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郑天挺的史学成就与教育贡献
冯尔康
今年是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创办50周年。在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们深切地怀念当年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著名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教授（1899—1981年）。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平之际，北大校长及其他负责人均不在校，当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独自处理善后，经多方联系，才使罗常培等许多学者得以辗转到西南联大任教。郑先生本人到昆明后，又去蒙自筹备联大分校。当时联大经费奇缺，在最困难的时候，郑先生不得不变卖校产以维持学校，真是历尽艰辛，为支持西南联大这一进步堡垒做了多方努力。抗战胜利，郑先生首先回到北平从事北大的复校工作，使该校于1946年顺利开课。北平解放前夕，郑先生坚持留在当地，维持学校，北大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学生从石家庄给他写信，希望并相信他能看好北大的家。留校的学生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送给他“北大舵手”的锦旗。由于郑先生的维持工作做得好，才使北大毫无损失地转到人民政府手里。郑先生总是在危难的时候为北大工作，保护学校，使它得以很好地运转，他是北大当之无愧的功臣。1952年，郑先生到南开大学任教，他在各方面的协助下，使这个学校原来规模甚小的历史系，成为史坛颇有影响的一个系科。郑先生史学研究注意求真求用，这也成为该系的学风。郑先生于1957年创办明清史研究室，从而使南开成为明清史研究队伍中的一支劲旅。经郑先生大力倡导，出版了《南开史学》刊物，使之逐渐成为史学工作者的一个园地。郑先生也是南开大学的功臣。郑先生功在我国名牌大学北大、南开，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是不可泯灭的。
郑天挺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明清史专家。他著有《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并主编了多种书籍。他起初学习古文字学，后来对校勘学、历史地理学、史料学、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历史研究法都有深入的研究，对边疆史地学和古文献整理也作出了成绩，其中最突出的是明清史领域里的创造性研究成果。
其一、对明清时代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地位提出精辟见解。明清两朝处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这种看法在史学界没有异议，但是有的史学工作者把这个时期又进一步视为封建“末期”、
“末世”，文学、哲学界的一些学者受此影响也持有这种观点。郑先生在《清史简述》一书中力辟此说。他把“末期”和“晚期”加以区别，认为末期“是指旧的生产关系完全崩溃瓦解，并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阶段”；而晚期“是指这个制度已经开始走向崩溃，但是还没有完全崩溃，在个别方面还有发展的余地”。他分析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状况，认为“封建经济已经走下坡路，但是还没有崩溃，资本主义萌芽正在孕育着，而封建经济还继续在发展”，所以明清时代不是封建社会的末期，而是晚期。对一个历史时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定性，是对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看法，由此而影响、规定对其他社会现象的分析。郑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对明清史的特点作了深入考察，又把它放在全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作了对比才得出来的，是科学的，因而为相当多的史学工作者所信服。
其二、整理明清档案史料，推动明清史的研究。早在1922年内阁大库档案发现的初期，作为北京大学研究生的郑先生就加入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档案的整理工作。后来他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主持该校所藏明清档案的整理，于1951年举办明末农民战争档案史料展览，主编出版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并写了序言。1963年郑先生在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以《清史研究和档案》为题作了学术报告，指出历史档案在各种史料中是最原始的，“应该占最高地位”，建议以整理历史档案推动清史研究。巨量的明清档案是明清史研究的极其重要的史料，有的史家认为研究清史不用清代档案，很难有第一流的研究成果，此说应该是中肯的。郑先生对整理和利用档案史料的倡导，已经并且还将促进明清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其三、对满洲史和清代典章制度史的研究，启迪后学前进。1962年郑先生发表《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认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满洲社会已由奴隶制完成向封建制的转化，后金是封建政权。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问题，关系到对满族历史发展、满汉民族关系的解释，是清朝开国史中的重要问题。这样系统地论述满洲社会性质，郑先生是第一人。他的文章立即引起史学界的反响，及至七十年代末，学者纷纷著文，各抒己见，郑先生又发表《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进一步把研究推向深入。郑先生对清代典制史的研究也是具有启示性的，他著《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研究了内务府制度；作《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论述了军制；撰《清代的考试文字——八股文和试帖诗》，叙述了科举制度；写《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说明公文制度；作《清代的幕府》，研讨了幕客制及其作用。清代制度史一度为研究者所忽视，郑先生的研究也是开风气之先，如关于幕客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郑先生的《清代的幕府》一出，响应之作连篇面世。
