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1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红高粱》西行〔报告文学〕
李彤
“眼前出现了一条崭新的、同时是陌生的、铺满了红高粱钻石般籽粒的宽广大道,道路两侧的沟渠里,蓄留着澄澈如气的高粱酒浆。路两边依旧是坦坦荡荡、大智若愚的红高粱集体,现实中的红高粱与幻觉中的红高粱融成一体,难辨真假。”(莫言《高粱酒》)这是“我奶奶”的感觉,还是张艺谋的?
1951年9月10日,水城威尼斯。在此举行的国际电影节把“圣马克金狮奖”授给日本影片《罗生门》。导演黑泽明名声大振,东瀛四岛一片欢腾。《日本电影史》称:“从这天开始,日本电影被看作来自东方的启发,在欧美各国一跃而居最高的地位。”
在此之前两个月,西柏林始有国际电影节之设。在此之后两个月,中国干旱的周秦古原上,降生了一个男孩。
1988年2月23日,中国导演张艺谋大笑着接过因《红高粱》而获得的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天是中国龙年正月初七,人日。《燕京岁时记》谓:“是日天气清明者则人生繁衍。”
除夕夜对着留学海外的游子,归国后对着“娘家人”,张艺谋一次次扯开他的“糙”嗓子,吼一曲自编的俚词土调:“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从此后,你搭起那红绣楼,抛撒着红绣球,正打中我的头哇。与你喝一壶红红的高粱酒。呀嗨——”
艺谋你大胆地往前走
A一片黑暗中,渐显出“我奶奶”的脸,年轻漂亮,灵气逼人。画外音说,她要嫁给50多岁有麻风病的李大头。刚让你揪上心,紧接着就是令你亢奋的华彩段落。由轿把式“我爷爷”领头,七八条坑坑洼洼的粗嗓齐唱起节奏鲜明的“颠轿曲”,八条健腿左扭右拐,四副肩背起伏跌宕,呼应进退,默契浑成。舞到得意处,轿杠在左右两肩甩来甩去,直把一乘小轿颠成了浪里扁舟。裸露的青白头皮和赤褐上身,因兴奋而放出红光;大脚踏得燥土扬尘,侧逆光里,生龙活虎的迎亲队真如腾云驾雾一般。环境贫瘠如洪荒时代,“我爷爷”们却如此无拘无束,肆意放胆,自娱寻欢,大步前行。而张艺谋们也够大胆了,他们要“创造”民俗!四个演员在招待所旁的空地上扭了两个下午,扭出一段虚实难辨的绝唱。你分得开来吗,那是祖辈们旺盛活力的勃发,还是艺术新人创造能力的宣泄?B西柏林。放映室的灯亮了,11位评委起立,向电影节主席德·哈登先生鼓掌,祝贺他选来这么一部好影片参赛。主席诧异,这些来自意大利、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民主德国、苏联和瑞典的影界名流们,何时曾如此一致?主席惭愧,他曾坚持非《孩子王》不取,险些与《红高粱》失之交臂。
以体育比电影,如果说戛纳是奥运会,威尼斯是世界锦标赛,西柏林就是世界杯。哪国有影片正式参赛,哪国的国旗就高悬在主会场动物园宫门外。2月10日,中国电影小组三人飞抵这里后,审视对手,不禁暗自心惊。
苏联的《女政委》拍摄于1967年,被禁演20年后复出。那导演在劳改营中经历的沧桑磨难,至今刻在脸上,直接作用于西方观众的心理倾向。首映式后,他的记者招待会人满为患。
是巧合还是有意?越大西洋而来的风吹到西柏林,奥斯卡奖提名公布,美国送来参赛的《广播新闻》和《月亮欲》分别获7项和6项提名。《广播新闻》拍的就是记者的事,在与会的1500多名记者(内中国仅1人)中引起强烈共鸣。
民主德国影片,与西柏林观众有着先天的亲近感;《甘地传》的导演和波兰大导演瓦依达的新作,都让人另眼相看……
