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陕西省府干预县人大人事任免
省长知错即改登门作自我批评
新华社西安2月29日电 （记者万武义）陕西省省长侯宗宾日前就省政府下发文件干预延川县人大常委会免掉县统计局长职务一事，登门向延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作自我批评，并责成省政府办公厅通知各地将原件销毁，以省政府名义重新印发了文件。
据了解，1986年年初延川县统计局在上报1985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统计时，弄虚作假，将176.5元虚报到206.8元。县统计局长明知其中有问题，却签字上报。据此，县人大常委会在重新任命县政府中层领导干部时，按照法定程序没有通过这名统计局长的任职。然而，事后不久，省政府却未经深入调查，偏听偏信，并违反《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下发文件要求立即给这名局长复职。
在春节前夕召开的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期间，一封署名“延魏征”的来信寄到了省长侯宗宾手里。信中批评省政府不深入调查就得出结论的官僚主义作法后，着重指出：县人大根据法律程序通过的人事任免，省政府不应干预，并尖锐地质问道：“法大还是权大？”
侯宗宾经过调查了解后，在来信上批示：省政府“通报中提统计局长复职确系不妥，县统计局长任免权在县人大，上级政府不得干预，错了就改……”。然后，侯宗宾专程到正在省里出席省人代会的延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住所，向他检讨说：“我是来检讨的。延魏征的来信态度真挚，语言中肯，批评得对，提的建议也对，我已责成办公厅通知各地把原件烧掉，重新印发。”最后，他请延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回去以后，代向来信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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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自身改革作铺垫和准备
全国妇联多方位多侧面开展工作
本报讯 记者袁建达报道：妇联的社会职能是什么？怎样理顺关系、克服弊端？怎样代表和维护妇女的特殊利益？这些有关妇联自身改革的问题，目前正在各地妇女干部中开展讨论。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王庆淑日前向记者证实，近一年来，全国妇联多方位、多侧面开展各项工作，为妇联的自身改革作了铺垫和准备。
——大力提高妇女的政治、文化素质。全国各级妇联开展了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教育，表彰了一批三八红旗手、女先进工作者、女劳模。开展了以婚姻法和继承法为主要内容的普法教育，教育的重点已从妇女干部转向普通妇女。
——注重增加妇女的参政意识。各地妇联配合换届选举，宣传妇女参政的意义，主动推荐女性候选人，如实介绍她们的能力和政绩。全国妇联还向中央反映了部分省市在换届选举中女代表、女委员比例下降的情况，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开展调查，为决策提供依据。全国妇联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向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提供了包括买卖婚姻、早婚、乡镇企业女工保护等问题的13份调查报告，其中9份经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认同，形成了议案和提案。
——拓宽工作领域，增强妇联的群众性和吸引力。一年来，妇联的横向联系有了较大发展。据统计，目前挂靠在妇联的学会、协会、联谊会等已有10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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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妇联和陕甘宁三省区妇联举行会议
纪念陕甘宁边区妇联成立50周年
本报北京2月29日讯 记者沈纯报道：今天上午，全国妇联和陕、甘、宁三省区妇联在人民大会堂陕西厅隆重纪念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50周年。原中共中央妇委曾志、帅孟奇、罗琼等六位委员、陕甘宁边区各级妇联主任等和其他解放区的老妇女工作者40多人应邀出席了纪念会。
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出席了纪念会。康克清讲了话。她说，1938年3月8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标志着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陕甘宁边区妇联曾广泛团结了边区妇女支援抗战，保卫和建设根据地，帮助妇女解除封建束缚，改善和提高妇女的地位，培养了一大批妇女干部。陕甘宁边区妇联的成立，不仅对其他抗日根据地建立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起了带头作用，而且对促进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团结抗日作出了贡献。
我国妇女运动的老前辈邓颖超，今天格外显得精神焕发。她说，为了参加这个纪念会，来看望昔日的老姐妹，兴奋得今晨5时半就起床了。她特地为纪念会写了贺信，赞扬陕甘宁边区各族妇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的重要和难能可贵的贡献。同时缅怀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有名的烈士和无名的英雄。她说：“我们今天幸存的人，将努力工作！”她希望妇女工作要继承革命的光荣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新的贡献。
出席纪念会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中顾委委员郭洪涛、张邦英等当年陕甘宁边区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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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政分开笔谈
党政分开要防止片面性
中共江苏无锡市委宣传部 黄胜平
党政分开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要实现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变革，必须注意避免片面性、绝对化，坚持党政分开的辩证法。
从当前已经实行党政分开的企业实践来看，我以为要正确处理好这么几种关系：
