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说春联之类
于浩成
中国的方块字,像对联这一类神奇而有趣味的文学形式,恐怕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拼音文字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对联可以说是一种综合艺术,熔诗词、书法、哲学、政治、文化思想和民俗等等于一炉。在一些名胜古迹或文人书房的门前、室内挂上一副对联,它所表现出来的意境、气氛……与当时、当地的精神风尚,作者或主人的志趣、爱好密切联系在一起,这当中大有学问,其妙无比,有时简直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近年来出版了一些古今楹联作品的选集或专著,例如清朝梁章巨的《楹联丛话》之类。每年年初报刊上也刊载一些迎春佳联妙对。近来有机会顺便游览一些名胜古迹,也喜欢往笔记本上抄录一些自己中意的楹联。名联本身精妙,再加上书法家高手题刻,悬诸殿、堂、馆、所、楼、阁、亭、台,为名胜风景增色生辉。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西湖边上岳坟前面的两联:一是“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另一联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作者何人,回家以后翻阅《历代楹联选注》,才知是徐氏女,名字仍然不详。成都武侯祠前清朝的赵藩所写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简直是一篇议论文,使游人在驻足观赏之余每每对其深刻寓意各人皆有心琢磨一番。我更喜欢的是“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仅仅十个字就概括了诸葛亮的一生。当然,长联写得文采斐然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清朝孙髯翁写的那首昆明大观楼前长达一百九十字的长联,简直是一首情文并茂的好诗。可笑的是当时任云贵总督的阮元以权压人,任意修改这副长联,把这首名作改得面目全非,诗味比原作差多了,以致被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他:“软烟袋(阮芸台)不通,萝卜韭菜葱,擅改古人对,笑煞孙髯翁”(见《滇中杂记》)。由此联想到有些编辑好为人师,文权在握,往往大笔一挥,把人家的稿子改得面目全非,明明是点金成铁,还自诩为点铁成金,未免像阮元那样可笑了。当然,阮元本人也还是一位文人学者,有他主持编纂的卷帙浩繁的《皇清经解》为证。
1979年9月在八宝山追悼邓拓同志,遗像两侧是他的夫人丁一岚同志写的挽联:“山海风波心盟永忆;万家恨雪云际长明”。人们读后都不禁引起共鸣。追悼会后还编集挽联成册印发了。不想,我的一副拙挽,也忝列于佳作林中:“秉公办报,谁说书生空议论,但求无愧董狐史笔;以身殉难,终究真理胜强权,老少争读燕山夜话。”
在文革前我在办公室挂过一副:“每向空苍追大雅,狂胪文献耗中年”。近几年又对这些感到兴趣。求钱君匋老先生以隶体赐一联云:“山抹微云无墨画;竹敲秋雨有声诗。”去年求诗人曹辛之先生赐我一联:“岂有文章惊海内;但留清白在人间。”写的是小篆体,十分古雅。我自己书写的一副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时间是1986年4月,正当于年届花甲解职家居以后。这对是从老画家刘海粟那里借来自强自勉的。
              1988年1月24日


第8版(副刊)
专栏:

  草原的律动
赵恺
最初喜欢《草原之夜》,一为旋律的柔美潇洒,二为草原的浩茫壮阔。记得1981年客居北京,某诗人问我:“为什么你的诗里写到朱崇懋?”我脱口作答:“为了《草原之夜》。”他似有所动,略作缄默之后便站起身来说:“走,咱们去看朱崇懋。”我当时的反应与其说是对于热切的惊喜,就不如说是对于突兀的惊愕了。可惜那一次没能见到那位《草原之夜》的歌者:一年之前,他因为治病去了美国。
谁知事隔6年之后,竟然在洪泽湖畔遇到《草原之夜》的作者田歌,并且听到作曲家自己的演唱。没有渲染,没有烘托,伴随这位英武慓悍的边塞军人的,是一把斑驳老旧的小提琴。这把琴自田歌进疆就厮守着他,如今竟然也已年届“不惑”了。天山可以作证:戈壁熟悉它像熟悉一株红柳,草原熟悉它像熟悉一颗露珠。至于军营哨卡,熟悉它则像熟悉马刀和枪。生死相许,休戚与共,使木头也获得了灵性:轻拢它似风的初醒,慢捻它似草的律动。——条条弦索牵着田歌的心,仿佛田歌的心就是草原。
真个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的第一个乐句,就蓦然染绿了我的记忆。
那是1984年的5、6月间,我和几位诗友一道应地质矿产部之邀去了青海。那时候,我才得以领略大自然和人的“一望无际”。
在都兰,一位50年代毕业于地质学院的勘探队员告诉我:20年前的一个星期天,她准备好羊肉和白菜打算包饺子,丈夫却告诉她,有一块标本不典型,他得到一个地质点去一趟,一去就回,赶回来吃热饭。可是,黄昏没回来,傍晚没回来,深夜还是没回来。饺子成了冰,守在门口的妻子仿佛成了石头,而门外那夜色中的草原,则像是地狱中的黑色火焰。地质队出动了,全城(一座县城总共才5000人)民兵出动了,一天,两天,三天。第六天才找到他:在红柳丛子里,浑身冰凌,怀里抱紧一只装着矿石的地质包,额头贴在萋萋绿草上。只算工伤,不作烈士,说是死因不详。说到这里,她下意识地望着窗外,似乎还在继续她那对于草原的永不倦怠的寻觅和期盼。——田歌的歌声里,为什么好像有她的声音?
在阿尔顿曲克(金色山峰)大草原上,我见到格尔木勘探队的北京姑娘郑碧玉。她给我讲了对于草原之夜的感受。那一天,她离群了。夜色先是撩拨,继而偷袭,接着就是没顶的掩盖和吞噬。夜的色泽,像饥饿的熊,落井下石的则是寒风。她先是骇异,继而恐惧,接着就是近乎绝望的挣扎和反抗。她奔跑,她呼叫,在疲惫和嘶哑之后,她点燃一丛芨芨草。于是,她和火就成了两个人。两个人就可以交流,呼应,互为依托,更何况火是一位光明的朋友!火教她镇静下来。一点,一点,一点,她发现亮光了。先是昏昏的黄,继而冷冷的白,接着是森森的蓝。那是狼。在草原上,一只狼只像一块砾石,而一群狼就是一支黑暗的别动队。热在递减,光在流逝,死亡在进逼。这时的火,无异于生命的同义语。而那一丛芨芨草,则形同燃烧的墓碑。就在她踏上生死疆界的时候,她又看见亮光了:一点,一点,一点,光明和夜色的撞击,迸溅出草原独有的乐音。电筒!地质队员!一个响彻天穹的声音:“邓碧玉——!”最终还是生命赢得了夜色,赢得了草原史诗般的庄严和无限。——田歌的歌声里,为什么好像也有她的声音?
记忆随着歌声出现,又随着歌声离去。厚重如草原的雪,短暂像草原的花。而当田歌唱出“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的时候,我想,如果感情都能写得出、唱得出,田歌又何需流泪?世上最响亮的声音,往往属于沉思。是吗,田歌?


第8版(副刊)
专栏:

  诗三首
冀汸
春之声我看见了
破旧的图画
挂在屋角
——蛛丝织成的
粘满飞蛾
我也听见了
一支歌
响在远方
——主旋律是迅雷疾风
雨点为它伴奏
    岁月的踪迹
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
留在树干中间
一条波纹叠一条波纹
刻在裸露的大山身上
逝去的流水不再回来
花还要重开
我一天天老了
幼小者正在成长
    过旧居
鬼子投降的第二年
我在这儿作客
对面漂亮的小洋房
还留着耻辱的标志:
“慰安所”
“最最最”的年月里
我来“灭资院”看望友人
对面漂亮的小洋房——
“兴无楼”瞪大眼睛
监视我们
如今改变了模样
这座高楼,倚着
那座高楼
地名还是吉庆街
不再叫“反修路”


