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
赵紫阳李先念等会见与会代表李鹏等出席会议
乔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
本报北京3月11日讯 记者罗同松、李德金报道：来自包括台湾省在内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的500多位残疾人代表，今天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乔石、田纪云、李铁映、阿沛·阿旺晋美、宋健等出席了会议。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王震从外地给大会发来了贺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乔石在今天的大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全国的残疾人和他们的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乔石说，在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广大残疾人的共同参加之下，我国残疾人事业正在全国城乡很有生机地开展起来，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发展残疾人事业，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搞好残疾人工作，使残疾人能够同健全人一样，以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共同参与创造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分享社会主义文明的成果，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发展残疾人事业，既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搞好这项工作，是各级政府和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说，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残疾人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必须与我国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不可能超越当前的现实条件，也不应当对那些能争取办到的事不积极去办。把残疾人工作同国家的整个发展作统盘考虑，这既是对联合会的希望，也是对各级政府的希望和要求。
现在的状况是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还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5000多万残疾人是我国社会中困难最多的一个部分，需要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在康复、教育、就业、参与社会生活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要动员残疾人向他们中间的先进人物学习，自强不息，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摆脱贫困，摆脱落后，与健全人一道，共同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乔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国家地域辽阔，各方面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事业团体，在加强政府、社会和残疾人之间的联系，承担政府委托的任务，推进和协调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希望大家在工作中多争取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充分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紧密依靠残疾人群众，解放思想，勇于实践，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工作，开拓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残疾人事业，探索我国社会事业社会化管理的途径。通过你们的工作，将使5000万残疾人进一步感受到党和国家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怀和支持。
在今天的开幕式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筹备小组组长邓朴方受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筹备领导小组的委托，向大会作了题为《团结奋斗，开创残疾人事业的新局面》的报告。他指出：我国残疾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我国残疾人事业逐步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实行，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残疾人事业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邓朴方说，目前，我国正由温饱向小康水平过渡。残疾人能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和十亿人民一道前进，共同富裕，这不仅涉及到5000多万残疾人，影响到数以亿计的亲属，而且牵动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是关系到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改革给国家带来勃勃生机，也给残疾人事业带来希望。国家的繁荣富强，是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改善残疾人的状况，取决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的过程。我们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今天的大会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小成主持。
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代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在会上讲了话。国际康复协会前会长方心让向大会致了贺词。首都少年儿童代表还向李鹏等敬献了红领巾。
又讯 出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的500多位代表，在中南海受到了赵紫阳、李先念、胡启立、乌兰夫、万里、杨尚昆、宋平、杨得志、张劲夫、胡乔木、黄华、黄镇、朱学范、荣毅仁、赵朴初等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附图片）
参加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的500多位残疾人代表喜登天安门城楼。这是两名盲残代表深情地抚摸城楼上的汉白玉栏杆。
