上演的剧也搬上了舞台，如《泰特斯·安特朗尼克斯》。形式也多，《李尔王》一剧有三种不同演出，其中两种加上了中国情节和中国背景。
其次，演技精。中国演员有很好的训练，演莎剧各种角色都胜任愉快。
第三，改编成功。这次演出的一大特点，是把几个莎剧改编成为京剧和地方剧，如《奥赛罗》（京剧），《第十二夜》、《冬天的故事》（越剧），《无事生非》（黄梅戏），这些改编剧的演出给了他特别深刻的印象。
第四，同中国的色彩缤纷、乐音回荡的演出相比，西方的当代莎剧演出显得过分低调，有点灰色。
就先列出这四点吧。这些不是他的原话，而是我的综合，希望同他的原意没有大的出入。
其实，说这次演出成功的远不止勃劳克班克教授一人。1986年春夏之交，我们在北京的莎剧爱好者心情异常兴奋，趁着那花开时节的美丽夜晚，纷纷奔向剧场看莎剧演出。我所认识的几位外国学者，包括一位平时不轻易赞许别人的英国十六七世纪戏剧女专家，都在看了演出之后向我吐露他们的喜悦——衷心的喜悦，连那位女士也说得眉飞色舞起来。
感谢莎士比亚，使我们这些中外教书匠的清苦生活里多了一点色彩，一点笑声。
同时，也有点联想。
这次大规模莎剧演出的成功，我看原因之一是中国有一个长远的演剧传统，剧种众多，对演技有精湛的研究，能适应各种要求。莎剧又与中国传统剧种有颇多相似之处，例如都是在相当简单、甚至于原始的剧院之中，靠受过高度训练的演员尽量发挥自身的本领来演出雅俗共赏的动人戏剧。正因舞台简单，没有多少布景和道具，也就更加突出了演技的重要，从而有了许多程式——程式凝聚了长期演出的经验，使得演技能处于简洁、醒目、完美的最佳状态。
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谈得上改编莎士比亚的剧本。改编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1950年左右，我的已故同事张振先教授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写有关莎士比亚演出的论文，就是主张把莎剧改编为京剧的。然而追求莎剧的纯洁性的众多学者却怕把莎剧演得不伦不类，因此反对任何形式的改编。但是莎剧的演出史却充满了改编的事实，1660年王政复辟以后改编更多更厉害，即使大体遵照原作也是常有大的删节，要等到20世纪初年，随着学者们对于所谓最接近莎翁原意的标准版本的编订，才有导演们努力上演不经删改的全本莎剧。现在情况又变了，剧作家爱德华·朋特将《李尔王》改编成突出凶杀和性爱的恐怖剧，安诺德·威斯克以《威尼斯商人》为基础写了《商人》一剧来追溯犹太人的文明史，而大导演如比德·勃鲁克斯则把当今世界的冷漠和异化带进了莎剧演出。阐释的自由代替了对莎翁原意的追索。
于是而有勃劳克班克教授所提到的低调和灰色。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的当代文艺创作里都有这个现象。这也未必就是“不健康”的。文艺史上，向来是低调与高调并存，冷色与热色互为衬托；观众在听了多年的英雄主义的咏叹调之后，自然而然地会欢迎亲切而真实的常人声音，甚至卑下、粗俗的私语。但是这后者也未必能长远吸引人，就在它十分流行之时，也会有人喜欢悲壮激越的高调的。声音后面，有时代、地区和人。人处于什么精神状态，也就发出什么声音。
中国的莎剧演出没有去追随西方流行的低调，而发出了独特的声音，这是一件大好事。它说明受东方戏剧传统哺育的中国导演、演员和观众是成熟的，对于莎士比亚这位西方世界最大的剧作家的到来既不傲慢，也不拜倒，而是同他携起手来，共同恢复了戏剧的最古老也最根本的性质，即演剧是演戏，而戏是娱乐。当然也会有灵魂的震撼，思想的启发，对英雄的歌颂，对恶人恶行的谴责，等等，但是首先是戏。既是戏，就有吟唱，图景，流动的色彩，好看的姿势，就带来热闹的节日气氛，这正是演员、剧作者、最大的改编家莎士比亚所熟悉、所喜欢的气氛。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使者
