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承包
本报评论员
目前，全国已有近80％的大中型企业实行了承包经营，并且绝大多数企业的经济效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承包之花遍地开。但是，仔细分析，面向社会招标承包的企业并不多。有的企业，名义上也搞竞争承包，实际上只有竞争的形式，没有竞争的内容。有的不是按招标条件和招标程序选择能人，而是凭主管部门的意愿或个别领导人的好恶确定“中标者”。更有甚者，有人竟然借竞争承包排斥能人，安插庸人，使招标承包走了“味”。
为什么有的同志（包括主管部门的领导者和某些经营者），对竞争承包缺乏积极性呢？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的“大锅饭”、“铁饭碗”的体制，企业由国家保着、包着，厂长、经理都由上级任命，人们已经习惯了在“太平环境”当“太平官儿”，缺少竞争意识。一旦把竞争引入承包，便顾虑重重。
有人感到，把偌大的企业交给自己不知底细的人经营，不放心。其实，搞竞争承包并不是随随便便地把企业包给不知底的人。招标要进行公开的答辩，夺标者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摆出自己的条件和方案，接受严格的审议。不仅有主管部门领导的审议，还有职工代表的审议。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种竞争更容易把各个夺标者的底细弄清楚。倒是简单任命的办法，容易造成貌似有底而实际并不了解被任命者的底细的问题。在30多年的实践中，这种事难道还少见吗？
有人顾虑，有些大企业，特别是经营有困难的企业，即使公开招标，也不会有人投标。实践证明，只要把底牌真正公诸于众，勇于挑重担的能者大有人在。上海101厂招标公告一发布，就有一些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公开招标，实是一种发现能人的好办法，只有给大家以平等竞争的机会，那些人才就会脱颖而出。
有人担心，竞争承包会把秩序搞乱了。许多地方成功的经验证明，如果是严格按照招标投标的规则办事，如果主管部门是真正秉公办事确定中标者，根本不会发生什么“搞乱了”的问题。如果硬说“搞乱了”，它只是打破了过去的旧体制、旧办法、旧秩序，同时也比较有效地打破了某些地方存在的人事方面的关系网。但，这正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对于经营者来说，靠竞争承包，所承担的风险相对要大一些。但这压力正可促使他努力奋斗，兢兢业业。而风险大的处境，也容易博得职工群众对经营者的理解和支持；职工对经营者在企业内部实施的一些改革措施，也更易于接受。竞争承包将有力地促进企业内部改革的深化。
当然，引进竞争机制，是实行企业承包中的一个总的原则，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不同，管理水平也不一样，因此，在实施的时候，要注意从实际出发，要有先有后，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扩展。对已经承包过的企业，并不需要都重新来一次招标。有必要实行公开招标的，也要研究好妥善的过渡措施，把工作尽量做得扎实些，且不可赶浪头，一哄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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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铁饭碗”打个缺口
——福建搞活固定工制度的思考
本报记者 张铭清
实行劳动合同制，打破了铁饭碗，是劳动制度的一大改革。可对那些端着“铁饭碗”的固定工们怎么办呢？上头没文件，政策没规定，敢不敢在这“铁饭碗”的“太岁”头上动土呢？
福建一些市县，这两年在搞活固定工制度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实践证明，这些大胆探索效果不错，但阻力也不少。
厦门第一百货公司早在1984年实行劳动组合制，采用“兵点将，将点兵”的形式，先由职工民主推选店经理和中层领导，再由干部挑选职工，组成“部”、“柜台”，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未被组合的职工，由店里安排干勤杂活，不发月奖；或上街摆摊，按营业额发工资。这种办法称之为“劳动组合制”。
实行这种办法的当年，这家店首次实现销售额、利润和税收大幅度同步增长，第二年销售额突破2000多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人均达10万元，居全省同行业之首，被商业部评为先进企业。
沙县林业汽车保修厂1984年按上级下达的编制人员进行劳动组合，未被组合的36人列为编外，在厂内参加基建等辅助劳动，实行计日工资，不发奖金。有的安排到厂内集体单位工作，保留全民职工身份。这种做法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改善，提高了经济效益。全厂产值1 986年比1983年翻一番，税利增长3倍多，劳动生产率也翻了一番。
福建医药、化工系统的一些企业，对化验工、检验工、一线操作工等关键性工种的职工进行统考，符合条件者上岗，落选者脱产培训，等符合条件后再上岗，培训期间只发基本工资。这一改革促进了职工学习技术，提高了技术性强和关键性岗位的职工素质。实践证明，搞活企业，搞活固定工制度很重要。
