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美的探索者
贾植芳
我翻着施昌东的遗著——这本３０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一个探索美的人》，心中高兴与感激之情是自然的，但隐隐中也夹着一丝心酸：这终于是他的最后一部书了！
历史有时也真会安排一些戏剧性的场面。３０多年前，我是最早阅读过施昌东初期一些作品原稿的人，又何曾料及会在今天为他的最后一本遗稿作序呢？那时候我方近不惑之年，而他还是一个２０来岁的青年学生，１９５５年的所谓反“胡风集团”的政治运动中，他作为我的一个学生，竟然继我之后，也以“分子”的罪名系狱经年；“教育释放”后，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中，又以“翻案”罪名被划为“右派分子”……总之，２０多年来，他就在“左”的魔掌下，翻来覆去地在苦难和折磨中打滚和挣扎……
《一个探索美的人》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以自身经历为素材，处处闪烁着生活真实的光芒。然而艺术的构思与表现手段使它脱离了生活的原型，写出了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成长史，写出一个美的探求者，在美被毁灭着的历史条件下对精神理想的苦苦追求，以及他的悲惨遭遇。这样的主题，在当代生活中显然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美学意义，其深刻性与尖锐性，也更加触目惊心。
一个人民的共和国里，竟然要无端地猜疑、排斥、甚至迫害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何况是自己培养起来、对祖国对人民以及对革命事业都满怀忠诚、一腔热血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样的悲剧也就不奇怪了。它并非是５０年代泛滥起来的极左思想路线所独有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现象，是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下知识分子常见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权的开明与专制，往往表现在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在农业经济与务实传统统治下的中国，存在着这样一个庞大的从事精神领域工作的“士”的阶层，他们一不可能搞宗教，二不可能搞自然科学，只有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转向知识领域，“学而优则仕”，只有通过出仕途径才能实现知识分子的理想价值与自身价值。这一阶层虽有知识但无实权，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体，它必须借助于政权的统治者的力量来实现自我，这就决定了旧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们始终忠于王朝，希图依附于朝廷的力量来实现自我；另一方面，又必然独立地使用自己的知识才华，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千方百计地宣扬自我的个性。“士”与皇权，总是处于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之中：它对开明的皇权主义者来说，是一种正的力量，所谓“明君贤臣”的理想境界即产生于此；它对专制的皇权主义者又是一种负的力量，抛弃民主就必须抛弃知识分子，从周厉王用暴力弭谤，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直到汉末党锢，明末东林党以及清朝文字狱，以至成为中国统治者的政治传统与心理积淀，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壮而不得不然的历史命运。我们今天从施昌东小说里所读到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正是这种历史悲剧在当代生活中的翻版与重演。五四时代在欧风美雨的袭击下刚刚萌生的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与个人主义的叛逆性格，在这部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它写的是一种屈原式的忠诚，司马迁式的悲愤，历史上多少忠臣义士所一再重演过的故事，然而深刻性也在于这里。它有力地揭示出极左思潮只不过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在２０世纪的死灰复燃和特殊表现形式。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极左思想路线与中国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我以为《一个探索美的人》就是一部可以照出这历史渊源的镜子。