美妙的芭蕾之夜
——加拿大皇家温尼伯芭蕾舞团演出观后
冯双白
3月初，加拿大皇家温尼伯芭蕾舞团在北京一展它的风采。整齐的演员阵容、和谐的剧场氛围，构成了美好的芭蕾之夜。演出剧目选自不同时代，从浪漫主义时期的杰作到当代精品，仿佛带着我们跨跃了近一百四十年的芭蕾史。
被称作加拿大宝贵财富的芭蕾大师艾维林·哈特，像她1985年访华时一样，以《吉赛尔》双人舞的表演强烈地撼动了观众之心。随着大提琴乐音的沉缓流淌，她稳稳地抬起了腿，让足尖在空中悠悠地划出一条弧线，开始了吉赛尔对悲惨命运的诉说。哈特的表演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舞动的双臂像贯注了千言万语，典雅的舞姿与音乐完全融为一体，古典技巧动作化为心灵的颤动。为此，人们慨叹经典艺术的永恒魅力，人们更感悟到只有经过今人的活生生创造，传统中的精华才能光彩照人。
富于美国牛仔意趣的《竞技表演》和现代芭蕾大师巴兰钦的《辉煌的快板》，分别创作于本世纪的四十、五十年代，风格迥然相异。前者将芭蕾和美国民间舞的动作语言揉在一起，在滑稽的情节中描述一个姑娘逞强于一群牛仔中，毫无希望地爱着领骑手。后者却毫无情节性可言，无穷变幻着的动作和舞蹈队形构成舞台上的一切，好像对大千世界做着无法复述的暗喻。温尼伯芭蕾舞团同时演出这两个节目，体现了他们在艺术风格上不拘守一家而追求多样化的主旨。
双人舞《归属》选自一出现代舞剧，很有当代舞蹈的特色。一束橙黄的灯光照亮了两个团在一起的躯体。加了弱音器的巴松奏出略带感伤又内蕴着激情的优美旋律。男女演员们悄悄动起来，似乎从高远的空中吹来的气息鼓动了他们。于是，动作幅度加大了，一会儿是均衡的造型，一会儿是突然变化的姿态。男演员向侧前方旋转而去，两人似乎迫不得已地要分开，但在舞步的变化中又再度重合，简直像有一股超然的力量在起作用。最妙的是，编导常常在一组常规的动作连接中突然穿插进一个出乎意料的造型，打断了我们的既定思路，不仅看上去饶有趣味，变化丰富，甚至还造成一种戏剧性的悬念。
《四首最后的歌》，是编导冯·丹齐格在80年代的新作，采用理查·施特劳斯的乐曲为创造的依据。舞蹈由四对演员的四段双人舞组成，并以一个身着黑色衣服、象征“死神”的形象贯穿。双人舞的语言很适用于表现爱情，这特点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许是出于文化传统的缘故吧，德意志的艺术家们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生与死的问题。《四首最后的歌》让我们联想起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死与净化》，想起舒伯特的音乐剧《死神与少女》，想起尤斯的现代舞《绿桌》等。与众不同的是，丹齐格没像其它德意志的艺术家那样对死神之力作毫无保留的表现，而是强调着爱的力量、生命的活力与死神的抗争。因此，四段双人舞不仅越来越加强了力度，而且让最后一段舞蹈结束在与死神相峙的造型中。
从总体上看，温尼伯芭蕾舞团的男演员阵容稍逊色些，尤其是技巧的光彩不足。这就影响了《辉煌的快板》意境的拓展，因为作品寻求的是丰富的力量和强劲的动作，只有精湛的技巧才能完美地体现这一点。而从《竞技表演》看，演员似乎没有强烈创造出美国西部的那种特有风格，表演略嫌温和、平稳。这部作品偏重的不是技巧，受过一般芭蕾基本功训练的演员都不难完成，它所注重的是风情的渲染。然而在此方面却恰恰有所欠缺。
美好的芭蕾之夜，还给我们不少启示。譬如对传统的继承与当代文化的创造是可以统一的。它们统一在对古典艺术中美好形象的深入理解和重新开掘上，统一在用艺术的手段去着重表现当代艺术家对生活、理想的自身思考上。如果奉行“传统至上”，那么惊人的创造性就会受到压制。如果失去了对现实的关注和思索，又何来当代舞蹈文化的建树？（附图片）
加拿大皇家温尼伯芭蕾舞团演出双人舞《归属》，选自舞剧《救世主到来之前该如何》。