既不能以党代政，又不能以政代党。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多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状，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也要注意防止可能出现的以政代党的倾向。有个别单位由于过分地、不恰当地强调党委所谓“十个不能管”、“八个不插手”，使党委缩手缩脚，保证不力，监督不够，而同时厂长却“个人说了算”。有人说：“有的厂长经理，个人说了算往往比党委书记‘一元化’还要厉害！”这种情况值得注意。党政分开是指党政职能分开，党政各就各位，各司其职，绝不能在强化行政领导的同时弱化党委领导，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以一方代替或排斥另一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过去的“一元化”滑到新的“一元化”上去。
既要在党政职能上分，又要在“一个中心”上合。当前，有一种较普遍的现象，人们在注意“分”的同时，对“合”却缺少应有的注意和研究。有些单位注重了“分”，却忽视了“合”；有的将党政分开变成了党政分家，互不相干；有的将党政分开变成了党政分割，机械地分成两块，极个别的单位将党政分开变成厂长与书记分权，各行其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我们首先要看到，党政分开实际上是要我们找到一个党政在新形势下重新组合的最佳方案。不言而喻，党政职能上的分开，不是权力的再分割，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党政合作的再探讨，党政合力的新途径。如果把党政分开变成分家、分权和分割，那么，党政职能上的化合作用将被其分化作用所取代，企业“两张皮”的矛盾，将依然得不到解决，这就势必影响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分”与“合”的关系。“分”与“合”是相辅相成的，“分”始终离不开“合”；“合”是以一定的“分”为前提，分是为了“合”，“合”必须先“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党政分开的本身就是党政关系在党的中心工作上的一种新的合拍和合作。同时我们要把党政分开的过程看成是党政重新寻找新的组合和联合的过程。不少单位在“分”与“合”的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诸如，职责上分，思想上合；工作上分，目标上合；权限上分，步调上合；制度上分，关系上“合”等等。我以为，在这些“分”与“合”的关系中，最根本的是分在党政职能上，合在“一个中心”上，因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其核心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抓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党的全部工作的中心。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生产经营是中心，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发展生产力是中心。所以党政分开最要紧的是要在发展生产力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合拍和合作。
党委既要超脱，又不能脱离实际。最近，我在一家工厂听到职工反映说：
“党政分开后，厂长离我们近了，讲话变得实了，而书记离我们远了，报告变得空了！”企业党委从过去“一元化”领导的地位上退下来，改变了过去包揽一切的状况，从而使自己处于一个比较超脱的地位，这是对的。但是，这种超脱并不意味着党委可以脱离改革和建设第一线的实际，并不意味着党委对什么实际问题都不要去解决了。相反，它要求党委必须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更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分析和总结实际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以指导改革和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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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哈努克会见卡翁达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今晚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赞比亚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参加了历时近50分钟的会见。西哈努克亲王今天早些时候在书面回答法新社记者提问时说，由于民柬联合政府一再要求，他已同意暂时留任民柬主席的职务。圣马力诺执政官在江苏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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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据新华社南京2月28日电 （记者高峰）圣马力诺共和国执政官（即国家元首）吉安·佛朗哥·泰伦齐和罗萨诺·扎费拉尼今天下午参观了江苏省邗江县施桥镇的服装厂和无线电仪器厂。
圣马力诺贵宾今天在扬州还游览了瘦西湖公园和大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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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门外观“辩”
本报记者 卢小飞
辩经，是拉萨祈祷法会上令人瞩目的项目。每天由一名考僧答辩，安排在每日早、中、晚的斋会与干会之间，早上答辩《因明启蒙》、《释量论》，中午答辩《中观论》、《现观庄严论》，晚上答辩《律藏》和《俱全论》，这里既有佛教关于世界、人生，以及逻辑学、认识论等学说，也有出家人遵循的戒律和各种修养之道。
2月28日，祈祷法会进入到第4天，出场答辩的是色拉寺的晋美。9时左右，身披紫红色袈裟的僧侣们已汇聚松却拉广场参加答辩会。首日法会坐台答辩的是甘丹寺老僧达娃。也许最初人们还有些拘谨，上台提问的不太踊跃。而今天，竟有12个年轻喇嘛同时挤到法台前，争抢一个麦克风。比起严肃的达娃，晋美显得活泼风趣，面对1000多名席地而坐的僧众和厚厚几层围观的百姓，他谈笑应对自如。
比起冗长的经颂，这种辩经有声有色，短小精萃，不要说那些一遇诵经就偷懒打瞌睡的小僧，就连只会念“唵、嘛、呢、叭、咪、吽”而对教义一窍不通的香客们也看得有滋有味。特别当发问者有意哗众取宠，做一些夸张的动作或发出“恰秀”、“嘿秀”的吼叫时，常常引得满场大笑。
辩经是僧侣生活的重要内容，而法会上的辩论又不同寻常，它是学僧获取拉然巴格西学位的最终途径。格西学位有4等，拉然巴最高，故而有人将其译为“博士”。西藏佛协副会长策墨林·单僧赤列则说：“拉然巴就是拉然巴，不是你们想象的博士！”不过，考取了拉然巴格西，就等于完成了显宗的必修课，可以专修更深一筹的密宗，在众人眼里就俨然是博学之士了。
