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电影语言现代化探索的结晶
——评影片《红高粱》
仲呈祥
一年多前，莫言的力作《红高粱》，令小说语言别开生面，在文学界引人瞩目；如今，张艺谋初次执导的《红高粱》，以“非电影莫属”的艺术魅力，又轰动中外影坛，荣获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银幕上，那人物情感和动作都推向极致的重头戏，颠轿、野合、敬酒神，那方圆百亩的高粱地里随风摇曳、舒展活泼且会人语的株株高粱，那人迹罕至、充满神奇色彩的十八里坡，那血红的太阳、血红的天空、血红的高粱交织中与侵略者火拼的造型画面……都迸射出电影语言特有的美学张力和艺术感染力，使观众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源于生命活力的冲动和对人的精神自由的讴歌。
“美是自由的象征”。被誉为影坛“通才”的张艺谋，在银幕上锲而不舍地追求的艺术美，乃是一种流贯着生命主体的血液、饱含着人的精神自由的力度的美，是一种阳刚之美。人们记得，他作为优秀的摄影师，初出茅庐，就在《一个和八个》里以独特的艺术造型令人心灵震撼；继之，又在《黄土地》中以雄浑凝重的画面表现出“天之广漠，地之深厚”的力度之美，让人叫绝；接着，他出人意外地“客串”主演，在《老井》中把孙旺泉的生命意识及其精神世界中的内在伟力，用“没有表演的表演”展示得淋漓尽致。这一次，他首次出任导演，在《红高粱》中，以一位当代青年讲述的一个传说——“我爷爷”与“我奶奶”间传奇式的爱情故事及其火拼侵略强盗的壮烈之举为载体，尽情倾注了创作主体对敢爱、敢恨、敢生、敢死的精神的自由解放的独特感受和热烈礼赞，从而在银幕上大气磅礴、挥洒自如地营造出富于个性化风格化的电影语言组成的影像系列画面。
广义的神话包含了传说。因此，我们也不妨把《红高粱》当成银幕上的一个现代神话来读。也许正由于艺术家不是仅仅靠创作主体去静态地把握镜头所要表现的对象，而是充分调动了主体的全部生命意识和美学理想，融会和驱动了自己的一切感受、情绪、思维、想象，与表现对象之间构成了一股和谐的审美合力，从而匠心独运地把握镜头的推拉摇移，创造出超越现代神话题材而涵义深远的银幕形象，揭示出渴求人的精神自由的永恒主题。比如，“野合”这场戏，不仅拍出了精美的、富于情趣的动人画面，而且在总体上拍出了一种人的求生存、求爱情、求自由的生命活力。你看，镜头先是贴近地面仰拍，绿海中，那株株随风摆动唰唰低语的高粱骚动不安的活力与神韵，那缕缕闪烁其间的灿烂阳光令绿海披上一层金黄外衣所显示的生命动感，岂不就是精神自由的象征！接着，镜头变为居高临下俯拍，绿海中，“我奶奶”仰面躺在倒伏的高粱所形成的圆形圣坛上，纹丝不动，“我爷爷”双膝跪下，祷告上苍。在这里，虽没有任何男欢女爱的场面，但“我爷爷”与“我奶奶”爱情的炽烈和生命的旺盛，却表现得灼人心扉。正如张艺谋所说：
“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具有粗犷、浓郁的风格和灌注着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品，《红高粱》小说的气质正与我的喜好相投。”“我之所以把《红高粱》拍得轰轰烈烈，张张扬扬，就是要展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民性才会激扬发展，国力才会强盛不衰。”我认为，影片《红高粱》执著追求的这种力度之美——弘扬人的生命和精神的自由解放，是对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真谛的继承与发展。
《红高粱》的电影语言，既富于创作主体个性化风格化的色彩，又博采了新时期电影语言现代化探索进程中的成功经验。不难看出，它既吸取了70年代末以《小花》为代表的一批创新之作在被称为“时空美学”的探索阶段中，寻求新的电影语言，注重形式美的营养，同时又抛弃了这批作品中往往存在的“形式大于内容”的唯美倾向；它又吸取了80年代初以《邻居》为代表的一批努力贴近生活的佳作在所谓“纪实美学”的引入阶段中，注重影像的真实性的营养，摆脱了这批作品有时过于拘泥于生活原貌的局限；当然，它也必然会吸取以《一个与八个》、《黄土地》发端的“探索片”在被称为“造型美学”的耕耘阶段中，注重追求影像的表现性的营养，克服了这批影片常常过于淡化故事情节、观赏性欠强的弱点。前二者是超越他人，后者是超越自己。唯其如此，《红高粱》的电影语言令人耳目一新。拿“颠轿”这场堪称“绝唱”的戏来说，大起大落，大悲大欢，动静结合，声色交融。银幕上，时而是轿中的“我奶奶”悲切之至，那不屈于封建礼教对命运的戕害的反抗个性，隐隐呈现；时而是轿外的“我爷爷”与草泽之民们狂欢之至，那“野”性勃发时对“我奶奶”的肆意捉弄与人性复苏时对
