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不妨一试
——“剧场班底制”小议
翁思再
目前，各地京剧舞台都不甚景气。以上海为例，８０年代初尚能每月保持演出６０场左右，到了１９８７年上半年，平均每月只能上演１６场左右了，１９８７年的６月至１１月间，甚至出现了五个多月无外地剧团登台的情况。这当然有其艺术上的原因，然而它所呈现的现行演出体制上的弊端，也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探讨。
京剧剧目可分为三类：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古装戏。这三类戏的观众层次、欣赏方法都有所不同，现在舞台上演的主要是传统戏，以老观众为主，他们主要是看“角儿”（即名角），要求各地的“角儿”流动，否则老看本地演员的“老面孔”，便会失却新鲜感。然而，按照现在的演出体制，“角儿”巡回演出时，往往要领整个剧团，生旦净丑、旗罗伞报、龙套宫女、全堂乐队，乃至盔箱衣箱、灯光道具……如此规模的“辎重”，“人头费”、差旅费、运输费不胜负担，各剧团怎敢轻易“流动”？即使“流动”起来了，情况也不好，现在剧场的演出费用，包括场租、住宿、水电等，也比往年提高了不少，各剧团为了保本，不得不相应提高票价，然而观众大部分经济收入有限，每月能够掏出几次两元五角钱来看戏呢？于是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演出成本提高—涨票价—观众减少；又由于多数剧团“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便形成了另一个恶性循环：舞台实践少—难出人才—演出质量降低—观众进一步减少。如此周而复始，“京剧市场”岂能不萎缩？
为使剧团“轻装上阵”，几年前文化部门开始试行“演出队承包制”或个人“走江湖”等演出方式，然而在推行过程中，仍有许多困难。比如，五六十人的演出队，虽比以前规模小些，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仍须携带全套辎重，实际在台上唱戏的，还是个别名角，“人头费”之类的负担依然很重。上海最早实行承包的试点单位：“童祥苓演出队”、“李炳淑演出队”，现在都已经偃旗息鼓。另一种个人或小组“走江湖”的演出方式，没有当地剧团、剧场两方面的配合，缺一不可，而中间环节一多，麻烦事也就多起来了。最早试行个人“走江湖”的孙爱珍，因困难重重而步履艰难，难以为继。在上述方式之外，引人注目的是，去年曾有三位“京角”结伴南来，自费租用了上海京剧院的全套班底和中国剧场，用“倒承包”的办法进行演出（即不是由当地剧团承包外地名角，而是以外地名角承包当地剧团）。尽管因缺乏经验，各方面支出过大，最终还是赔了本，但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如果由剧场出面，组建一个配角班底剧团，实现场团合一，外地名角前来，不就可以真正实现“轻装”，演出成本也大大降低了吗？
“铁打的班底，流动的角儿”，这种被称为“剧场班底制”的演出体制，其实早已有之。从前，上海的一些著名的京剧场子，都有自己的“底色剧团”，直到５０年代，上海还有五六个剧场保留着自己的班底，致使名角争胜，演出繁荣。１９５８年以后，在“一大二公”的浪潮中，各地兴起组建大剧团，致使剧团与剧场分离，而正在流动的“角儿”便大都就地安营扎寨，成为国家大剧团中的一员，“剧场班底制”从此取消。回首往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公有制的大剧团，在创作、排演新剧目时，有其较大的优势；而“剧场班底制”，在名角巡演传统戏时，有利于搞活演出“市场”。因为我们的方针是“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古装戏”的“三并举”，所以，目前单一的“大院团制”显得不适应，应另建“剧场班底制”与之相辅相成。
文艺演出体制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过去，我们较多注视剧团体制改革，忽略了剧场体制改革，看不到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今天，若能有一部分剧场实行班底制，既能为剧团“消肿”下来的人员提供出路，又能为名角的流动演出提供依托，这样，剧团体制改革就顺利得多。不妨设想，将来只保留若干个角色齐全的京剧团，专攻实验性的新剧目（包括现代戏、新编古装戏），其余演员，一部分随个人挑班的名角组成巡演小组，另一部分去剧场当班底，专门演出传统戏。这种多层次的演出结构，能与多层次的剧目和观众相一致；这种国家、集体、个人三种所有制并存的新型演出体制，也许能促使京剧界的“生产关系”适应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第8版(副刊)
