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走向世界的反思
——访钟叔河
张世英
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以及他的著作《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在学术文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原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1982年评为编审。现任岳麓书社总编辑，主要著作还有《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论郭嵩焘》、《千秋鉴借吾妻镜》等。
记者：《走向世界丛书》单行本问世后，就得到了钱钟书、李一氓、萧乾、陈原等专家学者的盛赞，关心改革开放的青年人也很注意。请你介绍一下它的情况好吗？
钟：这套丛书专门辑印1911年以前亲历西方（包括维新后的日本）的记述，也可说是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知识分子”）由封闭起来的封建宗法社会走向近代——现代化世界的实录。选择不以作者对西方的态度，甚至也不以文笔的优美高下而定去取，但必须是亲见亲闻、亲身的感受，耳食之言和空泛之论一概不取。丛书计划收书100种，湖南人民出版社出过20种；版权转移到岳麓书社后已出齐第一辑36种（合订10册）。第二辑现已编好了好几种，准备编完后一次印行。
记者（看到了书社会议室中陈列的授予《走向世界丛书》1986年“中国图书奖”和1986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的奖旗和奖杯）：看来不但出版界，连社会上也承认了这部书。
钟：初版第一种印7000册，到第20种增至2万。岳麓印的实际上是第二版，累计印数平均达到了3.5万，加上国外版共约4万，确实不算少了。要说“畅销”还谈不上。在法国、英国都有人正在选译这套书。
记者：丛书所收各种都早已成书，为什么建国30多年来，别人都没有发现和重视它们，你却想到编这套丛书？
钟：（笑）阮步兵有言：“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嘛！当然我这是讲笑话。事实上，只准“一边倒”的时候，谁都没有可能来研究和讨论这些书，我也并不例外。不过，我拣了一个“便宜”，从1957到1979这20多年中，我无须遵功利作文、按模式思想，而尽可以在劳动的余暇“自由”地考虑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有时还能收集和整理一些材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20来年的积累一下子就全部用上了。
记者：我早已注意到，李一氓说“这确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陈原也赞扬它的编辑方针，钱钟书说你“眼光普照，观察到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在没有见到你以前，我还以为你是位老学者呢！你的学术准备是怎样完成的？
钟：钱、李诸老我从不认识，我也没有主动去拜谒过他们。他们的过誉，使我惭愧，我并无辉煌的学历，1949年8月参加工作时，只是个18岁的高中生。不过我一直比较喜欢读书，也喜欢用自己的脑子思想。从五十年代起，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恐怕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和别的国家、别的民族隔绝开来，不能够自绝于这个世界。正是由于这种思想，使我经历了A·托尔斯泰所说的“苦难的历程”。
记者：啊？
钟：1957年湖南日报的“反右办公室”编印了一本十多万字的《钟叔河右派言论集》，其中就包括了我这方面的观点和言论。1982年《人物》杂志《述往事，思来者》介绍我的文中，曾一字不改地印了十多条。我被划为右派最初想不通：解放前我是个坚决反对封建和独裁的革命青年，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抱着弄清楚一些问题的目的，我在做工糊口之余用心读书，主要攻读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书。我认为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希望从历史中找到现实的答案。（上）
（附图片）
钟叔河像 苗 地画
第8版(副刊)
专栏：
深思之余谈学法
方成
长期从事讽刺艺术的人，大多有这样的毛病——好找矛盾。比如说，各机关工作人员在学习法律知识，每星期学半天，我就想，首先应该让各地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学，每星期学一天。他们学好了，能产生“双增双节”的经济效益，比如到北京上访的人就会少得多。
看了《拓荒者的坎坷》，（1月21日《人民日报》），说的是在山西从事科研工作的李龙城含冤的事。还配发了《评李龙城的命运》一文。说这位从北京去的大学生，“为了改变晋西北多灾多难的贫瘠面貌，几十年如一日，爬冰卧雪，风餐露宿，用炽热的理想和坚韧的毅力攻克难关，使一片又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那篇报道说，专家“称赞那里的经验为中国治理开发黄土高原找到了一条新路。”
结果如何呢？李龙城接到了“停止工作，交代问题”的通知。有人诬告李龙城的试点经济问题严重，地区领导未经认真核实就拍板定案，并见诸报端。
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两大特点，一是在与自然斗争方面是强者，但在暴力压迫面前是弱者，不敢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去“打官司”而逆来顺受。
这话是不错的。既然评论说李龙城的遭际“发人深思”，这两篇文章真的发我“深思”了。报道说：“报上登了李龙城以权谋私的一张清单：胡麻油285斤，计款383元；山药蛋2560斤，计款128元；旅行袋23个，计229元；菜刀四把，计27元2角……试点站开过6次现场会，超支的会议接待费，也都算在李龙城的账上，结果他成了‘万字号的贪污犯’。”