“我奶奶”的同情护卫。这一切竟拍了整整10分钟。从总体上看，这场戏讲究造型，强调表现，声、光、色都作了艺术处理，部分影像无疑是夸张了的；但从细部上看，这场戏又讲究真实，强调再现。正是这两者恰到好处地和谐统一与审美把握，使银幕形象产生了强大的美学魅力，使观众不仅在鉴赏心理上认同了这场戏，而且不由自主地被带进人的生命活力与精神自由的高远意境，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哲理内涵和美学品格的基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以为《红高粱》确实集新时期电影语言现代化探索之大成，是这一可贵的探索实践的结晶。
但我又以为，从张艺谋的整个电影创作实践看，他的优势，更突出地表现在那种难能可贵的人格力量和独特灵敏的艺术感觉上，而比较起来，社会历史意识的深化和拓展，似乎略显逊色。《红高粱》在这后一方面给人的启示，就并未超越小说，反而有所淡化。而且，他由摄影师到主演，再由主演到导演，在电影语言的创新上似乎还只是马不停蹄地行进在一条“六经注我”的路途上，即如他自己所言，凡与他“喜好相投”的题材和人物，皆能溶于他的审美创造活动中去，化为具有阳刚之美的艺术形象。《红高粱》中，无论是在宁夏还是在山东外景地拍摄的镜头，就都化为了同一种“黄土地味”。这固然也值得赞许。但作为一位意欲“更上一层楼”的艺术大手笔，面前恐怕还有一座“我注六经”——能左右逢源地将自己的审美创造成功地“注”入到多样的题材、多样的人物中去——的艺术高峰需要翻越。这就需要我们的艺术家不仅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审美理想，具备独到而灵敏的艺术感觉，而且要不断更新和拓展自己的社会历史意识，突破“银幕复银幕，镜头接镜头，而一些处于银幕之外、却决定着银幕形象生命力的思想成果，被隔绝在摄影棚外，或镜头的取景框外的局限”，使自己的创作谋得新的社会历史观的甲胃。这是既利于电影的现在，更将利于民族的未来的。在张艺谋载誉而归的时候，不知他对我这点苛求以为然否？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点上
——评电视连续剧《雪城》
何志云 郑万隆
一场暴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又呼啸而去。茫茫天际的雪野上，有一顶棉帽在随风滚动着。旋即，主题歌《在那边……》激昂而悲怆地响起。由黑龙江电视台录制的电视连续剧《雪城》以这样的片头，含蓄形象而又意蕴丰富地划开了一代知青的昨天与明天，把一个严峻艰难的今天，推到每一个知青的面前。
这几十万知青抱着理想主义的激情，投身于边疆、农村的“战天斗地”生涯，已成为往昔。连同这生涯一起结束的，还有永不复返的青春、梦想、爱情以及选择人生的机会。他们站在城市的门槛上，眼前一片陌生与迷蒙。他们发现，原来他们梦寐以求的人生转机，却不过是一个新的困境的开始。他们久违了的城市，并没有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伸开双臂热情地迎接他们。相反，在城市冷冷打量着他们的眼光里，他们倒是感觉到了几分狐疑，几分敌意。
《雪城》以大量镜头交替描写了返城知青所陷入的新的人生困境：曾经蜚声北大荒的“金嗓子”刘大文，而今成了夜半倒卖香烟的投机小贩；当年的兵团教导员姚玉慧，如今也不得不龟缩家里吃闲饭；当徐淑芳终于度过了难以忍受的艰辛，不料在新婚之日却蒙受了旧日情人的羞辱，被迫割腕自尽；而她的旧日情人王志松，一边强忍着内心的痛苦熬煎，一边挣扎在生存线上……
在《雪城》里，几乎没有一个返城知青能够逃避这种新的人生困境。《雪城》异常真实地描绘这一点，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恰恰相反，返城知青所面临的这种人生困境，正是他们人生命运中一个更为重要的新阶段的开始。也就是说，从他们跨进城市的那一天起，他们就站到了历史与未来的一个交叉点上。严格说来，他们在今天面临着一个重要关头，既检验着他们的往昔，又决定着他们的明天。
面对这样的关头，一代返城知青在思想上和情感上陷入某种迷惘感和失落感，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看待城市，由于隔着漫长的知青生涯，而显得陌生和难以交融。留在身后的知青生涯，因为已经过去了的时间的沉淀，苦难和怨恨沉到了记忆的湖底，泛现出来的常常是温馨；横陈在前的，则是生存的困窘和养家糊口的基本目标，以及当他们投身于这些之际，心理上所承担着的重负。