就在不久以前,那些鼎鼎大名还只能令我们远远仰视的,如今却要同场竞技试比高了。人家还送来了女明星,万众瞩目;送来了精美的宣传品,广为散发。女明星往台上一站,心理影响立刻不一样。而《红高粱》呢?“就我一个糙老爷们儿,加上黄建中导演的捧场。”记者来采访,连一张黑白剧照也拿不出。(黄建中回京后与友人痛饮,声泪俱下道:“我们是赤脚跑马拉松,赤膊上竞技场啊……”)到了这个份儿上,只能说:艺谋,“你大胆地往前走”吧!C艺谋称我“哥们儿”,我便缠住他作竟夜长谈。摄影顾长卫、美工杨钢也在。
“我的性格跟这部片子好像是反的,长期是压抑、收敛、封闭、内向,一旦独立拍片了,就想搞得张扬、狂放。(顾长卫:在电影学院,他是我们认真实诚的老大哥,现在却玩得潇洒了。)艺术永远是人想实现寄托的精神世界,生活满足时出不来好东西,渴求苦盼时才会有热情,出好活儿。我的大伯父去了台湾,前两年我把光着膀子拍《黄土地》的照片寄给他,他回信说:‘艺谋贤侄:看到照片,觉得你一定是个工作很卖力的人。’可以想见,我们家在那10年中的境遇,6口人下到5个地方。这个家全靠我母亲了,她开朗、干练,她一回来家里就很活气。(这跟影片里的“我奶奶”有没有联系?他迟疑了一下。)也许每一个男导演塑造的女主角都是他潜意识中的女性或母性形象吧?我确实把原小说中比较风流的九儿改为纯情了。我插队3年,又进棉纺厂当了7年搬运工(所以演《老井》时背得动200来斤的石板)。1978年考电影学院,开始连报名都不让,嫌我老了,超龄两岁。(电影学院差一点与他失之交臂,跟10年后的西柏林电影节一样。他27岁时就以老自惭,绝想不到过了10年人家还称他“青年导演”。)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拍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大阅兵》。我早就憋着当导演,入伙《老井》时打定了主意,为吴天明最后当一次摄影师,谁知却极偶然地成了主演。(其实他在《老井》中还不止一身二任,编剧郑义就承认,剧本乃吴、张、郑之混血儿。郑义这样描绘那时的他:“像貌极平常朴素,尤其令人呼吸舒畅的是绝无影圈名流不易脱俗的牛皮哄哄劲儿。说是国内外知名摄影,不如说是闯进西影村叫卖鸡蛋豆腐之农村小贩。书桌上扔着几本心理分析著作,途经香港买的,好叫人眼馋。”)我妈先来信问:
‘你怎么可能演电影?’等看过了又说:‘怎么看都是你,不是旺泉。’这一回,我爸认为《红高粱》不如《老井》,我妈认为《老井》不如《红高粱》。我呢,想到了我们和‘第四代’导演的不同。他们是在成熟时期受创痛,我们是受创痛之后才成熟,苦难留给我们和他们的痕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反思,往往是远远地看,比如《黄土地》;或者更超脱些,这就是《红高粱》。我想,一个人无论生活境遇如何,都应该保持最强大的生命意识。人本身是勇敢的。”
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
A高粱绿海中,迎亲队路遇劫道者,“我爷爷”率众伙计奋起搏斗,救下“我奶奶”,他也就看中了“我奶奶”。三天后回门,又到高粱绿海间,“我奶奶”被一蒙面大汉拦腰抱入高粱的密林。高粱被撞开,高粱又合拢,高粱左闪右躲,高粱前堵后追。你当然猜到了,汉子就是“我爷爷”。爷爷双目里有热血喷涌,奶奶眼眶中有热泪晶莹。“我爷爷”如疯如狂,左蹬右踏,猛压猛踩,高粱在他脚下咔咔折断,伏地伺候。这时,摄影机仰面围着激烈动作的“我爷爷”作圆周运动,阳光直接向着镜头喷射,嚓嚓嚓横扫银幕,更把高粱镀得如金似玉,通体透明。当镜头变成全景俯瞰的时候,你才发现高粱绿海中已浮出一块圆形圣坛,匍匐的高粱澄碧无尘,甘作天地交合的锦茵绣毯。“我奶奶”仰卧不动,“我爷爷”双膝跪下。这时,你仿佛刚刚听到风中高粱的低吟长啸,又响起直透心房的咚咚鼓声,响起高扬入云的唢呐长鸣。再看高粱,已化成一片精灵之海,抖鬃振鬣,俯仰有情,与人共命,为爱折腰……