肖引章摄
第8版(副刊)
专栏：
刻意求新
——访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师刘骥林
韩雨
在北京游览时，人们也许会被一些悦然入目的雕塑所吸引——
在东单公园，有一组由圆雕、浮雕和园林建筑组合在一起的雕塑《鹿泉》，墙上有“仙山”和“森林”，地下有喷泉流淌，两只梅花鹿正在贪饮清泉，展现出了一个宁静、优美的境地。
步入“中国剧院”，迎面是壁画《舞乐神州》，各族人民载歌载舞的画面，热烈而素雅，与建筑整体相谐调。
登上雄伟的八达岭，人们又能发现一个新景点——詹天佑纪念馆。
这一件件雕塑的设计、制作者，就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教师刘骥林。他是一位49岁的中年人，196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在贵州大学执教17年。1978年，刘骥林又考入母校的研究生，毕业后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任教。
在雕塑艺术上，刘骥林着力追求自己独特的构思、独特的表现手法。他不求个体的完整，不求局部刻画的精微，也不追求逼真的写实，而追求空间、形体的整体气氛，偏爱形体的动感。他的研究生毕业作品《对歌》，选取的是苗族青年在“游方”活动中“引歌相答”的一个场景。为了表现大的节奏，他吸收了抽象艺术的形式感，舍弃了细部刻画，强调对歌双方各向一方倾斜的动势，造成了左摇右摆的活泼韵律。国内外许多权威报刊曾相继对此发表评论，而且还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美术集，以及纽约出版的《新中国美术作品》中。
詹天佑纪念馆的浮雕墙也是他在建筑雕塑艺术上的一次新尝试。这面大型的纪念性浮雕墙位于詹天佑纪念馆的入口处，长41米，高5米多。刘骥林先后设计了几十个方案，画了上百张草图，经过无数次的否定，才把浮雕设计成：左为灰色，画面表现祖国历史上的苦难、屈辱和人民的反抗；右面为红色，表现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创造未来的信心；中部为詹公头像。整个浮雕画面以“人”字铁路线贯穿连接，既使设计庄重、典雅，也体现了浮雕的纪念性内容。
詹公的浮雕肖像是全浮雕的主体，成功与否，关系重大。为了突出詹公的个性，并使头像与整个浮雕有机结合，刘骥林把头像处理成半侧面，并把尺寸放大到高3米，厚90厘米。人们站在长城烽火台顶端就能望见。令人痛惜的是，四层八块共16吨重的花岗岩组成的浮雕头像在安装时出现很大误差。刘骥林眼见历时两年半的心血要毁于一旦，痛苦万分。后来虽经修整，但是艺术效果却受到影响。当我们一起顶风冒雪来到这块浮雕前时，刘骥林迎着塞北的寒风，“呼”地吐出口粗气说：“我还要修整它，如果你明年还来……”这，或许就是刘骥林的性格。
第8版(副刊)
专栏：
举杯（外一首）
汪国真
我们为相遇
举起晶莹的酒杯
却不知过去的生活
其实就是这次邂逅的准备
夜，张开黑色的帷幕
月，洒下温柔的清辉
雾袅袅 风微微
涌进心头的是潮水
溢出眼眶的是眼泪
昨天，我们各自
形影相吊
在山路上彷徨
今天，我们手携着手
在星光下与清风共醉
人生呵！有多少痛苦
就会有多少欢乐
给你多少磨砺
就会给你多少珠贝
古剑
岁月流去了
流不去的是一身锋芒
还是昆仑凝雪
还是南海波光
依稀中原逐鹿古战场
把杯举起来
把月挂起来
把剑舞起来
歌一阕
“一舞剑器动四方”
愿人生如剑
立起——寒光四射
躺倒——四射寒光
第8版(副刊)
专栏：
作品选自近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么喜龙书法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