如果从纯艺术的高度去衡量，这部小说还存在着不少弱点，但这已经是难以弥补了——如果作者还活着，他一定会付出同样巨大的心血来修改它和完善它。——但是它确实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悲剧是否存在着？这是一种探索，主人公所追求美与探索美的过程，也正是美在社会生活中被扼杀和被毁灭的过程，这部小说的最大价值就在这里。它又写出了主人公在逆境中怎样与一再降临在他身上的悲剧命运作不屈斗争的经历和他为追求美而作出的献身精神，从而又给人一种信念上的鼓舞力量，显现出生活深处的若干亮色。
施昌东同志在生活的泥泞中蹒跚地跋涉，但他的目光一直向前，虽然天色尚且朦胧幽暗，但他凭藉着满腔热力和坚韧的精神，终于走到历史的光明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昌东看到了光明与春天，并在看到了自己朝夕追求的理想终于开始实现以后，精疲力竭地倒下了。３年以前，我在他的悼念会上说：“我本来应当是他走向知识海洋的带头人，结果反而倒成了他苦难生活的引路者，现在以我６８岁的年纪来为才５２岁的学生办理丧事，这于我说来是彻骨的痛苦和无尽的悲哀”。这种情绪至今仍然沉重地支配着我，未曾有过半分的减轻。现在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热情支持下，昌东的最后一部遗稿问世了，这对于我是一种很大的精神上的安慰。
第8版(副刊)
专栏：
心碑
叶永烈
陶勇将军当年的老秘书沈旦华提起一桩往事，根据他的线索，我在上海西南郊一条僻静、狭小的弄堂里，叩响了一间小屋的门扉。
小屋的主人正坐在轮椅上。１９７９年一场车祸，使他半年不省人事。如今好了一些，能由妻子搀扶着颠颠巍巍走几步。五十来岁，头发已黑白参半了。他可说是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原先是农民；１９５４年，上海龙华火葬场扩建时，征用了他耕种的土地，于是成了焚尸炉的一名炉工。
他叫蔡其家，知名度等于零。
１９６７年盛夏的一个上午，一辆蓝白相间的接尸车，在一辆绿色的吉普押送下缓缓驶入龙华火葬场。那天在炉前上班的，正是蔡其家。递给他的焚尸牌上，赫然写着死者如雷贯耳的大名——“陶勇”！牌上还注明“不要骨灰”。他不禁一怔。连他这个文化粗浅的殡葬工人，也知道陶勇是身经百战的将军，功勋显赫的海军副司令、东海舰队司令。望着将军那由于冰冻过久而变形的遗体，望着三个凶神恶煞的押解人员，他知道将军蒙受了不幸。
陶勇遗体被推进焚尸炉，三尊凶神跳上吉普车扬长而去。蔡其家松了口气。出灰时，他不动声色，把陶勇遗骨单独放在炉子的一边。
中午，趁别人休息，他把将军的遗骨悄悄装入一只铁畚箕，拿起铁锹，独自来到附近的假山上。他在三棵冬青树中间挖了一个近一米深的土坑，倒进骨灰。为了日后便于识别，他放入写着陶勇名字的搪瓷的焚尸牌，含泪埋好——这一切，只他一人干，对谁也不说。
我问他为什么冒死保存陶勇遗骨，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敬仰这些老将军。”
话说得诚朴又深刻。陶勇将军含恨九泉，但他的业绩与世长存。确实，为人民奉献一生的，人民会在心中为他矗起一座丰碑。
中国阴沉的天空好容易透出一丝蓝色。１９７５年１月５日，邓小平同志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毅然写下这样的批示：“陶勇同志是有战功的，要为陶勇同志昭雪。”
消息飞快传到东海舰队。龙华火葬场一位职工的爱人在那里工作，闲聊时说起了“北京消息”。
“真的吗？”蔡其家眼睛一亮。
“真的。听说要为陶勇开追悼会哩。可惜，陶勇的骨灰没有了……”
“陶勇的骨灰还在！”蔡其家透露了秘密。
舰队派人陪着陶勇子女赶赴龙华火葬场。蔡师傅带领他们来到那座假山，找到那三棵冬青树。陶勇子女紧紧地、久久地握住蔡其家的手，满眼泪水。他们敬佩自己的父亲，也敬佩这位普通工人。
不久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陶勇的追悼会没有开成。
直至陶勇将军遇害十周年之后——１９７７年夏天，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为陶勇英魂昭雪。老战友李先念、粟裕、陈锡联、许世友、苏振华等出席了追悼会。在庄重肃穆的气氛中，陶勇遗骨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蔡其家迄今仍然普普通通。然而，正是这位平凡的工人，在将军落难、蒙受恶名之际，袒露出他圣洁的心扉。
我因而想起，也是在上海一条窄窄的弄堂里，一位名叫江小燕的街道工厂的女工，在严寒的日子，冒着生命危险声称自己是傅雷的“干女儿”，挺身而出，保存了大学者大翻译家的骨灰。