其四、主持召开第一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对国内外明清史研究的开展有很大推动。1980年夏天，郑先生倡议并在天津主持召开了那次盛会，到会的有国内学者九十多人，来自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瑞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香港地区的学者三十余人，与会者提交了92篇论文，研讨了明清史上各种重大问题。新中国前30年基本上与世隔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对外开放的方针，但在多年禁锢之后，人们还没有立刻反应过来，对于同外国人打交道还有所顾忌，郑先生有胆有识，率先召开国际性学术会议，此后史学界国际学术会渐多，规模也相应增大。推其原始，郑先生成功地召开的会议至今传为美谈。那次会议倡议筹建国际明清史学会，筹备机构暂设郑先生所在的南开大学。郑先生还同一些外国学者商定，两年后在天津开第二次会，第三次则在外国举行。不幸的是郑先生一年后离开人世，如今七八年过去了，他的愿望尚未实现，这是有待于国内外明清史学界努力的，南开大学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即此一事，可见郑先生在明清史学界的崇高威望和巨大的影响。
郑先生一生十分热爱教学工作，是一位成绩卓著的教育家。他20岁大学毕业即走上教育岗位，执教60多年。直到临终的一年，他不但指导研究生，还上讲台给本科生授课。他一生讲授十几门课程，涉及到历史、语文、地理、文献学多种学科，是一般教师难以做到的。不仅门类多，更难得的是他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备课，力争内容充实，给学生以科学知识。即使到了晚年，还是那样认真搜集资料，写出讲授提纲，在讲课前反复熟悉，间或把写有大纲的卡片放下，在室内踱步思索，然后又拿起卡片来研究。可以想象讲课前他付出了多大心血。郑先生1961年起担任教育部历史教材编选组副组长，与翦伯赞教授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作为大学生辅助教材。他为给明清史初学者提供读物，又主编出版了《明清史资料》一书。郑先生的讲课，是与他的大量的教育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同时进行的。他要求自己“坚持研究，争取讲课”，挤出一切时间从事科研和备课。了解郑先生的学者都认为他在行政工作之外坚持教学是一大特点，为常人所不及。事情确实是这样。郑先生对教学，老而弥笃，1979年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在南开大学举办明清史教师进修班，他以八十高龄去上课，同时又给留学生开课，时值秋冬，雨雪时至，他却总是准时出现在教室里。郑先生的辛勤劳动，培养了许多学者，任继愈、傅茂勣、阎文儒、杨志玖、王玉哲等教授都受过他的教益。郑先生桃李满天下，现在，他的学生们正在史学研究和教学领域里发挥着骨干的作用。
郑先生的教学，归结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终身坚持多开课、多讲课。他在晚年的教学，不仅是自身尽教师的天职，而且想带动其他教师走上讲台。许多高校教师不愿教课，原因倒不在教师本人，知识分子政策的不落实使他们很难尽职，但是不多上课总不是正常现象，郑先生的带动办法并非是有效的，然而从其愿望可知他对教学的极端热忱，教学就是他的生命。二是郑先生在行政工作之外挤时间搞教学和科研，这当然要有巨大的毅力和克服种种困难的本领，他之所以能成为明清史专家和模范教育工作者，自然也得力于他的坚韧不拔地热爱教学的精神。有的教师、医生、科技工作者走上行政岗位，丢掉了原来的业务，很可以从郑先生处理行政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关系上得到有益的启示。郑先生的教学精神、经历和经验，是教育界，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耄耋之龄而活跃于讲坛，古今中外能有几人？一个民族只有发扬奋发图强的实干精神，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方面，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第5版(理论)
专栏：
浅论收紧信贷
李守荣
收紧信贷，控制货币供应量，调整贷款结构，是稳定物价、稳定和发展经济、使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一项重要措施。
我们知道，由国民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平衡拉动物价上涨，是当前经济生活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住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势头，势必进一步拉动物价上涨，给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保持经济稳定和发展造成困难。另一方面，在银行信贷工作中，每年投到社会上的现金和转帐货币，构成当年的现实货币供应量。它们都是在银行的资金运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控制货币供应量，也就是控制银行的资金运用量。而银行资金运用量的95％左右是银行贷款，从根本上讲，控制货币供应量就是要控制住银行社会贷款总量。所以，今年国家采取收紧信贷的政策，以加强宏观控制，稳定物价，稳定和发展经济，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使收紧信贷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主要应当运用经济办法，实行间接紧缩手段。具体来说，我们认为，通过调节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贷款额度，以及调整专业银行（包括其他金融机构，下同）向中央银行交存存款准备金率，是当前收紧信贷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机制还不健全，相当多的企业缺乏内部自我发展能力，不少企业只负盈不负亏，一旦发生亏损就设法向银行贷款。一些企业不仅流动资金统统由银行包下来，甚至连工资、税金也用贷款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全面调高银行贷款利率手段来控制信贷，非但对企业没有多大的约束力，相反，还因为现行企业利息支出要打入产品成本，提高利率便会加大成本，到头来势必影响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所以，选择控制中央银行贷款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间接控制手段，釜底抽薪，是当前收紧信贷较好的途径。