可是，改革实行了几十年的固定工制度，谈何容易？首先，那些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会振振有辞地大声发问：你们这样做，不是要取消社会主义优越性吗？把“大锅饭”、“铁饭碗”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者不乏其人，需要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以增强职工对搞活固定工制度的心理承受能力。
安置富余人员又是搞活固定工制度的关键。目前，多由企业自行消化，办劳动服务公司、办生活福利设施，进行文化培训等。可也有些企业消化能力差，富余人员又不能推向社会，这就需要社会上有配套措施和鼓励政策，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和优惠政策加以安置。比如，本系统行业扩建新建单位的增人计划中，可否划一定比例用于安置富余人员？有条件的企业可否实行弹性工时？有能力的企业可否对外承接业务？等等。
近年来出现的劳务市场、技术工人交流中心、职业介绍所等，不失为安排富余人员的渠道，可以充分利用这类渠道，发挥劳动力社会调节机制的作用，为建立富余劳力的社会调节机制，为目前企业自行消化过渡到企业和社会消化相结合的形式创造条件，以达到既有利于搞活企业，又能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的目的。
搞活固定工制度是一项牵动整个社会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在劳动力、劳动组合上作文章是不够的，只靠少数企业的努力也难以持久，需要相应的外部条件，形成“大气候”。因此，这一改革需要各方面支持，同时要求在政策措施上要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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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一冲击波”透视
新华社记者 吴复民 余曦
国营大企业上海101厂因经营不善而陷入困境。这在激烈竞争的商品经济中本不足为怪。但一时间竟引发上海各界人士议论纷纷，成为上海新闻媒介关注的舆论热点。
细细观察即可发现，人们对这件事的关注从一开始就超出一家企业兴衰浮沉的范围，而把目光投向整个上海经济改革的步履。一些经济界人士把这场几乎席卷全市的议论喻为“101冲击波”。
101之所以成为众多视线的“焦点”，不外乎两个原因。
其一，作为一家国营大厂的101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使上海不少国营企业看到了摆脱行政干预的紧迫性。这家大企业之所以濒临破产，企业内部管理和经营机制上固然问题不少，厂长吕步洲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外部行政干预过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家厂生产的“海燕”收音机曾荣获国家质量金质奖，名闻国内。不久，收音机市场门庭冷落，这家厂旋即组织生产“海燕”收录机，准备捷足先登，不料主管部门却执意要求他们建成年产突破100万台的收音机总厂，不准生产收录机。一年半以后，上级才发出允许生产收录机的指令，但为时晚矣。此后收录机市场风浪迭起，工厂又费九牛二虎之力生产了一批黑白电视机，力图改变产品单调的被动局面，上级部门却对此下达了“不准定型、不准报价、不准销售”的“三不”禁令，遮没了工厂的一线生机。企业经济效益持续下降，从最高年份1500万元骤降至50万元。厂长吕步洲，曾经尽力奋争过。但左右掣肘的格局，使经营者放不开手脚。
其二，如何“挽狂澜于既倒”？在全国企业承包日臻配套、完善的大背景下，人们有理由期望上级推出明智之举：用“招标”的办法向社会公开“发包”，通过竞争，选择101厂合格的经营者。但令人失望的是，行政干预丝毫没有松动。上级部门苦心制订的“救厂”方案不乏改革意味。他们打算让本系统内近年来崛起的一家集体企业——上海电视11厂与101厂结对承包。但是，没有竞争，没有比较，孰知优劣？这个不经“沙场角逐”的“和平承包”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101厂职工的否决和企业界、舆论界的非议。于是产生了“101冲击波”。
这是新旧两种体制交织中猛烈碰撞产生的火花。发生在101厂的前后两大方面问题，一脉相承，一个渊源：在长期作为产品经济典型的上海，虽然行政性公司撤销了，但是行政干预的传统管理的方式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形成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101冲击波”的矛头所向，就在于此。
然而，今日之上海已非昔日。“淡化”行政干预，呼唤竞争机制，这种改革趋势，再也无法遏制。在上海舆论界的凌厉攻势面前，经过一段曲折顾盼，有关部门终于正式做出决定：前阶段的“内定”方案宣告作废，101厂的承包经营向全市电子行业公开招标，让“能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各展其才。
至此，“101冲击波”取得了第一回合的战绩。
记者曾经就“101冲击波”问题访问过上海经济界人士。人们普遍对有关上级部门对于经济改革、尤其是承包经营引人竞争机制表现的求稳怕乱情绪感到担忧。有人还把这样两件耐人品味的事情放在一起加以评说：几乎在101厂厂长吕步洲提出辞呈的同时，“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评选揭晓。获“金杯奖”的15名改革人才，竟无一人出在上海，这件事不能不叫人深思。