这种迷惘感和失落感，实际上是时代在人生命运发生重大转变之时的心灵映象，因此，当《雪城》交织出现着现实镜头与回忆镜头时，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对生活时空的艺术拓展，更是一种心态的历程。这种心态历程及其展现，当然凝聚着一代知青不容漠视的身影与心灵。当姚玉慧在一把来自北大荒的蒲棒中，来挖掘她那初恋的记忆的时候，当刘大文在为妻小挣吃挣穿奔波留连之际，来回味他那诞生在北大荒的爱情与幸福的时候，当王志松面对离他而去的情人，来寻找那支遗失在北大荒马厩里的歌声的时候，一代知青已经体现出了他们那种与他人迥然有别的性格与素质。一方面，这种在追寻的梦中体现出来的性格与素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他们与城市之间的隔绝感，增强了他们充溢着迷惘感与失落感的孤独意识；另一方面，也正由于这样的性格和素质，他们在城市的人流中，凭着“你也是知青”这一句话，迅速地寻找到了朋友，从而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共同的命运使他们成为一个烙印鲜明、颇具凝聚力的社会群体。《雪城》在以现实镜头与回忆镜头交替呈现的同时，采用“散点透视”的结构方式，通过几个经历各异的知青形象的命运，所概括和凝聚的，是一个丰富浑然的整体。
因此，在我们看来，《雪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点上，勾勒出了一代具有丰富复杂的心灵历程的知青整体形象。既然是知青的整体形象，那么，他们的命运归根结底将由他们共同创造。
这一代知青在往昔中所失去的一切，我们不必一一细数了。但他们在失去之中所保留的、所得到的东西，分明更值得我们重视。正是他们所保留所得到的这些东西，现在成了他们在人生命运的转折关头应对新的困境的重要基点，而这一点，便顺乎自然地成为《雪城》的主旋律，在总体上显得那么昂扬积极。《雪城》着力表现这一代知青最为可贵的一点就是，不管时代与生活如何剥夺了他们把握命运的权利，他们始终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绝不逃避人生，无论它是多么险峻，他们始终以自己的双脚，牢牢站立着，用自己的双手，开辟着人生的里程。
《雪城》以大量的镜头，在描绘一代知青坚韧的人生道路的同时，揭示和描述了他们那纯洁美好的灵魂。且不说王志松与伙伴们之间相濡以沫的友情，也不说徐淑芳在煤场所得到的关照与援助，就是王志松、徐淑芳和郭立强之间的爱情纠葛，我们也能从他们各自对于爱情的理解和坚贞，从他们在解决这场纠葛时所主动作出的选择和牺牲中，一窥他们水晶般的心灵。这代知青之间的那种理解与同情、扶持与帮助、宽容与体察，支撑着他们度过艰窘的人生，也为《雪城》那昂扬积极的主旋律笼罩上一层充满善良与温暖的色调。
正是在这里，一代知青在告别往昔返回城市之际，在向我们诉说着失落与艰窘的同时，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们的无愧与无悔，收获与成熟。
《雪城》并没有把这些知青的结局，以一种完满的“理想”状态呈献给我们。但是，看到了这代知青的灵魂与精神，我们对他们的未来还会有什么怀疑甚或不信任么？
作为《今夜有暴风雪》的姐妹篇，原作者梁晓声的《雪城》，表现了他对一代知青命运的思考。电视连续剧《雪城》对小说的改编与再创造，在总体上是遵循原著并深得原著要旨的，在许多地方确有了不同程度的突破与加强。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暴风雪”以及十年后的“大返城”，作为一段历史，也许不久就会被人们渐渐遗忘。但是，《雪城》并不着眼于对这段历史去作什么样的分析和评价，而是把艺术的聚光点始终打在知青的人生命运上，就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印记，让后来者看到了，去感受之，深思之，这更值得肯定与提倡。
倘要说及不足，我们以为，《雪城》的前三、四集因为忙于交待人物和节奏上稍嫌沉滞拖沓；与描写知青的过去相比，在描写城市多种层次各种色调的人物方面，如领导干部和一些市民，多少显得有些造作和表面化。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军旅文学：面临艺术变革的挑战
朱向前