辩经与一般学位答辩有相似之处，亦有许多区别。这里不设答辩委员会，但担任监考的高僧亦是满腹经纶的佛学权威；虽不是论文答辩，但其内容则全是学僧多年修习的经典。不同的是，发问者通常都是下级僧侣，打坐听讲的任何一位都可站起发问，也显示出宗教中自由辩论的气氛。它有一些规定动作，扬臂击掌表示要提问，当考僧辩赢则再次击掌开始新一回合的辩论。手背击掌则表示考僧出师不利遭到反驳，几经周折最终获胜。
本届坐台答辩者有8位，来自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和甘丹的有6人，其余两位来自佛学院和热堆寺。他们大都寒窗苦读数十载，因而两鬓斑白。哲蚌寺一位77岁的老僧去年曾败走考场，有记者问他，如果今年还考不上怎么办？“那有什么？明年再考！”老人流露出坚定的意志，真可谓壮心不已。
8位考僧去年11月均通过预考和众僧的评议，到今日可以说成竹在胸，但究竟首榜属谁，还待3月4日即藏历正月16日法会结束的前一天方能揭晓。
（本报2月26日关于拉萨祈祷大法会的报道，记者将3月5日误报为3月14日；2月28日将汇集大昭寺的喇嘛1262人，误报为1600余人。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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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冲会见澳大利亚客人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澳中友好小组主席霍利斯率领的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澳中友好小组代表团。
会见后，全国人大中澳友好小组为代表团举行了欢迎宴会。
彭冲，中澳友好小组主席刘大年出席了宴会。
刘大年在宴会上说，两国议会先后成立了友好小组，这是两国议会之间发展关系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霍利斯说，澳中友好小组是澳大利亚议会各友好小组中最大的组织。
代表团应全国人大中澳友好小组邀请于今天下午抵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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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尼边界联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第二届中尼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圆满结束。中尼边界联检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许光建和尼方首席代表、尼泊尔王国土地改革和管理部高级顾问巴斯奈特分别在会议纪要上签了字。
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尼泊尔王国驻中国大使卡特里出席了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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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葡土地小组首次会议开始在澳门举行
新华社澳门2月29日电 （记者彭承进）中葡土地小组今天上午在澳门开始举行首次全体会议。
28日晚上，中葡双方组长举行约1小时的会晤，商讨了有关问题。接着，葡方成员设宴招待中方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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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同志生平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挚友叶圣陶同志，因病于1988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叶圣陶同志，名绍钧，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城内一个平民的家庭。因家境清贫，1912年中学毕业后，即开始当小学教师并从事文学创作。五四运动前，参加了李大钊、鲁迅支持的“新潮社”。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他发表了许多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论文、小说、散文、新诗、童话等，这些作品充满了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示了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光明的向往。他还与刘延陵、朱自清、俞平伯等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并出版了我国第一个童话集《稻草人》以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立即写了《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这一名篇，并与郑振铎、胡愈之等对当时上海的报纸“对于如此惨酷的足以使人类震动的大残杀案，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表示愤慨，倡议出版了《公理日报》。“四·一二”事变后，他主编《小说月报》，提倡作家
“要写这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发表了不少反映大革命时代的作品，并最先写出了谴责反革命大屠杀的短篇小说《夜》。1928年，他创作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反映了从五四时期到大革命时期中小学教师的思想发展过程，批判了改良主义，讴歌了革命力量。抗日战争期间，他举家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他是为人民立言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一位极为勤奋的作家。他的大量作品，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叶圣陶同志为我国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70多个春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写出了大量有关教育、教学的专论、专著和书简。他很早就进行教育改革的
尝试，主张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公民。提倡
引导与启发，“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达到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辩、斗争能自奋、攻关能自勉的主动境界，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他对汉语语言的规范化、中小学语文教
学的科学化系统化，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具有独到的见解和重大的贡献。