人们注意到，在“101冲击波”下，竞争机制引入了101厂的承包。这在上海国营企业中还是首次。它是上海深化企业改革中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人们热切期望，“101冲击波”，能成为整个上海加快经济改革步履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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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稳定政策加强管理集约经营
三明地区森林资源迅速增长
本报讯 记者林荣强报道：被誉为闽西北“绿三角”的三明林区，近几年集体林区林木资源逐年增长。全市森林覆盖率由1972年的58％上升到目前的63％；林木年净生长量由1972年的361万立方米，上升到651万立方米；近5年全市人工造林面积是同期采伐面积的2倍，全市森林蓄积量已达1.17亿立方米。
三明林区的森林资源能够逐年增长，步入森林生态良性循环轨道，主要是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三明市十分重视林区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充分发挥群众种树积极性。
三明市对集体林全面推行折股联营，联产承包，并建立了村林业股东会、林业合作社等新型的林业合作经济组织，解决了林业上长期存在的造林、管护、分配三个“大锅饭”。4年来，全市兑现林业股份分红和管护费6330万元。
三明市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1000万亩商品材基地建设，把后续森林资源培育纳入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近4年来，全市营造和改建以杉木为主的速生丰产林107万亩，改建和新造工业原料林82万亩。杉木平均成活率达94％，三年即可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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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秦仲达在化工安全生产电话会上要求
安全工作要实行首长负责制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化工部今天召开全国化工安全生产电话会议。部长秦仲达在讲话中强调安全工作必须实行首长负责制。他说，不管什么单位发生重大事故，首先要追究第一把手的责任，其次才是主管负责人的责任，当然直接责任者也有自己的责任。
秦仲达说，当前企业的安全工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劳动纪律松弛，脱岗、睡岗的情况相当普遍；二是管理混乱，有章不循，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情况仍很严重；三是企业的设备状况不好，隐患较多。他要求各省厅（局）和企业的第一把手和主管安全工作的领导同志要把去年以来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事故统统摆出来，认真地分析研究，提出切实的改进措施，对危及安全生产的设备要坚决停下来，进行处理或更换，特别要重视锅炉、压力容器、储运容器和剧毒化学危险品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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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经委管理信息系统受到好评
本报讯 国家经委管理信息系统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三月十四日通过了鉴定。有关专家评价：这个信息系统既借鉴了国际上先进理论和技术，又紧密结合我国国情，是一项有创造性的成果。该系统功能实用，技术先进，花钱少，见效快，在开发建设我国信息系统上有推广价值。这套信息系统包括全国引进技术改造现有企业项目管理、工业生产预测和辅助决策、商品市场等三个部分，和一个计算机与通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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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建筑消防设备展览在京举办
本报讯 记者郑红深、龚金星报道：为了交流国内外建筑消防先进技术，首届国际建筑消防成套设备展览会最近在北京开幕。展览会由北京市消防协会、北京国际科技服务中心和香港华盛昌机械企业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参展的有英、日、美、联邦德国、瑞士、澳大利亚、中国及香港地区的四十家公司，共有八大类近百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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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首届低度白酒选评在京筹备