新华社记者 吕淑梅摄
第1版(要闻)
专栏：社论
全社会都来关心残疾人事业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这是我国各族残疾人、残疾人亲属和残疾人事业工作者代表首次汇聚一堂，共商残疾人事业发展大计的盛会。这次会议，宣告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诞生。从此，我国各类残疾人有了自己统一的组织，标志着我国残疾人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我国5000多万残疾人的大喜事，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我国残疾人事业逐步发展，办起了盲、聋哑学校、社会福利院、福利工厂，残疾人状况有了改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方针的实行，给国家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残疾人事业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思想之一，作为社会主义人际关系的准则之一，深入人心；残疾人劳动就业开始向多渠道、多层次发展；残疾人教育有了进步；康复工作有了好的开端；残疾人文体活动活跃；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广大残疾人渴求为社会奉献力量的意识增强，他们自强不息，顽强奋斗，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残疾人的各种组织相继建立，工作日趋活跃。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协助政府，动员社会，为发展残疾人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诞生，表明我国残疾人在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是全国性残疾人事业团体。它将代表功能、服务功能、社会化管理功能融为一体，代表各类残疾人的共同利益，为残疾人服务。同时，它承担政府委托的任务，动员社会力量，推进社会化管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成立，将为进一步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残疾人事业起到积极作用。
尽管我国残疾人事业取得不少成就，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当前我国残疾人事业仍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残疾人受教育机会少；已经就业的，还不够稳定、合理；相当一部分残疾人没有劳动就业，还没有得到稳定的维持温饱的收入；在社会生活中和某些环节上，对残疾人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与偏见。
我国平均每五个家庭就有一个残疾人。在社会正由温饱向小康水平过渡阶段，残疾人能否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和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这不仅涉及到5164万残疾人，而且影响到数以亿计的亲属，牵动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是关系到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必须引起极大关注。
自有人类就有残疾人。残疾人问题，任何社会都无法回避。残疾人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绝大多数残疾人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残疾人同样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历史和现实生活表明，许多残疾人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由于残疾人的存在和影响，残疾人是特殊困难的一个群体。为他们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创造必要的条件，是全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是社会进步、人类文明以及生产力彻底解放的标志。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我们，高举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树立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社会风尚。
残疾人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有必要把残疾人事业摆进国家发展大局，列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整体研究，统一安排，协调发展。劳动就业、教育和康复，是当前亟待抓好的三个环节。劳动福利型是我国残疾人事业的特色。劳动就业是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关键所在。要按照“普及、稳定、合理”的要求，推进残疾人劳动就业。从根本上改善残疾人状况，最终取决于残疾人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要对残疾儿童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抓好扫盲和职业技术培训，尽快扭转残疾人教育的落后局面。科学技术的进步，给残疾人恢复和补偿功能带来了希望。要不失时机地开展小儿麻痹后遗症矫治、白内障手术复明和聋儿听力语言康复等残疾人急待解决的康复工作。
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有赖于社会的帮助，也取决于自身的奋斗精神。残疾人应当以爱国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激励自己，热爱生活，热爱事业，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履行公民义务，努力为祖国贡献力量。
我们热忱希望，通过政府、社会和残疾人的共同努力，创造良好的物质、精神条件，使残疾人和健全人一样，在事实上成为社会平等的一员，享有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履行公民义务，共享由于劳动和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化成果。
中国残疾人事业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事业，是文明的事业，进步的事业。愿社会每一个成员都伸出热情的手，扶残助残，为这一崇高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让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春风扑面而来，温暖千家万户，温暖每一位残疾兄弟姐妹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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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廖承志文集传记将编辑出版