专栏：
莫名其妙的“玉掌图”
李庆宇
旧北京的老天桥，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煞是热闹。不过已绝迹多年了。热心者久欲恢复，原本无可厚非。今年春节，带孩子去逛北京龙潭湖庙会，不料老天桥复现于兹！赫赫然三个大字“逛天桥”吸引了不少游客。
里面恢复了不少老天桥传统的把戏，倒真使年轻人开了眼界。但不知为什么，庙会竟连“看相”也一并恢复了。进了“天桥”，迎面一幅很大的“玉掌图”，上面画着“手相”示意图，不远处，是一个看相摊，横幅写着“张半仙”，两侧写着“未卜先知”，“占问吉凶”等，颇引人注目。
真不料，绝迹多年的、被明令取缔的、充满迷信色彩的“看相”活动，居然作为春节文娱活动的项目又堂而皇之地复活了。近两年，经常听到有些好事者，把“看手相”、“看面相”等说成是“科学”，地摊也有《相书》、《生肖算命》小册子等非法印刷品出售，还有的用电脑进行算命，把迷信活动涂上一层科学的色彩。如果作为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也未尝不可，但若当起真来，像“天桥”一样美其名曰：“看相咨询”，不仅自欺欺人，甚至害人。
作为一个经过有关方面批准的春节文化活动，“推出”了看相这种充满迷信色彩的项目，实在不该。恢复传统文化应有良莠之分，有精华和糟粕之别。在近几年，什么“造坟”、“看风水”以及巫婆神汉也都乘机复活，已经够害人的了。问题是，作为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者绝不能也不应该火上加油。
第8版(副刊)
专栏：
满江红 龙年迎春
胡绩伟
六届龙年，匆匆去，童心鹤发。回首望，艰辛拚搏，酸甜苦辣。蛇舞龙飞褒与贬，唇枪舌剑冲和杀，沥心血，誓作孺孙牛，添砖瓦。
狐群害，能不刹？阋墙斗，须休罢！促人民主宰这新天下！！千鸟开怀歌喜乐，百花竞放争嫣姹。驱兔迎龙，煦煦春风，亲亲刮。
笔者生肖属龙，经历六届龙年，匆匆已近七十二岁了。五十多年新闻工作，笔走蛇龙，尽心尽力，壮志未展。庆幸兔年去、龙年来。可喜鹤发童心，古枝叶盛，至盼坚持党的双百方针，尚能多献晚辉余热。
第8版(副刊)
专栏：影视窗
神圣忧思：瞩望孩子的未来
——评“童影”新片《招财童子》
黄式宪
或许是我的感情比较脆弱，当那几个叫香妮、柿叶、天宝的农村孩子的现实境遇，被艺术家的笔触或悲或歌、或谐或谑地勾画于银幕上时，我的心不禁一阵阵作痛，苦涩的泪不由得潸然而下。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新片《招财童子》（编剧王秉林、张良，导演刘国权），在儿童题材领域内是独有开拓的，孩子的形象不是自囿于一片稚气可掬的狭小世界之内，而是被严峻地融会于成人的激烈动荡的现实世界之中，使影片的总体艺术构思获得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感、时代感。影片既是献给小观众们观看的，同时也带给父母们、师长们以及一切瞩望于孩子成长、瞩望于中华民族兴旺的人们以有益的启迪。
在当今农村，有相当一些境遇相类于香妮、柿叶、天宝的孩子，被迫弃学而卷入勤稼穑、学手艺或五花八门赚钱的营生。据国家教委统计，全国农村小学“流生”率，近年已达５０％左右。北京郊县某中学的老师去家访，家长反问老师：“你们有文化，你们有学问，你们挣几个钱？图啥？……”老师哑然。
这些正值学龄却被从学校里拉走的孩子，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在这部影片里，香妮被拉到庙会上赶市卖艺或赶红白喜事的唢呐班子里，成了父亲掌上的“招财童女”；柿叶才１５岁，母亲故世后，她那不务正业的爹，从“焚书”逼其退学到昧着良心逼她嫁给马掌柜家的傻儿子以偿还债务，非但将女儿受教育的权利剥夺殆尽，险些连女儿终身的幸福都毁于一旦；天宝那开羊汤铺的后爹，居然巴望着儿子考试不及格，好拉其退学帮自己做生意。孩子们自发地展开了一些微弱的抗争，于是出现了香妮、天宝顶撞父亲（甚至是小小的“恶作剧”），柿叶以泪洗面并抗婚（炕上３个幼小丧母的妹妹，出于天真的愤怒而执炕帚捶打父亲）等诸般令人难堪的场景和动作。这样严峻的艺术笔触，在以前的儿童片创作中或许是被认为犯忌的，老办法是：给现实抹上一层温情而美丽的色彩。这样做，果真能有助于孩子对社会的认识或者思想的成熟吗？这是很可以令人怀疑的。
《招财童子》敢于如此一反旧例、落墨严峻，我以为，其间正深深寄寓着创作者对现实的如火如炽的反思。影片中一群孩子的遭遇，显然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某种令人揪心作痛的严重性和普遍性的。如果不敢面对或不能及早认识这一点，长此以往，势将出现“文明的断裂”。据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所作的统计，“就在今天，全国每４个人中就有一个文盲或半文盲”，难道这还不够触目惊心么？！教育的失去平衡，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亟待调整，倘仍漠然置之（或安之若素），历史的报复，在明天到来时，势将比今天更冷酷、更严峻。