我国新时期的文学艺术经过1985年的新潮迭起和1986年的喧哗骚动，到1987年似乎又恢复了沉静和平实，现实主义再次回归且成为主潮，人们对那些在形式探索上越走越远的作家作品大为不满，甚至激烈地指责其为“沙龙化”和“贵族化”，呼唤“雅俗共赏，曲高和众”，呼唤“拥抱现实，贴近人民”。各种现代主义潮流在急速泛滥又急速退潮之后，其在现今中国的可行性受到怀疑。不消说，这是一种好现象，这是面对文化开放的中国作家和广大读者渐渐冷静和成熟的表现。但是，从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看，形式艺术的革故鼎新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对某一阶段的探索实践匆忙作结论甚至因为某些不成熟而因噎废食都是不明智的。“物极必反”固然差不多成了一个规律，但未必是正常的理想状态。所以，在人们对提倡形式探索“反弹琵琶”的当口，我选择了一个特定的对象——军旅文学，冒昧地来作一次反“反弹琵琶”。
大概没有谁会否认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的锐利突破和繁荣热闹——这只须举出从《西线轶事》到《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凝眸》等中短篇小说以及部分报告文学作品，在全国性评奖中连连中的乃至夺魁的例子便可证明。可是，我们又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虽然不太见诸文字却又几乎是被军内外创评两界一致认同的议论：在近几年的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军旅文学发展的步子总是要“慢半拍”。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是领先，一方面又是落后。产生这种判断矛盾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依我看来，关键在于军旅作家的艺术创新意识还未普遍觉醒或强化，以至在近年形式（主要指结构、语言和叙述方式等等所谓“外形式”）的探索发展方面未能做出卓著贡献，从而显得平平。只不过是近二年来当地方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在这方面孜孜以求，不断迫近艺术规律，在打破旧的艺术规范的同时努力建筑新的艺术规范，使各类的艺术形式急遽裂变与更迭，从而反衬出军旅文学的停滞景象更加刺目罢了。为了使我的看法言之有据，我将特别提出几位有代表性的青年军旅小说家来作一剖析（我把莫言作为特例排除在外——因为反映严格意义上的军人生活的作品在莫言全部创作中只占极小的比重）。
比如李存葆。无论是《花环》还是《坟茔》，也无论是大刀阔斧地斫除极左思潮桎梏的钳缚，放胆地揭橥军队的尖锐矛盾，还是浓墨重彩地推出真实而崇高、痛苦而壮美的军人形象，李存葆更多地是表现了一个突破政治禁区的
“文学爆破手”的勇气。而从审美观念看，他还是一个严格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或者说严峻而沉重的历史思考和现实使命使他在彼时还无暇顾及艺术上的创新求变或精益求精，文学的社会功用与认识价值在他脑子里排挤了审美规律。《花环》等小说虽然一时名满天下，但在形式艺术上不仅未能作出独特贡献和形成鲜明风格，反而还留下了相当“粗坯化”的缺憾。
比如朱苏进。从《射天狼》到《凝眸》，他对新时期军旅文学的突出贡献在于对和平时期军人价值的再认识，在于对职业军人长期“引而不发”的心灵矛盾的辩证把握与深刻表现。换言之，亦在于对这一人们司空见惯而又习焉不察的生活层面的独特发现与占有。他的思想观念也许表达得不如李存葆那般尖锐，但他的艺术观念却比李存葆超前一步，他在注重“写什么”的同时，比较注意到了“怎么写”。如《凝眸》中对语言的感觉化、意蕴的象征化等手法的自觉运用与追求，便说明了他审美意识的觉醒，说明了他努力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中蜕变出来的企图。但也仅此而已，他没有再往前走出多远，他留在人们记忆里的也没有多少形式上的创造性的东西。
又如乔良。他是艺术意识觉悟较早的一个，他对形式创新的探求，从1984年写《大冰河》便已初露端倪，经由1985年的《陶》，到1986年的《灵旗》，基本树立了他的艺术探索者形象。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由于他宏观上理念的过于强烈明晰的牵引，另方面由于他微观上的艺术感觉常常力有不逮，这就使得他那套复杂的小说形式还不能完全内化入他的心理深处，变成创作的“内形式”，而显得勉强、生涩，有“两张皮”的痕迹。
以上分析，丝毫无意贬损这几位作家的文学成就，我在这里主要是就形式方面来谈问题。不可否认，新时期以来整个军旅文学创作在表现形式、手法、技巧诸方面寻求变化和出新，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也要同时看到，包括上述几位佼佼者在内，其文化心理和审美观念的拓展与变革的实践，大都没有在当代文学中取得独树一帜的地位。