叶圣陶同志从1923年起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1930年起又到开明书店任编辑。他说过，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确实，他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的时间长。他所编辑的大量书籍杂志和课本，都体现出他处处为读者着想，特别注重教育效果和社会效果，态度至为诚挚，工作极端认真。他在三十、四十年代主编的《中学生》杂志，是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他非常乐于帮助和扶植新作者，许多成名作家的处女作，是经过他的手发表的，并写了不少对新人新作的评价，给予鼓励和推荐。一直到“耳失其聪、目失其明”的耄耋之年，仍不遗余力地为有关单位及出版社审阅重要文稿。
叶圣陶同志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坚强的民主战士。他不断追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他就是党的亲密朋友。在五卅运动和大革命期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一贯赞同拥护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早年，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他全力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又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图书审查制度，联合重庆、成都的几十种刊物，拒绝送审。1946年回到上海，目睹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又奋不顾身地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还担任了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等教育研究会的顾问。他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呼吁文化界、教育界同人们“要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广大的人民，为同一个目标而斗争”，“汇为巨力致民主”，“转移风气，挽回世运”，开创“为万世开太平”的局面。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影响下，他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文教战线上无畏的斗士。1949年初，叶圣陶同志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上海经香港辗转到达已解放的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6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叶圣陶同志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建国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四届代表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他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主席等领导职务，是民进全体会员极为尊敬和爱戴的德高望重领导人。长期以来，他为民进的建设和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为发展人民教育和出版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不顾年事已高，仍然勤奋地写作，发表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新一代、描写新中国新面貌的优秀作品，并对教育、文化、出版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有益的建议。他多次指出，我们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根本在教育，而教育的根本在小学。小学教师的辛勤劳动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他曾在《中国青年》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呼吁》的文章，针对社会上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偏向，语重心长地说：“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中学生在高考的重压下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急不容缓的事，恳请大家切勿等闲视之”。他的呼吁和建议，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党中央的倡导下，尊师重教的风气正逐渐形成。他在民进的一次会议上又提出了“在新形势下知识分子将何以自处”的问题，告诫会员要正确地对待自己，不断地充实自己。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教育家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以及对青年一代的深切关怀。
叶圣陶同志平易谦和，诚朴敦厚，谨言慎行，表里一致，坚持真理，一丝不苟。他从来不说不写一句违心的话，总是勉励大家要“少说空话，多办实事”。他的品德、文章、事业、言行，培养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读者、教师、学生、编辑和出版工作者。他的不平凡业绩，犹如积沙成塔，滴水成海，是在平凡中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他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楷模，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在各方面都不愧为一代师表。他的逝世，使文化教育界失去了一位巨人，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哲人已萎，典范永存。我们要永远学习他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十三大路线的指引下，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
敬爱的叶老同我们永别了！叶圣陶这个光辉的名字，将永载史册！
（新华社发）
（附图片）1919年，叶圣陶同夫人胡墨林摄于苏州甪直，当时他们在该地做小学教员。1980年3月19日，叶圣陶同北京东四九条小学的少先队员在一起。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