在没有路的高粱密林中,有“我奶奶”的一条通天大路。在高楼的密林中,你老觉得活得累,活得拘谨,活得没滋味,找找你的通天大路吧!B15日,电影节开幕后第三天,最热闹的黄金时间,《红高粱》首映。片尾字幕一出,掌声即起;待张艺谋出现在二楼前排,掌声更烈。黄建中看表,足足响了10分钟。两天里爆满5场,还有人说没看到,再加一场。
记者们开始不断造访,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害得艺谋少看了好多电影,直觉得心疼。17日,西德电视一台来录制节目,说好了,在23日发奖的当晚,本届电影节上美、苏、中三大强国的节目一起向全欧洲播出,中国占一个半小时。
报纸来了,热心的留学生帮助译成中文:
“这部影片就像是一首反映人民昔日生活的叙事歌谣。讲述者回忆了自己的爷爷同奶奶结合的那段经历——影片把这段经历表现得极富幽默感并充满激情。观众惊讶地、入神地望着银幕,他们不仅被强烈的画面语言所震惊,而且也因一种异国风格和感情的粗犷色彩而感到有点迷惘。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部影片在这次电影节上将是不同凡响的。”(2月16日《晨报》)
“这是一部具有浓郁生活色彩的,粗犷而五彩缤纷的影片,很像是薄伽丘《十日谈》里的一个故事。影片中所表现的那些善良的人和单一纯朴的自然景观,也许只有在帕索里尼(意大利名导演)那里才能找到。而这一切却是来自中国。”
(同日《人民之页报》)
某日冷餐会,英国女明星梯尔达·斯文顿站到艺谋面前:“这是我多年来看到的唯一称得上是电影的影片。”她又挤挤眼,“你要知道,我是评委。”
19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魏茨泽克宴请各国代表。各国均限一人出席,唯独中国三人全数被邀。黄建中早准备好照像机,只等艺谋与总统握手便照。谁知电池不争气,闪光灯不亮!总统竟特意等了一会儿。总统说:“听说《红高粱》是一部很好的电影,我很想看到。祝你好运气!”
就在这次宴会上,一位矮矮胖胖的美国影评家身穿蓝色中山装,满场向人炫耀:这是在北京买的,完全正宗!他拉住张艺谋的手:“我是为中国电影而穿。你们为什么穿西装,不穿中山装?”
21日,在联邦德国发行中国影片的杜尼约克先生请中国客人吃巴伐利亚菜,没想到电影节主席德·哈登也在席间。主席说:“祝你们5月在戛纳也取得这样的成功。”然后他就历数与斯诺、伊文斯的交谊,他与中国的友情已有数十年渊源。
条条渠道,种种预感,似乎通向一个目标……C“百十亩高粱是我们自己种的。去年7月,全组拉到山东,才发现高粱严重发育不良。于是浇水抗旱,都先做了半个月农民。我心里急,白天黑夜在高粱地里乱转。一场雨下透了,你在地里听,四周围全是乱七八糟的动静。棵棵高粱都跟生孩子似的,嘴里哼哼着,浑身骨节全发脆响,眼瞅着一节一节往上窜。人淹在高粱棵子里,直觉着仿佛置身于生育大广场,满世界都是绿,满耳朵都是响,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
“我一向喜欢浓郁的有力度有热情的作品。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我读了好几遍,梵高坎坷潦倒,他的画却越来越有激情——那旋转的笔触,那明亮的色彩。我喜欢长安画派,赵望云、石鲁画黄土高原,大块厚实,枯笔特多,绝不像潮乎乎的江南小景。我去看茂陵、霍去病墓石刻,一块飞来石,就告诉你是虎、是马,神似!秦砖汉瓦块儿有多大,秦腔黑头苍劲粗犷,连陕西小吃都比别的地方大!它们引我想:我们的祖先是怎么个活法?