运用这种间接调控手段收紧信贷，中央银行能够根据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状况的要求，及时、灵活地调节贷款额度，把社会信贷总规模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不致忽紧忽松，上下摆动，有利于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另外，通过强化这种间接调控手段，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安排的信贷收支计划，不包资金供应，有利于调动专业银行的积极性。专业银行通过大力组织存款、发行各种债券等渠道，发展多种社会融资形式，面向社会筹措资金，扩大资金来源，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资金周转的需要。
为了确保收紧信贷政策的实现，当前首先要正确认识收紧信贷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有人担心收紧信贷会导致生产萎缩，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其实不会发生这种状况。1985年至1987年针对信贷失控，紧缩信贷，工业生产仍保持两位数字的增长速度。这个事实说明，只要方法得当，工作细致，紧缩信贷不仅不会导致经济萎缩，而且会有利于经济均衡、协调地发展。
其次，在控制贷款总量的同时，要重点搞好信贷结构调整。近几年，银行信贷资金供给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经济的增长，其中工业流动资金占用水平，1987年与1984年相比，生产100元产值的流动资金占用量增加54％，定额流动资金中的产成品资金增加87％，但企业仍然喊资金供应紧张。这表明，问题不仅是资金总量供应不足，更值得注意的是资金结构不合理。所以，收紧信贷的关键是调整结构，应该坚决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信贷原则，对企业进行评估、分类排队。对产品畅销、信誉良好、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优先贷款支持；对那些产品滞销、经营不善、信誉差的企业，收紧贷款，促其转化；对盲目建厂、生产质量低劣产品的企业，一律不予贷款，促其整顿。为此，银行必须建立健全贷款监测制度和企业信誉评估制度。事实证明，只有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全面考察，调整贷款结构才能有的放矢，收到成效。
第三，收紧信贷需要进行综合治理。货币信贷问题是国民经济状况的综合反映。近几年许多地方、部门以及企业都争着上建设项目，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膨胀，这是造成信贷规模过大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各级政府、企业、单位应该通力配合，进行综合治理。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资金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使收紧信贷政策真正落到实处，达到预定目的。
第5版(理论)
专栏：
家庭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广州《家庭》杂志社举办的第二届家庭问题学术研讨会，今年1月在广州举行。与会者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当前改革、开放中的婚姻家庭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与会者一致认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婚姻家庭领域的变化。当前婚姻家庭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家庭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家庭观念、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逐步的但却是深刻的改变上。这些变化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的特点，这是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多种形式与不平衡性相关联的。在研究婚姻家庭问题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应当肯定当前我国婚姻家庭变化的主流是积极的、进步的、向上的，但也要对婚姻家庭方面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予以注意。既要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渗透，更要把肃清封建思想在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的严重影响当作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会议就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的变化进行了讨论。一些代表列举了近年来我国某些先富起来的地区重新出现了丈夫在外做工、妻子回家操持家务的互补型的“男工女务”模式，提出随着劳动节奏的紧张和劳动收入的增加，会使局部地区男女两性的社会和家庭角色分工发生重新组合和变化，这种角色平衡模式的突破不能简单地被指责为倒退，而应当允许实验，并使之完善化。另一些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列举了一些经济迅速发展地区的情况认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妇女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妇女走上工作岗位，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让妇女重新专门从事家务劳动，对广大妇女对社会都极为不利。与会者认为，既要承认男女地位的客观差异，又要尽量使之协调发展。