胡启立主持座谈缅怀廖承志光辉一生
本报北京3月11日讯 记者吴学灿、聂传清报道：中共中央批准编辑出版廖承志文集和传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座谈会，邀请一些老同志及廖承志同志的生前友好，听取对廖承志文集和传记编辑工作的意见。
胡启立首先讲话。他高度评价了廖承志光辉的一生，称赞廖承志的革命工作经验和著述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在，编辑、出版廖承志的文集和传记，是对承志同志很好的纪念，无疑将鼓舞和启迪更多的人们为继承老一代的革命精神，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在发言中，介绍了编辑出版廖承志文集和传记的经过。《廖承志文集》计划于明年底编成，《廖承志传》计划于1991年脱稿，将如实反映出廖承志的思想、性格、品德和作风。文集和传记由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同时出版，向国内外发行。他说，廖承志同志不仅是一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而且是位心胸坦荡、富于人情、多才多艺、幽默乐观、妙趣横生的人。他具有极为宝贵的品德，就是尊重人，相信人。他待人宽厚、表里如一，相见以诚，平易近人。
阎明复说，在廖承志同志宽阔似海的胸怀中，不仅装有伟大祖国和十亿人民，装有祖国宝岛台湾的同胞和港澳同胞，装有几千万旅居海外的侨胞，而且还装有整个世界。他以执著的追求，不懈的努力，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勤奋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虽已离开我们五年，但音容笑貌依然留存在海内外人民的心中。
宋任穷在会上出示一幅50多年前廖承志为他作的素描，回忆当年廖承志同志的勤奋好学，使人们更加深了对廖承志同志的怀念。
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也在会上发言。她对关心廖承志文集和传记的编辑出版工作的各位同志表示感谢。她说，出版文集和传记，是对承志同志最好的纪念。
马海德、李强、李储文、冯文彬、胡立教、何英、黄鼎臣、罗青长、韩念龙、钱李仁、爱泼斯坦、李金德、王定国、朱仲丽、张国基、杨荫东等同志也在座谈会上发了言。
叶飞、邓力群、朱穆之、朱良、穆青、荣高棠、胡绳、廖晖等同志也参加了这个由国务院侨办和《廖承志文集》、《廖承志传》编辑办公室主办的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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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要加快向外向型经济转变 市长强调破自满畏难保守思想
本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长江泽民3月10日在上海市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上海要从以老大自居的自满思想中解放出来；要从埋怨畏难情绪中解放出来；要从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中解放出来。
江泽民说，这三种思想情绪、精神状态，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经济，加快上海向外向型经济转变的极大障碍。他严肃地批评了目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风气，指出：一些同志缺乏危机感、现实感，开口就是讲上海过去对全国的贡献如何如何；怨天尤人的情绪也在蔓延，一些人还染上了一种货郎鼓式的“摇头病”，什么事情还没有办就大摇其头。
江泽民说：针对以上三种思想障碍，当前上海在经济发展方面要着重转变四个观念：一是从产品经济观念转到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上来；二是从内向型经济观念转到外向型经济观念上来；三是把过去同中央财政统收统支的思想转变为地方财政包干的思想上来；四是从习惯于单纯的行政性管理转变到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管理方法相结合上来。
江泽民还说：上海要战胜危机，迎接挑战，特别需要以理论为先导。他希望上海的理论工作者多些勇气，少些禁忌，多搞开拓性研究，少搞寻章摘句，从我国的国情和上海的市情出发，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开展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研究、战略研究和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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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常委会审议两大交通事故 委员们痛切陈词提出批评忠告
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的委员们10日下午分组审议、11日联组审议了国务院关于两起重大交通事故及处理情况的汇报。
国务院关于两个事故的报告是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处理也是合适的
委员们认为，国务院关于两个事故的汇报是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是合适的。马万祺委员说，除了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处理外，要重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次丁关根同志对事故是认真负责的，出事后即赴现场处理，并在多次请求处分的同时，领导铁路部门职工吸取教训，很好地完成春运工作，还提请辞职作为对领导责任的严肃重视，我同意国务院作出的处理意见。民航要建立安全制度并严格执行。交通部门的领导和职工应进行讨论，看有哪些隐患，怎么来解决。
希望国务院接受教训对各个部门作认真检查
杨克冰、陈鹤桥委员说，国务院对两个重大事故很重视，认真进行了检查，并作了处理决定，这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希望国务院对各个部门认真进行检查，接受教训，通过改革要加强管理，加强纪律，加强责任制，加强思想工作。
宋承志委员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各部门要根据本部门、本行业的特点，认真查一查事故隐患，妥善解决，以防事故再度发生。
清格尔泰委员说，事故的性质是明确的，领导责任在于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抓安全，对领导责任的追究应当成为制度。
造成事故的原因早已存在
彭迪先委员说，这次铁路和飞机出的重大事故，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实质上早已隐藏着必然发生事故的因素。铁路部门劳动纪律松弛、制度不严、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管理混乱，是早已存在的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损失惨重，影响恶劣，是必然的。