神圣的忧思在燃烧，著名的女作家冰心，年逾八旬高龄仍不倦地命笔，她呼吁、她请求，更多地关心中小学教师的处境、更多地关心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吧！
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当前正在经历着新旧更替的蝉蜕之痛。改革之兴，泥沙俱下，金钱拜物教沉渣泛起，这本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从回避的一个带历史性的现象。于是，那古老的“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竟被“一切向钱看”的世俗之见击得“斯文扫地”。“读书唯贵”固属封建的历史垃圾，但“知识唯贱”的现代潮声，岂不是更有害于我们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腾飞么？！影片中或目光短浅或迫于穷困而断送孩子学业的父亲们，既有负于孩子，又有负于历史，未尝不具有一定的历史警醒意味？
鲁迅早在七十年前曾就封建礼教吃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招财童子》这部儿童电影的可贵的现实品格在于，充盈着一种时代的神圣忧思，这忧思又是浸渗于艺术形象的血肉及其命运历程中的，我们仿佛再一次听到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为保障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而呐喊，为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亟待调整而呐喊。
第8版(副刊)
专栏：
马踏湖遐想
赵大年
假如北京城所有的街道和胡同统统变成了碧波荡漾的小河，千家万户的门口都拴着小木船，人人以船代步，就连你打发孩子去杂货铺买盐打醋，邀邻居的老头儿过门来下盘棋，以至青年男女谈恋爱，全得划船的话，那么，蜚声全球的水都威尼斯也要相形见绌了吧？
朋友，我说的是亲眼所见的真情实景。这个“东方威尼斯”竟然有４个老北京城那样大！神奇得无法形容。
这方圆１００平方公里的马踏湖区，有几万户水边人家。户户连水，家家行船，总共有２０００多条可以行船的河道把大家联结在一起。谁也说不清这些小河朝什么方向流淌？然而它们又是活水，都在流动，是相互沟通的一个整体。
马踏湖，她不仅是山东省桓台县人民的掌上明珠，依我看，简直是人间绝景，自然奇观！稍加开发，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名句就会受到挑战了。
我们乘小木船——不是游艇，很象洞庭湖滨的浅底采莲舟，离开了石桥洞下的小小码头。此时还在镇内，有点像苏州的小桥小河；两三分钟之后就进“湖”了。根本没有宽阔的水面。许多河道真像北京的小胡同，随时绕过丁字路口、十字路口、Ｙ形三岔口，四通八达。河面大多被翠绿的浮萍覆盖，茂盛的水葫芦开着紫色的小花。可惜不是盛夏，看不见白莲粉荷了。两岸都是茁壮的芦苇，深绿颜色，高两三丈，密集如墙。
导游的宣传干事如数家珍：“这芦苇是湖区第一件宝，护河堤，保台田，自然生长，像百年韭菜千年竹笋，割不完砍不绝，一根苇子就卖两毛钱呐！”
这２０００多条河道总共有多长的河岸？它们纵横交错，要分割出多少块台田？这台田的四周一共生长多少芦苇？卖多少钱？我算不出来，同主人一起探讨。
说起马踏湖的成因，撑船的艄公讲得头头是道：两千多年前，齐桓公争雄列国，在齐都（临淄）西北筑盟台（桓台），大会诸侯，结盟称霸。当年，各路诸侯都率领着千军万马，来此会盟，昼夜操演方阵。这千军万马踩踏出来的“马道”，就是后世的两千多条河道，所以叫做马踏湖。
我们来到了“湖”中的五贤祠。建筑虽不宏伟，却很别致，既像佛家的庙，又像道教的观。祠堂里供奉着孔子、关公、诸葛亮等五位圣贤的金身。中国人历来讲究兼容并蓄，集儒家、法家、佛教、道教于一堂的寺庙并不少见，这大概也是我们的度量和长处吧。
登上刚刚刷了红漆的望湖台，马踏湖一望无垠的满目翠绿，令人心旷神怡。再也分不清哪是河网哪是台田了，只有层次不同的各种绿色。
“这也是几百里青纱帐啊！”一位河北省的朋友说，还提到了白洋淀的水上游击队。
宣传干事立刻把话接过来：“马踏湖不是白洋淀，却有着同样的抗日英雄。日本鬼子一个旅，钻进湖里就陷入了迷魂阵，到处挨打，死伤过半，再也不敢进湖了……只可惜没有哪位作家把这里的故事写成书！”
听了这话，我没敢开腔。心想，迟早有一天，写个剧本，到这儿来拍一部电影。我们文艺工作者有这个义务，把旖旎绝伦的马踏湖介绍给广大观众。
第8版(副刊)
专栏：
春〔国画〕
汤文选