“我看中了莫言的这片高粱地,这些神事儿,这些男人女人。中国人就该是这样的——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中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里透出作人的自在和快乐。我索性不讲含蓄,不要细腻,酣畅粗放地去表现:旷旷荡荡的高粱地,天地间跃动着一群精灵,散发出活泼泼的热情,他们没病!”
搭起那红绣楼,抛撒着红绣球
A李大头不知被谁杀了,“我奶奶”就成了十八里坡烧酒锅的掌柜。这时你才得知她叫九儿。九儿的凝聚力留住了众伙计,要弃旧图新。高粱酒能消千病百毒,那就把十八里坡泼上三遍!酒似红雨,漫天泼洒,人地皆红。待到九月初九,你才和九儿一起第一次见识到由高粱到酒的神奇转化。蒸锅高耸,热气升腾,赤身挥汗,协力一拚。水火夹攻,冷热相激,方得见一股红亮亮的液体徐徐下注,这便是高粱酒了。烛光香火中,众伙计捧起其大如盆的满碗新酒,虔诚肃穆地排列于酒神像前,运丹田之气高唱“酒神曲”。那歌单表高粱酒的好处:“喝了咱的酒哇,上下通气不咳嗽,滋阴壮阳嘴不臭,一人敢走青杀口,见了皇帝不磕头……”九儿端酒一饮而尽。你绝未料到热点转瞬变冷,神明突遭亵渎——“我爷爷”极轻蔑地把尿撒在酒篓里。转身他便向九儿显示自己的伟力,灼人热浪中,一双赤膊把木锨舞得如车轮一般,热腾腾酒糟横射而出,直打在九儿的脸上身前。“我爷爷”像热浪里的一条红鱼,“我奶奶”如红雨中的一座石雕。“我爷爷”就这样抢到了“红绣球”,那酒就这样成了极好的“十八里红”。
“高粱酒这回我可是领教了,称得上悲壮暴烈。大海碗满满地端上来,几口下肚,浑身燥热,千回百转,人便没了往常的规矩,哇哩哇啦的,整个世界都不再往眼里搁,撒开性子胡折腾,直想抡大刀。”你听听张艺谋这酒后之言!B渐进高潮。21日,各种预测开始流传。22日,评委会闭门开会。23日上午,似乎无缘无故,便有人上前握手,有人挤眼微笑,有人在街上追着张艺谋啪啪啪便照,还有人来探讨:片名怎么译更好?
下午4时,评奖结果正式公布:《红高粱》获大奖!黄建中一数,12台摄像机——12家电视台在纪录这个场面。
晚8点,辉煌的颁奖仪式。好心人关照艺谋:一定要穿西装,他却觉得浑身别扭。电影里,生生死死的场面被他拍得像一种仪式,到了正经仪式上,他却不那么自如了。他走到动物园宫前排座位,与众评委寒暄握手,这才第一次与评委们接触。现在可以说了:评委们昨晚又一次惊讶了——事先未经任何讨论,11票全数通过,诸评委都没有把票投给本国影片。只用了20分钟,评委们不记得以前哪一届评大奖时曾如此省心省事。
大幕拉开,张艺谋才发现为故事片设的金熊奖只有一个,余皆银熊。评委会主席(亦是威尼斯电影节主席)古格列莫·毕拉基先生道:“我现在颁发本届电影节长故事片最重要的奖……”张艺谋接过灿灿金熊,面对掌声,没有绅士风度的招手,还是按他到西柏林后的习惯,曲臂握拳,猛晃两下,那意思是——挑战!
张艺谋讲话:“一部电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我代表我年轻的朋友们来领奖……”
越过7小时时差,中国已是深夜。西安电影制片厂宿舍楼间,突然爆出一声嘶喊:“《红高粱》得奖啦!”什么奖?不知道!顾长卫、杨钢和摄制组几个哥们儿聚到吴天明家,急得在屋里转磨:“艺谋真傻,怎么不打个电传或电话回来?你要是没钱,就说叫吴天明付嘛!”