欧阳毅、段苏权委员说，国务院对两起事故调查是认真的科学的，处理是严肃的，我赞同。这两起事故的发生同去年大兴安岭事故一样，原因是复杂的。工作松懈、制度不严、纪律废弛是带普遍性的。不清除这些现象，今后类似事件，还会发生。
侯学煜委员说，事故原因之一是操作人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二是维修人员不负责任，三是交通管理不善。他同何英、周礼荣委员都希望对直接责任人员、当事人更应严肃处理，不这样严肃处理很难杜绝事故。
黄荣昌委员说，现在一切向钱看，列车上服务态度和质量较差，饭价越来越贵。而他们历来对责任事故处理也较轻，没有引起铁路干部和职工的高度重视。如果对今年发生的铁路和空难事故的有关人员不严肃处理，以后就更难避免这些事故发生。
邓家泰委员说，要坚决克服交通运输以及各生产单位制度松弛、纪律不严、不负责任的行为。要纠正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考虑安全生产，对人民不负责任的错误做法。各生产部门一定要深刻地吸取教训，对各种交通工具，生产设备的技术状况，安全保障的规章制度，普遍进行一次深入全面的检查，堵塞一切漏洞，消除隐患，确保安全。
要克服奖多惩少、惩处不严的现象
谢铁骊委员说，纪律松弛、极端不负责任的现象在好多部门存在着。官僚主义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保护伞。现在是奖多惩少，惩处不严，不敢对官僚主义者追究责任。
林一山委员说，有章不行、违章不究是一个普遍现象。进行体制改革我拥护，问题要靠体制改革来解决，但改得比较慢。那种出了事故检讨一阵子了之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官僚主义是事故增多的重要原因
潘焱委员说，为什么管理不严、组织纪律松懈？我看是官僚主义，对人民不负责任。现在有的火车人满为患，硬座车厢超员现象不是个别的。为什么？就是为了多赚钱。像这样还能不出事故？查清事故原因是更重要的，最根本的是认真接受教训，建立、健全严格的规章制度，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加强责任心，严格照规章制度办事。今后这项工作要常抓不懈。
王金陵委员说，为防患于未然，应抓好依法管理工作，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对各项安全操作规章应严格执行。不能出事了才抓，才依法查责任。不出事违犯规程就无所谓，就不管。
相当一部分承包企业安全意识淡薄问题值得注意
章瑞英委员说，近年来，安全第一、预防为上、群防群治的思想淡薄了。1985年，全国总工会对204例事故的典型调查发现，可以避免的责任事故为201例，占98.53％，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只有3例。其中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有78.6％，是由于领导玩忽职守、冒险蛮干、违章指挥等原因造成的。当前在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中，不少同志安全意识淡薄，片面追求产量指标。承包给企业带来活力，给职工得到实惠，但安全生产不能忽视，企业的经济承包方案要征求工会和安全部门的意见，提交职代会审议通过。建议国务院把安全生产放在日常的议事日程上。建议七届人大立一个安全生产法。
王永幸委员建议制定关于安全工作的法律，在制定法律的同时，加强安全生产教育，真正从人们的思想上对安全工作引起重视，加强人们对安全工作的责任感。
列席会议的周冠五代表说，要使整个工交战线上上下下都接受这个教训，把工作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这两个事故不是偶然的，上下都有责任。
应把安全工作提高到维护安定团结保证四化建设的高度来认识
周占鳌委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搞活了，各方面的事故也出现了不少。国务院对事故可以说是重视的，也可以说是不够重视。是出了事故以后重视，但从人民已遭受极大的痛苦和损失来说，也可以说是不够重视。真正重视应在事故发生之前。有的事故早就有苗头，就是没有引起重视。要把安全工作提高到维护安定团结、保证四化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我们这届人大常委会听的事故处理报告不少，希望今后能听到减少事故的报告。现在事故隐患很多，火车严重超载，应采取什么措施改进？希望国务院应把安全工作当作大事来抓，列入国务院议事日程，建立安全监督组织，切实监督保障安全工作。应由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加强安全工作的立法。另外，国家应重视安全建设。最后，要搞好安全工作，还应严明奖惩，好的表扬奖励，对发生事故的单位应坚决依法追究责任。他建议人大成立安全委员会。
交通安全工作越来越重要
蚁美厚委员说，建议对民航、铁路、公路和航海等运输部门，特别是担负“客运”任务的飞机、列车、公共汽车、轮船进行全面的认真的检查维修，对干部、职工定期地进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宣传教育，经常检查，使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裘维蕃委员说，体制不完备，管理不严格，往往是出事的主要原因，切不可寻找各种客观理由以减轻责任。在改革中，应狠抓一下对一切驾驶员的技术及责任心问题，对驾驶员的素质应严格把关。切不可认为事故处理了报告写出了，就万事皆休。此外也要提一下，交通工具有个使用寿命问题，特别是飞机不能超期使用。同时，对车、船、飞机的修理也应有严格的检验制度。对于个体户驾驶人员要集中训练，加强教育、管理，不能只向钱看。
安全工作一定要落到实处
谷景生委员说，国务院对多次交通事故是重视的，并提出了许多安全措施，一定要落实到实处。对民航、铁路、公路运输等，一定要切实加强整顿，使人们有安全感。
胡克实委员说，对事故应追究责任，现在实行承包就应当承包事故的政治责任和经济损失责任。现在许多企业、事业及行政机关一个致命问题是管理不严，经营不善，破坏纪律，制度废弛。因而安全、质量、素质、效益问题老解决不好。一定要抓住安全质量作为突破口，普遍检查与健全技术法规、操作规程、检验制度和各级责任制。
王淦昌委员说，职工纪律松弛，几乎是普遍现象，飞机、火车出大事故只是特殊的例子。因此职工的工作态度须要改进。职工的工作纪律要加强。
处理人应考虑客观因素
分组讨论中，绝大多数委员同意国务院关于对铁道部、民航局领导人的处理意见，有的委员认为处分轻了，也有些委员认为，对他们的处理应考虑客观因素。胡荣贵委员说，据我了解到的情况，80次特快列车事故主要是责任事故，是由于火车开得太快造成的。袁雪芬委员认为，处理人要考虑到客观因素。丁关根同志请求对铁路职工处理面不要太宽，这确实反映了铁路每天开上万列货车和一千对客车的事实，反映了铁路职工的辛苦情况。处理人的时候，既要考虑纪律的严肃性，又要考虑到现在人们素质不高、责任感下降、客货运输量大等现实，我们的目的关键是吸取教训，提高职工的责任感和素质。她认为，杜绝事故要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发扬对人民负责的传统。
耿飚副委员长说，发生这样重大的交通事故，有不执行规章制度的问题，但也有设备陈旧的原因。丁关根、胡逸洲同志愿意承担责任，是好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我们应慎重些，避免把部长换得那么频繁。说到问题的存在，不是哪一个单位有，哪一个单位没有，而是普遍存在的。铁道出的事故，主要是人为责任，但设备陈旧，这也是一个事实。
各行各业都应查找不安全因素
黄玉昆委员说，国务院对两个事故做出了严肃处理。在关于事故的汇报中提到5条原因，现在看来，这5条不只铁路、民航有，许多行业也都有。我建议，通过对这几起恶性事故的处理，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遵纪守法的教育，安全生产的教育。