与会者认为，婚姻家庭质量不高是我国一些家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夫妻之间缺乏感情建设。要从加强婚前基础和婚后夫妻关系的调适方面来提高家庭质量，使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具有真正的普遍性。
一些人认为，既要努力保持家庭的稳定，但也不能把家庭的稳定看作是衡量婚姻质量的唯一标准。家庭的真正稳定不是表面上保持家庭的外壳，而是不断提高其内在质量；不是掩盖矛盾，而是真正地解决矛盾。
与会者认为，法律和道德是调整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两条基本准则。两者总的来说是统一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有不尽一致的时候。一些人认为主要应以道德的武器，即以思想教育的方法调理目前出现的离婚等婚姻家庭问题；多数人则认为道德武器不可少，但在道德和法律有差异的时候，应强调以法律为准绳处理家庭问题。
会议探讨了性教育问题，认为当前由于性生活不和谐而影响夫妻关系、青少年性问题和性犯罪都日益突出。社会应当正视这一问题，破除性神秘感，开展性科学研究，普及性教育。把性知识列为禁区是有害无益的。如果将科学的东西封锁起来，客观上就是为愚昧开了绿灯。
这次会议还就家庭中的老年人问题、独生子女问题、青年择偶观变化问题、婚外恋与早婚早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龚家）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要当“出版家”，先要当“出版商”
老出版工作者、作家赵家璧在今年《出版工作》月刊第二期上发表的《出版家与出版商》一文中说：
出版社本身也是生产经营性单位，生产的图书，既是一种精神产品，又是一种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的物质产品。因此，在经营管理方面非抓好不可。如果搞出版工作而不考虑经济效益，企业的生命既无法维持，更谈不到扩大再生产，社会效益也就无从实现。
他指出，现在的出版社用“以书养书”的办法来兼顾两个效益，旧社会的书店也如此。商务、中华等大书店靠一年两季的教科书，小书店靠一两种畅销的工具书维持生命。最近，我听说上海有一家出版社，就靠一种发行几百万册的小丛书来补贴大量赔本的高质量书，还能上缴相当高的利税给国家。因此，我认为今天出版社领导必须重视经营管理，不能仅管选题组稿和审稿，要把工作方法来个大转变。“要当个出版家，先要当个出版商。”如果出版商当不好，出版家也当不成了。
（顾家熙）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什么？
李时岳在《文史哲》第一期“治学漫谈”专栏中回答《如何研究洋务运动》的问题时提出，作为中国近代史，本身应该是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资产阶级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下，中国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是怎样为自己的前途而斗争，从而怎样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前进，这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但从五十年代以来，我们就有把马列主义庸俗化的现象：一方面，因为农民是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而拚命拔高农民阶级、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因为资产阶级是剥削、压迫阶级而极力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则立足于“批”，即使在肯定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也要批几句。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改革宏观计划管理的几点意见
在中国计划学会召开的关于如何改革宏观计划管理的座谈会上，与会同志指出，深化计划体制改革，应遵循既有利于落实承包经营责任制，又有利于加强宏观调控的原则。为此，一要改变指令性计划管理方式。在国家指令性计划范围缩小以后，要防止中间层次层层加码。由于指令性任务与生产条件不相对应带来的国家与企业间的矛盾，可采取国家优先合同订货的办法落实指令性任务，但必须是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与企业平等地签订合同。二要完善间接调控体系。为改变目前存在的指导性计划疲软的状况，必须加强各种经济杠杆的综合管理。因此，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经济部门行使综合管理的权力，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三要加强市场管理。在不断完善市场体系的同时，强化市场管理的各种规章、条例，使市场管理规范化。
（齐金）
第5版(理论)
专栏：
《开放》丛书即将出版
由何新主编、张文达副主编、李泽厚担任顾问的一套大型系列丛书《开放》丛书，即将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包括三个系列：中青年理论家文库——为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崭露头角、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编选集，出专著；世界文化译丛——选择介绍近代、现代影响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介绍二十世纪人文科学中的主要学科和流派；《开放》丛书（普及版）——选编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强的人文社会科学普及读物，以普及现代社会科学知识。
即将出版的首批书籍有《危机与挑战》、《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文化哲学的探索》、《现代哲学入门》、《西方的没落》、《革命与改革中的布哈林》等二十种。（张莉）
第5版(理论)
专栏：出版消息
出版消息
△《清实录》是我国一部重要的清史文献资料，卷帙浩繁，检索不便。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史学家陈振汉教授等汇编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一书，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方便。本书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