西柏林。张艺谋哪里能脱身?鲜花与美酒包围着他,闪光灯和话筒包围着他,十余国记者采访,十余国片商争购,其他电影节也来相邀……
西安。喜到极处说不出来,只是互相用力拍肩膀。“这是怎么了?西影厂成精了!”拉开冰箱只有几瓶黑啤酒,就着鸡爪子啃吧。哥儿几个告诉吴天明,《老井》得奖的消息传到《红高粱》在宁夏的外景地,他们也曾喜极无言,相对大笑。“艺谋你说吧,是请我们吃一顿,还是让我们打一顿?”
西柏林。几位中国留学生跑到张艺谋的房间纵酒狂欢,直折腾到凌晨。电话铃响了,来自台湾的张小姐传达杜尼约克的信息:据查,西柏林金熊奖从来不曾被亚洲人捧走,仅日本得过一次银熊。电话又响,这次是张小姐自己的叮嘱:“明天一定很累,请你马上洗个澡,好好睡觉。我放下电话就要去为你喝酒,但你自己可别喝啦!”C“本来传说摄影、美工、女演员都可能获奖。小顾,有人说你的摄影跟好莱坞最好的摄影师相比,也毫不逊色。(顾长卫和杨钢已经脱衣上床了。)创作班子第一重要。我们这伙人艺术素质和感觉一致,可以在一个档次上互相刺激,老话就叫人和。我们在山东钻高粱地,杨钢在宁夏搭景,一别两个多月。等我们到宁夏一看,都喊‘绝了!’用人踩高粱是道具小雷提出的,比我原来设计的用碾子轧高粱深刻多了。(杨钢:艺谋和天明一样,没有莫名其妙的虚荣心,而是集中大家的智慧和才能。也怪了,拍得不了奖的片子比拍得奖的还烦人。摄制组里的“戏外戏”多了,这个组就没戏了。)
“吴天明是我碰到的最好的人。他拉我拍《老井》时明说:‘合作是合作,但不是你吃掉我,而是我吃掉你!’我真心甘情愿地被他给消化了。一拍《红高粱》,他就把我吐出来了,放手让我折腾。他能在小说正受非议,本子还没通过的时候,暗地准我们先种下百十亩高粱,没点魄力办得到吗?没有吴天明,不可能有《红高粱》。我始终把他当朋友,当兄长,不当厂长看。西柏林的这个‘红绣球’,并不只打在我一个人头上。我在那儿的感觉是:整个中国都在往起站!”
与你喝一壶红红的高粱酒
A日本侵略者说来就来。刺刀驱赶着黑鸦鸦人群,去踩倒绿油油的高粱,令你心悸。尸横遍野的高粱地,又成为中国人受戮的屠场,令你发指。血红的夜,高粱酒被“腾”地点燃。“酒神曲”再一次由我爷爷领唱时,已是复仇前悲壮的誓师。轿杠、高粱酒这些生命力的凝聚物,与鸟枪、土炮一起成为生命力的卫士。日本军车上的机枪响了,“我奶奶”胸前绽开两朵红花,向着灿烂夕阳慢慢扑倒。“我爷爷”率众伙计冒死前冲,一声巨响,硝烟蔽空。你若细听,与机枪声、爆炸声并行的,竟是迎亲颠轿的唢呐调门。战罢无声,神奇的日蚀应运而至,高粱在这时才变得通红通红。通红的天地间,回荡着“我爹”童声喊出的诔文:“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如《国殇》,是《招魂》!在一片通红的万里长空,红高粱如柔纱舒卷,似博带飞飘,让你想起嫦娥舒广袖,且为忠魂舞!B24日一早,各报都在头版登出张艺谋手捧金熊的照片。他一到法兰克福机场,立刻被旅客认出。一位相识的中国民航乘务员要看他的奖,金熊露面,德国人一片惊呼,得以近距离地一饱眼福。一位老太太捧过金熊,贴在脸上。
25日下午3点50分,笔者在首都机场国际卫星厅登机口,细数张艺谋作为第155名乘客走出机舱。我接过他的行李,催他快捧出金熊,于是有幸在国内最早得瞻金熊丰采。我发现他的笑容与那熊一样憨态可掬。紧接着,在第7号贵宾休息室举行了机场欢迎式。
26日,在广播影视部电影局那精巧的四合院里举行庆祝会。27日,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新楼里畅叙家常。29日,应邀为世界体育十佳发奖会助兴。3月1日,外国记者招待会。3月3日,《红高粱》开始在北京首都、大华电影院作特别公映,灿灿金熊已加印在片头。
鉴于《老井》的经验,张艺谋和黄建中在飞机上就曾议论:回国后对这奖还不一定怎么评价呢。在一片庆贺声中,他果然听说,有人闻讯立刻投书质疑,也有人提醒应适当宣传,不要宣传个人云云。