她的行动，也是那样质朴，那样高尚。
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
第8版(副刊)
专栏：
钓
宋和平
钓风平浪静的湖面
是你的一页稿纸
你用垂直的想象
钓着一首首弹动的诗
一切都溶进了笔触
溶进了你的旷达和飘逸
其实即使什么钓不上
又有什么关系
今天的生活
本来就是一首浓烈的抒情诗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官场答问学”
鄙人不才，准备创立一门“官场答问学”，请允许我先摘几段文字，以飨读者：
“如果这个问题牵涉面大，就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急需综合治理’；或者‘这个问题一定能解决，但需要几方面的条件，目前我们正在为努力创造这些条件而努力’”；
“如果问题超出本职范围，那可说：‘我们一定向上级反映，争取得到上级的理解’”；
“如果近期没有时间解决，不能作出明确答复，那就说：‘请你把问题用书面挂号邮寄给我们。这样可以争取几天时间’”；
“如果来访者提的问题您忘记了，宜说：‘你的要求我们知道，是否再说说细节，具体一点’”；
“如果根本不想接手这个问题，可说：‘这个问题你找分管的同志比较合适’”；
“如果想回忆上次提的问题或寻找来信，宜说：‘我们还在研究你提的问题’”……
这一连串的“如果……”，并不是出自某篇讽刺性的文章里，而是一份报纸，以一本正经的面孔对读者所进行的训诫。所述的种种“如果”，亦即为官之答话技艺，诸如“答非所问法”、“王顾左右法”、“拖延时间法”、“踢皮球术”、“说假话术”、“言而无信术”，等等。
“官场答问学”可是一门学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对上学”、“对等说”（对同僚的处世学问）等诸章。其中包括“拍马法”、“抬轿术”、“登龙技”、“倾轧艺”等许多精采之学问。
别人创立新学科，无不希望它能长久，永留于悠悠后世。鄙人刍议创立的这门新学科，却希望它短命，越短越好。
王若谷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名著改编小议
陈思和
古人写出一部小说或者戏曲，大概很少考虑它的经济效益，也没有想到可以靠它来不朽。当时的风气，小说戏曲常为正宗的文人瞧不起，只要写出来了有人读诵，有人传抄，有人演出，作者就心满意足了，更不会想到要写些作家小传之类的东西留诸后世，以至弄得现代一批学者疑神疑鬼，连《红楼梦》、《水浒》的著者属谁还需大费脑筋。
然而他们的作品还活着，还流传在人世间。几百年来的禁书、焚书、战乱、沦亡、文字狱、封建迷信等等，使文化典籍失散了无数，唯独文学名著大多无恙，至今依然生气如故。究其缘由，是因为它们始终在民间流传，成为普通人民的精神食粮。一部藏于深宫的《永乐大典》，只与贵族皇室的命运连在一起，皇室倒了霉，它也跟着沦落，流失于异域。而文学名著是属于人民的，人种不绝，名著也将长存。古人地下有知，会为此发出“书比人长寿”的叹息。
名著的生命力，往往表现于它的普及性，至于用什么形式普及，那并不重要。因为有原著在，从影视戏曲中产生了对文学名著的爱好，再去寻原著来细细研读，进一步理解名著本身的思想艺术境界，这也没有什么坏处。近年来，名著大量被改编成电视戏曲，本是件普及古典文学的好事。当然，因为艺术样式的不同，对名著的思想内容、情节安排都会作出不同程度的删改，这是正常的；有的改编得好些，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有的改编得差些，受到人们的指摘，进而引起争议，也是正常的。如果当年《水浒》、《三国》没有大量说书艺人的再创造，如果《红楼》、《西厢》没有被改成昆曲、京剧、越剧等各种戏剧演出，如果《西游记》、《聊斋》没有被拍成各种电影电视，它们仅有文学原著的面目（有些还是文言文），能否为千百万普通人民所熟悉，能否在下层人民中间成为老幼皆知的作品，我很怀疑。
可是偏有为古人操心者，总不愿见到文学名著为千百万普通人所接受，仿佛一为俗人欢迎，便降低了名著的格调，于是深恶痛绝。本来，文学名著一旦改成其它样式（如电视剧），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作品，我们讨论它的得失成败，应该是从这个艺术作品本身的特点来着眼，而不应以文学原著为绝对的参照系，以为原著的一字一句都不能更改。那些认为电视剧是“歪曲”了原著的论者恰恰忘记了，任何文学作品一旦与读者的主观情绪发生交流，总是烙上读者的主观色彩，也就是已经被读者的主观情绪所“歪曲”了。
现在影视事业发展迅速，利用现代艺术手段来改编名著，使大量无暇或者无能力去读原著的群众多少了解一点文学名著，是应该得到鼓励的。当然，质量有待提高，态度更需严肃，批评亦应持之以理。
第8版(副刊)
专栏：诗画配
看谁跑得快
苏醒（六岁）画 石一宁配诗
阿凡提和七品芝麻官，
骑着毛驴比赛跑。
芝麻官笑哈哈：
“我的毛驴不喂草，
照样跑在最前头！”
阿凡提微微笑：
“终点还未到，
别高兴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