法律，我学得也不好。也知道杀人偷抢之类是犯罪的。但也仿佛知道，判罪是法院管的事情；也仿佛知道，如果没有确凿人证物证，是不能定罪的，随便抓人，然后再去找证据，是违法的。如果李龙城是由法院判的罪，看了那清单，可知这位院长应该去学学法律知识。如果不是法院院长而是别的什么领导判的罪，那么这位领导哪来的特权？他不但得学法律知识，而且这行动就违法。如果这些领导人不懂法律知识，李龙城去打官司，可怎个打法呀？
是谁诬告的呢？报道没提，也许忘了；须知诬告是有罪的！评论也没提，许也忘了。倘不是忘了，那么，记者与评论员同志看来也得学学法律知识，您说是吗？
第8版(副刊)
专栏：
致友人
刘毅那时你若遁入齑粉是决不会令人瞠目的那时天地的磨盘间仅存的良知也被碾得扁扁而你却以硬度超轶的灵魂作出了锋芒迸射的选择你迎着剑丛棘簇袒凸起一堵正义的胸膛你的十趾深深插进热恋的泥土以死相拚 没有后退半步风袭雨侵雷轰电击你俨如一棵百年橡树守卫晴空默度着并未虚度的岁月终于你逆着命运的刀锋战退了劫难的潮水昭示给阳光下的今天一尊棱角分明的雕像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坛风景线
腾跃，在大潮中
刘梦岚
他属龙，今年48岁。
南国的风吹黑了他的面庞，一副近视镜增添了他的斯文。他甚至还有点腼腆，似乎显不出多少“龙气”。
香港是他的故乡。13岁那年，他背着沾满风尘的行李，走过深圳罗湖桥，来到广州读书。35年的风风雨雨，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内地人”。
“你能六根清静吗？”当年，他将从事专业创作时，一位老作家半开玩笑地问他。
“能！”他爽快地回答。
一场农村大变革刚刚兴起，他便一头扎进了农村。可三个月刚过，他就有点耐不住寂寞了——繁华喧闹的城市，温柔可爱的妻女，高谈阔论的文友，都离他太远了。后来，他遇到一个水乡青年，为找个静处潜心科学试验，常常离开温暖舒适的家，去果园的水寮独居。甘居寂寞换来了事业的成功。他由此得到启示：要创作出好作品，也要甘于寂寞！从此，他象一条龙似的，深深地潜入了生活的海底……
他先在广东顺德县杏坛公社挂职公社副主任一年，又到广州郊区一个公社挂职办公室副主任一年，后来又深入到珠海、深圳……挂职可不是挂名，该管的事他都得管，甚至具体到帮生产队订合同。也许是龙性喜水吧，他挂职的地方都是水乡。他坐着小船，转了许多乡村，交了许多农民朋友，同他们一道“叹”茶，听他们说“古”，挨他们“恶骂”，看他们“娶新妇”……当他的心灵渐渐感到充实乃至膨胀时，便像深潜海底的龙腾跃起来了——一篇接一篇的散文新作，带着泥土的芬芳，带着改革的潮息问世了！
“简单化地、急功近利地反映开放改革的作品，决无生命力。必须塑造艺术形象。我总是寻找独特的生活和独特的人，写自己独特的感受，即必须要‘悟道’。”从《水乡茶居》、《南风的微笑》等散文集中，不难找到他的这种艺术追求。
珠江的游船，深圳的快餐厅，古巷里的小百货店，水乡的茶居、“古堡”、埗头、水寮、龙舟、集墟等寻常事物；口出狂言的后生，粗野古怪的老头，“乞儿仔”经理，天天度蜜月的养蜂人，美丽的“画中人”各色人等，都成了他捕捉和再现的对象。通过这些改革大潮中的细波微流、浪花涟漪，他透视出变革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态的变化。
有人比喻说，在中国这个文化国度里，散文是奢侈品，生产者少，消费者也少。他却在散文园地里执著地耕耘了十几年。从未听说过有什么“散文奖”，他却只顾耕耘，不问褒奖。他只想让散文这支“文学轻骑”，在改革的时代里发挥更大的作用。至今，他已发表了100多万字的散文作品，出版了6本散文集，还有两本也即将出版。龙年里，他计划再写一本反映珠江三角洲的散文集，写一篇反映海关改革的报告文学，还要写自传体的中篇散文……
他倒还真有点“龙气”。我们期待着他的新的腾跃！
他的名字——杨羽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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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皱纹
谢蓄洪每一条皱纹都显示一条山路每一条皱纹都蕴藏一条农谚——几时播种几时收割几时婚嫁几时远门密度越大越好后辈人虽有很多新知识却从不敢怠慢爷爷的脸一部民国时出版的农业史书现在仍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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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史小品
“洛阳纸贵”妙解刘向阳
曹聚仁先生《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一书，津津乐道于国故，其中自饶兴味。而作者对于他的学问之师章太炎先生，崇仰之情，溢于笔端。书中有这样一段：
“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左思《三都赋》都是传世的名作。相传左思写了《三都赋》，哄动了一时，你也抄，他也抄，弄得洛阳纸价都涨起来了。后来从《文选》上，读到了这三篇名作，实在没有什么道理，连念都不想念，何况叫我抄一遍？章师告诉我们：古代没有字典可查，一般人识字不多，这些赋篇，有如《千字文》一样，供给了许多新字，所以大家抢着去抄了。听了他的话，才恍然大悟！”
原来“洛阳纸贵”是因为它有字典的功用。这个妙解多半不会被成语辞典的编纂者接受，因此未必没有道理。像郭璞的《江赋》竟一连用“?湟淴泱”等32个这类的字去形容波浪之貌，可以说无生动之功，有獭祭之累。不过，章氏此说，并非首创，而是蹈袭了一本并不罕见的书——袁枚的《随园诗话》中的说法。《随园诗话》卷一云：“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
袁枚肯定了“才藻富艳”的因素，其说略为详允。在文学发展史上，赋的地位和艺术评价问题，尚大有讨论的余地。值得提出的是，赋是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重要转折点。也许正是在赋的实际创作过程中，古代文人们觉察到了文字的神奇功用。这是一种“文的自觉”，于是他们在赋的文学形式里尽情享受文字自足和唯美的妙用，竭尽铺张之能事。只是他们没有想到，对文字的这种过度“役使”，反过来会使“神奇”退化为“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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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问春（版画） 王村玲
（选自大兴安岭林区版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