解决这类问题关键是深化改革
荣毅仁副委员长说，当前的体制改革问题非常迫切，非常重要。我们人大常委会作为权力机构，怎样解决目前各级政府机关中的机构臃肿问题？怎样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因为正是机构臃肿，官僚主义，导致发生许多事故。所以关键还是要继续深化改革，要对体制改革问题作很好的研究。要解决机构臃肿的问题、官僚主义的问题。不在根本上进行体制改革，是不会真正见成效的，今天处理了丁关根，明天还会出现别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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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
编者按：这篇调查报告很值得一读。第一、第二部分是讲情况和经验。第三部分是针对中关村作为科学工业园区（或新技术开发区）试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政策建议。第四部分是讲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经验中，启迪我们如何解决科技与生产结合的一些思路，这一部分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很值得重视。
最近，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批示精神，由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中央办公厅调研室7单位组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地区几年来涌现的新型科技企业进行了调查。在此以前，不少人对中关村地区的民办科技企业及中关村智力密集区都曾作过调查研究，这次调查尽可能吸收以前调查研究的成果，把电子一条街的研究分解为11个子课题，采取发表调查、座谈会和个别访问相结合的方法，召开大型座谈会10次，参加座谈的人员达100多人次，收集和处理数据6万多个，形成研究报告11份，典型材料19份，共约15万字。现将主要情况及政策建议整理如下。
（一）
中关村地区是我国最大的、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区，这个地区所在的海淀区有高等院校50所，其中许多是第一流的，有中国科学院、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属研究所138所，有科技人员8万人，其中有高级职称的占1／3以上。在这里学习的大专学生和研究生在10万人以上，其中研究生达1.6万人。这里每年向国家输送的大学毕业生2万多人，毕业的研究生4000多人。建国以来，国家向这个地区投资上百亿元，这里有许多第一流的实验研究设备，各种专业近1000个，每年推出的科研成果数以千项计，其中许多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
1980年，这里发生了一件建国30年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组成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探索在中国条件下发展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技术扩散”模式，这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型。几年来，中关村地区各种类型的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越滚越大，1983年只有11家，1984年发展到40家，1985年达到90家，到1987年年底为止，电子一条街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共148家，它们集中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的“F”形地带内，这就是人们讲的所谓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在电子一条街的发展中，民办科技企业起了带头作用，后来科学院所属的公司很快就跟了上来，高等学校也不甘心落后，形成了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局面。现在，电子一条街上的科技企业从业人员达3800多人，其中科技人员占46％。就所有制分，全民所有制33家，集体所有制111家，个体2家，中外合资2家。就产业结构分，电子及计算机有97家，占65％；其余为生物工程、新材料、仪器仪表、化学、咨询服务等。就产值来看，电子企业占80％以上，可见电子占了大头。因此，人们把它称做电子一条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几年来，电子一条街以其突出的成就而令人刮目相看，其成就主要有：
1、发展速度快，经济效益好，不占用国家财政拨款，却创造和积累了可观的财富。1984年，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的营业额只有1800多万，1985年上升到1.4亿，1986年达3.5亿，1987年超过9亿。到1987年年底，形成固定资产4700多万。三年共缴纳各种税款和管理费1亿元，创税后利润7800多万。据43家公司统计，1987年人均营业额达21.7万元，人均利润达4.2万元，其中信通公司人均营业额达80万元，人均利润达5.2万元；四通公司人均营业额76万元，人均利润达6万元。除此之外，中关村的科技企业还带动了外地一批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技术成果辐射到全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2、取得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科研成果，开发了一批新产品。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的科研成果和创优产品获国际奖的有13项，获国家奖的23项，获专利权的15项。如信通公司开发的智能呼吸监视仪等，在1987年10月联邦德国国际发明与技术贸易展览会上，获得了大会唯一的一块金牌。研究成果达国际水平的有103项，达国内先进水平或填补国内空白的381项。研究开发的特点是周期短，应用率高，据统计，研究开发周期在一年以内的在75％以上。
3、推动了我国以微电子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的发展。1987年，电子一条街新技术产业的工业产值达2.2亿；这里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微机及其元器件市场，从1984年到1987年，销售电脑产品达4亿多元，为全国各地培训人员3.3万人次，仅科海公司一家发行讲义150多种，90万册。1987年，四通集团公司的销售额在全国十大计算机企业中名列首位。