本报讯 为促进高度白酒向低度白酒的转化，鼓励对低度白酒的研制和生产有所建树的企业和科研单位，中国农村经营报、消费时报、中国消费者报、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等单位正在筹备今年十月在北京联合举办全国首届紫薇杯低度白酒大赛。这项活动采取消费者与专家相结合的办法进行选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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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外消费者首次评议国产电冰箱
本报讯 首次中外消费者评议国产电冰箱的活动，日前在天津揭开序幕。这次评议活动由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消费者报、中国广告协会电视委员会、天津市百货大楼联合举办，在半年内，中外消费者将对三十七个牌号的电冰箱进行评议，评议结果将反馈给生产企业和有关部门。
（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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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合作 天宽地阔
——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巧结连环
本报记者 黄际昌 黄幸群
中国内地的开放和改革，对香港形成巨大的吸引力。
“到内地加工去！”
“到内地开厂去！”
第一层热浪扑向了邻近的珠江三角洲。
目前，香港厂商在广东直接投资的工厂，超过2000家，省内为香港从事加工的企业还有8000多个，工人总数已百万有余了。这些合作或加工生产，涉及许多行业：纺织、电子、制衣、玩具、塑胶、钟表、首饰、皮革、假发……毫不夸张地说，香港工业各主要门类，都已在内地设了加工基地。有的行业，70％以上的厂家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开了分厂。
香港厂商为什么要“向北看”？香港为什么会出现资金、技术、设备、生产基地转移？从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的合作实践，人们不难找到答案。
在香港工业面临许多问题之际，珠江三角洲的开放，
为香港厂家提供了各种良机。
我们在香港，走访过一些工商社团的创办人。他们介绍：香港的工业真正发展，是近20来年的事，尤其是在60年代中期以后。那时节，工厂大量涌现，一年之内，工人总数成倍增加，一天之中，好几家厂同时开业。到80年代初，这弹丸之地已设有4万多家工厂了，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45家之多！拚搏十几年，这里加工生产的成衣、手表、玩具、蜡烛，每一项出口总量，均排名世界第一。所有被称为“台柱”的行业，无不大量使用手工操作。劳动密集，加工性质，出口为主，就是香港工业最显著的特点。有人曾把它归结为“日本原料，香港加工，欧美市场”，相当形象。
在港岛、在九龙或新界，我们找不到一处如内地“首钢”、
“二汽”那样宽广的厂区。众多的工厂就开设在“大厦”之内。一幢10层20层高的工业大厦，往往容纳百多家工厂，如蜂窝雀巢，拥挤不堪。规模大点儿的，占几个楼层，楼上加工，楼下装配；规模小点儿的，一间房就是一个厂。如果一家厂占有一幢大厦，那就是很有规模的大厂了。在弹丸之地上办工业，厂房租金能不昂贵？寸土尺金哩！
香港工业发展有其值得自豪的一面，但决不全是莺歌燕舞，近年来就遇到不少新问题。突出的是：一、外部竞争压力加重了。近年西方经济滞胀，香港常有掣肘之虞，亚洲地区竞争对手的发展，又对香港构成了威胁。二、内部高地价、高租金、高成本、高利率，令其原有在劳动密集产业中的竞争优势逐渐弱化，一些行业趋向萎缩。三、近年汇率的变动，令一些有潜力的港产制品在欧美市场的竞争能力增强，需求量大，但老厂的加工能力跟不上。四、青年一代在职业选择意向上已发生很大变化，工厂很难吸收年轻而又有文化的“新鲜血液”。不少行业已出现工人老化，老板贴出“招工”启事、海报，往往三五个月不见有人问津。在一些工业区中，“招工”牌子常年不落，仍无法补足岗位之需。
一位手表厂老板这样对记者说，“我辛辛苦苦经营近20年，好容易在海外打开了销路。现在有的国家政局不稳，有的地区币值上升，订单转过来了，我们又不敢多接。眼看财神到门前，又白白让他走了，你说急不急死人！”
内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开放，的确为香港厂家提供了机会，大好的机会！找劳动力——不愁！厂房——不愁！扩大生产——也不愁！香港厂家怎不“向北看”？怎不向一衣带水、一路相通的珠江三角洲寻觅合作伙伴？
到内地办场的投资者尝到了甜头：一举数得，几头兼顾，何乐而不为！？
我们接触了好些到内地设厂的投资者，他们用不同的语言表示：的确从合作中尝到了甜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先看生产规模。凡在内地设厂的生产现场，能比香港原有的厂房条件大为改善——面积大了，通风情况好了，光线充足了。一家香港玩具公司，原本在港只有3000工人，但海外市场在发展，生产跟不上。于是厂家陆续到广州、东莞等地设加工点，五年内开了七个厂，在内地雇佣的工人不下一万人，远远超出了原有的生产规模，解决了在香港难以解决的问题。