C伙伴们已睡熟。以下是艺谋的低声细语。“从眼下常讲的经济效益看,高粱的用处不算很多很大。这倒有点像我们的电影,派不上很多很大的用场。
“《红高粱》这次赤手空拳上阵,一是时间仓促,二是经费缺乏。细想想,还是因为我们缺乏竞争意识,不敢竞争又是因为怕人说那是资产阶级的奖。说到底,还是思想文化上也要改革开放!为了《黄土地》、《老井》我四次出国,没听见一个外国人居心叵测地说:你们穷得真有意思啊!在夏威夷,观众问‘老井’村现在还缺不缺水,我告诉他们石玉皎村已经打出了水,全场热烈鼓掌。在西方,没有嘲笑人穷的,只会嘲笑你没志气,人家看的是你的民族精神、生存态度,所以派克先生才说:我觉得中国人特别伟大!有些人好像不认为电影是我们这个5000年大国文化的标志之一,而是觉得跟玩闹似的,或者是惹事的。其实用电影来传播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意识,比小说更便利,绝对应该往外打!在西柏林,日本电影代表团团长对我说:欧洲文化进攻性强,横行天下;我们亚洲文化却总是封闭着,我们亚洲人应当合力打出去!
“我有意让极为冷静的话外音与银幕上的激情形成对比,它代表着现代人的反思。‘那年我回老家时,青杀口的桥还在,只是没了高粱。’你就琢磨去吧。光展示50年前的一段传奇故事有多大意思?我想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起一点潜移默化的作用。‘我爷爷’、‘我奶奶’们在高粱地里光光彩彩地活了一场,我们这些孙子辈的,要是越活越萎缩,就只有当孙子的份了。中国人原本皮色就黄,伙食一般,遇事又爱琢磨,人家骂你时可以装作听不见,或者说越挨骂越光荣;人家夸你时又琢磨是不是损我呢,反觉得耻辱。这是不是我们国民性中的病?我演的孙旺泉身上就有很严重的病,他不敢向命运挑战,拿《红高粱》作对比,更容易想到他的病源。中国人的病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病,根据中国的文化根基、经济水平和人口密度,会害什么病?真该好好研究一下。我并不想发出今人不如古人的叹息。理想化了的爷爷奶奶们,本来是‘有人信,也有人不信’的。重要的是,让你突然发现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活法。从这个角度来说,《红高粱》的意思也可能是超前的,不是倒退返祖,而是向往未来。
“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可能意味着死亡,极力追求完美,就是往死亡上走呢。我不会老这么顺,我不怕栽跟头。只要栽在创造上,就死不了。”
凌晨两点。艺谋让我上床,他睡在地板上——铺一条红高粱色的毛毯,盖一件绿高粱色的军大衣。
其实《红高粱》本来该是另一样结尾的。请允许我描述一下那个因技术上无法实现而令艺谋遗憾至今的构思——
银幕上不出现具体战斗动作,就让你看在机枪弹雨中辗转挣扎的大片高粱。高粱筋骨横飞,飘零迸散,作傲视死亡的最后一次狂舞。渐渐身首异处,躯干兀自挺立。在恐怖凶残的机枪声中,渐升起喜庆的唢呐吹打,伴奏着高粱的死亡之舞。机枪渐弱,唢呐渐强,终于强化为压倒一切的生命凯歌。轰然一声爆炸,镜头由战死者的尸体摇向高粱——高粱们忽然神奇地恢复了生命,依然是生机勃发,依然在迎风飘举,让你疑心是真是幻。是那一场血战根本不曾发生,还是高粱自有火中涅槃的造化?
艺谋别遗憾了,反正红高粱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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