4、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了人才流动，改善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新型的科技企业家和经营管理人才。据对300多名电子一条街科技人员的抽样调查，75％的科技人员认为自己能充分发挥作用，90％的科技人员每天平均工作8小时以上，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有48％，平均工作12小时以上的有17％，其中有少数（4.2％）平均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一位教授在一家公司里用8个月时间就研究成功一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项目，这位教授说，这是他有生以来工作效率最高的8个月。脱离原单位到电子一条街的科技企业工作之后，他们的收入成倍增长。据抽样调查，收入增加1倍以上的占87.5％，2倍以上的占52.4％，3倍以上的占23.6％。
5、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冲击了旧观念，冲击了科技和经济相脱节的旧体制，探索了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路子，探索了我国高技术产业起步和发展的新路子，为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
中关村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电子一条街，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电子一条街的科技企业是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现引起人们议论纷纷，是不足为奇的。这是因为，一些人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传统的习惯和秩序，不容易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这些新涌现的科技企业还不成熟，的确还存在种种缺点和问题。尽管如此，这些科技企业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生产力发展了；二是人们的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改善了。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它是成功的。其基本经验是：
第一，自筹经费，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四自”原则，是科技企业的强大活力的源泉。电子一条街的科技企业，没有使用国家财政拨款，不增加国家人员编制。那么资金是哪里来的？是靠机关、集体单位、企事业单位和科技人员筹集的，例如，“京海”的开办费是科技人员筹措的1万元、“四通”是四季青公社投入的2万元、“科海”开始是靠借款35万元起家的，信通公司是靠中科院仪器厂、计算机所和海淀区农工商公司各投100万元创办的，科理高技术公司则是靠中国科学院投资450万开办的。这里关键是有自主权。通过“四自”的原则，把沉淀了的生产要素：没有运转的资金，没有发挥作用的科技人员和闲置的设备、地皮利用起来，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生产力，产生了新的效益。总之，“四自”的原则把死钱变成了活钱，把闲人变成了忙人，把处于静态的设备运转了起来，把人、财、物都调动到激发的状态，使它们活化了。
第二，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竞争机制，是科技企业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实践证明，电子一条街的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适应商品生产竞争的运行机制，包括独立自主的决策机制，灵活反应的经营机制，人尽其才的人员流动机制，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分配机制，以及以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激励机制等，能够适应激烈的商品经济竞争的要求，使科技企业逐步形成一种能够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良性循环系统。
第三，中关村地区的科技企业之所以发展较快，是因为全民、集体、个体一齐上，地方、高等院校、研究院所一齐上。科技企业是由科学家或工程师领办，以科技人员为主导，以技术开发为依托，靠科学技术优势（不断推出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占领市场，科工贸一体化的新型企业。这些企业一诞生，就已经把科技和经济融为一体了，这是它们能使科技和经济密切结合的先天条件。
这里讲的贸易，是指和本企业的科研、生产相联系的贸易，包括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或者是与本企业产品有关的技术性或服务性贸易。几年来，电子一条街一些科技企业发展较快，贸易是重要的因素。在新技术产业中，销售活动是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重要接口，通过销售及销售后的服务，可以得到开发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市场反馈信息，这是市场竞争不可缺少的条件。“有没有倒卖紧俏商品的？”有的。但这是教训而不是经验，这样搞不仅发不了家，而且早在前两年都垮台了。
第四，大气候是前提，小气候是保证。党中央改革、开放、搞活的大政策是大气候，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就不会有电子一条街。但是小气候也很重要。几年来不少中央机关的领导同志都给予电子一条街以关怀和支持，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政府都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一些高等学校的领导同志也给予相应的支持，特别是海淀区委、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为了支持和扶植电子一条街的科技企业的发展，采取了许多措施，在工商管理、税务、信贷、劳动、人事管理等等方面，在现行政策的余度之内给了最大的支持，没有这种种支持所形成的小气候，就没有电子一条街的繁荣。可以说，良好的政策环境，适宜的小气侯是科技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第五，人才，特别是新型的科技企业家人才，是科技企业通向成功之路的最重要的条件。几年来，电子一条街培养了一批像王洪德、王震西、金燕静、万润南、屠焰、陈庆振那样的科技企业家。在那些成功的科技人员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的科技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这些素质是由知识、能力和品质三个方面组成的。一个科技企业家，不仅在业务上应当是内行，而且要懂得管理，有市场观念，有商业头脑，有政策和法律观念。换句话说，一个科技企业家应该同时具有业务头脑，管理头脑，商业头脑和政策法律头脑。在能力方面，至少应该善于决策，善于用人（识别人才，选择人才，使用人才，团结人才），善于协调。在个人品质方面，一个科技企业家首先要有勇气，有胆量，敢于冒险，有献身精神，有毅力，有竞争意识，融创新与求实于一体，能起带头作用和表率作用，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等等。这样的人才是难得的，发现、培养、爱护这样的人才，对于办好科技企业是十分重要的一环。除了企业家人才之外，电子一条街还培养了一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养了一批销售工程师，一批能创造政策环境的政府业务部门的人才，这些人才同样是宝贵的。