再看成本。内地厂房的费用、劳工开支，远远低于香港。有人作过比较：目前深圳的地价，只及香港的30％；香港的劳工开支，至少占工业总产值的20％，而深圳合资企业中，1986年的劳工开支只占工业总产值的5.4％。换句话说，在深圳办工厂，每产出100元的产品，大约比香港工厂减少劳工开支14.6元，尽管珠江三角洲全方位开放时间尚短，工业发展起点不算高，管理水平、经济效益仍亟待提高，但它毕竟已使香港厂家在此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成本大大降低，以更具竞争力的“强龙”形象出现了。
回头再看原材料来源，也在变化。以往香港服装、玩具不少原料靠进口。到内地设厂后，就地利用优质丝绸、皮革，还有供制玩具用的各式绒布、面料。不但进一步降低了成本，也使生产更有保障，巧妇不愁无“米”之炊了。
此外，香港厂商到内地投资设厂，不但可以获得工业生产的直接利润，而且由于他们掌握着一部分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的供销渠道，还可以从中获得相当可观的商业利润。
我们和这里一些专门研究经济的学者作过长谈。他们认为：目前香港出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珠江三角洲一带转移，不能说很自觉，但对香港今后工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香港工业的发展，与许多地区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不同。它不是先发展本地市场所需产品，再拓展海外市场。恰恰相反，而是以外销为主，通过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再从出口得到收入，购买香港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围绕出口所需的各种服务，从市场信息、运输、金融到保险等，都发展得相当完善。本港厂家素有“知风鸟”之称，审时度势，灵活善变。只是现时，他们已无可逃遁面临的严重挑战：工业必须升级转型，要从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向技术密集型。一些学者分析：国际上不少国家、地区在工业转型、转轨中，都曾有过阵痛，付出过重大代价
（如工业增长速度放慢甚至短期的负增长）。而香港由于有了背靠大陆这一独特优势，吸收、消化能力增强，损耗减低。事实上，内地沿海城市的开放，珠江三角洲外向型加工区的出现，使香港原有的商业服务优势得到更好的利用。而部分加工工序转移后，香港更可腾出手来，集中精力转上新轨。一举数得，几头兼顾，何乐而不为！
香港对内地寄望殷切，展开经济合作的良好机会再也不能白白错过了。大家要主动合作，携手同步。
在香港通往深圳的大道上，我们从香港一端目击货运车队的长龙，前不见首后不见尾！
从早到晚，一辆辆大型载重集装箱运输车，装着各式各样加工零件进入深圳，驶向珠江三角洲千百个加工点，又载着出口的成品，返回香港，从港口、机场向各大洲吐出。
香港来料——内地加工——由港出口。前店（香港）——后厂（内地），灵巧配合。巡看这经济运作的新流程，一环扣着一环。虽然边关犹存，内地—香港—海外，大循环通道畅行可期。
香港一些有识之士正在探讨：“中国因素”给香港发展带来了良机，我们自身应如何顺应这一发展？中国沿海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交流，我们可担当怎样的角色？香港工业界怎样更好吸取中国内地科技的养分，实现自身的武装，转型？再不能把生产基地的转移，看作甩包袱、找“便宜”了，从思想到行动要跟上时代！
从目前情况看，香港厂商到珠江三角洲投资、加工，绝大多数已站稳了脚跟，且大有竞相跟进之势。他们当中，有的是“破釜沉舟”，关闭了原设在香港的旧厂，把整套工艺、生产线转移到内地；有的则取内地—香港“双轨并进”法，两边同时开工生产，同时外销；还有的则由南北“犄角”之势转而开拓“多足鼎立”的局面，不仅香港与内地结环，而且向东南亚、欧、美挂钩，多方投资，协同生产，彼此呼应。香港厂商采取不同策略，自有不同因由。然而，对内地寄望至为殷切，“近水楼台先得月”，不言而喻。
在采访中，我们一再听到不少尖锐而中肯的批评。许多香港投资者觉得，中国开放的大计，足以令人开心，但执行中的“土政策”，叫人不放心；投资环境的确有改善，但喜中常夹着焦虑。他们说：“公路修起来了，但车子走不快；电话安上了，常常叫不通；设备买来了，却达不到应有的效益；原料样品都引进了，但废品率太高。管理没有一定之规，资金周转调动不灵，行政部门对企业运转干预太多，法制条文疏而不全，等等。这都常令投资者生怨。一位港方经理这样向我们诉说：“内地厂家对来件不按规格做，他生产什么就硬要你‘吃’什么，这叫我哪敢用？交货也随便拖期。”这些批评，恐怕是很值得内地认真对待的。
新的历史条件，给香港和珠江三角洲提供了多方面、多渠道展开经济合作的好机会！以往也有过机会，我们在动乱、犹疑中白白错过了。良机在前，大家都要倍加珍惜，主动合作，携手同步，作出更多的贡献。
时代寄予厚望，内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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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省宝鸡33万伏变电站，新添了一座高105米、重70多吨的微波发射塔。这是一个由农民组成的“秦岭电器安装部”施工组装的。最近，宝鸡供电局对工程进行了验收。尽管质检员很苛刻，但最终不得不翘起大姆指，说了一个字：“好！” 韩小士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