第8版(副刊)
专栏:文艺轶话

  曹聚仁趣事
沈震亚
30年代,在上海教授群中,曹聚仁先生可称得上是个典型不修边幅的文人。他常穿的一件蓝布长衫,经过十来个春秋的日晒雨淋,早已变得青白不辨了。据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说,有一次,他在传达室寻觅自己的信件,来了两位衣着入时的女同学向他索取招生简章,曹顺手递了两份给她们,她们就这样认定他是校工,连谢也没谢一声,转身走了。后来,其中一位被录取,恰好分在曹的班级里上课,她见是“校工”来授课,气得眼泪几乎掉了下来:“咳!这么大的大学,真怪,连教授都没一个!”
曹聚仁先生曾在赣州主持过《正气日报》笔政,因言论触怒了当地几位文人,他们便群起著文而攻之。有马兵其人者,写了篇题为《奴才相》的稿子,径自投到曹主编的报纸上,对之冷嘲热讽。不料,曹聚仁照登不误,只是把篇名《奴才相》和作者大名用二号字排在一行,一眼看去,赫然成为“奴才相马兵”了!
其间,曹聚仁先生曾去赣州青年业余补习学校演讲。当时,我是该校教师,有幸聆听。曹在演讲中,评析了老庄哲学和孔孟之道。会后,有一青年就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语,向他提出不同看法。曹聚仁当即请教:
——那就听听你的见解吧!
——我认为难养的意思,应该理解为难产。
——唯女子与小人又怎样解释呢?
——这难道还不够清楚?难产嘛,就是女子和小孩的事,岂有男子汉难产的呀?
曹聚仁在学术问题上,一向善辩,当仁不让,只有这次,忍俊不住之余,不得不翘起拇指连声大呼:“高见,高见,仁兄高见!”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牵牛花蔓之三
最恼人而最易治理的公害
严秀
公害是个很大的概念,环境污染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大类。在环境污染中,通常被认为最严重的一般是指水污染、空气污染、垃圾废品毒物污染等。但是,有一种污染是人人都能突出感到,而又最影响人们的工作、安宁与休息的,却并不那么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是噪音污染。我们大城市中的多数人都处在这种极为可怕的污染包围中,得不到片时的安宁,使人有愈陷愈深、永世不得翻身之感。
我只举一例,城市里的汽车喇叭声,整天狂叫不息,郊区也不例外,叫得更加放肆,声闻数里,住在城市及郊区马路两旁的人,几乎得不到一分钟的清静。尤其是白天不准过卡车的马路,晚上九时到次晨六时应该是人们熟睡的时候,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却如翻江倒海,弄得人都要发狂了,彻夜不能入睡。
还有人口密集居住区的高音收录机以及无处不在的高音广播等,同样猖狂为害。躲是躲不掉的,火车里、商店里,甚至公园、名胜之地都是如此,叫人无法安身。这种几乎无处不在的整天吼叫,除了使人感到可怕的烦躁外,还给人一个最坏的印象:这个国家不文明,乱糟糟。
据我看,治理噪音污染,相对说来应该是最容易的一项。一九五六年我到过一次苏联,走了几个大城市,包括它们的郊区,不论大小汽车从没有听到过一声喇叭。一问,才知道是根本不准在汽车上装喇叭。一九八○年我到过一次日本,跑了好几个大小城市,只在郊外听到过一次小小的汽车喇叭声,我问什么道理,陪同人员说他也不知何故,似乎也是第一次发现,据说可能是发现前边有残疾人。
噪音污染几乎要把人们逼疯了。难道我们连这个污染也治理不了?


第8版(副刊)
专栏:

岁月的踪迹 傅 红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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