（三）
在肯定电子一条街的成就和经验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它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发展不平衡，制度不完善，管理跟不上等等。还应该看到，进入80年代之后，世界上开展了高技术产业的新的一轮竞争，在高技术的竞争中，智力密集区起巨大的作用。现在世界上已经在200多个智力密集区建成了科学工业园区或高技术产业区，形成了强大的高技术优势。在这个新形势之下，开发中关村的智力库势在必行。从未来的国际竞争的角度考虑，电子一条街的科技企业应该朝着高技术外向型的方向发展，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孵化区，和我国各地的高技术经济区形成网络。从这一点看，电子一条街的事业仅仅是开始，我们应该实行“支持、扶植、引导”的方针，大力倡导和兴办各种形式的新型科技企业。
对于那些已离职和打算离职出来办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要给予鼓励和支持，在政策上保护他们，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继续支持和鼓励科研院所集资办科技企业。现在研究所办公司有全民所有，集体所有，股份制等，要继续探索；研究所办公司所遇到的问题，要注意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妥善解决。有的公司业务发展了，实力和资金雄厚了，超过了研究所，也可以变成公司办研究所。
高等学校办科技企业，现在为数不多。要鼓励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办科技企业。高校办科技企业，要正确解决教学—科研—生产的关系，把科研—生产和教学活动统一起来，作为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人才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了使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科技企业继续向前发展，需要有一套支持科技企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政策系统。考虑到产生这样一套政策系统需要时间，我们建议，可以考虑把中关村地区作为我国科学工业园区（或新技术开发区）的试点，同时制定一个支持科技企业的地方性法规，在中关村地区试行，然后向全国推广。作为第一步，可暂不考虑国家拨款，资金以自筹为原则，国家所能给予的只是政策环境。其具体建议是：
1、着手考虑建立中关村科学工业园区（或新技术开发区），作为试点。中国要在21世纪成为经济大国，必须及早行动。中关村科学工业园区的建立要考虑到首都的功能，和全国新技术开发区、特别是沿海的外向型新技术经济区形成网络，互相呼应。
2、建议由北京市牵头，海淀区、中科院、科委、教委等有关单位参加组成中关村地区科技企业协调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规划、协调、服务。如果中央原则上同意考虑筹建中关村科学工业园区，这一委员会即可以负责筹备工作。
3、资金支持。高技术产业可以产生高效益，但需要高投入。从长远看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形成发达的资金市场，并建立风险投资公司。目前比较现实的办法是由各专业银行设立科技贷款专项科目，或者是筹办中关村科技投资公司。该公司除了由各专业银行划出一块专款支持之外，也可以由各公司投股，或向社会发放科技企业债券。无论是哪种形式，都应该贯彻智力和财力相结合的原则，设立专家评估委员会，把钱用在刀刃上。
4、人才支持。中关村地区的科技企业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之间，允许科技人员双向自由流动。支持和鼓励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到科技企业去工作，可以离职，也可以兼职。离职人员的人事关系由海淀区统一管理，工龄连续计算。妥善解决由于离职而产生的种种问题，如职称评定、住房、社会保险等。允许科技企业直接聘用中关村地区的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
5、研究制定一套有利于科技企业（及高技术产业）能够自我发展和自我制约的新税率。在新税率产生之前，可参照几年来的实际情况减免所得税，实行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完善科技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所得税减免部分只能用于科技再投入，不得用于分配。
6、建立与高技术外向型科技企业相适应的外事服务系统。在中关村地区的科技企业试行企业通用商业出国护照。为适应加工工业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需要，在条件成熟时组建中关村进出口公司。在该公司成立之前，北京进出口公司应给予方便服务。开放外汇市场。科技企业的创汇全部留成。
7、根据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市城市建设四项指示的原则，对中关村地区要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各种产业，合理利用空间，保护科学园区内的风景、园林、文化古迹，保护生态环境，同时注意正确处理人们的物质生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产、精神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设立适当的公共文化体育娱乐设施。
8、北京市和海淀区的工商、银行、财政、税务、物价、劳动、人事、邮电通讯、交通管理、公安等业务部门，都要本着改革、开放、搞活的精神，为中关村地区的科技企业继续发展开绿灯，继续创造小气候，为开发我国最大的智力宝库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之所以令人瞩目，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所创造的经济效益本身，而在于它为我们解决一些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几年来，电子一条街所创造的效益就它本身看来已经不错了，但是整个看来却是微不足道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用电子一条街的成功经验去思考一些困扰我们多年的难题时，似乎看到了希望的火光。例如，怎样解决科技进步和经济效益问题？怎样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我国高技术产业怎样起步？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应走一条什么路子？知识分子问题已经叫了许多年，现在各方面还不尽满意，能否找到一条各方面都比较满意的路子呢？