也许，捕捉一种问题的现象往往比较容易，而且于问题的改善并无大补。所以，我还想简单谈谈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1）由于军人强烈的集体意识和统一的行为准则，形成了军人潜意识中容易去异求同的深层文化心理，使作家们更乐意于搞整齐划一的“遵命文学”，而对创新立异缺乏兴致和自觉；（2）又由于诸多非文学和非作者自身的原因，军旅文学界
（尤其是刊物）容易滋生一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气氛。为了引人注目，为了“轰动”、“打响”，眼光更多地追踪一些所谓重大尖锐的题材，而少凝神艺术本体做深入思考；（3）还由于军旅作家队伍主要来源于新闻报道、连队演唱和部队宣传等部门，大都程度不同地存有着创作准备的先天不足。或表现为文学修养的欠缺，或表现为知识结构的狭窄，或表现为理论兴趣的匮乏等等，因此难有独特坚定的美学追求，容易停留或满足于对别人的“寄生”之中。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提倡“玩”结构、“玩”语言，以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来掩盖艺术功底的浅薄、生活体验的贫乏和思想感情的苍白。而且，艺术形式与主题内容的关系极为复杂，美学的进步与繁荣也决不只是个形式问题。但无论如何，面对当前急剧变革的时代，面对日新月异的海内外文学思潮，置于中国乃至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当代军旅文学，已无法回避日见紧迫的由当代生活的发展和文学内部的运动所带来的形式艺术变革的历史性挑战。尤其当形式本身已经具有内容的意义，或者说只有这样的语言、结构和叙述方式才能传达作者特定的情绪、意图，从而升华为一种对主客观世界的认知与把握方式的时候，这种挑战就显得更为严峻和急切。由此，如果军旅作家们一味地依照惯常的思路来展开情节，轻车熟路地以同一种口吻来讲述不同的故事，或者固执地比赛大胆、尖锐和气势，那么，军旅文学的艺术水准难以见涨，它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的半步之差不仅不可能消弥，反而只会显得越来越大。
但愿这只是杞人之忧。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论信息
刘再复谈文学研究与文学论争
《文汇月刊》1988年第2期发表了刘再复同刘绪源的“文艺对话录”，分析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刘再复认为，最近三、四年里，文学理论、批评和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活跃。这首先是因为文学创作迅速发展，新的文学现象不断涌现，迫使文学研究不得不突破传统框架。同时，也因为对外窗口已经打开，国外各种观念和方法纷纷涌入，使文学研究面临更广大的天地。但古典文学研究显得过于沉重，思想不够活泼。
关于文学研究的前景，刘再复认为，如果说新时期十年是扫清道路，是酝酿和呐喊，那么今后的十年将进入更自觉的学术建设。所谓建设，是指按文学的、学术的要求去工作；着眼于深，把新观念和新方法同具体的学科建设结合起来；研究要系统化。
刘再复还分析了转入文学建设必需记取的3个教训。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救亡”任务迫切，文化先驱很快转入了“救亡”，转入了革命的实践，从而影响了学术建设，没有像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创建出多少有影响的新经典。二是解放30多年，真正坐下来从事建设的时间太少了。三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消费性强，缺乏建设性的文化。每个人的位置都是在一个大的文化网络中固定了的，他不能超越，因此缺乏对自身进行再生产、再建设的文化精神。这大大阻碍了改革，也阻碍了文学的发展与建设。
此外，刘再复还就姚雪垠去年两次发表对他进行批评的文章发表了看法。他说，理论的探索和论争，不应停留在自身经验的层次上，而应当超越自身的局部经验，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上来论证，才具有理论和科学的品格，才能走出理论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