具体来讲，电子一条街的经验，为如下的几个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一，科学技术和企业灵活的运行机制相结合，解决科技进步和经济效益问题就大有希望。就科技力量和运行机制这两个因素而论，我国目前的国营企业技术力量强，设备雄厚，但机制不活。我国有国营工业企业10万个，1987年产值达到6800多亿元，仍然是工业的主力军，是我国财政的主要来源。它潜力很大，远远没有发挥。我国的乡镇企业机制灵活，但科技力量薄弱。几年来乡镇企业凭借其机制灵活的优势，发展很快，1987年产值已经达到4500亿元，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如果乡镇企业能够大量吸收科技力量，或者得到科技力量的支持，就会如虎添翼，前途不可限量。刚刚露头的科技企业，兼有科技力量强和运行机制灵活的优点，能较好地解决科技进步和经济效益的问题。由此看来，中国经济要起飞，第一国营企业要搞活，要转换机制；第二乡镇企业要保持自己的灵活机制，同时大力吸收科技力量；第三大力发展新型科技企业，使科技企业和乡镇企业、中小企业形成网络。只要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灵活的机制相结合，振兴经济就大有希望。
第二，国营企业和研究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关键在于转换机制。这些单位的改革，要围绕机制的转换来进行。不能认为全民所有制必然带来僵化的机制。电子一条街的经验表明，问题不在于所有制，而在于运行机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科研所要搞活，必须尊重商品经济的规律，以市场为导向，引入竞争机制。在国营企业或研究所中，应该根据两权分离的原则，大力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实行人员流动，在人员管理上引入优存劣汰的原则。当然国营单位的机制转换是一个过程，由于条件不同，对电子一条街的做法，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但目标必须坚定不移。
国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骨干企业，是我国工业的主力军，要解决科技进步和经济效益问题，必须解决科技和经济的结合问题。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的要求，同时它的结合过程又不得不受到它的规律的制约，即供求关系的制约。目前的情况是，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力量并不弱，在现行体制下，自身的科技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只要机制还没有转换，它就缺乏吸收外部科技力量的需求。目前，我们能做的事，是通过改革，特别是通过承包制，引入竞争机制，启发其技术进步的需求，为大中型企业广泛吸收科技新成果，促进技术进步创造条件。
第三，乡镇企业和科技力量相结合，是乡镇企业腾飞之路；乡镇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是科技企业和科技人员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特别是沿海的乡镇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既要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素质较高、费用较低的优势，又要大量吸收科技力量。既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又要发展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乡镇企业要和科技相结合，一是大量吸收科技人员，二是与科研院所搞联合，三是和科技企业联合，成为科技企业的加工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科技企业，这几年固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地点和空间的限制，它自身加工点的发展是有限的，远远不足以发挥它的智力优势。只有和出口导向型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大气候。如果科技企业能起孵化器的作用，带动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乡镇企业或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就大有作为了。因此，我们要把我国智力密集区的开发，和我国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联系起来考虑，把智力密集区作为沿海经济区（特别是乡镇企业）的科技支柱。这两支队伍结合起来，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大显身手。
第四，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这条老路是由国家大包大揽，组织封闭式的国内攻关，样品能很快搞出来，水平也很高，但是，没有商品化，没有经济效益，缺乏市场竞争力。电子一条街的三环公司把新型强磁材料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联合了国内20多家中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与国外30多家厂商合作，把高技术和乡镇企业的灵活机制结合起来，产品行销国外，很有竞争力。这就告诉我们，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起步和发展，要把组织攻关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大力开发智力密集区的智力资源，走一条商品竞争的路，让高技术研究成果通过工贸进入市场，特别是要到国际上去竞争。国家要支持他们参加竞争，为他们创造适当的政策环境。高技术的竞争要走出去，到国外去竞争。总之，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要走开放式、商品化的新路子，它的特点是竞争，特别是国际竞争。
第五，把知识分子引入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竞争中，能够较好地解决他们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使用，即如何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一个是待遇，即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电子一条街的经验，是吸引他们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品经济的竞争中，通过人才流动，适当变换工作岗位，找到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的地方，使他们成了新型企业家、发明家，成了生产和经营中的骨干。由于商品竞争，人们认识了知识的价值，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而他们创造的高效益又为较高的收入奠定了基础，无须增加国家财政负担。这样一来，各方面都比较满意了。当然，靠这条路只能解决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问题，其余部分还要另找出路。但是，电子一条街的经验给予我们这样一个思路，即知识分子问题是可以分解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难题分解为若干部分，根据各部分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办法，各个击破，逐步前进，解决问题就有希望了。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
1988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